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剩下的，背景极其强硬，不是比朱鼎渭还要张狂的宗室，就是有阁老撑腰的商贾，仍不死心，不过在见识了涿鹿山的险要山势，得知涿鹿商社的东主和主要大掌柜都在塞外忙碌之后，暂时按下了贪念。
要想拿下涿鹿山，至少得出动上万大军，还不能是卫所里的那些废物，得是边军才成，而且面对如此雄关要隘，硬攻基本没戏，只能靠困，即便是困，山里也不会缺粮，得等人家缺兵少箭，才能攻下。
如此人数众多，旷日持久，还要动用边军的手段，必然惊动当今皇上，这些人偏偏又不愿让崇祯帝知情，遂暂时熄了念头。
况且东主、大掌柜这些主要人物都不在，就是打下涿鹿山也没多少用，他们可不认为一些喽啰就能要挟涿鹿商社。
最有能力动手的，自然非当今皇帝崇祯莫属，只是崇祯自登基扳倒魏忠贤之后，厂卫俱废，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之类的完全就是摆设，耳目不通。
涿鹿商社的大名他当然听说过，不过在耿如杞和杨鹤的奏折中，那是献出了神物良种的义民，红薯土豆一旦推行天下，必将解决帝国的粮食问题。
既然如此，那人家赚些银钱也是应有之义，总不能叫商社白辛苦罢。
那些对涿鹿商社打歪主意的人，知道自己捞不到好处后，也不愿便宜别人，尤其不愿意让崇祯得到好处，以免这个皇上有了钱粮后脱离掌控，就这么默契地也不提，居然让涿鹿商社涉险过关。
此时的崇祯，比起历史上的他自己，日子要好过不少。
对内，北方虽有人作乱，但不成气候。
有了涿鹿山和塞外这两个需要大量人力的地方，将那些因旱情逃难的人消化得干干净净，再没人有心思造反，这一点，贺文瑞同耿如杞都看得很清楚，是以对涿鹿商社大力支持。
而留在陕甘作乱的难民，在杨鹤有了粮食后，招抚也进行得很顺利，崇祯为此还算满意，这个杨鹤有点本事，居然没怎么向朝廷要钱，也没怎么动刀兵，就把叛乱平息得差不多了。
当然了，境况的改善，崇祯自己并不得而知，他还是为明帝国眼下的困境烦恼，而最让他觉得头痛的，还是大明的外部，现在最凶恶的敌人，自万历朝末年在辽东兴起的后金。
孙承宗是崇祯的老师，是最让他放心和信任的人，所以崇祯才在杀了袁崇焕后让其督抚蓟辽，只是这老师能力虽强，花钱的本事也不小，这不，又伸手要钱来了，说是在大凌河筑城，基址已完，灰池亦备，不可半途而废云云。
总之就是一个意思，大凌河城修了一半，没钱了。
偏偏户部叫苦不迭，说是国库羞涩，实在没钱，又云辽东边军，靡耗钱粮，却又毫无建树，不如尽撤山海关以外的军队，守好长城一线即可，如此一来，能省不少钱粮呢。
崇祯大怒，这种丢失国土的事儿他怎么能做，训斥一番之后，户部扣扣索索拿了十万两白银，崇祯咬咬牙，又从自己内库中拨了三万两白银，一并发往辽东去了。
这点钱多半不够，不过这已是崇祯的极限了，剩下的，就让孙承宗自己想办法罢。
不是他不肯多拿些钱出来，实在是内库也快要空了，总得留些应付变故吧。
年初东江镇皮岛兵乱，祸因就是欠饷欠粮，当然，与毛文龙死后，弹压不住这些骄兵悍将也大有关系，国库内库都剥了层皮，才把这些丘八安抚下来。
确切地说，还没有完全安抚住，东江的两个参将孔有德和耿仲明，就仍然不服总兵黄龙管束，径自跨海，投了鲁东的登州巡抚孙元化，崇祯虽贵为皇帝，却也拿这些兵头无法，只能听之任之，还安慰自己，好歹在鲁东登州，还是能打打辽东后金的。
说完大明，再聊聊后金。
在多尔衮的精心策划下，在黄台吉与两个大贝勒的角力平衡下，多铎顺利做了新镶蓝旗的旗主，让他担心的北上守边，抵御阿敏的事儿也没落在他身上，鉴于新镶蓝旗实力弱小，黄台吉还是让其西去，监视左翼蒙古。
当然了，多铎并未像阿敏那般，被远远发配出去，而是留在盛京参政议政。
虽然没让自己儿子坐上旗主位置，但在黄台吉看来，多铎算是个听话的小子，这一次交锋，是他赢了。
随后，又在范文程的建议下，效仿明国，定官制，置六部，其中多尔衮掌吏部，德格类掌户部，萨哈廉掌礼部，岳托掌兵部，豪格掌刑部，阿巴泰掌工部，各部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职位，大都被年轻听话的贝勒贝子瓜分一空，将大贝勒的权柄分了大半，在加强汗权的路上又进了一大步。
另一件令黄台吉高兴的事儿，是辽东汉人工匠与他从关内掳来的汉人工匠，齐心协力，终于筑出了还算满意的大炮，自此金国不再是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夷了，原先一筹莫展的城池坞堡，总算有了对付的手段。
烦恼的事儿当然也有，首当其冲的，就是北部不断受到袭扰，在岳托北上之后，阿敏仍然没有收敛的意思，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安排他对付阿敏，成则是黄台吉自己眼光好，败则可以此拿捏代善。
不过话说回来，岳托算是年轻一代贝勒中骁勇善战之人，听说要对阵阿敏，不但不害怕，还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
只是不怕归不怕，面对阿敏更加狡猾的手段，岳托却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戒备森严之时他要么不出动，要么干脆远远跑到临海一带袭扰。
等岳托率军驰援后，往往原地附近又被另一股军马攻破，几次三番之后，都有些束手束脚，也醒悟出阿敏恐怕不是孤军作战，应该另有一只军马同他相互呼应。
而东边临海处，黄台吉为了高价从海上购粮，放松了对东江镇的打击力度，也使得东江军猖獗起来，临海的牛录也遭到了袭击，出现了损失。
要想拿下涿鹿山，至少得出动上万大军，还不能是卫所里的那些废物，得是边军才成，而且面对如此雄关要隘，硬攻基本没戏，只能靠困，即便是困，山里也不会缺粮，得等人家缺兵少箭，才能攻下。
如此人数众多，旷日持久，还要动用边军的手段，必然惊动当今皇上，这些人偏偏又不愿让崇祯帝知情，遂暂时熄了念头。
况且东主、大掌柜这些主要人物都不在，就是打下涿鹿山也没多少用，他们可不认为一些喽啰就能要挟涿鹿商社。
最有能力动手的，自然非当今皇帝崇祯莫属，只是崇祯自登基扳倒魏忠贤之后，厂卫俱废，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之类的完全就是摆设，耳目不通。
涿鹿商社的大名他当然听说过，不过在耿如杞和杨鹤的奏折中，那是献出了神物良种的义民，红薯土豆一旦推行天下，必将解决帝国的粮食问题。
既然如此，那人家赚些银钱也是应有之义，总不能叫商社白辛苦罢。
那些对涿鹿商社打歪主意的人，知道自己捞不到好处后，也不愿便宜别人，尤其不愿意让崇祯得到好处，以免这个皇上有了钱粮后脱离掌控，就这么默契地也不提，居然让涿鹿商社涉险过关。
此时的崇祯，比起历史上的他自己，日子要好过不少。
对内，北方虽有人作乱，但不成气候。
有了涿鹿山和塞外这两个需要大量人力的地方，将那些因旱情逃难的人消化得干干净净，再没人有心思造反，这一点，贺文瑞同耿如杞都看得很清楚，是以对涿鹿商社大力支持。
而留在陕甘作乱的难民，在杨鹤有了粮食后，招抚也进行得很顺利，崇祯为此还算满意，这个杨鹤有点本事，居然没怎么向朝廷要钱，也没怎么动刀兵，就把叛乱平息得差不多了。
当然了，境况的改善，崇祯自己并不得而知，他还是为明帝国眼下的困境烦恼，而最让他觉得头痛的，还是大明的外部，现在最凶恶的敌人，自万历朝末年在辽东兴起的后金。
孙承宗是崇祯的老师，是最让他放心和信任的人，所以崇祯才在杀了袁崇焕后让其督抚蓟辽，只是这老师能力虽强，花钱的本事也不小，这不，又伸手要钱来了，说是在大凌河筑城，基址已完，灰池亦备，不可半途而废云云。
总之就是一个意思，大凌河城修了一半，没钱了。
偏偏户部叫苦不迭，说是国库羞涩，实在没钱，又云辽东边军，靡耗钱粮，却又毫无建树，不如尽撤山海关以外的军队，守好长城一线即可，如此一来，能省不少钱粮呢。
崇祯大怒，这种丢失国土的事儿他怎么能做，训斥一番之后，户部扣扣索索拿了十万两白银，崇祯咬咬牙，又从自己内库中拨了三万两白银，一并发往辽东去了。
这点钱多半不够，不过这已是崇祯的极限了，剩下的，就让孙承宗自己想办法罢。
不是他不肯多拿些钱出来，实在是内库也快要空了，总得留些应付变故吧。
年初东江镇皮岛兵乱，祸因就是欠饷欠粮，当然，与毛文龙死后，弹压不住这些骄兵悍将也大有关系，国库内库都剥了层皮，才把这些丘八安抚下来。
确切地说，还没有完全安抚住，东江的两个参将孔有德和耿仲明，就仍然不服总兵黄龙管束，径自跨海，投了鲁东的登州巡抚孙元化，崇祯虽贵为皇帝，却也拿这些兵头无法，只能听之任之，还安慰自己，好歹在鲁东登州，还是能打打辽东后金的。
说完大明，再聊聊后金。
在多尔衮的精心策划下，在黄台吉与两个大贝勒的角力平衡下，多铎顺利做了新镶蓝旗的旗主，让他担心的北上守边，抵御阿敏的事儿也没落在他身上，鉴于新镶蓝旗实力弱小，黄台吉还是让其西去，监视左翼蒙古。
当然了，多铎并未像阿敏那般，被远远发配出去，而是留在盛京参政议政。
虽然没让自己儿子坐上旗主位置，但在黄台吉看来，多铎算是个听话的小子，这一次交锋，是他赢了。
随后，又在范文程的建议下，效仿明国，定官制，置六部，其中多尔衮掌吏部，德格类掌户部，萨哈廉掌礼部，岳托掌兵部，豪格掌刑部，阿巴泰掌工部，各部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职位，大都被年轻听话的贝勒贝子瓜分一空，将大贝勒的权柄分了大半，在加强汗权的路上又进了一大步。
另一件令黄台吉高兴的事儿，是辽东汉人工匠与他从关内掳来的汉人工匠，齐心协力，终于筑出了还算满意的大炮，自此金国不再是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夷了，原先一筹莫展的城池坞堡，总算有了对付的手段。
烦恼的事儿当然也有，首当其冲的，就是北部不断受到袭扰，在岳托北上之后，阿敏仍然没有收敛的意思，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安排他对付阿敏，成则是黄台吉自己眼光好，败则可以此拿捏代善。
不过话说回来，岳托算是年轻一代贝勒中骁勇善战之人，听说要对阵阿敏，不但不害怕，还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
只是不怕归不怕，面对阿敏更加狡猾的手段，岳托却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戒备森严之时他要么不出动，要么干脆远远跑到临海一带袭扰。
等岳托率军驰援后，往往原地附近又被另一股军马攻破，几次三番之后，都有些束手束脚，也醒悟出阿敏恐怕不是孤军作战，应该另有一只军马同他相互呼应。
而东边临海处，黄台吉为了高价从海上购粮，放松了对东江镇的打击力度，也使得东江军猖獗起来，临海的牛录也遭到了袭击，出现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