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天生时而地生财
《礼运》曰：“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言其不当有过举也。此可见吾国之文化，本于农业也。农业之所致谨者为天时，其所用者则为地利；因天之时，尽地之利，而使万物各得其宜，则人与人之相处，咸得其道矣。夫非人与人相处，咸得其宜，固无以使物尽其利；抑出其力于身，而使物尽其利，正人与人相偶之道也。故一言道，而人之所以对天地万物，以今语言之，则谓之对自然也。《礼运》曰：“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物以共人用，协于人之用，则为物得其宜，是为尽物性。及对人对己者，无不寓焉。其事殊，其道一也。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荀子·天论》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所谓赞天地之化育者，《礼运》下文言之，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人知未开之世，庸以是为天锡之瑞。治化既蒸，则知为人事之所致矣。故曰：“则是无故。犹言无他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盖公产业农之小群，其于万事万物，固可据理措置。使无一不得其当。所谓大顺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则其义也。事物皆得其当，则灾不足以为害，而天行之有益于人者，则无不得其利焉。如有凶荒之备，则不畏水旱之灾。耕获无失其时，则不至雨旸时若而南亩仍荒弃也。于是惟觉天地之有惠于己，而不知其戕贼人也，故古人尊天亲地之情甚深，而无暑雨祁寒之怨，非其时之天地，异于后世之天地也。人之所以与天地参者固殊焉。故今人但讥古人之迷信，殊非是。当是之时，所以定人之所当为者则曰礼。故曰：“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礼器》。古人之重礼以此。而岂如后世小儒，规规于仪文之末哉？
《大戴记·武王践阼》曰：“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虞戴德》曰：“顺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圣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如，而也。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举不过天，深虑不过地，质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礼明而名不蹇。礼失则坏，名失则惽，是故上古不讳，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敛此三者而一举之，戴天履地，以顺民事。”又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两以庆。违此三者，谓之愚民。愚民曰奸，奸必诛，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民亦无贷。”又曰：“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穑，制之以昌；兴民之德，守之以长。”《诰志》曰“天曰作明，日与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与维地是事；人曰作乐，日与惟民是嬉。”“天生物，地养物，物备兴而时用常节曰圣人。”又曰：“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乐治不倦，财富是节，是故圣人嗣则治。”《少间》曰：“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又曰：“时天之气，用地之财，以生杀于民。”《左氏》载子大叔之言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昭公二十五年。《荀子·礼论》曰：“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周书·周祝》曰：“地出物而圣人是时，鸡鸣而人为时，观彼万物，且何为求。故天有时，人以为正；地出利，而民是争；人出谋，圣人是经。”《管子·形势解》曰：“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宙合》曰：“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吕览·任地》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无失民时。”其说皆与《礼运》同。知此为古人言治之大义，故诸家皆有味乎其言之也。
孟子曰：“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埶，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以乘埶与待时并言，尤可见为政之道，本于力农也。《礼运》曰：“在埶者去。”《注》：“埶，埶位也。”案埶与蓺本一字。农业不能违时，尤不可失时，故曰：“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管子·枢言》。《礼器》曰：“是故天时雨泽，君子达亹亹焉。”《注》：“达，犹皆也。亹亹，勉勉也。”此言乘时雨而致力于农功也。又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管子·霸言》。由此推之，则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义焉；《易文言》。有“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之义焉。《汉书·萧何传》引《周书》。至于礼，时为大，深观人事之变，而随时更张，以协其宜。而礼之义，极于天而蟠于地矣。
《礼运》曰：“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言其不当有过举也。此可见吾国之文化，本于农业也。农业之所致谨者为天时，其所用者则为地利；因天之时，尽地之利，而使万物各得其宜，则人与人之相处，咸得其道矣。夫非人与人相处，咸得其宜，固无以使物尽其利；抑出其力于身，而使物尽其利，正人与人相偶之道也。故一言道，而人之所以对天地万物，以今语言之，则谓之对自然也。《礼运》曰：“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物以共人用，协于人之用，则为物得其宜，是为尽物性。及对人对己者，无不寓焉。其事殊，其道一也。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荀子·天论》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所谓赞天地之化育者，《礼运》下文言之，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人知未开之世，庸以是为天锡之瑞。治化既蒸，则知为人事之所致矣。故曰：“则是无故。犹言无他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盖公产业农之小群，其于万事万物，固可据理措置。使无一不得其当。所谓大顺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则其义也。事物皆得其当，则灾不足以为害，而天行之有益于人者，则无不得其利焉。如有凶荒之备，则不畏水旱之灾。耕获无失其时，则不至雨旸时若而南亩仍荒弃也。于是惟觉天地之有惠于己，而不知其戕贼人也，故古人尊天亲地之情甚深，而无暑雨祁寒之怨，非其时之天地，异于后世之天地也。人之所以与天地参者固殊焉。故今人但讥古人之迷信，殊非是。当是之时，所以定人之所当为者则曰礼。故曰：“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礼器》。古人之重礼以此。而岂如后世小儒，规规于仪文之末哉？
《大戴记·武王践阼》曰：“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虞戴德》曰：“顺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圣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如，而也。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举不过天，深虑不过地，质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礼明而名不蹇。礼失则坏，名失则惽，是故上古不讳，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敛此三者而一举之，戴天履地，以顺民事。”又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两以庆。违此三者，谓之愚民。愚民曰奸，奸必诛，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民亦无贷。”又曰：“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穑，制之以昌；兴民之德，守之以长。”《诰志》曰“天曰作明，日与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与维地是事；人曰作乐，日与惟民是嬉。”“天生物，地养物，物备兴而时用常节曰圣人。”又曰：“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乐治不倦，财富是节，是故圣人嗣则治。”《少间》曰：“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又曰：“时天之气，用地之财，以生杀于民。”《左氏》载子大叔之言曰：“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昭公二十五年。《荀子·礼论》曰：“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周书·周祝》曰：“地出物而圣人是时，鸡鸣而人为时，观彼万物，且何为求。故天有时，人以为正；地出利，而民是争；人出谋，圣人是经。”《管子·形势解》曰：“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宙合》曰：“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吕览·任地》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无失民时。”其说皆与《礼运》同。知此为古人言治之大义，故诸家皆有味乎其言之也。
孟子曰：“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埶，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以乘埶与待时并言，尤可见为政之道，本于力农也。《礼运》曰：“在埶者去。”《注》：“埶，埶位也。”案埶与蓺本一字。农业不能违时，尤不可失时，故曰：“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管子·枢言》。《礼器》曰：“是故天时雨泽，君子达亹亹焉。”《注》：“达，犹皆也。亹亹，勉勉也。”此言乘时雨而致力于农功也。又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管子·霸言》。由此推之，则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义焉；《易文言》。有“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之义焉。《汉书·萧何传》引《周书》。至于礼，时为大，深观人事之变，而随时更张，以协其宜。而礼之义，极于天而蟠于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