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第一天的走访，我们决定暂时收队回镇派出所，今天收集到的情报杂乱却重要，这时候进行汇总整理是很有必要的。
在车上钟健笑眯眯地看了看我，他这人本来不苟言笑，我还是头一次见他这种表情。
“你笑什么？现在事情还多着。”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便直接问道。
钟健瘪了瘪嘴，却忽然夸起我来：“我是觉得你心思细腻，因为这个案子我接到手的时候就觉得十有八九是本地人干的，但你一直到收集了足够信息才做出这个断定。”
“这很正常，因为作案时间是在凌晨三点多，如果凶手在不知道刘喜作息时间的情况下就前来，那铁定是蓄意谋杀。但目前的证据既然表明这是临时起意杀人，也就说明凶手极有可能是本地的熟人。”我咧开嘴学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一般人最开始都会这么想。”
“所以说你心思很细，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随便下定论，这也就避免走弯路。”钟健叹了口气道：“很多案件在侦破过程中就是容易犯这种错误，才导致效率低下，而你显然聪明谨慎得多。”
“这其实不算什么聪明，只是一步一个脚印而已。”我微微叹息：“在国外学习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歪脑筋多了反而不好，国人就是因为爱耍小聪明，所以爱跌跟头。”
队员们集中到镇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各部分的队员士都气很足，来不及吃饭就张罗着要进行案情分析，毕竟今天收获不小。
总的来说，我是没想到短短一天内就能获取这么多有效信息，可能是由于村民的淳朴使得他们知无不言，也可能是凶手本身的文化水平底下导致作案手法简单粗暴，所以留下了不少可疑线索，在目前看来，我们基本可以给案件定性了，如果接下来的工作顺利，那就能直接排查可疑人员。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凶手是本地人，住址应该在大南山村以及附近村庄之中，与被害人刘喜有经常来往，具体进行过‘青花藤’这种草药的交易活动，而且凶手有隐藏暴力倾向，或有心理疾病，从而导致极端易怒。
那么接下来就是从户口信息表中筛选出符合相关特征的人员，并逐一排查。由于村民的心理因素和文化水平导致他们对排查工作的难以配合，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应该被怀疑，加上村民居所分布太散，所以短时间内无法动员村民集中调查，那就只好从明天起挨家挨户进行排查，如果情况不错，应该在一星期之内就会有结果。
当数据出来后，可疑排查对象共有37人，如果集体行动显然有些效率低下，第二天我们决定兵分两路，钟健带队从村东开始查访，我和其他队员从村西进行，镇上民警则进行通报和统计工作，我们预计每天排查4￣5人，具体时间安排视情况而定。
此外，钟队向当地交管部门提出了管制申请，因为一旦排查工作开展，凶手的心理压力会与日俱增，极有可能在排查期间逃遁，如果在这期间将嫌疑人抓获，到时候也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本以为排查工作应该十分顺利，毕竟村民们都很朴实，基本不用什么审问技巧就能让他们抖出真相，但困扰我们工作的问题却丝毫不在于问讯本身。
首先是时间差的问题，由于排查对象全是青壮年男性，所以白天他们基本不会留在家里等待查访人员。而且他们没有基本的法治素养，就算村长和民警挨家挨户通报了，警告了，也不太管用，但在我们排查过程中，倒也没有出现过畏罪潜逃的现象，所以按照程序我们还是只能挨家挨户进行，只不过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等待上。
其次，在我们的怀疑对象中，也有拒不配合的现象，虽然我们有权对此类群体进行拘捕，但出于文明执法和对低文化水平群体的谅解，我们也只能先苦口婆心对其家属进行劝慰讲解，如遇暴力抗法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当我们的排查工作开展三天之后，却只进行了不到五分之一，因为新的问题又慢慢出现。在对村民的问讯中，我们发现村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违法行为，甚至有的还有犯罪嫌疑，但由于地处偏远，加上法制观念几乎为零，所以很多旧事重提又会牵扯到档案审查，这无疑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所以目前也只能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人手，等负责各板块的民警就位之后才能继续排查工作。
所以在工作重新开始之后，整个镇子都搞得人心惶惶，好像每个人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调查中我们发现，除了个别身体残疾的，村子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与那个‘矿井’有关系，但钟健始终不让我们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他说这种事情牵扯比较多，不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终于，在排查工作进行半个月之后，37名可疑人员全部排查完毕，而其间并没有出现嫌疑人外逃事件，这很好理解，这种文化水平极其底下的嫌犯通常抱有侥幸心理，他们对法律和刑警的破案手段没有任何认知，总觉得只要自己不逃跑，就不会被发现。
在这37人里，6人有轻度涉案嫌疑，3人有重大嫌疑，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将9人进行集中调查审讯就好。
排查工作结束后，专案组的队员们在镇上的小面馆里‘犒劳’了一下自己，在接近零下的气温中，连续半个月的风餐露宿确实让队员们有些心力交瘁。不仅是与村民们难以沟通，而且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部分敏感问题也导致调查进程异常艰难。
而我此时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钟健，为什么他老是不让我们对那个‘矿井’进行深入调查，虽然这看上去与案子关联不太大，但这东西却像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始终挡在我们面前。
我终于向他问出了队员们的疑惑，而钟健的回答却让专案组的队员们无心下咽饭菜。
“你们以为是什么原因？以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以为是与基层官员牵扯的不正当利益关系？”钟健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像这种青壮年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盲村，真的靠务农能生存吗？你们这几天也都在大山里转了不少地方，见到稍微像样的农作物或者家畜了吗？”
队员们默不作声，因为只有真正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才能了解这地方到底有多落后，要是前几天钟健说这话，可能还会有队员出来反驳一下。
“山大沟深，毫无资源，没钱搞畜牧，连种庄稼的肥沃土地也没有，全村一百多人吃土长大吗？”钟健呼出胸中长息，却没继续说下去，“行了，话不多说，干好咱们该干的。”
这时候我才想起，村长之前迫切希望让我们尽快破案，是因为此地的确有不可告人的灰色‘产业’，这个产业则是整个村长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而我们多呆一天，就有可能将事情牵扯出来。如果不是钟健一直让我们转移视野，说不定这个‘产业’就会被专案组顺手给查封，而这一顺手，村子里大多数人也就没了依靠……
案子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我的事了，钟健是审讯高手，只要将嫌疑人带到他面前，不出意外很快就会有结果。9个嫌疑对象，如果快的话可能只要三五天就完成，而在这儿吃了不少苦头的队员们早就迫不及待回到城市了。
而就在下午，好像真的有好消息传来，因为镇派出所又发现了新的可疑信息，如果能就此锁定嫌疑人，那么离破案就不远了。
线索是在当地农行发现的，由于张家五口被灭门，又没有法定的遗产继承人，所以他们家的遗产会合计充公，但在走程序的时候民警发现了可疑的线索。
张家唯一的银行卡，开户信息上张三狍是持有者，而开户人是刘喜，这张卡是刘喜给张三狍办理的，我们最最意想不到的是，卡里居然有7万多元余额！
其实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如此赤贫的山村里，他们究竟何来此等‘巨款’？这已经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面貌了。
而且最奇怪的一点是，这张卡开户的时候就存入了五万元，而其后的两年多里，有一个本地账户每个月会向这张卡里打入一千元，但这张卡却从来没取出一分钱。
我最先想到的是张三狍，据村民说，他曾经外出打工受了工伤，所以理应得到一笔赔款，而且这张卡的开户日期与他受伤的时间刚好吻合。那情况基本上一目了然，这是张三狍受伤后获得的补偿金。但是从张三狍的身体情况来看，他所受的伤不应该只得到这种程度的赔偿，难道这并不是工伤，而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意外事故？
然而我的推测却没有得到当地派出所的认同，因为这样的赔偿必须进行司法仲裁，而且走程序的第一步应该是伤残鉴定，但张三狍却没有任何相关信息。这种事情就算是私了，也应当在当地公安部门进行备案。
原来如此，看起来钟健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即将发生了。
张三狍是大南山村的青壮年劳力，而村里又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张三狍的伤是在那个‘矿井’里留下的。
钟健听到消息后，立刻要进行调查，但这件事可能与案子没什么关系，我劝说道：“咱们这案子都到最后一步了，不必要做这些事。”
但钟健给我使了个眼色，又正色道“怎么没关系？万一是与赔偿有关的财务纠纷呢？会不会有什么漏洞你怎么知道？”
我马上懂了钟健的意思，他不想让当地警方插手此事，要是这种事情真的被其他部门发现，那大南山村唯一的稳定经济来源可能就会被查封了。虽然钟健这是在自找麻烦，但队员们都很支持。
真的，如果在那种地方呆上十天半个月，谁都会支持。
在车上钟健笑眯眯地看了看我，他这人本来不苟言笑，我还是头一次见他这种表情。
“你笑什么？现在事情还多着。”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便直接问道。
钟健瘪了瘪嘴，却忽然夸起我来：“我是觉得你心思细腻，因为这个案子我接到手的时候就觉得十有八九是本地人干的，但你一直到收集了足够信息才做出这个断定。”
“这很正常，因为作案时间是在凌晨三点多，如果凶手在不知道刘喜作息时间的情况下就前来，那铁定是蓄意谋杀。但目前的证据既然表明这是临时起意杀人，也就说明凶手极有可能是本地的熟人。”我咧开嘴学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一般人最开始都会这么想。”
“所以说你心思很细，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随便下定论，这也就避免走弯路。”钟健叹了口气道：“很多案件在侦破过程中就是容易犯这种错误，才导致效率低下，而你显然聪明谨慎得多。”
“这其实不算什么聪明，只是一步一个脚印而已。”我微微叹息：“在国外学习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歪脑筋多了反而不好，国人就是因为爱耍小聪明，所以爱跌跟头。”
队员们集中到镇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各部分的队员士都气很足，来不及吃饭就张罗着要进行案情分析，毕竟今天收获不小。
总的来说，我是没想到短短一天内就能获取这么多有效信息，可能是由于村民的淳朴使得他们知无不言，也可能是凶手本身的文化水平底下导致作案手法简单粗暴，所以留下了不少可疑线索，在目前看来，我们基本可以给案件定性了，如果接下来的工作顺利，那就能直接排查可疑人员。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凶手是本地人，住址应该在大南山村以及附近村庄之中，与被害人刘喜有经常来往，具体进行过‘青花藤’这种草药的交易活动，而且凶手有隐藏暴力倾向，或有心理疾病，从而导致极端易怒。
那么接下来就是从户口信息表中筛选出符合相关特征的人员，并逐一排查。由于村民的心理因素和文化水平导致他们对排查工作的难以配合，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应该被怀疑，加上村民居所分布太散，所以短时间内无法动员村民集中调查，那就只好从明天起挨家挨户进行排查，如果情况不错，应该在一星期之内就会有结果。
当数据出来后，可疑排查对象共有37人，如果集体行动显然有些效率低下，第二天我们决定兵分两路，钟健带队从村东开始查访，我和其他队员从村西进行，镇上民警则进行通报和统计工作，我们预计每天排查4￣5人，具体时间安排视情况而定。
此外，钟队向当地交管部门提出了管制申请，因为一旦排查工作开展，凶手的心理压力会与日俱增，极有可能在排查期间逃遁，如果在这期间将嫌疑人抓获，到时候也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本以为排查工作应该十分顺利，毕竟村民们都很朴实，基本不用什么审问技巧就能让他们抖出真相，但困扰我们工作的问题却丝毫不在于问讯本身。
首先是时间差的问题，由于排查对象全是青壮年男性，所以白天他们基本不会留在家里等待查访人员。而且他们没有基本的法治素养，就算村长和民警挨家挨户通报了，警告了，也不太管用，但在我们排查过程中，倒也没有出现过畏罪潜逃的现象，所以按照程序我们还是只能挨家挨户进行，只不过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等待上。
其次，在我们的怀疑对象中，也有拒不配合的现象，虽然我们有权对此类群体进行拘捕，但出于文明执法和对低文化水平群体的谅解，我们也只能先苦口婆心对其家属进行劝慰讲解，如遇暴力抗法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当我们的排查工作开展三天之后，却只进行了不到五分之一，因为新的问题又慢慢出现。在对村民的问讯中，我们发现村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违法行为，甚至有的还有犯罪嫌疑，但由于地处偏远，加上法制观念几乎为零，所以很多旧事重提又会牵扯到档案审查，这无疑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所以目前也只能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人手，等负责各板块的民警就位之后才能继续排查工作。
所以在工作重新开始之后，整个镇子都搞得人心惶惶，好像每个人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调查中我们发现，除了个别身体残疾的，村子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与那个‘矿井’有关系，但钟健始终不让我们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他说这种事情牵扯比较多，不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终于，在排查工作进行半个月之后，37名可疑人员全部排查完毕，而其间并没有出现嫌疑人外逃事件，这很好理解，这种文化水平极其底下的嫌犯通常抱有侥幸心理，他们对法律和刑警的破案手段没有任何认知，总觉得只要自己不逃跑，就不会被发现。
在这37人里，6人有轻度涉案嫌疑，3人有重大嫌疑，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将9人进行集中调查审讯就好。
排查工作结束后，专案组的队员们在镇上的小面馆里‘犒劳’了一下自己，在接近零下的气温中，连续半个月的风餐露宿确实让队员们有些心力交瘁。不仅是与村民们难以沟通，而且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部分敏感问题也导致调查进程异常艰难。
而我此时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钟健，为什么他老是不让我们对那个‘矿井’进行深入调查，虽然这看上去与案子关联不太大，但这东西却像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始终挡在我们面前。
我终于向他问出了队员们的疑惑，而钟健的回答却让专案组的队员们无心下咽饭菜。
“你们以为是什么原因？以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以为是与基层官员牵扯的不正当利益关系？”钟健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像这种青壮年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盲村，真的靠务农能生存吗？你们这几天也都在大山里转了不少地方，见到稍微像样的农作物或者家畜了吗？”
队员们默不作声，因为只有真正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才能了解这地方到底有多落后，要是前几天钟健说这话，可能还会有队员出来反驳一下。
“山大沟深，毫无资源，没钱搞畜牧，连种庄稼的肥沃土地也没有，全村一百多人吃土长大吗？”钟健呼出胸中长息，却没继续说下去，“行了，话不多说，干好咱们该干的。”
这时候我才想起，村长之前迫切希望让我们尽快破案，是因为此地的确有不可告人的灰色‘产业’，这个产业则是整个村长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而我们多呆一天，就有可能将事情牵扯出来。如果不是钟健一直让我们转移视野，说不定这个‘产业’就会被专案组顺手给查封，而这一顺手，村子里大多数人也就没了依靠……
案子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我的事了，钟健是审讯高手，只要将嫌疑人带到他面前，不出意外很快就会有结果。9个嫌疑对象，如果快的话可能只要三五天就完成，而在这儿吃了不少苦头的队员们早就迫不及待回到城市了。
而就在下午，好像真的有好消息传来，因为镇派出所又发现了新的可疑信息，如果能就此锁定嫌疑人，那么离破案就不远了。
线索是在当地农行发现的，由于张家五口被灭门，又没有法定的遗产继承人，所以他们家的遗产会合计充公，但在走程序的时候民警发现了可疑的线索。
张家唯一的银行卡，开户信息上张三狍是持有者，而开户人是刘喜，这张卡是刘喜给张三狍办理的，我们最最意想不到的是，卡里居然有7万多元余额！
其实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如此赤贫的山村里，他们究竟何来此等‘巨款’？这已经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面貌了。
而且最奇怪的一点是，这张卡开户的时候就存入了五万元，而其后的两年多里，有一个本地账户每个月会向这张卡里打入一千元，但这张卡却从来没取出一分钱。
我最先想到的是张三狍，据村民说，他曾经外出打工受了工伤，所以理应得到一笔赔款，而且这张卡的开户日期与他受伤的时间刚好吻合。那情况基本上一目了然，这是张三狍受伤后获得的补偿金。但是从张三狍的身体情况来看，他所受的伤不应该只得到这种程度的赔偿，难道这并不是工伤，而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意外事故？
然而我的推测却没有得到当地派出所的认同，因为这样的赔偿必须进行司法仲裁，而且走程序的第一步应该是伤残鉴定，但张三狍却没有任何相关信息。这种事情就算是私了，也应当在当地公安部门进行备案。
原来如此，看起来钟健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即将发生了。
张三狍是大南山村的青壮年劳力，而村里又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张三狍的伤是在那个‘矿井’里留下的。
钟健听到消息后，立刻要进行调查，但这件事可能与案子没什么关系，我劝说道：“咱们这案子都到最后一步了，不必要做这些事。”
但钟健给我使了个眼色，又正色道“怎么没关系？万一是与赔偿有关的财务纠纷呢？会不会有什么漏洞你怎么知道？”
我马上懂了钟健的意思，他不想让当地警方插手此事，要是这种事情真的被其他部门发现，那大南山村唯一的稳定经济来源可能就会被查封了。虽然钟健这是在自找麻烦，但队员们都很支持。
真的，如果在那种地方呆上十天半个月，谁都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