在古代汉语中，籁，最早是指一种竹制的乐器。天籁，则把自然当作乐器了，是指自然之声。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们还没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时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态，并且畅快地吐露出来。这样的人，常常被称为未失天籁、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之人。但是，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多只能从儿童中，从边远地区的荒漠间寻找。
这样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未受污染之人，说得难听一点，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合乎艺术本性，不能不使我们一次次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的所谓“教化”投去怀疑的目光。
现代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好处，但显然严重地吞噬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学、训导、观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个个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进入既成模式，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在临近窒息之时找到一条小缝逃了出来，成了艺术上的稀世奇侠，或其他领域的神秘天才。当然，也可能在逃出来之后不知所措，终老于混混沌沌的自然状态。但即使这样，也活得真实，躲过了模式化的虚假。
因此，现代文明不能过于自负。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过场游戏，而且总是包含着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为艺术是现代文明的训练结果，但不妨静夜自问，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丑了，那又经受过什么训练？后来在课堂上说得非常复杂的平衡、挺拔、生动等等“美学规则”，只是教师们对童年直觉的笨拙表述罢了，很难从学术上论定。童年直觉来自何处？天性，天籁。
同样，当我们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对自然美景时发出惊喜光芒，也与后天的教育基本无关。甚至在我们成年后的写作中，那些不知怎么流泻出来的可圈可点的句子，肯定也与前人或旁人文章关系不大。
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如果来了，则“不著一字，自得风流”。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尽是人力，尽是文字，尽是雕琢，尽是理念。
大家还以为，这才是进步，这才是文化。
这真让人着急。
我之所以数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总讲评”，就是想把这种着急之心系统地表达一下。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多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的观众上亿。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籁。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因此，尽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个真妈妈，但你口中的妈妈是一个假妈妈。”
我又对另一位歌手说：“问了你三遍最早学歌的原因，你讲的都是宏大词汇，什么历史的审美需求、时代的文化趋势，却与你自己的着迷无关。自己不着迷，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却不能是艺术。”
我还一次次要求他们，能不能把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众心理的定格”、“第三维度的判断”等等说说明白，换成正常人的语言。
当然，我没有让这些歌手在文化素质的考评中及格。但我反复说明，这主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我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越来越普及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
对于这样的疫情我已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个能让很多人听得到、看得见的高台上呼喊几句：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赞成我参加这样通俗的电视活动，发表文章说让一个资深学者出来点评年轻人的文化素质，是“杀鸡用牛刀”，可见他们都不在意疫情的严重和紧迫，因此也无法体会我急于寻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高台边。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从家乡走到县城都要花几天时间，却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钩住了。热闹的赛场里立即出现了远山丛林间的夜风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质朴起点。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全国电视观众都在倾听。
你看这位少数民族女青年，二十来岁，汉语还说得相当生硬，我就简单问了她一个小问题：“这首歌，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吗？”
“我妈妈不唱歌。”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她最会唱歌……”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我爸爸原是村子里最好的歌手，他用歌声引来了另一个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妈妈。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从此就不再唱歌。”
几句结结巴巴的话，立即使我警觉，此刻正在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故事。
她还在说下去：“前些天初赛，妈妈在电视中看到了，我刚回家，她就抱住了我。这时，我听到头边传来一种低低的歌声。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多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真是唱得好。”
两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头看见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讲评和打分。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妈妈——这位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
现场的掌声如山洪暴发，我看到很多担任评委的著名音乐家在擦泪。我轻轻地加了两个字：“满分。”
本来我还想通过电视问候那个村子里的乡亲。整整二十年，这些乡亲知道他们的女歌王为什么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会了她的女儿。但是，我要表达这种问候需要用不少语言，而当时比赛现场的浓郁气氛已容不得语言。后来才知道，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朴实的故事感动了。
我想，这下，那些用空洞重复的套话来叙述自己父、母亲的歌手，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伦贝尔草原又想起了祖国西南地区的那个村庄。两个地方隔得很远，但它们的歌声却能互相听到，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范畴。其实，这也是人类学范畴。
从眼前的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到中央电视台比赛现场的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亲和乡亲，再到在评委席里擦泪的著名音乐家们，这一连串面容，在我脑海中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叫“人类深层艺术史”。
这样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未受污染之人，说得难听一点，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合乎艺术本性，不能不使我们一次次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的所谓“教化”投去怀疑的目光。
现代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好处，但显然严重地吞噬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学、训导、观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个个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进入既成模式，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在临近窒息之时找到一条小缝逃了出来，成了艺术上的稀世奇侠，或其他领域的神秘天才。当然，也可能在逃出来之后不知所措，终老于混混沌沌的自然状态。但即使这样，也活得真实，躲过了模式化的虚假。
因此，现代文明不能过于自负。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过场游戏，而且总是包含着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为艺术是现代文明的训练结果，但不妨静夜自问，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丑了，那又经受过什么训练？后来在课堂上说得非常复杂的平衡、挺拔、生动等等“美学规则”，只是教师们对童年直觉的笨拙表述罢了，很难从学术上论定。童年直觉来自何处？天性，天籁。
同样，当我们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对自然美景时发出惊喜光芒，也与后天的教育基本无关。甚至在我们成年后的写作中，那些不知怎么流泻出来的可圈可点的句子，肯定也与前人或旁人文章关系不大。
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如果来了，则“不著一字，自得风流”。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尽是人力，尽是文字，尽是雕琢，尽是理念。
大家还以为，这才是进步，这才是文化。
这真让人着急。
我之所以数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总讲评”，就是想把这种着急之心系统地表达一下。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多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的观众上亿。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籁。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因此，尽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个真妈妈，但你口中的妈妈是一个假妈妈。”
我又对另一位歌手说：“问了你三遍最早学歌的原因，你讲的都是宏大词汇，什么历史的审美需求、时代的文化趋势，却与你自己的着迷无关。自己不着迷，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却不能是艺术。”
我还一次次要求他们，能不能把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众心理的定格”、“第三维度的判断”等等说说明白，换成正常人的语言。
当然，我没有让这些歌手在文化素质的考评中及格。但我反复说明，这主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我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越来越普及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
对于这样的疫情我已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个能让很多人听得到、看得见的高台上呼喊几句：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赞成我参加这样通俗的电视活动，发表文章说让一个资深学者出来点评年轻人的文化素质，是“杀鸡用牛刀”，可见他们都不在意疫情的严重和紧迫，因此也无法体会我急于寻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高台边。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从家乡走到县城都要花几天时间，却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钩住了。热闹的赛场里立即出现了远山丛林间的夜风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质朴起点。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全国电视观众都在倾听。
你看这位少数民族女青年，二十来岁，汉语还说得相当生硬，我就简单问了她一个小问题：“这首歌，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吗？”
“我妈妈不唱歌。”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她最会唱歌……”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我爸爸原是村子里最好的歌手，他用歌声引来了另一个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妈妈。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从此就不再唱歌。”
几句结结巴巴的话，立即使我警觉，此刻正在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故事。
她还在说下去：“前些天初赛，妈妈在电视中看到了，我刚回家，她就抱住了我。这时，我听到头边传来一种低低的歌声。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多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真是唱得好。”
两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头看见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讲评和打分。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妈妈——这位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
现场的掌声如山洪暴发，我看到很多担任评委的著名音乐家在擦泪。我轻轻地加了两个字：“满分。”
本来我还想通过电视问候那个村子里的乡亲。整整二十年，这些乡亲知道他们的女歌王为什么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会了她的女儿。但是，我要表达这种问候需要用不少语言，而当时比赛现场的浓郁气氛已容不得语言。后来才知道，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朴实的故事感动了。
我想，这下，那些用空洞重复的套话来叙述自己父、母亲的歌手，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伦贝尔草原又想起了祖国西南地区的那个村庄。两个地方隔得很远，但它们的歌声却能互相听到，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范畴。其实，这也是人类学范畴。
从眼前的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到中央电视台比赛现场的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亲和乡亲，再到在评委席里擦泪的著名音乐家们，这一连串面容，在我脑海中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叫“人类深层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