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之间的差别很大，一字王的地位高得多。
孙可望控制云南之后，名义上尊奉隆武年号，却自称秦国“国主”，建立行营六部，任命尚书侍郎等官员，俨然是国中之国。
和隆武朝廷开始谈判后，孙可望坚持请封秦王，名义上是争一个封号，其实是为将来考虑，等到打败满清后，回到老家陕西当秦王，对孙可望来说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
隆武朝廷坚决不同意，秦王早有人了。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传世二百多年，再封孙可望为秦王，朝廷礼制就成了儿戏。况且隆武朝廷实力足够，没必要对大西军让步太多，李过、高一功只是封侯，孙可望却封一字王，这个关系很难摆平。
孙可望退而求其次，又请封翼王，隆武朝廷有些犹豫，一部分官员主张接受，但楚军恰好打赢了湖广会战，隆武帝的腰杆立刻直了起来，态度强硬的表示拒绝。
湖广战役打败了十几万清军精锐，击毙勒克德浑和耿仲明，这样的战果不但让隆武朝廷有了底气，也把大西军吓住了。孙可望虽然还想当一字王，李定国和刘文秀却劝他放弃，在大西军内部，孙可望、李定国和刘文秀是老大老二老三的关系，孙可望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在他们两个的坚持下，孙可望最后只好让步，受封两字郡王。
受封之后，孙可望并不甘心，没有公布两字王的御敕，在云南内部仍然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关起门来自己过瘾。当然，这不仅仅是自己过瘾，等时间长了，实力够了，朝廷就只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隆武帝知道这件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鞭长莫及管不了他，干脆装聋作哑，全当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早晚得有个解决办法，朝廷实力不够，不可能对孙可望治罪，那就只好采取怀柔政策。
彼此各退一步吧。
孙可望既然要当一字王，就真封一字王，免得最后闹开了，反而没法收场。不过秦王重复了，是肯定不能封的，干脆就封他为翼王。
这个想法隆武帝早就有了，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孙可望刚刚被封为郡王，平白无故又提成亲王，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机会来了，调西军进攻陕西，就是一个勉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
“此乃一箭双雕之计也……”隆武帝越想越觉得合适。经过这几年的锻炼，他对帝王之术已经小有心得，朝廷里结党拉派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能一派独大，大家谁也斗不倒谁，皇帝才能从容地掌握朝局，推行自己的施政方略。
对待武将也一样，除了楚军之外，南明再没有可战之兵，汪克凡虽然还算知道进退，但是楚军实力太强，总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这两年来，隆武帝虽然大力编练新军，但是和越打越强的楚军比起来，差距反而越来越大。至于陈邦傅、焦琏那样的地方军阀，和楚军根本一个数量级的，上不得台面。
“西军如果能听从朝廷调遣，汪克凡多少会有所顾忌吧……”和郑芝龙相比，和弘光朝的江南四镇相比，楚军还算不上嚣张跋扈，隆武帝并不认为汪克凡会造反。但是有些事情必须防患于未然，能和楚军相抗衡的，现在只有西军，隆武帝没指望把西军变成自己的嫡系，只是适当的拉拢，对楚军起一个平衡作用。
总而言之，加封孙可望为翼王，朝廷只是丢了面子，却得到了里子，收获远远大于付出。但让隆武帝感到无奈的是，这件事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楚勋，而是朝廷里的其他文官。
他们紧紧抱着祖制，死活不同意再次加封孙可望，隆武帝无奈之下，只好向汪克凡寻求支持。
“此事关系重大，容微臣想一想。”这对汪克凡来说，是个突然袭击，他没有急于回答，而是皱着眉头思索起来，权衡其中利弊。
隆武帝也没有催他，过了一会儿，汪克凡终于开口。
“西军自成一体，朝廷对云南鞭长莫及，这都是明面上的事情，孙可望是亲王也罢，郡王也罢，其实都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一个空爵，能换十万西军效命，微臣以为可行。”
汪克凡先定下调子，然后指出问题：“但是孙可望加封翼王，李定国和刘文秀又该如何封赏？还有闯营的李过、高一功，南昌的金声桓，大同的姜瓖，若是过于厚此薄彼，众将难免心存冤望，将来反而多生事端。”
“这个朕也想过，只能一起加封，否则的确于军心不利。李过和姜瓖还罢了，金声桓那边绝不能出乱子，也一起加封郡王吧。”隆武帝顿了一下，突然露出微笑：“除了他们几个，其他的有功之臣也不能忘了，郑大木在厦门苦苦支撑，功劳不小，加封他为国公，可妥当么？”
“圣上英明，朱成功加封国公，可以提振军心，有利于攻打南直隶的战事。”
给郑成功升官，他应该会出兵了吧？
“哦，差点还忘了一个。”
隆武帝笑容更浓，看着汪克凡说道：“云台虽然年少，却屡建奇功，湖广会战后，你刚刚升了梁侯，转眼又立下南昌之战的功劳，这样吧，你也和郑大木一起，都升国公好了。”
“谢陛下！”汪克凡跪下谢恩。
南昌会战只是击退谭泰，汪克凡半年前又刚刚升官，这次来桂林的时候，没想能得到太多的封赏，可是无巧不巧的，正赶上孙可望封亲王，也算搭了顺风车了。
隆武帝的目光越发晶莹透彻：“你和郑大木两个，都是朕看重的青年才俊，只要忠勉报国，朕决不做寡恩之君！将来若能收复故土，把鞑子逐回关外，你我君臣中兴大明，必为千古美谈……”
……
经过几天的发酵后，关于改革税制的争论渐渐变了风向，反对派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几个死硬分子还在坚持，其他人都不再说话，与此相反，支持者却越来越多，很快占了上风。
发生矛盾的时候，越是急于解决，产生的反弹往往就越大，放在一边不理它，反而像成熟的果子，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半渡绝不会告诉各位书友，这是和老婆经过多次冷战热战肉搏战，才得出的深刻体会。）
反对派里，最先退出的是一大批王公勋贵。
这些王公勋贵的封地大多在北方，逃到桂林后，家里的田产和各种生意买卖自然都丢下了，田产属于不动产，如果明军能够收复失地，田产早晚还是他们的，那些生意买卖却肯定拿不回来了。
已经被抢走的东西，何必再争？
随便吧，想收多少商税，就收多少商税，想收多少矿税，就收多少矿税，反正和我没关系。
在王公勋贵中，受税制改革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桂王朱由榔，但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反倒是辽王和唐王突然反戈一击，相继公开表示，支持改革税制。
这里面，就是隆武帝做的工作了。
辽王年长德勋，威信很高，唐王则是隆武帝亲弟弟，这两位重量级的亲王表态后，其他的王公贵族琢磨了一下，实在没必要和隆武帝对着干，于是乎，要么改变立场，要么选择两不相帮。
接下来退出的，是中低层的文武官员。
像胡四海那样的小官小吏，家里也没有生意买卖，一开始反对税制改革，只是跟风凑热闹，帮着自己人拉偏架罢了。突然间，汪克凡又提出增加俸禄，这可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中低层的官员只想着涨工资，再没人关心税制改革。
这个时候，反对派已经元气大伤，但是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
东林党的突然反水，让反对派的联盟立刻土崩瓦解。
东林党的问题和王公勋贵一样，他们的大本营在江南，已经被清军占领，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何必争个头破血流。况且，经过那场流产政变后，东林党的处境岌岌可危，半个身子已经掉进水里，搞不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杨廷麟等人突然发现，改革税制是个难得的机会，抓住就可能平安上岸。
杨廷麟，陈子壮，以及一大批东林党骨干明确表态，支持税制改革。
一夜之间，反对派里除了南党之外，就剩下两广的军阀，还有桂王朱由榔这样的本地勋贵。
两广的军阀战斗力太差，名义上是军队，干的却是保安的工作，在朝廷已经被边缘化了，到哪儿都不受待见，比他们更不受待见的，是桂王朱由榔和他的支持者。
猪队友！
南党知道大势已去，和这样的猪队友一起，肯定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税制改革势在必行，挡不住了。
既然已经输定了，干脆就趁早认输，以免伤亡过大，山不转水转，早晚还有扳回来的机会，保存实力才更重要。
汪克凡回到桂林的第七天，何吾驺和郭维经等人在朝会上主动提出建议，在两广率先推行税制改革，效仿天启朝祖制，征收商税、矿税、茶税、海税等等。
……
ps:偷懒了三个月，码字的手都生了，一天两更有点不适应，但我会加油的，一定克服这个困难。
孙可望控制云南之后，名义上尊奉隆武年号，却自称秦国“国主”，建立行营六部，任命尚书侍郎等官员，俨然是国中之国。
和隆武朝廷开始谈判后，孙可望坚持请封秦王，名义上是争一个封号，其实是为将来考虑，等到打败满清后，回到老家陕西当秦王，对孙可望来说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
隆武朝廷坚决不同意，秦王早有人了。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传世二百多年，再封孙可望为秦王，朝廷礼制就成了儿戏。况且隆武朝廷实力足够，没必要对大西军让步太多，李过、高一功只是封侯，孙可望却封一字王，这个关系很难摆平。
孙可望退而求其次，又请封翼王，隆武朝廷有些犹豫，一部分官员主张接受，但楚军恰好打赢了湖广会战，隆武帝的腰杆立刻直了起来，态度强硬的表示拒绝。
湖广战役打败了十几万清军精锐，击毙勒克德浑和耿仲明，这样的战果不但让隆武朝廷有了底气，也把大西军吓住了。孙可望虽然还想当一字王，李定国和刘文秀却劝他放弃，在大西军内部，孙可望、李定国和刘文秀是老大老二老三的关系，孙可望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在他们两个的坚持下，孙可望最后只好让步，受封两字郡王。
受封之后，孙可望并不甘心，没有公布两字王的御敕，在云南内部仍然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关起门来自己过瘾。当然，这不仅仅是自己过瘾，等时间长了，实力够了，朝廷就只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隆武帝知道这件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鞭长莫及管不了他，干脆装聋作哑，全当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早晚得有个解决办法，朝廷实力不够，不可能对孙可望治罪，那就只好采取怀柔政策。
彼此各退一步吧。
孙可望既然要当一字王，就真封一字王，免得最后闹开了，反而没法收场。不过秦王重复了，是肯定不能封的，干脆就封他为翼王。
这个想法隆武帝早就有了，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孙可望刚刚被封为郡王，平白无故又提成亲王，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机会来了，调西军进攻陕西，就是一个勉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
“此乃一箭双雕之计也……”隆武帝越想越觉得合适。经过这几年的锻炼，他对帝王之术已经小有心得，朝廷里结党拉派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能一派独大，大家谁也斗不倒谁，皇帝才能从容地掌握朝局，推行自己的施政方略。
对待武将也一样，除了楚军之外，南明再没有可战之兵，汪克凡虽然还算知道进退，但是楚军实力太强，总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这两年来，隆武帝虽然大力编练新军，但是和越打越强的楚军比起来，差距反而越来越大。至于陈邦傅、焦琏那样的地方军阀，和楚军根本一个数量级的，上不得台面。
“西军如果能听从朝廷调遣，汪克凡多少会有所顾忌吧……”和郑芝龙相比，和弘光朝的江南四镇相比，楚军还算不上嚣张跋扈，隆武帝并不认为汪克凡会造反。但是有些事情必须防患于未然，能和楚军相抗衡的，现在只有西军，隆武帝没指望把西军变成自己的嫡系，只是适当的拉拢，对楚军起一个平衡作用。
总而言之，加封孙可望为翼王，朝廷只是丢了面子，却得到了里子，收获远远大于付出。但让隆武帝感到无奈的是，这件事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楚勋，而是朝廷里的其他文官。
他们紧紧抱着祖制，死活不同意再次加封孙可望，隆武帝无奈之下，只好向汪克凡寻求支持。
“此事关系重大，容微臣想一想。”这对汪克凡来说，是个突然袭击，他没有急于回答，而是皱着眉头思索起来，权衡其中利弊。
隆武帝也没有催他，过了一会儿，汪克凡终于开口。
“西军自成一体，朝廷对云南鞭长莫及，这都是明面上的事情，孙可望是亲王也罢，郡王也罢，其实都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一个空爵，能换十万西军效命，微臣以为可行。”
汪克凡先定下调子，然后指出问题：“但是孙可望加封翼王，李定国和刘文秀又该如何封赏？还有闯营的李过、高一功，南昌的金声桓，大同的姜瓖，若是过于厚此薄彼，众将难免心存冤望，将来反而多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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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武帝笑容更浓，看着汪克凡说道：“云台虽然年少，却屡建奇功，湖广会战后，你刚刚升了梁侯，转眼又立下南昌之战的功劳，这样吧，你也和郑大木一起，都升国公好了。”
“谢陛下！”汪克凡跪下谢恩。
南昌会战只是击退谭泰，汪克凡半年前又刚刚升官，这次来桂林的时候，没想能得到太多的封赏，可是无巧不巧的，正赶上孙可望封亲王，也算搭了顺风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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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里，最先退出的是一大批王公勋贵。
这些王公勋贵的封地大多在北方，逃到桂林后，家里的田产和各种生意买卖自然都丢下了，田产属于不动产，如果明军能够收复失地，田产早晚还是他们的，那些生意买卖却肯定拿不回来了。
已经被抢走的东西，何必再争？
随便吧，想收多少商税，就收多少商税，想收多少矿税，就收多少矿税，反正和我没关系。
在王公勋贵中，受税制改革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桂王朱由榔，但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反倒是辽王和唐王突然反戈一击，相继公开表示，支持改革税制。
这里面，就是隆武帝做的工作了。
辽王年长德勋，威信很高，唐王则是隆武帝亲弟弟，这两位重量级的亲王表态后，其他的王公贵族琢磨了一下，实在没必要和隆武帝对着干，于是乎，要么改变立场，要么选择两不相帮。
接下来退出的，是中低层的文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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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反对派已经元气大伤，但是最沉重的打击还没到。
东林党的突然反水，让反对派的联盟立刻土崩瓦解。
东林党的问题和王公勋贵一样，他们的大本营在江南，已经被清军占领，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何必争个头破血流。况且，经过那场流产政变后，东林党的处境岌岌可危，半个身子已经掉进水里，搞不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杨廷麟等人突然发现，改革税制是个难得的机会，抓住就可能平安上岸。
杨廷麟，陈子壮，以及一大批东林党骨干明确表态，支持税制改革。
一夜之间，反对派里除了南党之外，就剩下两广的军阀，还有桂王朱由榔这样的本地勋贵。
两广的军阀战斗力太差，名义上是军队，干的却是保安的工作，在朝廷已经被边缘化了，到哪儿都不受待见，比他们更不受待见的，是桂王朱由榔和他的支持者。
猪队友！
南党知道大势已去，和这样的猪队友一起，肯定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税制改革势在必行，挡不住了。
既然已经输定了，干脆就趁早认输，以免伤亡过大，山不转水转，早晚还有扳回来的机会，保存实力才更重要。
汪克凡回到桂林的第七天，何吾驺和郭维经等人在朝会上主动提出建议，在两广率先推行税制改革，效仿天启朝祖制，征收商税、矿税、茶税、海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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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偷懒了三个月，码字的手都生了，一天两更有点不适应，但我会加油的，一定克服这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