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类，就有嫉妒和谎言；这是这个星球最通行的负面“世界语”。
但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的通行程度堪称全球第一。
嫉贤妒能和弄虚作假，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两大泄漏口。
嫉妒营造着谎言，谎言加深着嫉妒。当嫉妒和谎言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化学反应往往是难于想象。嫉妒为谎言插上翅膀，谎言为嫉妒提供伪证，顷刻间万耳被欺、天下蒙尘。因此，嫉妒和谎言的受害者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天下，说小一点是那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茫茫人群。
如果嫉妒少一点，中国千百年间将有多少精英逃出斧钺，将有多少人才免于埋没。那么，历史的步履还会那么沉重、那么愚钝吗？
如果谎言少一点，中国人将会减去多少虚假的仇恨、伪造的亢奋、自欺的陶醉、受骗的闹剧？那么，集体人格的消耗会那么彻底、那么荒凉吗？
但是，已经没有“如果”。
嫉妒者经过深刻反省，宣布放弃嫉妒。但是，他的这个姿态，引起了全场的嫉妒。
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在中国，即使你不言不动、状如槁木，也被它密密层层地包围着。你笑，你哭，你出门，你失踪，它都反应敏捷，立即表现，都永远也不会收工。
在嫉贤妒能和弄虚作假的世界里，你能生存吗？
能——我回答，但有点迟疑，因为条件比较苛刻。
条件是：在嫉妒的气氛中发现贤能之所在，向着它们尊敬地一笑；在虚假的气氛中发现真实之所在，记住它们藏身的地点。
满世界全是贤能，也就无所谓贤能；普天下全是真实，也就无所谓真实。
正是嫉妒的浪潮，使我们认识了被它们包围的岛屿；正是造假的风尚，使我们捡得了真实的寂寞。
我识别世事的经验——
拥抱住嫉妒的对面，把握住虚假的背面。
谢谢嫉妒和虚假，为我们指路。
如果被人嫉妒的是你自己，那么，暗暗地把自我夸奖一次吧。
如果被别人造假的是你自己，那么，再狠狠地自我陶醉一次吧。
嫉妒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一个人落于凡尘，就产生前后左右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强者，也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弱者。彻底的强者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如果要彻底，他的头顶必须没有天空的笼罩，他的身边必须没有空气的摩擦，他该站在哪里？彻底的弱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一有高度就有更低的尺寸，一有分量就有更轻的事物，他要弱得彻底，只能无形无质，那又弱在何处？
所以，人生在世，总是置身于强、弱的双重体验中。强势体验，需要有别人的弱势来对照，弱势体验，则需要寻找强势的背景。据我看，就多数人而言，弱势体验超过强势体验。强势体验大多发生在办公室、会场和各种仪式中，而弱势体验则发生在曲终人散之后，个人独处之时，因此更关及生命深层。白天蜂拥在身边的追随者都已回家，突然的寂寞带来无比的脆弱，脆弱引起对别人强势的敏感和防范，嫉妒便由此而生。
嫉妒者可以把被嫉妒者批判得一无是处，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最羡慕的对象。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居然有人已经做了而且又做得那么好；自己最想达到的目标，居然有人已经达到而且有目共睹，这就忍不住要用口和笔来诅咒、来批判了。但又不能明火执仗，只能转来转去，东躲西藏。这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就是嫉妒的证据。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灭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嫉妒使感受机制失灵，判断机制失调，审美机制颠倒，好端端一个文化人失去了文化可信性，局部地成了聋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嫉妒者也会知道某位被妒者的美貌，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这种搜寻未必有实质成果却有心理成果，久而久之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那便是自身感受系统错乱的开始。
同样的道理，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佳句失去了欣赏能力，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曲中表情木讷，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内心方寸未乱，毛病还不算太重，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颠倒了美丑，封杀了感受，事情就可怕了。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废功夫，半条命终结。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种种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种无须验证的传播。
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以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
在军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是智力角逐，但这是一种短暂而有明确目的的特殊谣言；在哄传民间的一般谣言中，智慧没有什么地位。传谣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话语运动，在很多时候，没有比这个运动更能让人感叹人类群体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种魔法，迷迷瞪瞪地传递着那些过后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消息，从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盖着的大荒唐。
原来，传谣反映了人们隐隐然的一种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闻到了一种食物的香味，只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会作什么营养成分分析。
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
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参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只有一个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人格。另一种配方正恰相反，一个相当纯粹的谎言中居然也有了一点拐弯抹角的“真实”。
世上的谎言，究竟有多少能破？
据我的生活经验，至多只有三成。在这三成中，又有二成是以新的谎言“破”了旧的谎言。
因此，真正恢复真相的，只有一成。
有此一成，还需要种种常规条件。例如，正巧制造了这个谎言的人智商太低，正巧人证、物证不小心暴露出来了，正巧遇到了一个善于分析又仗义执言的人，正巧赶上了某个“平反”时机……
“谎言不攻自破”的天真说法，虽然安慰了无数受屈的人，却更多地帮助了大量造谣的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没有“自破”的就不是谎言，造谣者反而成了揭穿真相的人。
大到国家之间，小到邻里之间，人类是没有能力破除多数谎言的。
那该怎么办呢？
一、即便是各说各的，也要坚持自己所见到的真相。对于关及人权、人道的大事件，更要如此坚持，不可人云亦云；
二、不传播未经自己严格考证的流言；
三、对于大量不知真相的纠纷，不再陷入“追求真相”的泥淖，只以善和爱来化解。
人们为什么很难破除谎言？这是因为，除非事情严重到求诸司法，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调查取证、缜密、分析、层层追疑的条件和能力，不存在证人对质、多方抗辩、公正裁判的批判和权力。更麻烦的是，受到谎言伤害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根本不可能以自辩取得公信，而传播谎言的人总是迅速膨胀却没有一个允许谎言破碎，因此成了一批浩浩荡荡的圆谎者、补谎者、护谎者。
在这种情况下，谎言的破除纯属偶然，而谎言的延续则是必然。
谎言的最恶毒处，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所包含的“免碎结构”：被它攻击的那个人虽然最知真相、最想辟谣，却失去了辟谣的身份。
因此，以谎言的剑戟伤人，完全可以不在乎直接抵抗，而四周的援军又总在迟疑。
谎言即便把自己的能量降到最低，也总有一半人将信将疑。
谎言遇不到强有力的辟谣，也就自动“转正”，就像政府机构里有些文书未被驳回就算自动生效。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上，这种被“转正”而自动生效的谎言，占了多大的比例？
谎言、谣言就像一批神出鬼没的偷袭匪贼，而受到它们袭击的君子却像一座不设防的城池。它们在哪里动手，完全不得而知，因此也难于防守。一个个君子对谎言的袭击都狼狈不堪，就是这个道理。
“他在读中学时就在勾搭班里最漂亮的女生了！”这么一句无伤大雅的谣言你能辩驳么？很难。因为你必须回到几十年前，而几十年前的一切记忆都已模糊，更无法把模糊的记忆当作辩驳的证据；你还必须回想中学时班级里最漂亮的女生是谁，而小孩子对于漂亮的判断又与成人大不一样；即便想起谁了，你还要拿捏“勾搭”这两个字的含义……
连最小的谣言都无法申辩，更遑论更大的真伪。
在破除谣言的事情上，人们总是对“证据”和“证人”保持着过高的信心。
其实谁都知道，绝大多数谣言遇不到不利的证据。有时出现了孤证，或未经阐释的片断证据，拿来判断真伪，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至于证人，更不可信。他们一般不可能在多少年前真正关注过谣言中所传播的内容；万一关注了，也极有可能发生观察和判断的错误；即便没有发生错误，也未必有站出来辟谣的勇气……
因此，造谣者总是视这些“证据”、“证人”为无物，所向披靡。
在“文革”灾难中，我父亲被几句谣言蒙冤十余年，全家受尽侮辱，却无以声辩。父亲所写的申诉书多达几十万言，尽成一堆废纸。最后“平反”，也不是因为辟了谣，而是下达了全部平反的政策。
像父亲这样的冤案，“文革”中少说也有几百万起。每一起冤案都成立了专案组，都进行了长期调查，都收集了大量“证据”、“证人”。整整十年，从未听说有一桩冤案中的一个谎言被揭穿！
辟谣之难，可想而知。
有记者问我：近年来屡遭谣言诬陷而无法自辩，是否痛苦？
我说，我因此想到了历史，为历史痛苦。
既然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置身在谣言那里，那么，就不要太在乎个人名声，也不要逃避四周污浊，而应该更一心一意地举起善和爱的旗帜，使谣言和造谣者一起失去重量。
对付谣言，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以自己的愤怒，与谣言辩论；
中策：以自己的忍耐，等谣言褪色；
上策：以自己的贡献，使谣言失重。
谎言是秃鹫的翅膀，虽形象丑陋却能扇动百里。且让它在头顶掠过，千万不要攀挂在它的下面随它飞翔。
在光天化日下行走，人们是甩不脱影子的，而影子又总是斜的。那就不要与影子计较了，还是昂首行路罢，带着一辈子或长或短的斜影。
在谣言的问题上，最有害的一句格言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法庭作甚？要智者作甚？要勘察作甚？要化验作甚？要比对作甚？
事实证明，连法律的眼睛、理性的眼睛、学术的眼睛都未必雪亮，更何况一般群众？
群众的眼睛也就是从众的眼睛，也就是在寻常情况下作最平庸判断的眼睛，也就是远望和粗想的眼睛，而且，又总是情绪化的眼睛、受传染的眼睛、无控制力的眼睛——历史上从未雪亮。
在谣言问题上，另一句有害的格言是：真理越辩越明。
除了拥有特殊的权力背景外，哪一次辩论能得出双方都服气的真实结论和真理结论？“越辩越明”，指的是让当代多数民众明白，这一点，通观历史，做到过吗？
我们见到的，是辩论某方用聪明的辩才把对方“噎”住。但无数事实证明，被“噎”住的那一方极有可能是真的，也是对的。
我们见到的，是辩论某方调动了煽情手法把听众拉到自己一边，然后以听众的掌声、嘘声、口号声把对方淹没。但是，被淹没的一方果真是假的，是错的吗？
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辩论某方沿用已经流行的政治规范作为真理的标尺把对方套住，甚至，用权力的背景把对方压住。在这种情况下，常规是真理吗？气势是真相吗？
为此，人们只寄希望于有法官和陪审团在场、以法律和证据为准、按规范和程序进行、由双方律师抗辩的法庭辩论。这是人类在总结全部民间辩论缺陷之后的理想化构建，在中国还未被民众所习惯。但是众所周知，即便在这样的法庭辩论中，真理和真实败下阵来的事情还屡屡发生。
为民主选举而设立的辩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和真实，而是为了构造一种让民众选择行政管理者的批判。因此，这种辩论的主要手法是指摘对方的行政思路，获取民众对自己的信任。一旦取得信任便是成功，但几年后，又要充分承受对方的指摘了。这种机制的优越性，在于肯定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可信的，辩论，正是对这种正确和不可信任的显示。至于何谓正确，何谓可信，则永远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
人们有遥望彼岸、调整自己的觉悟，便是高贵。
人们在辩论中努力证明自己的地方更靠近彼岸，可以原谅。
真实的本性是静默的。它也许躲在一边在思考，按照佛教的原理，我的这种“真实”是绝对的、永恒的吗？它对自己都怀疑了，怎么可能参加辩论？
辩论的热闹处，一定没有真实。
仇恨可以用仁慈浇灭，强敌可以用武力征服，自然灾难虽然不容易对付但形态明确，而谎言呢？仁慈和武力都没有用，而形态又是那么暧昧，怪不得它千年葱茏、万古不灭，有那么多小人躲藏在它后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
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那么，说了千言万语，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一件：齐心协力，把那些无法消灭的谣言，安置到全社会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争取成为智者，而且曾经从衰世走出。
人世间拥塞着无数误会和假象，有时还会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谁也不敢说，此时此刻自己已经解除了所有误会和假象的束缚。
前些天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我们几个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纪的官员从身后走过，见我们指指点点，便和蔼地停下步来，指着远处三岔口上一座银白的山峰说：“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见到它就愉快。”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轮个儿拍照。
正在热闹，过来一个黑衣女人，冷冷地说：“也许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紧贴在它后面，现在被云遮住了。”说完就飘然而去。
我们将信将疑，但几分钟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对的，因为云散了。不必怀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气韵，原先那座银白山峰只是它的贴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释那位上年纪的官员呢？他居然误会了几十年，而且赞叹了几十年。这还不太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误会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过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为什么熟视无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后的奴仆。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云雾，也实在太多。
但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的通行程度堪称全球第一。
嫉贤妒能和弄虚作假，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两大泄漏口。
嫉妒营造着谎言，谎言加深着嫉妒。当嫉妒和谎言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化学反应往往是难于想象。嫉妒为谎言插上翅膀，谎言为嫉妒提供伪证，顷刻间万耳被欺、天下蒙尘。因此，嫉妒和谎言的受害者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天下，说小一点是那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茫茫人群。
如果嫉妒少一点，中国千百年间将有多少精英逃出斧钺，将有多少人才免于埋没。那么，历史的步履还会那么沉重、那么愚钝吗？
如果谎言少一点，中国人将会减去多少虚假的仇恨、伪造的亢奋、自欺的陶醉、受骗的闹剧？那么，集体人格的消耗会那么彻底、那么荒凉吗？
但是，已经没有“如果”。
嫉妒者经过深刻反省，宣布放弃嫉妒。但是，他的这个姿态，引起了全场的嫉妒。
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在中国，即使你不言不动、状如槁木，也被它密密层层地包围着。你笑，你哭，你出门，你失踪，它都反应敏捷，立即表现，都永远也不会收工。
在嫉贤妒能和弄虚作假的世界里，你能生存吗？
能——我回答，但有点迟疑，因为条件比较苛刻。
条件是：在嫉妒的气氛中发现贤能之所在，向着它们尊敬地一笑；在虚假的气氛中发现真实之所在，记住它们藏身的地点。
满世界全是贤能，也就无所谓贤能；普天下全是真实，也就无所谓真实。
正是嫉妒的浪潮，使我们认识了被它们包围的岛屿；正是造假的风尚，使我们捡得了真实的寂寞。
我识别世事的经验——
拥抱住嫉妒的对面，把握住虚假的背面。
谢谢嫉妒和虚假，为我们指路。
如果被人嫉妒的是你自己，那么，暗暗地把自我夸奖一次吧。
如果被别人造假的是你自己，那么，再狠狠地自我陶醉一次吧。
嫉妒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一个人落于凡尘，就产生前后左右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强者，也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弱者。彻底的强者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如果要彻底，他的头顶必须没有天空的笼罩，他的身边必须没有空气的摩擦，他该站在哪里？彻底的弱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一有高度就有更低的尺寸，一有分量就有更轻的事物，他要弱得彻底，只能无形无质，那又弱在何处？
所以，人生在世，总是置身于强、弱的双重体验中。强势体验，需要有别人的弱势来对照，弱势体验，则需要寻找强势的背景。据我看，就多数人而言，弱势体验超过强势体验。强势体验大多发生在办公室、会场和各种仪式中，而弱势体验则发生在曲终人散之后，个人独处之时，因此更关及生命深层。白天蜂拥在身边的追随者都已回家，突然的寂寞带来无比的脆弱，脆弱引起对别人强势的敏感和防范，嫉妒便由此而生。
嫉妒者可以把被嫉妒者批判得一无是处，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最羡慕的对象。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居然有人已经做了而且又做得那么好；自己最想达到的目标，居然有人已经达到而且有目共睹，这就忍不住要用口和笔来诅咒、来批判了。但又不能明火执仗，只能转来转去，东躲西藏。这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就是嫉妒的证据。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灭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嫉妒使感受机制失灵，判断机制失调，审美机制颠倒，好端端一个文化人失去了文化可信性，局部地成了聋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嫉妒者也会知道某位被妒者的美貌，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这种搜寻未必有实质成果却有心理成果，久而久之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那便是自身感受系统错乱的开始。
同样的道理，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佳句失去了欣赏能力，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曲中表情木讷，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内心方寸未乱，毛病还不算太重，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颠倒了美丑，封杀了感受，事情就可怕了。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废功夫，半条命终结。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种种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种无须验证的传播。
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以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
在军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是智力角逐，但这是一种短暂而有明确目的的特殊谣言；在哄传民间的一般谣言中，智慧没有什么地位。传谣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话语运动，在很多时候，没有比这个运动更能让人感叹人类群体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种魔法，迷迷瞪瞪地传递着那些过后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消息，从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盖着的大荒唐。
原来，传谣反映了人们隐隐然的一种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闻到了一种食物的香味，只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会作什么营养成分分析。
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
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参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只有一个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人格。另一种配方正恰相反，一个相当纯粹的谎言中居然也有了一点拐弯抹角的“真实”。
世上的谎言，究竟有多少能破？
据我的生活经验，至多只有三成。在这三成中，又有二成是以新的谎言“破”了旧的谎言。
因此，真正恢复真相的，只有一成。
有此一成，还需要种种常规条件。例如，正巧制造了这个谎言的人智商太低，正巧人证、物证不小心暴露出来了，正巧遇到了一个善于分析又仗义执言的人，正巧赶上了某个“平反”时机……
“谎言不攻自破”的天真说法，虽然安慰了无数受屈的人，却更多地帮助了大量造谣的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没有“自破”的就不是谎言，造谣者反而成了揭穿真相的人。
大到国家之间，小到邻里之间，人类是没有能力破除多数谎言的。
那该怎么办呢？
一、即便是各说各的，也要坚持自己所见到的真相。对于关及人权、人道的大事件，更要如此坚持，不可人云亦云；
二、不传播未经自己严格考证的流言；
三、对于大量不知真相的纠纷，不再陷入“追求真相”的泥淖，只以善和爱来化解。
人们为什么很难破除谎言？这是因为，除非事情严重到求诸司法，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调查取证、缜密、分析、层层追疑的条件和能力，不存在证人对质、多方抗辩、公正裁判的批判和权力。更麻烦的是，受到谎言伤害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根本不可能以自辩取得公信，而传播谎言的人总是迅速膨胀却没有一个允许谎言破碎，因此成了一批浩浩荡荡的圆谎者、补谎者、护谎者。
在这种情况下，谎言的破除纯属偶然，而谎言的延续则是必然。
谎言的最恶毒处，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所包含的“免碎结构”：被它攻击的那个人虽然最知真相、最想辟谣，却失去了辟谣的身份。
因此，以谎言的剑戟伤人，完全可以不在乎直接抵抗，而四周的援军又总在迟疑。
谎言即便把自己的能量降到最低，也总有一半人将信将疑。
谎言遇不到强有力的辟谣，也就自动“转正”，就像政府机构里有些文书未被驳回就算自动生效。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上，这种被“转正”而自动生效的谎言，占了多大的比例？
谎言、谣言就像一批神出鬼没的偷袭匪贼，而受到它们袭击的君子却像一座不设防的城池。它们在哪里动手，完全不得而知，因此也难于防守。一个个君子对谎言的袭击都狼狈不堪，就是这个道理。
“他在读中学时就在勾搭班里最漂亮的女生了！”这么一句无伤大雅的谣言你能辩驳么？很难。因为你必须回到几十年前，而几十年前的一切记忆都已模糊，更无法把模糊的记忆当作辩驳的证据；你还必须回想中学时班级里最漂亮的女生是谁，而小孩子对于漂亮的判断又与成人大不一样；即便想起谁了，你还要拿捏“勾搭”这两个字的含义……
连最小的谣言都无法申辩，更遑论更大的真伪。
在破除谣言的事情上，人们总是对“证据”和“证人”保持着过高的信心。
其实谁都知道，绝大多数谣言遇不到不利的证据。有时出现了孤证，或未经阐释的片断证据，拿来判断真伪，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至于证人，更不可信。他们一般不可能在多少年前真正关注过谣言中所传播的内容；万一关注了，也极有可能发生观察和判断的错误；即便没有发生错误，也未必有站出来辟谣的勇气……
因此，造谣者总是视这些“证据”、“证人”为无物，所向披靡。
在“文革”灾难中，我父亲被几句谣言蒙冤十余年，全家受尽侮辱，却无以声辩。父亲所写的申诉书多达几十万言，尽成一堆废纸。最后“平反”，也不是因为辟了谣，而是下达了全部平反的政策。
像父亲这样的冤案，“文革”中少说也有几百万起。每一起冤案都成立了专案组，都进行了长期调查，都收集了大量“证据”、“证人”。整整十年，从未听说有一桩冤案中的一个谎言被揭穿！
辟谣之难，可想而知。
有记者问我：近年来屡遭谣言诬陷而无法自辩，是否痛苦？
我说，我因此想到了历史，为历史痛苦。
既然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置身在谣言那里，那么，就不要太在乎个人名声，也不要逃避四周污浊，而应该更一心一意地举起善和爱的旗帜，使谣言和造谣者一起失去重量。
对付谣言，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以自己的愤怒，与谣言辩论；
中策：以自己的忍耐，等谣言褪色；
上策：以自己的贡献，使谣言失重。
谎言是秃鹫的翅膀，虽形象丑陋却能扇动百里。且让它在头顶掠过，千万不要攀挂在它的下面随它飞翔。
在光天化日下行走，人们是甩不脱影子的，而影子又总是斜的。那就不要与影子计较了，还是昂首行路罢，带着一辈子或长或短的斜影。
在谣言的问题上，最有害的一句格言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法庭作甚？要智者作甚？要勘察作甚？要化验作甚？要比对作甚？
事实证明，连法律的眼睛、理性的眼睛、学术的眼睛都未必雪亮，更何况一般群众？
群众的眼睛也就是从众的眼睛，也就是在寻常情况下作最平庸判断的眼睛，也就是远望和粗想的眼睛，而且，又总是情绪化的眼睛、受传染的眼睛、无控制力的眼睛——历史上从未雪亮。
在谣言问题上，另一句有害的格言是：真理越辩越明。
除了拥有特殊的权力背景外，哪一次辩论能得出双方都服气的真实结论和真理结论？“越辩越明”，指的是让当代多数民众明白，这一点，通观历史，做到过吗？
我们见到的，是辩论某方用聪明的辩才把对方“噎”住。但无数事实证明，被“噎”住的那一方极有可能是真的，也是对的。
我们见到的，是辩论某方调动了煽情手法把听众拉到自己一边，然后以听众的掌声、嘘声、口号声把对方淹没。但是，被淹没的一方果真是假的，是错的吗？
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辩论某方沿用已经流行的政治规范作为真理的标尺把对方套住，甚至，用权力的背景把对方压住。在这种情况下，常规是真理吗？气势是真相吗？
为此，人们只寄希望于有法官和陪审团在场、以法律和证据为准、按规范和程序进行、由双方律师抗辩的法庭辩论。这是人类在总结全部民间辩论缺陷之后的理想化构建，在中国还未被民众所习惯。但是众所周知，即便在这样的法庭辩论中，真理和真实败下阵来的事情还屡屡发生。
为民主选举而设立的辩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和真实，而是为了构造一种让民众选择行政管理者的批判。因此，这种辩论的主要手法是指摘对方的行政思路，获取民众对自己的信任。一旦取得信任便是成功，但几年后，又要充分承受对方的指摘了。这种机制的优越性，在于肯定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可信的，辩论，正是对这种正确和不可信任的显示。至于何谓正确，何谓可信，则永远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
人们有遥望彼岸、调整自己的觉悟，便是高贵。
人们在辩论中努力证明自己的地方更靠近彼岸，可以原谅。
真实的本性是静默的。它也许躲在一边在思考，按照佛教的原理，我的这种“真实”是绝对的、永恒的吗？它对自己都怀疑了，怎么可能参加辩论？
辩论的热闹处，一定没有真实。
仇恨可以用仁慈浇灭，强敌可以用武力征服，自然灾难虽然不容易对付但形态明确，而谎言呢？仁慈和武力都没有用，而形态又是那么暧昧，怪不得它千年葱茏、万古不灭，有那么多小人躲藏在它后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
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那么，说了千言万语，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一件：齐心协力，把那些无法消灭的谣言，安置到全社会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争取成为智者，而且曾经从衰世走出。
人世间拥塞着无数误会和假象，有时还会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谁也不敢说，此时此刻自己已经解除了所有误会和假象的束缚。
前些天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我们几个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纪的官员从身后走过，见我们指指点点，便和蔼地停下步来，指着远处三岔口上一座银白的山峰说：“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见到它就愉快。”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轮个儿拍照。
正在热闹，过来一个黑衣女人，冷冷地说：“也许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紧贴在它后面，现在被云遮住了。”说完就飘然而去。
我们将信将疑，但几分钟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对的，因为云散了。不必怀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气韵，原先那座银白山峰只是它的贴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释那位上年纪的官员呢？他居然误会了几十年，而且赞叹了几十年。这还不太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误会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过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为什么熟视无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后的奴仆。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云雾，也实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