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八）百两篇
张霸《百两篇》，据《论衡·佚文》《正说》，见《孔壁》条。其为伪书无疑。然观《汉书·儒林传》，则又有不然者。《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论衡》云：成帝征能为古文者，而霸造《百二篇》奏之，是有成帝之征，而后有霸之造；《汉书》云：成帝求古文，而霸以能为《百两》征，则霸之能为《百两》，在成帝求之之前。观霸书之黜，由樊并之谋，则霸受父之辞，似非虚语，其不雠一矣。《论衡》云：霸案《百篇》之序，以《左氏》训诂造作；又云：推精思，作经百篇；是百篇皆出霸伪造，而以《书序》为依据，如今人之按题作文字者然。而《汉书》云：“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则《百两篇》中，同于今文书者，已有数十篇矣，安得云皆系伪造？其不雠二矣。案《百篇》之叙而作书，叙当在于书之外；采《书叙》以作首尾，叙亦入于书之中；其不雠三矣。“文意浅陋”者，文指文字言，盖谓所用多汉时俗语，不应尔雅，以《左氏》训诂为之，安得如此？其不雠四矣。“求其古文”者，“其”字当指《尚书》言，谓已有今文，又求古文也。若如《论衡》之言，成帝已有《古文尚书》矣，但当求能通其读者耳，安得云“求其古文”乎？且既有秘《百篇尚书》，则霸书之伪，一言可决，平当、周敞，何为劝上存之？而成帝亦安得惜其书而不灭乎？孟喜改师法则弗用；王莽时，诸古学皆立，公孙禄犹劾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师法如此，况于伪造经文乎？云以中书校之，此中书明非《尚书》。盖成帝之所求，与霸之所能为，实非一物；特以世无能为《古文尚书》之人，而《百两篇》亦《书》之类，故姑以是应诏；而成帝亦出秘府所藏《尚书》一类之书以校之也。《古文尚书》，盖汉世实无其物，而《尚书》一类之书，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正多，虽非孔门之书，要是先秦旧籍，故平当、周敞，劝上存之也。若皆据《左氏》《书叙》伪造，则既有《左氏》《书叙》矣，复安取此乱苗之莠？岂亦如后世尊信东晋晚出古文之徒，明知其为采拾缀合之作，犹欲过而存之邪？故霸之书，无所谓伪也。何也？云非《古文尚书》，则霸本未尝云能为《古文尚书》；云其书为臆造，古无是物，则孟坚初无是言，乃仲任之妄说也。而仲任谓汉秘府有《百篇古文尚书》，更不待辩而知其妄矣。
然则当时以校《百两篇》之中书，果何书与？案《汉志·六艺略·书》家，有《周书》七十一篇。《注》曰：“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当时以校《百两篇》者，疑即此物。何者？既云中书，《七略》应有其目，而《汉志》自此之外，更无《尚书》之类也。七十一加二十九，适百篇，疑《书》有百篇之说既兴，曾以此当《尚书》。《汉书·律历志》载《武成》，即《周书》之《世俘解》，是其一证。若析二十九篇中之《泰誓》为三，则适百两篇矣，岂当时校霸书者，虽以其书为非是，而又窃取其百两之说，因以秘府所有七十一篇，合博士所传之三十一篇当之与？《尚书璇玑钤》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案今《尚书》析《顾命》为《康王之诰》，郑康成已然。又逸十六篇，亦有《益稷》，此未必今之《益稷》，然或析《益稷》于《皋陶谟》，亦有所本。则二十八篇，当得三十；加后得《泰誓》三篇为三十三；合《周书》七十一篇为一百四；更加逸十六篇则百二十矣。又今《周书》虽有七十一篇之目，存者实只四十二篇。而康成之《书》于二十九篇，分《盘庚》为三，析《康王之诰》于《顾命》，又分《泰誓》为三，为三十四。于所谓逸十六篇者，又分《九共》为九，共五十八。五十八加四十二，亦适百篇。《书序》尚不足信，而况《周书》。岂今《周书》之序，实后人据《汉志》篇数妄作，而康成之《书》，尝合见存之《周书》，为汉古学家所谓百篇之《书》者，而东晋晚出古文之篇数，亦以此为本与？书阙有间，诚难质言，然其数之巧合，实不能使人无疑也。抑秘府既有此七十一篇，览观者以为《尚书》之类，因兴《书》有百篇之说，而更求能为之者于民间与？书阙有间，诚难质言，然当时以校《百两篇》者，则似非此书莫属。即此外更有他书，相校不雠，亦不能定霸书之伪。以此相校不雠，初不能定霸书之伪。何则？孔门所传之《书》，虽止二十八篇，而自古相传《尚书》一类之书，则其数正多，固不能谓止孔门所传之二十八篇，并不能谓止汉秘府所藏之七十一篇也。然则张霸之书而存，虽非《尚书》之伦，亦必《周书》之类；简编既佚，辞句罕存，实可惜矣。
《论衡》谓张霸“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亦足为其书非伪之征。何者？云次序篇句，是故有此篇句而次序之；云依倚事类，亦是故有其文，而援古书记事，与相比附；皆非伪造之谓也。《汉书》所谓采《左氏》《书叙》，为作首尾者，盖即依倚事类之谓。盖霸之书，亦诰誓号令之伦，而采《左氏》《书叙》，以备其事之本末耳。
然谓采《左氏》为作首尾则可，谓采《书叙》则殊有可疑。《法言·问神》曰：“或曰：“《易》损其一也，虽惷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此设辞以明《书序》之不如《易》，非真谓《易》有所损也。见《原易》条。然今之《书序》，非子云时所有，则观于此而可明。何则？苟有如今之《书序》者，按序之名，以求《书》之阙，亦意者能之也，何至虽孔子亦末如之何乎？今之《书序》，子云且未之见，而况张霸？而况张霸之父？然则所谓张霸采《书序》者，非《书序》采张霸，则作今之《书序》者，与张霸同采古书耳。谓霸采今百篇之序，乃必无之理也。谓据此而造伪书，更不俟论矣。
《问神》又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此非谓《书》亡《酒诰》之篇，乃谓当时所谓《书序》者，无《酒诰》之序也。此亦今《书序》非子云时所有之证。
《问神》又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谁乎？”此言书之所阙，在于春秋以后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春秋以后，儒家皆以周为已亡矣。今二十八篇，出于春秋之后者，仅《文侯之命》《秦誓》二篇。即《周书》可确指为记春秋后事者，亦惟《太子晋》一篇。不应三代以前书多存，春秋以后书反佚。张霸书可采《左氏》为作首尾，其多春秋后物可知。《汉书》谓其文意浅陋，岂以其书多春秋后文字，持与三代文字相较而云然邪？《论衡》谓其以《左氏》训诂造作，可知其文实与《左氏》相类也？此说与前不雠之四矛盾，姑并存之。
疑晚出古文者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之余，反专得其所易。此亦可证《尚书》二十八篇为备之说。何者？《书》苟真有百篇，其中必更有春秋后物，伏生不应都不省记也。
张霸之学，为今学乎？为古学乎？曰：古学也。古代简牍用少，学问皆存于口耳，故经或脱简，传或间编，皆非所计；汉今学家尚如此。《金縢》不记周公之死，而今学家知雷风之变为周公死后事，明经有脱简也。《礼记》传自小戴，而《郊特牲》他篇错入最多，《玉藻》本篇失次特甚，此传或间编，今学家初不错意之证。《公羊》昭公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不改旧文，而但存其真于口说，盖自古相传之法也。古学则本无师传，全系据书本考校而得，故于文字之异同，篇章之先后、离合，最为斤斤。康成注《仪礼》，兼存今古文。又其注经，有读为、读若等例，皆其注意文字之证。其注《郊特牲》《玉藻》等，于篇章之先后离合，亦所究心。郑只《诗》改字，《毛传》则否，《毛传》早出，古学尚未行也。又今学家之说，皆传之自古，流异源同，故虽分为数家，大体仍相一致。观三家《诗》可见。古学家之说，由于各自研求，故彼此不能相同，前后亦复相异。张霸析二十九篇为数十，即其更定篇章；《论衡》所谓“次序篇句”。采《左氏》为其书作首尾，是据传记立说；《论衡》所谓“依倚事类”。《诗序》之作，全用此法，参看《诗序》条。其所用者，皆古学家之法也。成、哀而后，古学稍行，而霸书独以樊并谋反见黜，亦可谓有幸有不幸矣。
《论衡·感类》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礼葬周公，以公有圣德，有王功。伊尹，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时，天何以不为雷雨？应曰：以《百两篇》曰：伊尹死，大雾三日。”《论衡》此篇，所驳击者为儒者，儒者即今学家也。然则张霸之书，今学家亦引以立说矣。盖亦视为后得《太誓》之论，不以为伪也。
“劝上存之”之存，师古释为立其学，非也。存与黜为对辞。黜者，不充秘府之谓，故《汉志》无霸书。然其书自在民间，故《儒林传》谓之世所传也。然则汉世古书，不为秘府所有者，正自不乏，后人于书之不见《汉志》者，辄疑为伪物，亦过矣。
平当者，林尊弟子，尊事欧阳高；其学，实伏生之嫡传也，而劝存张霸之书；而后汉儒者，亦引霸书为说。然则今学家于传记，曷尝不博采？恶有如刘歆所谓“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者乎？盖口说者，自古相传之说也，虽出末师，而渊源有自；传记者，徒有其书者也，其书虽古，解释之引用之者，皆出后人，安知不误？故以传记证口说可也，信传记而背口说不可也。信口说而背传记，非是末师而非往古，正以末师虽出末世，而其说自古；传记虽出往古，而说此传记者，实起于末世耳。诸儒所以笃信口说者，非恐其说之见破，乃自古相传之师法，不容为妄人所毁也，安得诋为私意？而刘歆必欲破之以为快，正见其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耳。
《梁书·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此亦昔人以《周书》为《尚书》之余之一证也。
张霸《百两篇》，据《论衡·佚文》《正说》，见《孔壁》条。其为伪书无疑。然观《汉书·儒林传》，则又有不然者。《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论衡》云：成帝征能为古文者，而霸造《百二篇》奏之，是有成帝之征，而后有霸之造；《汉书》云：成帝求古文，而霸以能为《百两》征，则霸之能为《百两》，在成帝求之之前。观霸书之黜，由樊并之谋，则霸受父之辞，似非虚语，其不雠一矣。《论衡》云：霸案《百篇》之序，以《左氏》训诂造作；又云：推精思，作经百篇；是百篇皆出霸伪造，而以《书序》为依据，如今人之按题作文字者然。而《汉书》云：“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则《百两篇》中，同于今文书者，已有数十篇矣，安得云皆系伪造？其不雠二矣。案《百篇》之叙而作书，叙当在于书之外；采《书叙》以作首尾，叙亦入于书之中；其不雠三矣。“文意浅陋”者，文指文字言，盖谓所用多汉时俗语，不应尔雅，以《左氏》训诂为之，安得如此？其不雠四矣。“求其古文”者，“其”字当指《尚书》言，谓已有今文，又求古文也。若如《论衡》之言，成帝已有《古文尚书》矣，但当求能通其读者耳，安得云“求其古文”乎？且既有秘《百篇尚书》，则霸书之伪，一言可决，平当、周敞，何为劝上存之？而成帝亦安得惜其书而不灭乎？孟喜改师法则弗用；王莽时，诸古学皆立，公孙禄犹劾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师法如此，况于伪造经文乎？云以中书校之，此中书明非《尚书》。盖成帝之所求，与霸之所能为，实非一物；特以世无能为《古文尚书》之人，而《百两篇》亦《书》之类，故姑以是应诏；而成帝亦出秘府所藏《尚书》一类之书以校之也。《古文尚书》，盖汉世实无其物，而《尚书》一类之书，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正多，虽非孔门之书，要是先秦旧籍，故平当、周敞，劝上存之也。若皆据《左氏》《书叙》伪造，则既有《左氏》《书叙》矣，复安取此乱苗之莠？岂亦如后世尊信东晋晚出古文之徒，明知其为采拾缀合之作，犹欲过而存之邪？故霸之书，无所谓伪也。何也？云非《古文尚书》，则霸本未尝云能为《古文尚书》；云其书为臆造，古无是物，则孟坚初无是言，乃仲任之妄说也。而仲任谓汉秘府有《百篇古文尚书》，更不待辩而知其妄矣。
然则当时以校《百两篇》之中书，果何书与？案《汉志·六艺略·书》家，有《周书》七十一篇。《注》曰：“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当时以校《百两篇》者，疑即此物。何者？既云中书，《七略》应有其目，而《汉志》自此之外，更无《尚书》之类也。七十一加二十九，适百篇，疑《书》有百篇之说既兴，曾以此当《尚书》。《汉书·律历志》载《武成》，即《周书》之《世俘解》，是其一证。若析二十九篇中之《泰誓》为三，则适百两篇矣，岂当时校霸书者，虽以其书为非是，而又窃取其百两之说，因以秘府所有七十一篇，合博士所传之三十一篇当之与？《尚书璇玑钤》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案今《尚书》析《顾命》为《康王之诰》，郑康成已然。又逸十六篇，亦有《益稷》，此未必今之《益稷》，然或析《益稷》于《皋陶谟》，亦有所本。则二十八篇，当得三十；加后得《泰誓》三篇为三十三；合《周书》七十一篇为一百四；更加逸十六篇则百二十矣。又今《周书》虽有七十一篇之目，存者实只四十二篇。而康成之《书》于二十九篇，分《盘庚》为三，析《康王之诰》于《顾命》，又分《泰誓》为三，为三十四。于所谓逸十六篇者，又分《九共》为九，共五十八。五十八加四十二，亦适百篇。《书序》尚不足信，而况《周书》。岂今《周书》之序，实后人据《汉志》篇数妄作，而康成之《书》，尝合见存之《周书》，为汉古学家所谓百篇之《书》者，而东晋晚出古文之篇数，亦以此为本与？书阙有间，诚难质言，然其数之巧合，实不能使人无疑也。抑秘府既有此七十一篇，览观者以为《尚书》之类，因兴《书》有百篇之说，而更求能为之者于民间与？书阙有间，诚难质言，然当时以校《百两篇》者，则似非此书莫属。即此外更有他书，相校不雠，亦不能定霸书之伪。以此相校不雠，初不能定霸书之伪。何则？孔门所传之《书》，虽止二十八篇，而自古相传《尚书》一类之书，则其数正多，固不能谓止孔门所传之二十八篇，并不能谓止汉秘府所藏之七十一篇也。然则张霸之书而存，虽非《尚书》之伦，亦必《周书》之类；简编既佚，辞句罕存，实可惜矣。
《论衡》谓张霸“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亦足为其书非伪之征。何者？云次序篇句，是故有此篇句而次序之；云依倚事类，亦是故有其文，而援古书记事，与相比附；皆非伪造之谓也。《汉书》所谓采《左氏》《书叙》，为作首尾者，盖即依倚事类之谓。盖霸之书，亦诰誓号令之伦，而采《左氏》《书叙》，以备其事之本末耳。
然谓采《左氏》为作首尾则可，谓采《书叙》则殊有可疑。《法言·问神》曰：“或曰：“《易》损其一也，虽惷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此设辞以明《书序》之不如《易》，非真谓《易》有所损也。见《原易》条。然今之《书序》，非子云时所有，则观于此而可明。何则？苟有如今之《书序》者，按序之名，以求《书》之阙，亦意者能之也，何至虽孔子亦末如之何乎？今之《书序》，子云且未之见，而况张霸？而况张霸之父？然则所谓张霸采《书序》者，非《书序》采张霸，则作今之《书序》者，与张霸同采古书耳。谓霸采今百篇之序，乃必无之理也。谓据此而造伪书，更不俟论矣。
《问神》又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此非谓《书》亡《酒诰》之篇，乃谓当时所谓《书序》者，无《酒诰》之序也。此亦今《书序》非子云时所有之证。
《问神》又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谁乎？”此言书之所阙，在于春秋以后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春秋以后，儒家皆以周为已亡矣。今二十八篇，出于春秋之后者，仅《文侯之命》《秦誓》二篇。即《周书》可确指为记春秋后事者，亦惟《太子晋》一篇。不应三代以前书多存，春秋以后书反佚。张霸书可采《左氏》为作首尾，其多春秋后物可知。《汉书》谓其文意浅陋，岂以其书多春秋后文字，持与三代文字相较而云然邪？《论衡》谓其以《左氏》训诂造作，可知其文实与《左氏》相类也？此说与前不雠之四矛盾，姑并存之。
疑晚出古文者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之余，反专得其所易。此亦可证《尚书》二十八篇为备之说。何者？《书》苟真有百篇，其中必更有春秋后物，伏生不应都不省记也。
张霸之学，为今学乎？为古学乎？曰：古学也。古代简牍用少，学问皆存于口耳，故经或脱简，传或间编，皆非所计；汉今学家尚如此。《金縢》不记周公之死，而今学家知雷风之变为周公死后事，明经有脱简也。《礼记》传自小戴，而《郊特牲》他篇错入最多，《玉藻》本篇失次特甚，此传或间编，今学家初不错意之证。《公羊》昭公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不改旧文，而但存其真于口说，盖自古相传之法也。古学则本无师传，全系据书本考校而得，故于文字之异同，篇章之先后、离合，最为斤斤。康成注《仪礼》，兼存今古文。又其注经，有读为、读若等例，皆其注意文字之证。其注《郊特牲》《玉藻》等，于篇章之先后离合，亦所究心。郑只《诗》改字，《毛传》则否，《毛传》早出，古学尚未行也。又今学家之说，皆传之自古，流异源同，故虽分为数家，大体仍相一致。观三家《诗》可见。古学家之说，由于各自研求，故彼此不能相同，前后亦复相异。张霸析二十九篇为数十，即其更定篇章；《论衡》所谓“次序篇句”。采《左氏》为其书作首尾，是据传记立说；《论衡》所谓“依倚事类”。《诗序》之作，全用此法，参看《诗序》条。其所用者，皆古学家之法也。成、哀而后，古学稍行，而霸书独以樊并谋反见黜，亦可谓有幸有不幸矣。
《论衡·感类》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礼葬周公，以公有圣德，有王功。伊尹，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时，天何以不为雷雨？应曰：以《百两篇》曰：伊尹死，大雾三日。”《论衡》此篇，所驳击者为儒者，儒者即今学家也。然则张霸之书，今学家亦引以立说矣。盖亦视为后得《太誓》之论，不以为伪也。
“劝上存之”之存，师古释为立其学，非也。存与黜为对辞。黜者，不充秘府之谓，故《汉志》无霸书。然其书自在民间，故《儒林传》谓之世所传也。然则汉世古书，不为秘府所有者，正自不乏，后人于书之不见《汉志》者，辄疑为伪物，亦过矣。
平当者，林尊弟子，尊事欧阳高；其学，实伏生之嫡传也，而劝存张霸之书；而后汉儒者，亦引霸书为说。然则今学家于传记，曷尝不博采？恶有如刘歆所谓“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者乎？盖口说者，自古相传之说也，虽出末师，而渊源有自；传记者，徒有其书者也，其书虽古，解释之引用之者，皆出后人，安知不误？故以传记证口说可也，信传记而背口说不可也。信口说而背传记，非是末师而非往古，正以末师虽出末世，而其说自古；传记虽出往古，而说此传记者，实起于末世耳。诸儒所以笃信口说者，非恐其说之见破，乃自古相传之师法，不容为妄人所毁也，安得诋为私意？而刘歆必欲破之以为快，正见其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耳。
《梁书·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此亦昔人以《周书》为《尚书》之余之一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