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真是一言难尽，十言难尽，百言难尽。你可以投给它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怜惜，也可以投给它最大的鄙视、最深的忿恨。
——一切，都不会过分。
中国文人有过辉煌的典范，辉煌得绝不逊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
中国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庄子；中国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文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
唐代以后，情况开始复杂。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但他们在人格独立上都已不及他们的前辈。科举制度开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国文人争走的那条独木桥，造成了中国文人一系列的集体负面人格。觊觎官场、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虚诈矫情……即便在科举的缝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担社会的精神责任。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险遭颠覆，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会改革的第一线，却又陷于争斗、走向激进，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难再被称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间的另一部分，则以文行恶，忙于整人，或胡言乱语，侮辱民智，留给人们的是最丑陋的记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个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会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时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账的兴趣早已索然。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居然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死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后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于弥补了。
柳宗元的贬放地是永州。他在永州呆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惟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换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负面的政治暴行也可能带来正面的文化成果。
文化人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可能换来文化上的收获。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数量上，更是颤动于每位作者的思维习惯、寻访敏感和表述模式间。某个地方，如果曾经留下过王侯钟鼎、将军营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却只剩颓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国文人一旦知道大多会找去，而且产生着魔般的感动。这种感动常常连心理程序、凭借词汇也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集体症候。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然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
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
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
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的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根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
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
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
“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开会重要。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
——一切，都不会过分。
中国文人有过辉煌的典范，辉煌得绝不逊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
中国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庄子；中国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文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
唐代以后，情况开始复杂。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但他们在人格独立上都已不及他们的前辈。科举制度开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国文人争走的那条独木桥，造成了中国文人一系列的集体负面人格。觊觎官场、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虚诈矫情……即便在科举的缝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担社会的精神责任。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险遭颠覆，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会改革的第一线，却又陷于争斗、走向激进，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难再被称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间的另一部分，则以文行恶，忙于整人，或胡言乱语，侮辱民智，留给人们的是最丑陋的记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个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会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时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账的兴趣早已索然。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居然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死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后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于弥补了。
柳宗元的贬放地是永州。他在永州呆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惟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换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负面的政治暴行也可能带来正面的文化成果。
文化人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可能换来文化上的收获。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数量上，更是颤动于每位作者的思维习惯、寻访敏感和表述模式间。某个地方，如果曾经留下过王侯钟鼎、将军营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却只剩颓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国文人一旦知道大多会找去，而且产生着魔般的感动。这种感动常常连心理程序、凭借词汇也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集体症候。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然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
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
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
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的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根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
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
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
“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开会重要。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