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大地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决定力量，那么，就让我们先来阅读大地。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却很少像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的君主那样长距离地去侵略别人。成吉思汗西进的路线很长，但他的王朝那时还没有统治中国。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国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硕果仅存、长久延续的原因之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细说。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好诗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和危难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
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
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例外，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在中国古代的流浪者中，我最认同的是李白。
其他那些伟大的流浪者都有明确的目的——主动的目的和被动的目的，只有李白没有。
没有明确的目的，流浪才算纯粹。
纯粹的流浪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他由此来理解生命的本质。
但是，他曾经假设过一个起点，那就是“故乡”。
那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成了历来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标志。其实，大家都有点误会他了。他的精神寄托，不在故乡。故乡对他而言，就像月亮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去，可唱而不可说。
这便是纯粹的流浪者心中的“故乡”。
他没有什么公务，天天无须上班，为什么不回一次他夜夜思念的故乡呢？
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故意要把自己置身在终身的“异乡体验”中。我同意这种说法。
终身的异乡体验，也就是永不回头的流浪者体验。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躯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和火车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和铁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研究文明，不是研究它的河床，而是研究它的流域，因此必然要穿越现代文明尚未抵达的荆天棘地。
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的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吗？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图，诗意顿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考，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简直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冻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的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去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人们都不敢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怆的含义，那就是：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告别中仍然会隐隐地裹卷着这种苍凉的意绪。
流浪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可付诸言表，有的则难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属于后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一出生便是自己，由此开始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
随着时代的发展，旅行的意义已超越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论述的幸福，原因是，不旅行的危害越来越显现。初一看，那个拒绝出行，拒绝陌生，拒绝脱离狭小坐标的群落，必然越来越走向保守、僵硬、冷漠、自私。于是，反倒是那些沉默地踏遍千山的脚步，孤独地看尽万象的眼睛，保留着对人类生态的整体了解，因此也保留了足够的视野、体察和同情。他们成了冷漠社会中一股窜动的暖流，一种宏观的公平。这就使现代旅行者比古代同行更具有了担负大道的宗教情怀。旅行，成了克服现代社会自闭症的一条命脉。
雷蒙德·威廉斯说过——
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和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但是，这里所说的漂泊经验对于普通社会的对抗，并不一定是社会改革的呼吁，更多的还是一种主体感受。感受的拓展和审美的产生，就已经形成对抗，而当这种感受通过文学方式、艺术方式或科学方式表达出来，对抗也就成了一个凯旋式的传播。
让人和自然更亲密地贴近，让个体在辽阔的天地中更愉悦地舒展，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遭遇人生坎坷前先把世界探询一遍，让更多的老年人能以无疆无界的巡游来与世界作一次壮阔的挥别，让不同的文化群落在脚步间交融，让历史的怨恨在互访间和解，让我们的路口天天出现陌生的笑脸，让我们的眼睛获得实证地理课和历史课的机会，让深山美景不再独自迟暮，让书斋玄思能与荒草断碑对应起来……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却很少像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的君主那样长距离地去侵略别人。成吉思汗西进的路线很长，但他的王朝那时还没有统治中国。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国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硕果仅存、长久延续的原因之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细说。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好诗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和危难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
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
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例外，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在中国古代的流浪者中，我最认同的是李白。
其他那些伟大的流浪者都有明确的目的——主动的目的和被动的目的，只有李白没有。
没有明确的目的，流浪才算纯粹。
纯粹的流浪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他由此来理解生命的本质。
但是，他曾经假设过一个起点，那就是“故乡”。
那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成了历来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标志。其实，大家都有点误会他了。他的精神寄托，不在故乡。故乡对他而言，就像月亮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去，可唱而不可说。
这便是纯粹的流浪者心中的“故乡”。
他没有什么公务，天天无须上班，为什么不回一次他夜夜思念的故乡呢？
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故意要把自己置身在终身的“异乡体验”中。我同意这种说法。
终身的异乡体验，也就是永不回头的流浪者体验。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躯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和火车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和铁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研究文明，不是研究它的河床，而是研究它的流域，因此必然要穿越现代文明尚未抵达的荆天棘地。
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的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吗？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图，诗意顿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考，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简直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冻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的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去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人们都不敢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怆的含义，那就是：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告别中仍然会隐隐地裹卷着这种苍凉的意绪。
流浪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可付诸言表，有的则难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属于后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一出生便是自己，由此开始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
随着时代的发展，旅行的意义已超越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论述的幸福，原因是，不旅行的危害越来越显现。初一看，那个拒绝出行，拒绝陌生，拒绝脱离狭小坐标的群落，必然越来越走向保守、僵硬、冷漠、自私。于是，反倒是那些沉默地踏遍千山的脚步，孤独地看尽万象的眼睛，保留着对人类生态的整体了解，因此也保留了足够的视野、体察和同情。他们成了冷漠社会中一股窜动的暖流，一种宏观的公平。这就使现代旅行者比古代同行更具有了担负大道的宗教情怀。旅行，成了克服现代社会自闭症的一条命脉。
雷蒙德·威廉斯说过——
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和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但是，这里所说的漂泊经验对于普通社会的对抗，并不一定是社会改革的呼吁，更多的还是一种主体感受。感受的拓展和审美的产生，就已经形成对抗，而当这种感受通过文学方式、艺术方式或科学方式表达出来，对抗也就成了一个凯旋式的传播。
让人和自然更亲密地贴近，让个体在辽阔的天地中更愉悦地舒展，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遭遇人生坎坷前先把世界探询一遍，让更多的老年人能以无疆无界的巡游来与世界作一次壮阔的挥别，让不同的文化群落在脚步间交融，让历史的怨恨在互访间和解，让我们的路口天天出现陌生的笑脸，让我们的眼睛获得实证地理课和历史课的机会，让深山美景不再独自迟暮，让书斋玄思能与荒草断碑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