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户口增减
汉世户籍，谓之名数。《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是也。师古曰：名数，谓户籍也，《石奋孔光传注》同。亦或但谓之名。《汉书·张耳传》：尝亡命游外黄。师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淮南厉王传》：丞相等奏长曰“为亡命弃市诈捕命者以除罪”，命即名也。又或但谓之数。《汉书·叙传》：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亡命二字，习用既久，遂若但作亡字用者，然其本意自谓脱籍，或谓直作自逃其命解，非也。刘敞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书年，是前此户籍，男女皆不书年，此时女子犹不书年，则古代户籍之法，颇为粗疏。然《汉书·淮南厉王传》：薄昭遗王书曰：“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公言：“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游行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必移名籍左右，乃得出行，盖即所谓亡之诸侯，及游宦事人之法；《王子侯表》：陆侯延寿，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盖即所谓舍匿之法；则其法颇严矣。盖小国寡民之世，上下相亲，耳目周市，民不欲为奸欺，为奸欺亦非易，故户籍之法，无待严密，其后稍欲逃避赋役，则法亦随之而苛也。
《盐铁论·未通篇》：御史言：“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文学言：“往者军陈数起，用度不足，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故相去愈甚，而就少愈多。”此户口不实，及民因赋役而流亡之情形。《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39），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刘隆传》谓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故下州郡检核其事。又谓刺史大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此垦田户口，不易检核之情形也。《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后书·江革传》曰：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则是时检核户口，官吏初不亲历闾里，顾召人民而验之，安有得实之理乎？《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则郡县户口，中央皆有其籍，然亦未必得实耳。
前汉户口，以元始二年（2）为最盛。其数见于《汉书·地理志》。凡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殿本考证》：齐召南云：“《帝王世纪》曰：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皇甫谧所计户口，必本此志，而数目参差，似所见古本异也。”后汉户口，永和五年（140）之数，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凡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注》：“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145），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缪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最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案历代史籍所载户口，均系出赋役者之数，而非生齿之数。即以赋役之数论，亦未必得实。故《后书注》所引伏无忌记所载之数，不更备引，以避繁碎。至《续志》所载，不取最多之数者，本于顺朝之书之说，当得其实也。案中国见在人数，为四万五千余万，虽不必实，相去初不甚远，而历代户口，无及万万者，其非情实可知。盖人民欲避赋役，隐匿者多；官吏不能核实，且亦不欲以实数上闻，故其去实在情形，如此之远也。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此秦末凋丧，及汉初增殖之情形也。《汉书·昭帝纪赞》曰：“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益耗，户口减半。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此武帝时耗损及昭帝后增殖情形也。仲长统言：“王莽之乱，残夷灭亡，倍于秦、项。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可见莽末伤残之甚。《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谓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谓王浚收吴图籍，领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续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云：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案正始五年（244），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140），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案《三国志·杜畿传》，载畿子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蒋济传》：景初中，济上疏曰：“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郡。”《陈群传》：青龙中，群上疏曰：“今承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注》云：“案《晋大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魏虽始承丧乱，方晋当无大殊。长文之言，于是为过。”然凋残之实，要不可讳矣。脱漏隐匿，自亦于斯为甚。《蜀志·吕乂传》曰：累迁广汉、蜀郡大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道。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以葛亮为政之核实，而身殁未几，蜀郡情形，遽至如此，亡命者之多，自可想见。《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云：“袁谭在青州，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三分不入一。”暴戾如此，曷怪人民之窜匿邪？《魏武帝纪》：兴平七年正月令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雍州刺史张阮答文帝令问，言“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凋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余”。此等因兵荒而凋敝之情形，夫岂无有？然终不如逃窜者之多也。
《魏志·卫觊传》，言觊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言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吴志·诸葛瑾传》言瑾卒，子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注引《吴书》曰：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后代父瑾领摄诸部曲。士卒亲附之。疆外无事。《陈武传》庶子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此等皆不属于郡县，故郡县之民，弥见其少也。
入籍者谓之占着。《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前67），诏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者八万余口。师古曰：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是也。成以此赐爵为关内侯，秩中二千石。然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见《循吏传》。后汉殇帝延平元年（106），亦以郡国“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匿实数于承平之日，以避诛求；张虚数于流亡之时，以夸抚字；所由来者旧矣。
古代政令，率务求庶，汉世去古未远，故其用意犹然。惠帝六年（前189），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高帝纪》：七年（前200），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后书·章帝纪》：元和二年（85），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元和三年（86）诏云：“婴儿无父母亲属，及人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则于婴儿乳妇，亦咸有惠政矣。然此等恐徒成具文。《贡禹传》：禹言“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王吉传》：吉言“世俗聘妻送女无节，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则虽有惠政，亦无补于生计之艰难，况重之以苛政邪？《史记·日者列传》言：产子者必先占吉凶，然后有之。《后书·张奂传》言：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日生者悉杀之。此等虽貌似迷信，实皆为生计所迫而然。《后书·侯霸传》：言霸王莽时为淮平大尹。更始元年（23），遣使征之。百姓遮使者车，或卧当道乞留。至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此虽饰说非实，然不举子者之多，则于此可见。《三国志·骆统传》：统上疏言：“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此亦三国时户口凋耗之大原耶？当时法律，非不禁之。如《后汉书·贾彪传》言：彪补新息长。新息，今河南息县东。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王吉为沛相，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魏志·郑浑传》：迁下蔡长，邵陵令。下蔡，今安徽凤台县。邵陵，今湖南宝庆县。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增开稻田，重去子之法皆是，然其效亦仅矣。贫民生子不举者虽多，贵族则增殖颇速。《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5）诏曰：“惟宗室子，皆大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以三人之后，二百有七年之间，而其数至于如是，其增殖亦可谓速矣。此盖贵人多妾媵；又生计宽裕，生子无不举，养育亦较优故也，固非所语于凡民矣。
汉世户籍，谓之名数。《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是也。师古曰：名数，谓户籍也，《石奋孔光传注》同。亦或但谓之名。《汉书·张耳传》：尝亡命游外黄。师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淮南厉王传》：丞相等奏长曰“为亡命弃市诈捕命者以除罪”，命即名也。又或但谓之数。《汉书·叙传》：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亡命二字，习用既久，遂若但作亡字用者，然其本意自谓脱籍，或谓直作自逃其命解，非也。刘敞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书年，是前此户籍，男女皆不书年，此时女子犹不书年，则古代户籍之法，颇为粗疏。然《汉书·淮南厉王传》：薄昭遗王书曰：“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公言：“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游行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必移名籍左右，乃得出行，盖即所谓亡之诸侯，及游宦事人之法；《王子侯表》：陆侯延寿，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盖即所谓舍匿之法；则其法颇严矣。盖小国寡民之世，上下相亲，耳目周市，民不欲为奸欺，为奸欺亦非易，故户籍之法，无待严密，其后稍欲逃避赋役，则法亦随之而苛也。
《盐铁论·未通篇》：御史言：“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文学言：“往者军陈数起，用度不足，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故相去愈甚，而就少愈多。”此户口不实，及民因赋役而流亡之情形。《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39），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刘隆传》谓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故下州郡检核其事。又谓刺史大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此垦田户口，不易检核之情形也。《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后书·江革传》曰：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则是时检核户口，官吏初不亲历闾里，顾召人民而验之，安有得实之理乎？《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则郡县户口，中央皆有其籍，然亦未必得实耳。
前汉户口，以元始二年（2）为最盛。其数见于《汉书·地理志》。凡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殿本考证》：齐召南云：“《帝王世纪》曰：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皇甫谧所计户口，必本此志，而数目参差，似所见古本异也。”后汉户口，永和五年（140）之数，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凡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注》：“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145），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缪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最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案历代史籍所载户口，均系出赋役者之数，而非生齿之数。即以赋役之数论，亦未必得实。故《后书注》所引伏无忌记所载之数，不更备引，以避繁碎。至《续志》所载，不取最多之数者，本于顺朝之书之说，当得其实也。案中国见在人数，为四万五千余万，虽不必实，相去初不甚远，而历代户口，无及万万者，其非情实可知。盖人民欲避赋役，隐匿者多；官吏不能核实，且亦不欲以实数上闻，故其去实在情形，如此之远也。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此秦末凋丧，及汉初增殖之情形也。《汉书·昭帝纪赞》曰：“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益耗，户口减半。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此武帝时耗损及昭帝后增殖情形也。仲长统言：“王莽之乱，残夷灭亡，倍于秦、项。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可见莽末伤残之甚。《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谓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谓王浚收吴图籍，领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续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云：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案正始五年（244），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140），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案《三国志·杜畿传》，载畿子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蒋济传》：景初中，济上疏曰：“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郡。”《陈群传》：青龙中，群上疏曰：“今承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注》云：“案《晋大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魏虽始承丧乱，方晋当无大殊。长文之言，于是为过。”然凋残之实，要不可讳矣。脱漏隐匿，自亦于斯为甚。《蜀志·吕乂传》曰：累迁广汉、蜀郡大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道。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以葛亮为政之核实，而身殁未几，蜀郡情形，遽至如此，亡命者之多，自可想见。《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云：“袁谭在青州，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三分不入一。”暴戾如此，曷怪人民之窜匿邪？《魏武帝纪》：兴平七年正月令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雍州刺史张阮答文帝令问，言“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凋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余”。此等因兵荒而凋敝之情形，夫岂无有？然终不如逃窜者之多也。
《魏志·卫觊传》，言觊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言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吴志·诸葛瑾传》言瑾卒，子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注引《吴书》曰：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后代父瑾领摄诸部曲。士卒亲附之。疆外无事。《陈武传》庶子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此等皆不属于郡县，故郡县之民，弥见其少也。
入籍者谓之占着。《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前67），诏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者八万余口。师古曰：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是也。成以此赐爵为关内侯，秩中二千石。然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见《循吏传》。后汉殇帝延平元年（106），亦以郡国“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匿实数于承平之日，以避诛求；张虚数于流亡之时，以夸抚字；所由来者旧矣。
古代政令，率务求庶，汉世去古未远，故其用意犹然。惠帝六年（前189），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高帝纪》：七年（前200），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后书·章帝纪》：元和二年（85），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元和三年（86）诏云：“婴儿无父母亲属，及人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则于婴儿乳妇，亦咸有惠政矣。然此等恐徒成具文。《贡禹传》：禹言“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王吉传》：吉言“世俗聘妻送女无节，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则虽有惠政，亦无补于生计之艰难，况重之以苛政邪？《史记·日者列传》言：产子者必先占吉凶，然后有之。《后书·张奂传》言：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日生者悉杀之。此等虽貌似迷信，实皆为生计所迫而然。《后书·侯霸传》：言霸王莽时为淮平大尹。更始元年（23），遣使征之。百姓遮使者车，或卧当道乞留。至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此虽饰说非实，然不举子者之多，则于此可见。《三国志·骆统传》：统上疏言：“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此亦三国时户口凋耗之大原耶？当时法律，非不禁之。如《后汉书·贾彪传》言：彪补新息长。新息，今河南息县东。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王吉为沛相，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魏志·郑浑传》：迁下蔡长，邵陵令。下蔡，今安徽凤台县。邵陵，今湖南宝庆县。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增开稻田，重去子之法皆是，然其效亦仅矣。贫民生子不举者虽多，贵族则增殖颇速。《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5）诏曰：“惟宗室子，皆大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以三人之后，二百有七年之间，而其数至于如是，其增殖亦可谓速矣。此盖贵人多妾媵；又生计宽裕，生子无不举，养育亦较优故也，固非所语于凡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