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格扭曲外，科举制度还不得不对考生进行一次严重的人格污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如果不推荐，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在当时，这不算作弊。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例如请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没太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作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枪手”，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于是，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查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几百年反作弊的夸张行动，也给中国文化本身带来一个毛病，那就是特别注意记忆功能。直到现代，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而不是创造功能。我认为，这完全是出于那些挟带不成的考生对于不必挟带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
反作弊的夸张行动，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战战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词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落第考生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不敢吱声。
又如，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
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这种麻烦连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这方面的长久对峙，挑动了中国文人在文史细节上数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国语文亲切、活泼、灵动的美好风范，变得刺猬般地不可接近。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如果不推荐，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在当时，这不算作弊。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例如请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没太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作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枪手”，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于是，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查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几百年反作弊的夸张行动，也给中国文化本身带来一个毛病，那就是特别注意记忆功能。直到现代，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而不是创造功能。我认为，这完全是出于那些挟带不成的考生对于不必挟带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
反作弊的夸张行动，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战战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词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落第考生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不敢吱声。
又如，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
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这种麻烦连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这方面的长久对峙，挑动了中国文人在文史细节上数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国语文亲切、活泼、灵动的美好风范，变得刺猬般地不可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