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知道这个孩子是有反抗个性的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却并没有表现出来。还在被父亲扛在肩头的年纪,父亲却牺牲了;正是高考升学的关键时刻,母亲却忧郁而亡,轮到谁,不会为此心生绝望呢?
    姚琴冲了一杯咖啡递给郑航。“端稳了。”她警告说,“玻璃杯容易打碎。下次我带些纸杯来,没有污染,没有化学品,还不用清洗。”
    郑航很快呷了一口。“我是警察,每天都做这些服务工作。您还把我当几岁的小孩子啊!”
    “哦,你长大了,可以不听姨妈的话了?”姚琴说。
    “不是的。”
    “那你怎么想离开警令部?多少人都梦寐以求呢!”
    “事情太多,太忙了。”
    “派出所事情更多。杀人、抢劫、盗窃,还有房子失火、吵架纠纷、精神病人,哪一件不要派出所去的?小航,这是你妈交代的。到此为止吧,我不愿再和你讨论这件事。”
    “好吧。”郑航点点头。母亲说的,便是先皇铁券。他拿起姨妈熨好的制服,对她露出温暖的微笑。“我得走了,明天的会场今晚必须布置完毕。”
    姚琴站在客厅中央,脸上一副紧张的神色。他知道他一转身,眼泪便会从她的眼里涌出来。所以告别后他从不敢再回头,他见不得姨妈的眼泪。
    但郑航终究还是离开了警令部,只是姚琴一听到消息便去找了开阳区公安分局局长关西,然后找到徐放,对郑航的工作安排做了非常具体细致的干预。郑航明白抗拒没用,便想用学习弥补自己。他向同事学习刑讯、逮捕策略和卧底知识,了解犯罪心理画像、集团犯罪和贩毒案件。他学得很起劲儿,所里的老民警阳阳却嘲笑他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这词听起来令人很不舒服。但郑航很看不起武警转业的阳阳,认为他不学无术,不求上进,所以很不以为然。
    但实际上,“纸上谈兵”落在这次升职考核中,却成了事实,它简直就是郑航的噩梦。除了理论测试,更多的是体能训练和侦查程序。郑航觉得他是一张白纸,前怕狼后怕虎,左焦右急,思虑过多,越是恐惧越容易搞砸。模拟处警时,把装备锁在车里只是一次小事故。
    一个月过去,关西看到了民警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提高考核层级,驱使每个人一遍遍地去攀爬高耸的“考核墙”。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被鞭策着去训练的时间越来越多,操练越来越严格。每过一天,大家的期望值就高一分……总会有人在高强度的训练中获得奖励,但也有人半路退出。
    郑航不愿做那个退出的人。他心气很高,争强好胜,即使不为当官,也不能被别人比下去。何况,他理解关西的心思。局里僧多粥少,警多官少,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上升通道里,这次考核为选拔真正的人才突破了旧规。
    理论测试,郑航不怕,但他拼命地跑,不停地训练,不论是单双杠、攀绳,还是俯卧撑,只为通过三项体能测试。
    昨晚开展的是处警追捕实战演练考核。关西和贾诚模拟多种场景,参与者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以前,郑航做梦的主题总是爸爸或妈妈,他在暗夜里寻找、呼喊,看到突然出现的父母,却又猛然惊醒。而现在,他的噩梦变成了鲜明的彩色,充满暴力的气息——闪烁的警灯、尖叫的警笛。他不停地向前奔跑,沿着无尽的隧道夺命狂奔,一路上全是火红的枪弹四处蹿飞,爆炸,轰响,摧毁,鲜血淋漓。
    有好几个夜晚,他突然惊醒,努力遏制住自己疲惫的叫喊声;还有一些时候,他只是躺在床上,感受来自身体的抽动,默默地舔舐白天留下的伤口。
    到了早上六点,起床,再次投入训练过程。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还有半个月。不能表现出软弱,不能暴露缺陷,只能默默忍受。
    郑航拼了命也要熬过去。他父亲曾是局里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最年轻的刑侦队长,现在的局长关西只是父亲的后任接替者。父亲遭遇了不幸,他要更加坚强,做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他在参与竞争者中年龄最小,但名气最响。每次列队,总有人在背后小声议论他。“他就是郑平的儿子。”“他妈妈也没了。”“孤儿……”
    大哥大叔辈的竞争者们大都侧重于体能训练,实战已了然于胸,他却正好相反。
    走到楼下,操场转角处聚着一群人在谈天说地,都是参与升职考核的竞争者。看来他们正要开始今天的训练,碰在一起,总要聊几句。院校毕业的向军转干部请教枪械知识,军转干部则向院校生请教警体技能。只要敞开心胸,尽管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大家也乐于助人。
    郑航绕过人群,走到公安局后门。外面便是西苑公园,清凉的晨风徐徐吹来,带着清新,带着花香,好像给了他一个爽神浴。
    他径直朝着上山的小道爬去,然后慢慢加速。痛苦、烦恼、伤害在脑海中渐渐退去,茂密的绿叶像一条条标语:“我行,我自信,我一定成功。”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的眼神……”郑航气喘吁吁地默念着《从头再来》的歌词。疼痛不已的身体在抗拒,腰肋像断了一般,托不起上面的躯干。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无论怎样,都要继续前行。一步一步地,任由疼痛一点点加剧。
    郑航明白这个道理。十二年前,爸爸牺牲了,他就懂得;十年前,妈妈去世,他彻底懂了。他站在大青山公墓高高的石阶上,遥望着苍茫的云天,那里有一只鹰在孤独地飞翔,他要做那只鹰,不,他要像鹰一样活着。
    3
    走到收容救助所门口,宝叔靠着廊柱悄悄地观察。对面街区中央,一道很窄的门脸,虚掩着,没有挂任何招牌,但门框上贴着一张手写告示:
    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
    见面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1:00
    现在不是见面时间,但门是开着的。宝叔退后几步,向两边张望,楼右边一道严密的栅栏挡住了入口,左边是一条双车道的马路,隔开了收容救助所和管理中心。他顺着柏油马路,走在楼与车道之间,过了一道石灰拱门,来到一处院子。两排整齐的桂花树,几丛灌木,零散的草皮,大小十几个塑料凳子上坐着一群男男女女,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吃东西。一地的烟头、果皮和空易拉罐。
    宝叔心里涌起厌恶和怜惜,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但他明白自己这身广告衫、牛仔裤、破靴子的打扮,和这里的人没什么两样。
    再往里面走,却有人看守。注意到宝叔走过来,立即喝令他止步,等待喊到名字再进去。他想真的走错了地方,这里还是收容救助所,难怪如此脏乱。接着,他又想到自己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不该歧视。贫困的原因很多,有人因为暂时受挫,有人因为负债累累,有人因为走投无路。有人好吃懒做,有人身患恶疾,有人自暴自弃,有人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许多人出于生活所迫,而不是自主的选择。酗酒,吸毒,文盲,不务正业,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人生目标,各种原因导致他们无力赚钱,只能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时间一长,便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这样的人生能改变吗?
    政府的救助也不过维持现状罢了。
    宝叔决定执行b计划,在看守的门口转身,步行几公里,来到贯通辰河大道的佘湖桥下。他边走边思考,怎么跟某种人沟通,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日头缓缓下沉,气温也降了下来。宝叔的目光锁定在一棵银杏树下的三个人身上。他们懒洋洋地躺在破棉絮上,轮流抽一根烟、喝一个矿泉水瓶里混浊的液体。那瓶里装的肯定不是水,而是酒。目前,辰河还没有出台什么规定管理流浪者的行为。
    宝叔盯着三个流浪者看,其中两个反盯着他,不过眼里没有明显的敌意。作为曾经的流浪者,他一直牢记要与任何流浪团伙保持距离。没有人生目标的流浪者极易被激怒,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已经自觉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回归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但现在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谨慎。
    他向那三个人走去,逐个观察。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右脚重度残疾,背靠银杏树坐着。头发大概有大半年没有修剪了,黏糊糊的,用一根红绳扎着。上身穿着一件长袖圆领衫警服,胸口的“police”标志十分惹眼,下身穿着一条沙滩短裤,露出两条参差不齐的腿。这时节穿短裤似乎少了点儿,不过当你看到他左边光着脚丫,右边膝盖截肢处肉乎乎的反光,就不会再有其他情绪了。
    第二个看起来像欧亚混血儿,满头棕黄的卷发,鼻子很挺,脸上大块大块的白斑,斑块的肤色像白种人。大约二十多岁,身穿针织衫,牛仔裤,虽然脏,但穿着整齐。很瘦,面呈病态,一眼便知是个吸毒鬼。
    第三个人背对着宝叔盘腿坐在草丛里,尖削的肩膀挂不住衣服,破了几个大洞的黑色毛衣松松垮垮,几乎可以想见衣服下面是一根根轮廓分明的肋骨。他的头垂在胸口,似在悔罪,似在冥想,但肯定没有睡着。
    宝叔说:“想好好吃一顿吗?兄弟们。”他装成同类的样子,指了指城市方向。
    男孩的眼睛亮了一下,混血儿冷冷地盯着他,说:“有什么条件?”
    “没什么,我也想吃了。我是宝叔,原来在瑶光混的。”
    混血儿别过脸,嘟囔了一句。根据宝叔对不礼貌语言的敏锐观察,那是一句国骂。但现在重要的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管他呢!
    男孩开了口,努力表现得友好,但避开了宝叔的目光。“我是计伢子,这是我大哥爱军,我叫他军哥,这是……”男孩正准备介绍下去,背对宝叔的人忽然伸出肘子,撞了一下男孩的腰,痛得他叫出声来。
    “很高兴认识你们。”宝叔进一步靠过去,伸出手,希望这手势能够表达他的善意和信任。男孩和混血儿僵住了,气氛有些尴尬。
    宝叔想绕过去,跟第三个人打招呼。那人却突然微微侧过身,开了口,声音不阴不阳。“你现在日子好过了,想逗我们开心吗?”
    宝叔闻言一震。这声音,这声音……太熟了。
    他不喜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欢迎他。
    这个世界没人对他负责,这是他从小就怀疑的、令他伤感的事实。只是那时他还相信奋斗的力量,大学毕业后,这想法被无情地击溃。他很痛,有一阵人生变得相当灰暗,他觉得不管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之后有天晚上,他坐在佘湖山顶,想啊想,终于想清了一件事情,他要为一个目标活下去,只要达成这个目标,让他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底线。
    在他看来,夜晚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光。阳光被吞没了,天空灰蒙蒙的,偶尔有星星和云朵,仿佛在虚无里漂染过,若隐若现,成了黑夜记录心情的笔记。城市霓虹闪烁、灯光灿烂,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漆黑一片。
    他一直都喜欢待在暗夜里。他还记得以前每天吃过晚饭后,妈妈都会把他抱到床上,让他靠在枕头上,数窗外的星星,没有星星,便想象星星在哪里。
    那是一间朝北的窗,窗外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躺着就可以看到北斗星,看到北极星。母亲没读过什么书,但她能认出天枢、天璇、天玑、玉衡……能讲北极星的故事。她说,北极星象征着坚定、执着和永远的守护,就像天底下所有的母亲,这个世界,只有母亲对儿子才会不离不弃,永远守护,永远不变。
    这是属于他们母子的时刻。每当这时,母亲会唱童谣,讲故事。她脸上的表情会变得柔和起来,嘴唇弯起,形成一个淡淡的笑容,身体也跟着放松下来。只是,往往一首童谣还没唱完,母亲便深深地叹一口长气。
    美好的一刻结束了。母亲站起来,好看的笑容消失,忧郁的皱纹再次爬到脸上,让她看起来至少老了十岁。她把被子重重地掩在他身上,把门框当镜子,对着门抓抓头发,然后径直走了出去。
    直到长大了些,快成年时,他才开始思考属于母亲的这些片段。为什么母亲大白天待在家里睡觉,只有下午和晚上才出去上班呢?为什么母亲只将晚餐那片刻时间留给儿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是,还没来得及问清这些问题,母亲就消失了。也许留有悬念的东西往往是记忆最深刻的,常常勾起他的回忆。
    他缩身在车厢里。窗外没有灯光,很黑、很安静,不时有风刮过车顶的声音从耳边掠过,像毒蛇吐着芯子,让他产生自己正待在十八层地狱的错觉。
    突然,他身体一僵,因为他好像在风中听到了人声。侧身望着窗外,仔细聆听,又一阵风刮过,他确定的确是人声。他疑惑,谁会在这里?犹豫了一会儿后,他把水果刀放进小工具箱,推入驾驶座下,隐藏起来。
    一个年纪不小的夜行人。从东侧走过,根本没有靠近他的车便转了弯。
    他莞尔一笑,都怪自己听力太好。这是他自小练出来的本领。孤独的夜晚,想妈妈、等待妈妈回来的夜晚,他以聆听屋外的声音,辨识声音原委打发时间。日复一日,连屋顶上走过一只猫,他都能听出那是张婶家的,还是王奶奶家的。
    他直起身,钻进驾驶座。虽然那人没有走近,但他还是准备观察一下周边情形就离开。这个地方,他已经蹲守很久,来往行人、作息规律都了如指掌。他是个有目的的人,不喜欢空耗时间,也不喜欢嘈杂的空间。语言是空虚、无聊、伪装的外壳,是灵魂的坟墓。一群群人聚在一起闲聊、打牌、跳舞、唱歌,还乐此不疲,真让他感觉匪夷所思。
    有时候,他担心那些充满伪装、虚假的空间——霓虹闪烁的洗浴中心、锣鼓喧天的歌厅、争吵喧哗的茶馆、饭店——会发生爆炸,夷为平地。每天早晨醒来,他都要站在阳台上看一看周边的娱乐消费场所,看他们是否已成废墟。
    这想法让他害怕,他不得不做几个深呼吸——白天他也是这些场所的常客,晚上他是绝对不去的。可惜,他的担心从未发生。他把驾驶座调整到位,狂躁地揉了揉太阳穴,督促自己赶快离开这里。
    启动引擎,正要往前面行驶,座位下面发出“哐当”一声。
    他戴上橡胶手套,伸手到座位下,缓缓拉出一个黑色工具箱。箱子不大,非常普通,可能塞满单据、卡片、纪念币和领带卡。但实际并非如此。这个箱子里面放的是一套医疗解剖器械,十分精致、实用。他检查了一下箱里的卡带,一格一格的内袋上别着锃亮的金属器具,数了数,有十个种类,每种器具各有用处,都是白天在家里用药水消过毒的。
    他将中间的卡带掀开,下层是一小卷强力透明胶带和两把普通的水果刀,刀面锋利,一尘不染,如果拿到刑事痕检室检查,绝对查不到指纹。除了这些,他还在箱子里放了一小瓶水合氯醛,以备不时之需,谢天谢地,他还没有机会使用。水合氯醛旁边是一叠一寸见方的塑料袋,袋里装着白色的粉剂。这是他用作重要物证的东西,常人难以找到,但他总有办法,很多跟这东西有染的人把他当作救命恩人。
    他摸了摸袋子,柔软细腻。很好,他已多次使用这种东西,非常熟悉。这种塑料袋也是他们常用的,没有丝毫独特性。他的行事作风便是不留下任何独特的东西。
    他做了个深呼吸,努力思考是否还遗漏了什么。这个过程持续了好一会儿,说实话,他有些紧张。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开始日期上犹豫。四年来,那些特定夜晚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历历在目,但发生在白天的一切即使是在昨天,却仿佛蒙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如梦一般。
    春天来了,万物生发,整个世界都欣欣向荣,腐朽的、肮脏的、垂死的、毒害的,都该消失才对。他站在花红柳绿的辰河边,四年来的春光在他脑海里一下子鲜活起来,那些画面简直历历在目。他很担心一旦等得太久,所有的记忆都会统统消失,它们会和其他想法——那些让他疯狂,又让他倍感寒冷的想法——一起消失在空虚的黑洞里。他又会再次坐到佘湖山顶,怅然若失地,无助地瞭望,感到生命无趣。
    汽车离开黑暗的小巷,绕过南正街,进入辰河大道。经过佘湖桥时,他拿出一个食品袋——袋子早已用氨水擦洗过,一个指纹都不会留下——轻轻地放在桥头的草地上。不远处,有一群群流浪者,不用多久,这东西就会进入他们的肚腹。
    没错,这是他为他们购买的饼干、蛋糕、面包和矿泉水。是在“步步高”买的,还是在联都国际买的,他记不清了,细节统统消失,滑进了记忆的黑洞。但他记得是用不记名的消费卡付的账,发票在出门时随手扔进了安检门的垃圾桶里。
    发票不可能留着。因为害怕记忆跟他开玩笑,他戴手套的手在里面翻检过好几遍。干蠢事是不可原谅的。他妈妈曾多次教导他。她总说,可以任由该死的蠢货在身上捣弄,但他必须为此付出成倍的代价。而她的儿子是最优秀的,胜过那些蠢货千百倍。
    他不再东张西望,挺直腰杆驰向灯光辉煌的城市。他又想到了嘴,为了苟延残喘而胡言乱语的嘴。不过,他立即止住了这个念头,希望它进入坟墓,他很清楚只要这些嘴没有闭住,他的想法就会反复出现。
    行了,只等鱼儿上钩。
    他把车停在遥岭巷转角的阴影里,放倒靠背椅,舒服地躺下。四年来,每到春夏交替之际,多少个夜晚,他就这样在车上度过。四年,他没有感到丝毫不适,也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这得益于这车是最常见的车型,车上不断变换的牌照,以及最隐秘的内饰。
    表面上,从外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车内的情形——破旧的仪表台、普通的坐垫、肮脏的脚垫、不明的毛发、烟头,里面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错了,你看到的,只是车窗玻璃贴膜给你的幻象,你完全看不到车内的情形。
    这一刻,他头脑一片澄明。他扪心自问,我这么做对吗?为什么四年过去,我却感到更加空虚,更加寒冷?那些卑微的灵魂虽然肮脏,但相比道貌岸然的人,他们作恶,仅仅出于求生的本能。
    他的疑问持续着,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如人所愿地给出答案,它从来都有自己的逻辑,总是自行其是。因此,他也只能自行其是,做他力所能及的拯救。
    对,就是拯救。他拍拍胸口,工卡还在里面。他拿出来,最后检查了一遍。工卡为长方形,设计简洁,美观大气,蓝色背景衬着白色汉字,上面写着“副主任”。
    他把工卡佩戴在胸口。夜色越发浓了,火车站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
    “嘴是用来揭露真相的。”他嘀咕着,神色越发凝重。
    4
    场地很美。方娟离开汽车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孤立的江湾,一片不大的沙滩延伸到江心,上下游都是高高的悬崖。她走到江水的边缘,发现江水是如此的浅而清澈。沙滩边除了很少的赭色破木块,几乎没有其他生活垃圾,比如废弃塑料制品。最近几年,辰河市有许多条河流因为受到严重污染而禁止了挖沙作业和渔猎。挖沙船通常被认为是破坏河道及水质的罪魁祸首。
    她在沙滩上欢喜地转圈,长裙像花一样绽开,直到发现男人们全都直直地盯着她,才羞涩地停下来。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禁毒支队里,方娟是参加这次聚会的唯一女性。支队本来还有两名女警,但她们都有孩子需要照看。
    她回到男人聚在一起的地方,禁毒办主任乔军拿给她一瓶椰奶。她其实想喝矿泉水,或者像男人一样喝啤酒。清早出来得急,昨晚倒好的凉开水忘了喝,喉咙干渴了一上午,她不想拂乔军的意。
    最近,乔军十分关心她的感情生活,时不时地问她找到男朋友没有。她总是说正在找,但还没确定,这是给人机会的意思。她想既然乔军关心,想必是想介绍一个什么人。
    “有没有一个标准?总不能寻找一辈子吧!”
    “寻找到最好的那个呗!”方娟调皮地回答。
    “那你如何肯定你找到的这个就是最好的呢?”乔军继续问,“我老家有个典故,叫作‘猴子掰苞谷’,你只能一路穿过玉米地,不能回头,但你希望找到那个最大最好的玉米棒,你怎么办?”
    方娟思索了一会儿。“猴子掰苞谷”的故事,她从小就听老人说,但从未仔细想过。
    那时,方娟正在乔军办公室呈报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年终总结。乔军把总结看完,刚想说行,方娟抢先告诉了他答案。
    她说:“我把玉米地划成两半,前半块地只观察、比较,找到玉米的平均水平,之后,在后半块地里看到超过平均水平的玉米时,就把它掰下来。虽然它未必是最好的玉米,但肯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玉米。”
    乔军听到这个答案,痴了很久。方娟是用理性的计算来分析猴子掰苞谷的,融入了博弈论的观点。她不知道乔军对这个答案怎么看,但很长一段时间,他没再问她。
    江边的阳光清澈而柔美。男警察们有的在钓鱼,有的在打牌,有的在弄烧烤,有的直接躺倒在沙滩上晒太阳。乔军在沙滩上铺上厚厚的报纸,邀请方娟坐下。
    “你还记得上个月卧轨的瘾君子吗?”乔军说时双手放在颈后,“后来查明,那家伙竟然是想在铁轨上睡觉。”
    “他不是死了吗?”她盘腿坐在他身旁,“这人我印象不太深,但记得他来过两次管理中心,想拿替代品。”
    “他家人要闹事,关局长头痛得紧。你知道是谁平息的吗?”乔军继续说,“政法委的毛南葵。因为警察赶到铁路现场时,死者已被轧成碎片,尸体的大部分都被狗咬烂了,只得任由狗在那里吃他。”他大笑起来,凸起的腹部跟着抖动。“他家人想要尸体,毛主任让几个瘾君子去处理,他家人再也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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