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一再主张，除了特殊情况，对媒体间的批评不要反击。其理由，不是害怕，不是鄙视，不是谋略，只是因为我们没那么重要。
不少朋友同意我的主张，但理由并不一样。他们一般认为，批评者资格太低，与自己不相称，一旦争论起来，反而抬高了他们。其实，在媒体上开辟战场，我们自己的资格就够吗？这就像走在街上，我们作为一个市民的资格是具备的，但如果被人撞了一下就干仗起来，既妨碍交通又引起路人围观，占据了别人的不小的空间和时间，这个资格就成了问题。
首先，在起点上，我们并没有重要到要引起别人来频繁骚扰，多数也就是一般的碰撞而已，千万不要因为过度的自尊心而把事情的性质夸大了。
其次，在空间上，传媒是众人共享的天地，我们没有理由把一些琐碎的是非送到毫不相关的人们面前要他们关注。家里有点响声还怕影响隔壁邻居呢，更何况借着传媒来干扰。
最后，在时间上，争论一旦开始没有几个回合结束不了，怎么忍心凭着我们的小名把那么多人的宝贵时间一次次搜刮掉？百万人各读五分钟就相当于耗费一个人整整十年的生命，究竟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当然也有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事情突然闹得很大，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某个与我有关的谣传，批判的文章已经连篇累牍，而我只要揭示一个小小的证据就能把这个局势全然改观，在这种情况下，我每次总是刚想提笔又随即缩手。我怕什么呢，怕所有今天在批判我的人一见证据立即大喊上当，转而把加倍的愤怒投向谣传的起点，把某个人物当作骗子来批判。他是骗子吗？不是，起因往往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虚荣心，说了假话又没有勇气改口，后来舆论越造越大，他也控制不住。他大多是一个弱者，年纪已经衰老或刚刚大学毕业，哪能承受得了如此恶名的重压？因此在这关口上我就心软了，觉得自己毕竟是中年人，比老年人经磨，又比年轻人顽钝，正是蒙受委屈的最佳年龄，如果社会精神废气的排泄必须以一些生命作为对象，那就找我们这些人吧，不要再推到别人身上去了。
但是，偶尔也会发觉人们给自己编造的童话故事中，夹带着几个真正堪称重要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如果由我来论述未免有自我辩解之嫌，而如果不论述则放弃了一个文化人的责任，怎么办呢？我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等围攻我的某个风潮过去之后，我可以在自己的文集而不是在报刊上顺便论述一下这些重要问题，既把当众辩解和反击的色彩洗去，又让重要保留其重要。但我在论述中仍然努力避开真名实姓，以免纠缠在人际关系里。就文化课题而言，人际关系永远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本身。
我的这种态度，与年轻时有很大不同。当时坚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决不忍气吞声，甚至认为一味退让是一种老滑哲学。后来经历一些事情后终于明白，既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它们清清楚楚地在那里，就不必多费口舌。如果黑黑白白地争个不休，到头来倒真有可能得出一个不黑不白，灰不溜湫的奇怪结果。尤其是这些年痛心地旁观了文化界大大小小的纷争后更加坚信，保护中国的文化生态已是当务之急。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以战斗来保卫什么，现在才懂得一个基本道理，节约能源消耗，是最大的生态保护，而战斗，却往往是一种巨大的能源消耗。
世界上有多少真正堪称重要的大事需要人们关注，人们的时间太少了，媒体的空间太小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注意力太珍贵了，而我们，实在太不重要。
不少朋友同意我的主张，但理由并不一样。他们一般认为，批评者资格太低，与自己不相称，一旦争论起来，反而抬高了他们。其实，在媒体上开辟战场，我们自己的资格就够吗？这就像走在街上，我们作为一个市民的资格是具备的，但如果被人撞了一下就干仗起来，既妨碍交通又引起路人围观，占据了别人的不小的空间和时间，这个资格就成了问题。
首先，在起点上，我们并没有重要到要引起别人来频繁骚扰，多数也就是一般的碰撞而已，千万不要因为过度的自尊心而把事情的性质夸大了。
其次，在空间上，传媒是众人共享的天地，我们没有理由把一些琐碎的是非送到毫不相关的人们面前要他们关注。家里有点响声还怕影响隔壁邻居呢，更何况借着传媒来干扰。
最后，在时间上，争论一旦开始没有几个回合结束不了，怎么忍心凭着我们的小名把那么多人的宝贵时间一次次搜刮掉？百万人各读五分钟就相当于耗费一个人整整十年的生命，究竟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当然也有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事情突然闹得很大，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某个与我有关的谣传，批判的文章已经连篇累牍，而我只要揭示一个小小的证据就能把这个局势全然改观，在这种情况下，我每次总是刚想提笔又随即缩手。我怕什么呢，怕所有今天在批判我的人一见证据立即大喊上当，转而把加倍的愤怒投向谣传的起点，把某个人物当作骗子来批判。他是骗子吗？不是，起因往往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虚荣心，说了假话又没有勇气改口，后来舆论越造越大，他也控制不住。他大多是一个弱者，年纪已经衰老或刚刚大学毕业，哪能承受得了如此恶名的重压？因此在这关口上我就心软了，觉得自己毕竟是中年人，比老年人经磨，又比年轻人顽钝，正是蒙受委屈的最佳年龄，如果社会精神废气的排泄必须以一些生命作为对象，那就找我们这些人吧，不要再推到别人身上去了。
但是，偶尔也会发觉人们给自己编造的童话故事中，夹带着几个真正堪称重要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如果由我来论述未免有自我辩解之嫌，而如果不论述则放弃了一个文化人的责任，怎么办呢？我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等围攻我的某个风潮过去之后，我可以在自己的文集而不是在报刊上顺便论述一下这些重要问题，既把当众辩解和反击的色彩洗去，又让重要保留其重要。但我在论述中仍然努力避开真名实姓，以免纠缠在人际关系里。就文化课题而言，人际关系永远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本身。
我的这种态度，与年轻时有很大不同。当时坚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决不忍气吞声，甚至认为一味退让是一种老滑哲学。后来经历一些事情后终于明白，既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它们清清楚楚地在那里，就不必多费口舌。如果黑黑白白地争个不休，到头来倒真有可能得出一个不黑不白，灰不溜湫的奇怪结果。尤其是这些年痛心地旁观了文化界大大小小的纷争后更加坚信，保护中国的文化生态已是当务之急。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以战斗来保卫什么，现在才懂得一个基本道理，节约能源消耗，是最大的生态保护，而战斗，却往往是一种巨大的能源消耗。
世界上有多少真正堪称重要的大事需要人们关注，人们的时间太少了，媒体的空间太小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注意力太珍贵了，而我们，实在太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