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草原，还有点冷。
在呼伦贝尔的一间屋子里，我弯着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来自草原深处，都是少数民族。我已经问过他们的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之间。
把他们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纪言先生。他六岁之前也是在呼伦贝尔度过的。现在他是个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来于世界各大都市之间，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一两句有关草原的歌声依稀飘过，他就会怆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处搜寻。他说，有关童年的其他记忆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歌声。
人人都有童年，每个童年都有歌声。但是，大多数童年的歌声过于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脚步挤碎。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只有它的歌总是舒展得那么旷远而浩荡，能把所有游子的一生都裹卷在里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获得奇特的体验。有一年冬天，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汇集在北京，占满了一家餐厅的每一张桌子，我坐在他们中间。才欢叙几句，一个学生的喉头不经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长调，刹那间，整个餐厅就变成了一个此起彼伏、回荡涡旋的交响乐队，我左顾右盼，目不暇接，最后只得闭起眼睛，承蒙着一个巨大音箱的笼罩。这种笼罩与置身于一般的歌咏会中全然不同，因为笼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体的歌声，而是一种忧郁、低沉而又绵远的气压。
这样的场合我后来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学生，也未必有那么多人，只要是与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声总会慢慢响起。
唱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相信，这是席慕容女士写那首短诗时没有预料到的。她在诗中告诉人们，父母亲即使把家庭带到了天涯海角，也会把描摹家乡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课。结果，她只是在诗中轻轻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动了。
能够让一个成年人自称“孩子”的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让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纪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伦贝尔，来寻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其他孩子的。他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像席慕容女士一样来寻找父亲的童年。他们父女俩不必讲很多话，这儿的朋友一听就懂，帮着寻找。席慕容女士闻讯，也从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发，七拐八弯地赶来了。
谁都知道，这种寻找既属于个人，又不属于个人。
在呼伦贝尔的一间屋子里，我弯着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来自草原深处，都是少数民族。我已经问过他们的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之间。
把他们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纪言先生。他六岁之前也是在呼伦贝尔度过的。现在他是个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来于世界各大都市之间，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一两句有关草原的歌声依稀飘过，他就会怆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处搜寻。他说，有关童年的其他记忆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歌声。
人人都有童年，每个童年都有歌声。但是，大多数童年的歌声过于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脚步挤碎。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只有它的歌总是舒展得那么旷远而浩荡，能把所有游子的一生都裹卷在里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获得奇特的体验。有一年冬天，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汇集在北京，占满了一家餐厅的每一张桌子，我坐在他们中间。才欢叙几句，一个学生的喉头不经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长调，刹那间，整个餐厅就变成了一个此起彼伏、回荡涡旋的交响乐队，我左顾右盼，目不暇接，最后只得闭起眼睛，承蒙着一个巨大音箱的笼罩。这种笼罩与置身于一般的歌咏会中全然不同，因为笼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体的歌声，而是一种忧郁、低沉而又绵远的气压。
这样的场合我后来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学生，也未必有那么多人，只要是与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声总会慢慢响起。
唱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相信，这是席慕容女士写那首短诗时没有预料到的。她在诗中告诉人们，父母亲即使把家庭带到了天涯海角，也会把描摹家乡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课。结果，她只是在诗中轻轻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动了。
能够让一个成年人自称“孩子”的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让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纪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伦贝尔，来寻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其他孩子的。他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像席慕容女士一样来寻找父亲的童年。他们父女俩不必讲很多话，这儿的朋友一听就懂，帮着寻找。席慕容女士闻讯，也从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发，七拐八弯地赶来了。
谁都知道，这种寻找既属于个人，又不属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