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实在被蒙古草原西边的胡杨林迷住了。薄暮的霞色把那么一丛丛琥珀般半透明的树叶照得层次无限，却又如此单纯，而雾气又朦胧地弥散开来。正在这时，一匹白马的身影由远而近，骑手穿着一身酒红色的服装，又瘦又年轻，一派英武之气，但在胡杨林下，只成了一枚小小的剪影，划破宁静……
白马在我身边停下，因为我身后有一个池塘，可以饮水。年轻的骑手和气地与我打招呼，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腼腆地一笑，说：“没啥事。”
“没啥事为什么骑得那么快？”我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在帐篷打牌，扑克牌少了几张，到镇上去买副新的。”确实没啥事。但他又说，这次他要骑八十公里。
他骑上马远去了，那身影溶入夜色胡杨林的过程，似烟似幻。
我眯缝着眼睛远眺着，想：他不知道，他所穿过的这一路是多么美丽；他更不知道，由于他和他的马，这一路已经更加美丽。八十公里的绝世美丽，与他的目标——那副扑克牌相比，孰重孰轻？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别出不同于普通人的文化人。
我要用这个景象来比拟人生。人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远远重于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总是漠然于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杨林在薄雾下有一匹白马穿过，而只是一心惦念着那副扑克牌。
有人说，所有的过程都为目的而存在。
我说不，难道灿烂了千万年的一路美景，都是因那副扑克牌而生？
请不要过于在乎马匹起点和终点的那个赌局。赌局窗外，秋色已深。
每天早晨，雁群起飞了。横过朝霞，穿越白云，冲出阵风，投入暮霭，最后，在黑夜的芦苇荡中栖息。
能说它们天天以黑暗作为归宿吗？
不错，朝霞、白云、阵风、暮霭都匆匆来去，不能成为归宿，但黑暗难道是永久的吗？
对雁群而言，能刺激它们行动的，是与黑暗对立的一切。行动重于归宿，归宿只是为了明天的行动。
不要为人生制订太多归宿性的目标。一切目标都是黑暗的，至少是朦胧的，只有行动才与光亮相伴。
我们的学者，只会低头寻访一个个芦苇荡里的雁宿窝，而不会抬头仰望雁群真正的生活空间。他们说，空中已无翅影，窝中才有落羽。他们说，万里长天太空洞了，只有满脚泥泞才是学问。
这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学问不是人生，如果雁群也有“人生”。
雁群的“核心价值”，是飞翔。
当代国际戏剧理论有一本经典，叫《空的空间》。这个书名译得有趣，却很准确。
一直想借用这个命题来感悟人生。我们的活动空间对我们而言都是“空”的，因为活动是过程，不留印痕。但是，惟活动的生命才真实，因此只有“空的空间”才能验证我们的真生命。
以空求实，无异于以真求假。
人生有“节气”，但大家常常忘了。
太多奇怪的坐标干扰了世人的节气感受。人们那么不在乎春天中的细雨，细雨中的雷鸣，雷鸣后的暑气，暑气后的霜露……人们只有在不得已碰到酷热和严寒时才感知季节，却是那样被动，那样紧张，那样狼狈……
对于自然节气和人生节气，人们已经失去了欣赏的敏感，因此，也失去了欣赏的权利。
人们在乎的，是成功、奋斗、学位、职称、资产、官阶、升迁以及与此相关的应酬、开会、倾轧、青灯、黄卷……
最被冷落、也最羞于见到的中国字是从小就见到过的那一些：立春、雨水、惊蛰、清明、谷雨、小满、芒种、夏至、处暑、白露、秋分、霜降、小雪……
让它们回来吧，回到生命深处。
我们的人生已沾湿白露，过些天，又回到霜降的时节，每一段都是诗的意境。在诗之前，何谓“成功”？
人生的滋味，在于品尝季节的诗意——从自然的季节到生命的季节。
季节，不品尝也在。但只有品尝，诗意才会显现。
有了诗意，人生才让人陶醉。
这种陶醉不是一片酩酊，而是像我外公喝酒，喝得很慢、很深、一口口很少间断。
人人都在人生中，但发现人生，却需要特殊的眼光。
甚至，需要特殊的仁慈。
我记得这样一个历史情景。“文革”灾难结束后好些年，几位中年妇女终于零零散散地见面了，见面时都三分欣喜、七分尴尬。原因是，她们的父亲，都是一代领袖，在刚刚过去的政治斗争中，互相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而且全国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因他们的搏斗而遭殃。她们几个，随着她们的父亲，有时得势，有时下沉，直到筋疲力尽，满目苍凉。
她们见面时，大量的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还在争吵过往的是非曲直，控诉其间的血泪恩仇。中国的历史，多数由这种争吵和控诉建立，而她们的父亲，一度是历史主角。
她们见面时，不知如何在笑容中负载历史，或在口气中挥走过去——这些几十年前堪称“红色贵族”的姐妹淘。
她们彼此也有太多的质询、疑问、诉说、抱怨，即便在礼貌的交谈中也无法避过，因为这一些早已在音讯阻隔间积储了很多年……
终于，其中一位女士的一句话消解了一切。
她叫陶斯亮。她父亲的官职，曾名列全国前四位，后又被整惨死。
她对昔日的姐妹说：我们的父亲都不在了，我们全都成了没有父亲的女儿——我们还是一样。
这就从政治的眼光，上升到了人生的眼光。
这种眼光，十分不易。因为在中国，早就习惯于把一切人生细节，全都“上升”为政治。陶斯亮逆向而行，回归历史的仁慈。
为什么发现人生的眼光才是仁慈的眼光？
因为人因差异而争斗，又因争斗而扩大差异，并把扩大了的差异当成了真实，做成了真实。
唯有人生存在太多的共同点。发现人生，就是发现共同点，发现沟通的可能。
年迈的皇帝祭祖，仪毕，在陵园门口见一躬身相送的老人。
皇帝凝视守陵老人，皱眉，摇头，叹气，上辇离去。
臣子们不知圣上何意，立即排查守陵老人的履历和疑点。疑点甚多，每条都足以使皇帝皱眉、摇头、叹气。守陵老人一生见过皇室的各色人等，而皇室内争斗剧烈，他又可能划入任何一个反叛势力和篡权集团。
更有确实证据，守陵老人还在清明时节，去那些皇室离异人士荒芜的墓地，烧过纸。
于是，守陵老人被驱逐回乡。
第二年，皇帝又要祭祖。前两天，他吩咐过，祭祖那天要与那位守陵老人谈话。
臣子们一片慌乱。快马奔驰，接回了老人。
那天，皇帝吩咐侍从，扶起跪在陵园门口的守陵老人，上下打量着，又是皱眉、摇头、叹气，然后说一声：“我们都老了，比这儿所有的人都老。”
守陵老人不敢接话。
“初次见面，我们还都是小孩。”皇帝说，“在一起玩，玩蹴鞠，谁摔倒你就扶谁，但我只摔倒一次。”
守陵老人轻声应“是”，却不敢抬头。他心中想，摔倒最多的皇家兄弟，早已在宫廷争斗中落败。
突然静默。守陵老人知道，皇帝也想到了什么。他想轻声说一句：“我年年去他们坟头烧纸。”但只是想想，当然不能说。
皇帝终于又叹了一声：“都老了，你多保重吧。”
第二年，陵园门口再也没有出现这位皇帝和这位守陵老人。他们去世的时间只隔了半个月。
——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守陵老人的同龄表弟，一位乡村老秀才。他更重要的笔墨是《内宫蹴鞠》，想来也是根据守陵老人的口述记录皇家兄弟年幼时的游戏项目，但仅留目录，不见文本，所以不知详略长短。
历史反复刻印的，是皇家兄弟间的残酷争斗；遗佚不存的，是童年嬉戏和白头叹息。因此中国历史逮住的，大多是无聊的嘈杂，失去的，却是天下人生。
当代中国有一批落魄文人最喜欢爬剔别人的人生经历，找出一丝疑点“上纲上线”，诬蔑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文章中，几百万的“叛徒”、“汉奸”、“特务”，都是由这批人爬剔出来，再被政治斗争利用的。
如果就此与他们展开政治辩论，那就进入了他们的价值系统。
对此我很有经验，不会上当。
因此，我要把事情拉回到人生层面，这也是对他们的仁慈。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个诬陷你的年轻学生？
我说：不饥饿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言乱语的二十岁，让人心软。
有人又问：你为什么不惩罚向他散布谣言的那个人？
我说：他已经很老，听说身体很不好。折腾了一辈子还没有找到别的谋生方式，真是让我同情。
我这么说，没有半点讥讽的成分。因为我经历过饥饿的二十岁，更见过周围无数既让人厌恶又让人同情的老人。是真实的人生让我清醒，让我宽宥。
上海人的最近一次聪明，是隆重聘请一批退休老人，上街惩罚随地吐痰的行人。
随地吐痰必须罚款，这个法规早已公布，但执行时总是麻烦重重。千条理由，百般道歉，躲来躲去，总想逃脱。但今天，递上来罚款单的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慈祥地微笑着，载足了人世间的全部道义，因此也聚集了周围所有的目光。
这般阵势，谁能逃脱？
是白发和皱纹，清洗了上海的街道？如此说法有些不忍。应该说，为了城市环境，不得已动用了人生伦理：这是祖父、祖母们的命令。
让人生的终极阶段来包抄后路，才使他们理屈词穷。
我想复述二十多年前一篇小说的情节。
这篇小说当时是在一本“地下杂志”上刊登的，没有公开发表，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影响似乎不小，题目好像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写的是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大半辈子争斗。两人都是情报人员，1949年之前，那个国民党人追缉那个共产党人，一次次差点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毕竟棋高一招，国民党人进入了共产党人的监狱。谁知“文革”一来，全盘皆乱，那个共产党人被造反派打倒，与老对手关进了同一间牢房。大半辈子的对手，相互尽知底细，彼此家境由对方说来如数家珍。年年月月的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好友。
“文革”结束，两人均获释放。政治结论和司法判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天天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更重要的是，这一对互相追缉了大半辈子的男人，都已经非常衰老。终于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孙儿扶着来公园了。另一位本来也已感到了独行不便，看到对方带来了孙儿，第二天也就由孙女扶着来了。
双方的孙儿、孙女正当年华，趁着祖父谈话，便在附近一个亭子中闲聊开了。他们说得很投机，坐得越来越近。两位祖父抬头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们用漫长的半辈子才坐到了一起，他们用短短的半小时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这篇小说，从艺术上说，过于刻意纤巧，何况我的复述，也一定很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在处处还是“政治挂帅”的时代，提供了一种以人生为归结的思维，而且，这种思维能够那么幽默地消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曾经全心投入的政治迷误。怪不得，当时的公开杂志都不敢发表。
我还是喜欢这种显然简单化了的消解方式，只因为它让人生成了真正的主角。
人生滋味，毕竟比血火智谋醇厚得多，也真切得多了。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每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是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铤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又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连顽皮和发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真是一种巨大的亏欠。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前来参拜的小学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老师倒着身子步步后退，用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的人群也都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真不愿相信这些天真可爱的生命迟早也要去承受民族纷争的苦难。上一代应该像这些老师，不是迈开自己的脚步让孩子们追随，而是反过来，每一步都面对孩子，只要面对孩子，一切都好办了。
历史的结论，往往由孩子们决定。
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 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
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流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
不久前，在上海，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惟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惟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时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反复歌颂一片布满陷阱的土地，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个恶作剧，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残酷的后果仍不知收敛。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不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家和阴险的政客故意设置的计谋，他们对青年的歌颂是以怂恿的方式达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较可以原谅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们以歌颂来缅怀已逝的岁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寻失落前的梦幻。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的，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除王安石之外，为少年和青年说点扫兴话、警惕话的人实在太少了。永远在歌颂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就这样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里去了，送到什么里程就不再歌颂也不值得歌颂了，却不知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这是一帖疗世药方，特别对一个古老而疲惫的帝国更有特殊意义，但用药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为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固相斡旋。
青年时代的使命，是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人类。
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彩而又复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初来乍到，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已是万幸。从这一角扎下根去，刻苦钻研，必能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通，必能与历史的悠久魂魄相连。只有这时，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重量。
青年人应该以惊喜而谦卑的心情进入世间。有时，也会因过于惊喜而产生激情，并由激情而走向苛求和批判。对此，不能颠倒因果。
在长白山的林间小屋前，我看到过几根猎户遗下的棍棒。
它们还没有从大地汲取足够的营养，还没有对世间绽放娇嫩的绿色，却被拔擢、被砍伐了。它们变成了又枯又干、又硕又滑的棍棒，在驱赶禽鸟、撞击万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骄横。它们被使用得乌黑油亮，在棍棒群中也算是前辈了。直到有一天，看到自己当年的同龄老伙伴们早已长成了参天巨树，它们才蓦然震惊，自惭形秽。
树木本来是可以有很多种用途的，最悲惨的是在尚未成材之时被拔离泥土，成了棍棒。
多年前，在一个朋友家里，我见到了一个与我同姓的青年。他曾在报刊上对我们一代经历过的灾难高谈阔论，并洋洋自得。
我看着他，心中一直盘旋着一句话：孩子，你连几何学的第一页也还没有学过，怎么写出了长篇的几何学论文？
你把人生的开头开在虚假上，还让远近百姓都看到了，今后的路还怎么走下去？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变得无限精彩，精彩得远远超出他自己和旁人最大胆的预期。
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在年轻时代就被塑造定型，难于精彩了。
第一种是“常规塑造”，而一切常规塑造大多是平庸塑造。这种塑造，一般由家长和教师为主角，以既成的社会职业为范本，使大量前途“无可限量”的年轻人早早地得到了“限量”，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第二种是“机谋塑造”，而一切机谋塑造大多是邪恶塑造。这种塑造，一般以生存技巧为借口，以压倒他人为目的，使大量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早早地学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终生不再与大善、至善真正结缘。
这两种塑造，都会让塑造者和被塑造者高兴很久。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也联手堵塞了一个生命走向精彩的神秘通道。
在那条神秘通道上，除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一切都不确定。日日夜夜都在不断选择，年年月月都有不同风景，小心翼翼地护佑着生命，走出一程，又走出一程……
青年时代，是一个训练选择能力的时代。
这种训练应该呈现出很多项目，让接受训练的青年人不断出错，又不断校正，最后终于懂得了选择。
这种训练的最大悲剧，是接受训练的青年人全都侥幸地选择对了，因此等到训练结束，他还不知道选择的本义。
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自立，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多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中，最该遮颜掩羞的，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如今天天节衣缩食、不苟言笑、忍气吞声，都是在争取着一个有尊严、有资财、有自由的老年。
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一道江流：一个浑浊的中游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游。
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殆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我的青春，和灾难相伴。
我的搏斗，堪称英勇，并把搏斗的脚印留在那块土地。
这是我骄傲的履历。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脚印留在灾难的土地上？
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
没有离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哈维尔说，只有生过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他是在说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启迪，由我们中国人听来，仅一步之遥。
我们终于经过搏斗而获得健康。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愣愣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延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泻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学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场已偏于一极、趋于单相。中年人不见得都会把两力交汇的困惑表达成哲理的外貌，但他们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场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体会不到多少人生的隐秘的，再过30年已在人生的边沿徘徊，而边沿毕竟只是边沿。因此且不说其他，就对人生的体味论之，最有重量的是现在，是中年。
人生就是这样，年少时，怨恨自己年少，年迈时，怨恨自己年迈，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处于一种相对冷静的疏离状态和评判状态，思考着人生的怪异，然后一边慰抚年幼者，一边慰抚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义上的魅力，就在于这双向疏离和双向慰抚吧。因双向疏离，他们变得洒脱和沉静；因双向慰抚，他们变得亲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有时又会感到烦心和惆怅，他们还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他们置身于人生涡旋的中心点，环视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万千。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不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地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即便障碍也构成一种让人仰视的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也会感到一种深厚的美。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
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无可避免。这有点残酷，但这种残酷属于整个人类。
年老的人，会产生一种“审美畏怯”。
审美畏怯是一种奇特的心绪，大多产生于将见未见那些从小知名的重要物象之时。年轻时会欢天喜地地直奔而去，年长后便懂得人世间这种不让人失望的重要物象并不很多，看掉一个就少一个，因此愈加珍惜起来。不怕没看到，只怕看到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把一种隆重的机遇浪费了。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垮垮垮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和尊严。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云岁月终于被岁月本身所消解，只剩下风烛残年的无奈。
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它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沙杰汗这个皇帝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少功过，他留在印度历史上最响亮的名位应该是“杰出的建筑狂”。除了眼前这座皇宫，他主持的建筑难以计数，最著名的要算他为皇后泰姬玛哈（taj mahal）修建的泰姬陵。泰姬陵已经进入任何一部哪怕是最简略的世界建筑史，他也真可以名垂千古了。
泰姬皇后在他争得王位之前就嫁给了他，同甘共苦，为他生了十四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遗嘱希望有一个美丽的陵墓，沙杰汗不仅做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亡妻的预想。这个陵墓，由两万民工修建了整整二十二年，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阿格拉，如果时间允许，应该去看看。已经无数次地见过它的照片，极度豪华又极度单纯，进入了诗和梦的境界。有人说，由于沙杰汗过于沉迷于包括泰姬陵在内的大量豪华建筑，把从阿克拔（akbar）开始积累的大量财富耗尽了，致使莫卧儿王朝盛极而衰，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历史的远处看过去，有那么美丽的建筑留下来了，也值。有时，一座建筑比一个王朝更重要。
有两个场面让我感动。沙杰汗在妻子死亡以后，有两年时间不断与建筑师们讨论建陵方案，两年后方案既定，他已须发皆白；泰姬陵造好后，他定时穿上一身白衣去看望妻子的棺椁，每次都泣不成声。
他与他的祖父阿克拔遭到了同一个下场：儿子篡权。他的三儿子奥伦泽布（aurangzeb）废黜并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楼，隔一条河就是泰姬陵。他被囚禁了九年，每天会对妻子的亡灵说些什么呢？我想，他心底反复念叨的那句话用中国北方话来说最恰当：“老伴，咱们的老三没良心！”
幸好，他死后，被允许合葬于泰姬陵。
奥伦泽布掌权后明确宣布废除印度教和基督教。
甘地墓。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说是最后遗言，其实是最后的呼叫，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像样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锒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我们周围很多人，实在是被越积越厚的人际关系脂肪层堵塞住、窒息住了。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既满足又疲惫的喘息声，你们年轻，不要走这条路。
当我们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善良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假象，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有答案，都有结论，都有裁断。但是，当我们离开校门闯荡世界以后，美丽的假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直到我们不再对这些漏洞惊恐万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真正长大。
世界不再完美，但不完美的世界却更有吸引力。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人生道路上有一些际遇和感受像吹拂的风、飘浮的云，抓不住，定不住，却随处可见，一再重复。它们拨离了可触可摸的事件实体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又抽象不成理论形态而始终柔软隐约。要是用几个标题的铁叉去收俘固定它们，它们就滑身而走；而完全不理，它们则又成为一种挥不去的缠绕。既然如此，那就用一个无标题的无形大网兜聚合一下吧。
读着没有名目的文字，看着不知名称的风景，走着没有路名的道路，竟然走到了人性的相会处。人生的味道，尽在这般朦胧中。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当代希腊人很信奉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寓言故事：一个人在鱼群如梭的海边钓鱼，钓到两条就收竿回家，外国游客问，为什么不多钓几条，他反问，多钓几条干什么。外国游客说，多钓可以卖钱，然后买船、买房、开店、投资……“然后呢？”他问。“然后你可以悠闲地晒着太阳在海边钓鱼了。”外国游客说。
“这我现在已经做到。”他说。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入了笔墨之中。我想，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当历史一旦变得人生化，常常会产生滑稽的效果。历史，只有当人们认真地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的时候，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一旦当人们腾凌于高高的天宇之上来俯察它的时候，它被浓缩、被提纯、也被本质化；艺术家进一步让人人都能经历的人生形态来比拟它，它只能是滑稽的了。滑稽，从观察对象而论，是历史本身怪异灵魂的暴露；从观察主体来说，是艺术家高迈超逸的情怀和视野的表现，他们还想通过这种表现，来引导读者和观众站到同样的观察心境上来，与他们一样来确认人的社会历史地位，把握历史的微妙进程。
白马在我身边停下，因为我身后有一个池塘，可以饮水。年轻的骑手和气地与我打招呼，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腼腆地一笑，说：“没啥事。”
“没啥事为什么骑得那么快？”我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在帐篷打牌，扑克牌少了几张，到镇上去买副新的。”确实没啥事。但他又说，这次他要骑八十公里。
他骑上马远去了，那身影溶入夜色胡杨林的过程，似烟似幻。
我眯缝着眼睛远眺着，想：他不知道，他所穿过的这一路是多么美丽；他更不知道，由于他和他的马，这一路已经更加美丽。八十公里的绝世美丽，与他的目标——那副扑克牌相比，孰重孰轻？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别出不同于普通人的文化人。
我要用这个景象来比拟人生。人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远远重于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总是漠然于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杨林在薄雾下有一匹白马穿过，而只是一心惦念着那副扑克牌。
有人说，所有的过程都为目的而存在。
我说不，难道灿烂了千万年的一路美景，都是因那副扑克牌而生？
请不要过于在乎马匹起点和终点的那个赌局。赌局窗外，秋色已深。
每天早晨，雁群起飞了。横过朝霞，穿越白云，冲出阵风，投入暮霭，最后，在黑夜的芦苇荡中栖息。
能说它们天天以黑暗作为归宿吗？
不错，朝霞、白云、阵风、暮霭都匆匆来去，不能成为归宿，但黑暗难道是永久的吗？
对雁群而言，能刺激它们行动的，是与黑暗对立的一切。行动重于归宿，归宿只是为了明天的行动。
不要为人生制订太多归宿性的目标。一切目标都是黑暗的，至少是朦胧的，只有行动才与光亮相伴。
我们的学者，只会低头寻访一个个芦苇荡里的雁宿窝，而不会抬头仰望雁群真正的生活空间。他们说，空中已无翅影，窝中才有落羽。他们说，万里长天太空洞了，只有满脚泥泞才是学问。
这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学问不是人生，如果雁群也有“人生”。
雁群的“核心价值”，是飞翔。
当代国际戏剧理论有一本经典，叫《空的空间》。这个书名译得有趣，却很准确。
一直想借用这个命题来感悟人生。我们的活动空间对我们而言都是“空”的，因为活动是过程，不留印痕。但是，惟活动的生命才真实，因此只有“空的空间”才能验证我们的真生命。
以空求实，无异于以真求假。
人生有“节气”，但大家常常忘了。
太多奇怪的坐标干扰了世人的节气感受。人们那么不在乎春天中的细雨，细雨中的雷鸣，雷鸣后的暑气，暑气后的霜露……人们只有在不得已碰到酷热和严寒时才感知季节，却是那样被动，那样紧张，那样狼狈……
对于自然节气和人生节气，人们已经失去了欣赏的敏感，因此，也失去了欣赏的权利。
人们在乎的，是成功、奋斗、学位、职称、资产、官阶、升迁以及与此相关的应酬、开会、倾轧、青灯、黄卷……
最被冷落、也最羞于见到的中国字是从小就见到过的那一些：立春、雨水、惊蛰、清明、谷雨、小满、芒种、夏至、处暑、白露、秋分、霜降、小雪……
让它们回来吧，回到生命深处。
我们的人生已沾湿白露，过些天，又回到霜降的时节，每一段都是诗的意境。在诗之前，何谓“成功”？
人生的滋味，在于品尝季节的诗意——从自然的季节到生命的季节。
季节，不品尝也在。但只有品尝，诗意才会显现。
有了诗意，人生才让人陶醉。
这种陶醉不是一片酩酊，而是像我外公喝酒，喝得很慢、很深、一口口很少间断。
人人都在人生中，但发现人生，却需要特殊的眼光。
甚至，需要特殊的仁慈。
我记得这样一个历史情景。“文革”灾难结束后好些年，几位中年妇女终于零零散散地见面了，见面时都三分欣喜、七分尴尬。原因是，她们的父亲，都是一代领袖，在刚刚过去的政治斗争中，互相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而且全国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因他们的搏斗而遭殃。她们几个，随着她们的父亲，有时得势，有时下沉，直到筋疲力尽，满目苍凉。
她们见面时，大量的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还在争吵过往的是非曲直，控诉其间的血泪恩仇。中国的历史，多数由这种争吵和控诉建立，而她们的父亲，一度是历史主角。
她们见面时，不知如何在笑容中负载历史，或在口气中挥走过去——这些几十年前堪称“红色贵族”的姐妹淘。
她们彼此也有太多的质询、疑问、诉说、抱怨，即便在礼貌的交谈中也无法避过，因为这一些早已在音讯阻隔间积储了很多年……
终于，其中一位女士的一句话消解了一切。
她叫陶斯亮。她父亲的官职，曾名列全国前四位，后又被整惨死。
她对昔日的姐妹说：我们的父亲都不在了，我们全都成了没有父亲的女儿——我们还是一样。
这就从政治的眼光，上升到了人生的眼光。
这种眼光，十分不易。因为在中国，早就习惯于把一切人生细节，全都“上升”为政治。陶斯亮逆向而行，回归历史的仁慈。
为什么发现人生的眼光才是仁慈的眼光？
因为人因差异而争斗，又因争斗而扩大差异，并把扩大了的差异当成了真实，做成了真实。
唯有人生存在太多的共同点。发现人生，就是发现共同点，发现沟通的可能。
年迈的皇帝祭祖，仪毕，在陵园门口见一躬身相送的老人。
皇帝凝视守陵老人，皱眉，摇头，叹气，上辇离去。
臣子们不知圣上何意，立即排查守陵老人的履历和疑点。疑点甚多，每条都足以使皇帝皱眉、摇头、叹气。守陵老人一生见过皇室的各色人等，而皇室内争斗剧烈，他又可能划入任何一个反叛势力和篡权集团。
更有确实证据，守陵老人还在清明时节，去那些皇室离异人士荒芜的墓地，烧过纸。
于是，守陵老人被驱逐回乡。
第二年，皇帝又要祭祖。前两天，他吩咐过，祭祖那天要与那位守陵老人谈话。
臣子们一片慌乱。快马奔驰，接回了老人。
那天，皇帝吩咐侍从，扶起跪在陵园门口的守陵老人，上下打量着，又是皱眉、摇头、叹气，然后说一声：“我们都老了，比这儿所有的人都老。”
守陵老人不敢接话。
“初次见面，我们还都是小孩。”皇帝说，“在一起玩，玩蹴鞠，谁摔倒你就扶谁，但我只摔倒一次。”
守陵老人轻声应“是”，却不敢抬头。他心中想，摔倒最多的皇家兄弟，早已在宫廷争斗中落败。
突然静默。守陵老人知道，皇帝也想到了什么。他想轻声说一句：“我年年去他们坟头烧纸。”但只是想想，当然不能说。
皇帝终于又叹了一声：“都老了，你多保重吧。”
第二年，陵园门口再也没有出现这位皇帝和这位守陵老人。他们去世的时间只隔了半个月。
——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守陵老人的同龄表弟，一位乡村老秀才。他更重要的笔墨是《内宫蹴鞠》，想来也是根据守陵老人的口述记录皇家兄弟年幼时的游戏项目，但仅留目录，不见文本，所以不知详略长短。
历史反复刻印的，是皇家兄弟间的残酷争斗；遗佚不存的，是童年嬉戏和白头叹息。因此中国历史逮住的，大多是无聊的嘈杂，失去的，却是天下人生。
当代中国有一批落魄文人最喜欢爬剔别人的人生经历，找出一丝疑点“上纲上线”，诬蔑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文章中，几百万的“叛徒”、“汉奸”、“特务”，都是由这批人爬剔出来，再被政治斗争利用的。
如果就此与他们展开政治辩论，那就进入了他们的价值系统。
对此我很有经验，不会上当。
因此，我要把事情拉回到人生层面，这也是对他们的仁慈。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个诬陷你的年轻学生？
我说：不饥饿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言乱语的二十岁，让人心软。
有人又问：你为什么不惩罚向他散布谣言的那个人？
我说：他已经很老，听说身体很不好。折腾了一辈子还没有找到别的谋生方式，真是让我同情。
我这么说，没有半点讥讽的成分。因为我经历过饥饿的二十岁，更见过周围无数既让人厌恶又让人同情的老人。是真实的人生让我清醒，让我宽宥。
上海人的最近一次聪明，是隆重聘请一批退休老人，上街惩罚随地吐痰的行人。
随地吐痰必须罚款，这个法规早已公布，但执行时总是麻烦重重。千条理由，百般道歉，躲来躲去，总想逃脱。但今天，递上来罚款单的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慈祥地微笑着，载足了人世间的全部道义，因此也聚集了周围所有的目光。
这般阵势，谁能逃脱？
是白发和皱纹，清洗了上海的街道？如此说法有些不忍。应该说，为了城市环境，不得已动用了人生伦理：这是祖父、祖母们的命令。
让人生的终极阶段来包抄后路，才使他们理屈词穷。
我想复述二十多年前一篇小说的情节。
这篇小说当时是在一本“地下杂志”上刊登的，没有公开发表，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影响似乎不小，题目好像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写的是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大半辈子争斗。两人都是情报人员，1949年之前，那个国民党人追缉那个共产党人，一次次差点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毕竟棋高一招，国民党人进入了共产党人的监狱。谁知“文革”一来，全盘皆乱，那个共产党人被造反派打倒，与老对手关进了同一间牢房。大半辈子的对手，相互尽知底细，彼此家境由对方说来如数家珍。年年月月的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好友。
“文革”结束，两人均获释放。政治结论和司法判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天天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更重要的是，这一对互相追缉了大半辈子的男人，都已经非常衰老。终于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孙儿扶着来公园了。另一位本来也已感到了独行不便，看到对方带来了孙儿，第二天也就由孙女扶着来了。
双方的孙儿、孙女正当年华，趁着祖父谈话，便在附近一个亭子中闲聊开了。他们说得很投机，坐得越来越近。两位祖父抬头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们用漫长的半辈子才坐到了一起，他们用短短的半小时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这篇小说，从艺术上说，过于刻意纤巧，何况我的复述，也一定很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在处处还是“政治挂帅”的时代，提供了一种以人生为归结的思维，而且，这种思维能够那么幽默地消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曾经全心投入的政治迷误。怪不得，当时的公开杂志都不敢发表。
我还是喜欢这种显然简单化了的消解方式，只因为它让人生成了真正的主角。
人生滋味，毕竟比血火智谋醇厚得多，也真切得多了。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每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是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铤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又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连顽皮和发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真是一种巨大的亏欠。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前来参拜的小学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老师倒着身子步步后退，用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的人群也都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真不愿相信这些天真可爱的生命迟早也要去承受民族纷争的苦难。上一代应该像这些老师，不是迈开自己的脚步让孩子们追随，而是反过来，每一步都面对孩子，只要面对孩子，一切都好办了。
历史的结论，往往由孩子们决定。
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 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
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流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
不久前，在上海，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惟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惟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时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反复歌颂一片布满陷阱的土地，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个恶作剧，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残酷的后果仍不知收敛。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不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家和阴险的政客故意设置的计谋，他们对青年的歌颂是以怂恿的方式达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较可以原谅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们以歌颂来缅怀已逝的岁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寻失落前的梦幻。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的，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除王安石之外，为少年和青年说点扫兴话、警惕话的人实在太少了。永远在歌颂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就这样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里去了，送到什么里程就不再歌颂也不值得歌颂了，却不知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这是一帖疗世药方，特别对一个古老而疲惫的帝国更有特殊意义，但用药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为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固相斡旋。
青年时代的使命，是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人类。
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彩而又复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初来乍到，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已是万幸。从这一角扎下根去，刻苦钻研，必能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通，必能与历史的悠久魂魄相连。只有这时，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重量。
青年人应该以惊喜而谦卑的心情进入世间。有时，也会因过于惊喜而产生激情，并由激情而走向苛求和批判。对此，不能颠倒因果。
在长白山的林间小屋前，我看到过几根猎户遗下的棍棒。
它们还没有从大地汲取足够的营养，还没有对世间绽放娇嫩的绿色，却被拔擢、被砍伐了。它们变成了又枯又干、又硕又滑的棍棒，在驱赶禽鸟、撞击万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骄横。它们被使用得乌黑油亮，在棍棒群中也算是前辈了。直到有一天，看到自己当年的同龄老伙伴们早已长成了参天巨树，它们才蓦然震惊，自惭形秽。
树木本来是可以有很多种用途的，最悲惨的是在尚未成材之时被拔离泥土，成了棍棒。
多年前，在一个朋友家里，我见到了一个与我同姓的青年。他曾在报刊上对我们一代经历过的灾难高谈阔论，并洋洋自得。
我看着他，心中一直盘旋着一句话：孩子，你连几何学的第一页也还没有学过，怎么写出了长篇的几何学论文？
你把人生的开头开在虚假上，还让远近百姓都看到了，今后的路还怎么走下去？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变得无限精彩，精彩得远远超出他自己和旁人最大胆的预期。
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在年轻时代就被塑造定型，难于精彩了。
第一种是“常规塑造”，而一切常规塑造大多是平庸塑造。这种塑造，一般由家长和教师为主角，以既成的社会职业为范本，使大量前途“无可限量”的年轻人早早地得到了“限量”，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第二种是“机谋塑造”，而一切机谋塑造大多是邪恶塑造。这种塑造，一般以生存技巧为借口，以压倒他人为目的，使大量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早早地学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终生不再与大善、至善真正结缘。
这两种塑造，都会让塑造者和被塑造者高兴很久。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也联手堵塞了一个生命走向精彩的神秘通道。
在那条神秘通道上，除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一切都不确定。日日夜夜都在不断选择，年年月月都有不同风景，小心翼翼地护佑着生命，走出一程，又走出一程……
青年时代，是一个训练选择能力的时代。
这种训练应该呈现出很多项目，让接受训练的青年人不断出错，又不断校正，最后终于懂得了选择。
这种训练的最大悲剧，是接受训练的青年人全都侥幸地选择对了，因此等到训练结束，他还不知道选择的本义。
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自立，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多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中，最该遮颜掩羞的，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如今天天节衣缩食、不苟言笑、忍气吞声，都是在争取着一个有尊严、有资财、有自由的老年。
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一道江流：一个浑浊的中游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游。
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殆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我的青春，和灾难相伴。
我的搏斗，堪称英勇，并把搏斗的脚印留在那块土地。
这是我骄傲的履历。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脚印留在灾难的土地上？
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
没有离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哈维尔说，只有生过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他是在说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启迪，由我们中国人听来，仅一步之遥。
我们终于经过搏斗而获得健康。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愣愣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延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泻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学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场已偏于一极、趋于单相。中年人不见得都会把两力交汇的困惑表达成哲理的外貌，但他们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场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体会不到多少人生的隐秘的，再过30年已在人生的边沿徘徊，而边沿毕竟只是边沿。因此且不说其他，就对人生的体味论之，最有重量的是现在，是中年。
人生就是这样，年少时，怨恨自己年少，年迈时，怨恨自己年迈，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处于一种相对冷静的疏离状态和评判状态，思考着人生的怪异，然后一边慰抚年幼者，一边慰抚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义上的魅力，就在于这双向疏离和双向慰抚吧。因双向疏离，他们变得洒脱和沉静；因双向慰抚，他们变得亲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有时又会感到烦心和惆怅，他们还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他们置身于人生涡旋的中心点，环视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万千。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不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地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即便障碍也构成一种让人仰视的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也会感到一种深厚的美。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
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无可避免。这有点残酷，但这种残酷属于整个人类。
年老的人，会产生一种“审美畏怯”。
审美畏怯是一种奇特的心绪，大多产生于将见未见那些从小知名的重要物象之时。年轻时会欢天喜地地直奔而去，年长后便懂得人世间这种不让人失望的重要物象并不很多，看掉一个就少一个，因此愈加珍惜起来。不怕没看到，只怕看到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把一种隆重的机遇浪费了。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垮垮垮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和尊严。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云岁月终于被岁月本身所消解，只剩下风烛残年的无奈。
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它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沙杰汗这个皇帝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少功过，他留在印度历史上最响亮的名位应该是“杰出的建筑狂”。除了眼前这座皇宫，他主持的建筑难以计数，最著名的要算他为皇后泰姬玛哈（taj mahal）修建的泰姬陵。泰姬陵已经进入任何一部哪怕是最简略的世界建筑史，他也真可以名垂千古了。
泰姬皇后在他争得王位之前就嫁给了他，同甘共苦，为他生了十四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遗嘱希望有一个美丽的陵墓，沙杰汗不仅做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亡妻的预想。这个陵墓，由两万民工修建了整整二十二年，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阿格拉，如果时间允许，应该去看看。已经无数次地见过它的照片，极度豪华又极度单纯，进入了诗和梦的境界。有人说，由于沙杰汗过于沉迷于包括泰姬陵在内的大量豪华建筑，把从阿克拔（akbar）开始积累的大量财富耗尽了，致使莫卧儿王朝盛极而衰，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历史的远处看过去，有那么美丽的建筑留下来了，也值。有时，一座建筑比一个王朝更重要。
有两个场面让我感动。沙杰汗在妻子死亡以后，有两年时间不断与建筑师们讨论建陵方案，两年后方案既定，他已须发皆白；泰姬陵造好后，他定时穿上一身白衣去看望妻子的棺椁，每次都泣不成声。
他与他的祖父阿克拔遭到了同一个下场：儿子篡权。他的三儿子奥伦泽布（aurangzeb）废黜并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楼，隔一条河就是泰姬陵。他被囚禁了九年，每天会对妻子的亡灵说些什么呢？我想，他心底反复念叨的那句话用中国北方话来说最恰当：“老伴，咱们的老三没良心！”
幸好，他死后，被允许合葬于泰姬陵。
奥伦泽布掌权后明确宣布废除印度教和基督教。
甘地墓。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说是最后遗言，其实是最后的呼叫，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像样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锒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我们周围很多人，实在是被越积越厚的人际关系脂肪层堵塞住、窒息住了。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既满足又疲惫的喘息声，你们年轻，不要走这条路。
当我们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善良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假象，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有答案，都有结论，都有裁断。但是，当我们离开校门闯荡世界以后，美丽的假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直到我们不再对这些漏洞惊恐万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真正长大。
世界不再完美，但不完美的世界却更有吸引力。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人生道路上有一些际遇和感受像吹拂的风、飘浮的云，抓不住，定不住，却随处可见，一再重复。它们拨离了可触可摸的事件实体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又抽象不成理论形态而始终柔软隐约。要是用几个标题的铁叉去收俘固定它们，它们就滑身而走；而完全不理，它们则又成为一种挥不去的缠绕。既然如此，那就用一个无标题的无形大网兜聚合一下吧。
读着没有名目的文字，看着不知名称的风景，走着没有路名的道路，竟然走到了人性的相会处。人生的味道，尽在这般朦胧中。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当代希腊人很信奉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寓言故事：一个人在鱼群如梭的海边钓鱼，钓到两条就收竿回家，外国游客问，为什么不多钓几条，他反问，多钓几条干什么。外国游客说，多钓可以卖钱，然后买船、买房、开店、投资……“然后呢？”他问。“然后你可以悠闲地晒着太阳在海边钓鱼了。”外国游客说。
“这我现在已经做到。”他说。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入了笔墨之中。我想，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当历史一旦变得人生化，常常会产生滑稽的效果。历史，只有当人们认真地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的时候，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一旦当人们腾凌于高高的天宇之上来俯察它的时候，它被浓缩、被提纯、也被本质化；艺术家进一步让人人都能经历的人生形态来比拟它，它只能是滑稽的了。滑稽，从观察对象而论，是历史本身怪异灵魂的暴露；从观察主体来说，是艺术家高迈超逸的情怀和视野的表现，他们还想通过这种表现，来引导读者和观众站到同样的观察心境上来，与他们一样来确认人的社会历史地位，把握历史的微妙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