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樊文钦、刘淑等人一起来迎接的，还有恭义营的中军官京良，他站在众人的后面，直到大家都和汪克凡叙话完毕，才上来行礼，汇报自己的任务。
按照汪克凡的命令，恭义营修械所和“金不换”、通江商行等产业都撤到了井冈山地区，恭义营的一部分家属也在撤退之列，分散转移到井冈山等地，京良带着部队对他们加以保护，并迎接汪克凡回湖广。
樊文钦和刘淑随即请汪克凡入城，并命人在头前引导，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东莞营等部队不用在城外宿营，都一起进入龙泉县城休整。
县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士绅百姓夹道欢迎，众人刚进城门，就有一群士绅簇拥着三个白发苍苍的长者上前，每人手里捧着一碗美酒，献给汪克凡。
一碗祭天，一碗祭地，汪克凡又端起最后一碗酒，长鲸吸水，一饮而尽，然后躬身与三名长者对拜行礼，周围立刻响起了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
东莞营、各种工匠们、以及葡萄牙兵，都有专人负责安排，樊文钦早给他们准备了营房，以及丰富的粮食和肉菜，以慰劳这支远道而来的大军。汪克凡和张家玉等人则被请到寅宾馆，洗涮用餐，略作休息。
汪克凡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在樊文钦和刘淑的陪同下，到县城里各处视察，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到底经营的怎么样，要亲眼看一看，才能心中有数。
在街市上走了一圈，又到兵营、县衙等重要地方看了一遍，因为刚从清军的占领下光复，百姓士绅对大明都非常拥护，樊文钦和刘淑手下的文武官员也干劲十足，县城里一片朝气蓬勃。
在县衙内堂里，汪克凡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和樊文钦、刘淑进行了一次长谈。
由于清军主动退出江西的南部，井冈山根据地突然有了爆发式的发展，拥有了三个县的地盘，但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也随之产生了很多问题，樊文钦和刘淑在思路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对将来的发展方式也有些困惑。
在汪克凡面前，樊文钦和刘淑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樊文钦出身于士绅家庭，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治理地方有一套成型的思维，主张轻徭薄赋，以稳定地方统治，并抓紧修复战争破坏，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兴文教，平治安，对民心、经济、文化等比较重视。
刘淑则比较激进，偏重于发展军事力量，主张大力筹募军饷，囤积粮草，招兵买马，对清军继续发起反攻，以收复更多的失地。
在如何筹集资金的问题上，樊文钦和刘淑也有不同的意见。
樊文钦虽然是被迫上船，但现在已经和满清势不两立，他在武宁县的老家里已经没人了，全都逃到了湖广，而他本人也是清军重金悬赏的“贼酋”，是江西抗清斗争的一面旗帜，和满清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
他既然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了，就非常仇视那些和满清合作的士绅，吉安义兵收复龙泉等三个县后，樊文钦亲自主持镇压汉奸，连抄家带杀头，以抗清的名义筹集了一大笔军饷。
刘淑却是吉安府本地人，也是豪门士绅出身，对当地的士绅就比较同情，在她看来，这几个县既然被清军占领，很多士绅也是被迫与清军合作，全部抄家杀头有些太苛刻了。
“这么做实在有些过分了！”刘淑说道：“清军所到之处，百姓无力反抗，只能被迫剃头，难道要把他们都杀光不成？”
“谁说要杀百姓了？那些缙绅剃头也罢了，还派家人子弟当满清的官吏，为鞑子捐纳输粮，难道不该杀么？”樊文钦也有自己的道理。
“所以才要招兵扩军，把鞑子赶出吉安府，没人愿意再当汉奸的！”女人一般逻辑性不强，思维的跳跃性很大，争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突然拐弯，刘淑也不例外，从处置汉奸一下子转到了扩军的问题上。
“这个，还是要从长计议……若民心不稳，则根基不稳，穷兵黩武，恐怕反遭其害……”樊文钦的口气变软了。他在名义上虽然是刘淑的上级，但刘淑却掌握着兵权，吉安义兵就是刘淑的子弟兵，所以两个人公事的时候，刘淑更强势一些。
汪克凡在旁边听出来了，两个人争论的焦点还在发展思路，樊文钦主张先在后方种田，积蓄力量再打仗，刘淑则更加积极，要主动对清军发起反攻，对慢慢种田没有兴趣。
平心而论，汪克凡更倾向于刘淑的观点，如果只考虑江西的战局，他也会主张抓住战机，去占领更多的地盘。但是从抗清斗争的全局来看，江西暂时不是主战场，所以只能做出一定的牺牲。
“我已和万元吉达成协议，吉安义兵不出吉安府，仗肯定是要打的，但短期内不会打大仗……”汪克凡耐心进行讲解，对湖广、江西、广东、甚至四川云贵的形势都做了一个分析，先提高樊文钦和刘淑考虑问题的高度，然后再回到具体的发展思路。
刘淑的反攻计划，被汪克凡否掉了。
樊文钦的种田计划，也被汪克凡否掉了。
汪克凡给他们指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既要种田，又要练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切以支援湖广前线为目的。
刘淑以后是吉安总兵，主官军事，她的任务相对明确，一是保卫井冈山地区。二是招兵练兵，但是，她不能去攻打吉安府城，而要尽量为湖广提供兵源。
同时，樊文钦要抓紧恢复农业生产，但文化教育、兴修水利什么的都要暂缓，而要为湖广提供粮饷。
这是必须做出的牺牲……湖广会战打输了，南明有亡国的危险，井冈山的局部地区搞得再红火，也对大局无补。
樊文钦和刘淑没有任何异议，非常干脆地接受了这个命令。
井冈山地区能开创这份基业，是汪克凡不断输血才建成的，恭义营火并张先壁，两打吉安府，缴获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吉安义兵，后来还通过李四提供粮食军饷，并留下大量伤兵担任教官，为吉安义兵训练部队……总之一句话，汪克凡才是井冈山地区的董事长，樊文钦和刘淑只是两个职业经理人，最多占了少量的股份，在重大问题上，还得听董事长的。
在治理井冈山地区的策略上，汪克凡对樊文钦提出明确要求，大幅提高赋税，最少增加一倍以上。
“军门，这怕是不妥！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是失了民心，恐怕会闹乱子。”樊文钦很担心。
“国难当头，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不得他们！”汪克凡一直对士绅比较客气，是要与他们合作，如果士绅不愿支持抗清斗争，或者更看重他们自己的利益，汪克凡也没打算惯着这些人，他在井冈山地区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也该到回报期了。
“当然，在具体的措施上，还要注意手段方法，今年鞑子已经收过一次赋税的地方，就不要加倍征收，等明年再说。但是，产粮的大庄子必须要派兵入驻，把田亩丈量清楚，还要减租减息，最少减到三成，免得激起民变……”
随着汪克凡一条条的具体要求，樊文钦的眼神渐渐发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现在已经是年底，还要再收一次赋税，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更头疼的是，汪克凡要求丈量田亩，减租加息，都会引起士绅的强烈反对。
大明的税赋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头税，一个是田税，而农村到底有多少田地，多少年都是一笔烂帐了。在计算田税的“鱼鳞册”上，基本上都是万历年间执行“一条鞭法”时的数据，士绅地主暗中隐瞒土地的情况比比皆是。
隐瞒土地，就可以少交税，这是关乎士绅地主切身利益的事情，汪克凡要从这里开刀，难度可想而知。
至于减租减息，也对士绅地主不利，田租减少，佃户的负担会变轻，但地主的收入却会减少，如今田租大都是五成以上，汪克凡却要求减到三成，地主的收入会减少一半，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但是，汪克凡也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派兵下乡，实行军管，用武力强行推广丈量田亩，减租减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真要是拿刀子逼着，那些士绅地主的确没有反抗的能力。
“军门，这么做不会引来麻烦吧？”樊文钦想得很多，害怕那些士绅地主到处告状，从朝廷上层施加压力。
“没关系，有什么麻烦都推到我身上，由我顶着。”汪克凡毫不在意。
这几个县的士绅地主能量有限，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在朝廷里不会有人替他们出头，得罪强大的楚勋集团。
与此相反，汪克凡更担心士绅地主转嫁压力，通过各种手段把增加的赋税压到普通农民身上，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引起骚乱。
派工作队搞“土改”，是我党我军的成功经验。
按照汪克凡的命令，恭义营修械所和“金不换”、通江商行等产业都撤到了井冈山地区，恭义营的一部分家属也在撤退之列，分散转移到井冈山等地，京良带着部队对他们加以保护，并迎接汪克凡回湖广。
樊文钦和刘淑随即请汪克凡入城，并命人在头前引导，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东莞营等部队不用在城外宿营，都一起进入龙泉县城休整。
县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士绅百姓夹道欢迎，众人刚进城门，就有一群士绅簇拥着三个白发苍苍的长者上前，每人手里捧着一碗美酒，献给汪克凡。
一碗祭天，一碗祭地，汪克凡又端起最后一碗酒，长鲸吸水，一饮而尽，然后躬身与三名长者对拜行礼，周围立刻响起了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
东莞营、各种工匠们、以及葡萄牙兵，都有专人负责安排，樊文钦早给他们准备了营房，以及丰富的粮食和肉菜，以慰劳这支远道而来的大军。汪克凡和张家玉等人则被请到寅宾馆，洗涮用餐，略作休息。
汪克凡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在樊文钦和刘淑的陪同下，到县城里各处视察，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到底经营的怎么样，要亲眼看一看，才能心中有数。
在街市上走了一圈，又到兵营、县衙等重要地方看了一遍，因为刚从清军的占领下光复，百姓士绅对大明都非常拥护，樊文钦和刘淑手下的文武官员也干劲十足，县城里一片朝气蓬勃。
在县衙内堂里，汪克凡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和樊文钦、刘淑进行了一次长谈。
由于清军主动退出江西的南部，井冈山根据地突然有了爆发式的发展，拥有了三个县的地盘，但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也随之产生了很多问题，樊文钦和刘淑在思路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对将来的发展方式也有些困惑。
在汪克凡面前，樊文钦和刘淑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樊文钦出身于士绅家庭，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治理地方有一套成型的思维，主张轻徭薄赋，以稳定地方统治，并抓紧修复战争破坏，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兴文教，平治安，对民心、经济、文化等比较重视。
刘淑则比较激进，偏重于发展军事力量，主张大力筹募军饷，囤积粮草，招兵买马，对清军继续发起反攻，以收复更多的失地。
在如何筹集资金的问题上，樊文钦和刘淑也有不同的意见。
樊文钦虽然是被迫上船，但现在已经和满清势不两立，他在武宁县的老家里已经没人了，全都逃到了湖广，而他本人也是清军重金悬赏的“贼酋”，是江西抗清斗争的一面旗帜，和满清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
他既然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了，就非常仇视那些和满清合作的士绅，吉安义兵收复龙泉等三个县后，樊文钦亲自主持镇压汉奸，连抄家带杀头，以抗清的名义筹集了一大笔军饷。
刘淑却是吉安府本地人，也是豪门士绅出身，对当地的士绅就比较同情，在她看来，这几个县既然被清军占领，很多士绅也是被迫与清军合作，全部抄家杀头有些太苛刻了。
“这么做实在有些过分了！”刘淑说道：“清军所到之处，百姓无力反抗，只能被迫剃头，难道要把他们都杀光不成？”
“谁说要杀百姓了？那些缙绅剃头也罢了，还派家人子弟当满清的官吏，为鞑子捐纳输粮，难道不该杀么？”樊文钦也有自己的道理。
“所以才要招兵扩军，把鞑子赶出吉安府，没人愿意再当汉奸的！”女人一般逻辑性不强，思维的跳跃性很大，争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突然拐弯，刘淑也不例外，从处置汉奸一下子转到了扩军的问题上。
“这个，还是要从长计议……若民心不稳，则根基不稳，穷兵黩武，恐怕反遭其害……”樊文钦的口气变软了。他在名义上虽然是刘淑的上级，但刘淑却掌握着兵权，吉安义兵就是刘淑的子弟兵，所以两个人公事的时候，刘淑更强势一些。
汪克凡在旁边听出来了，两个人争论的焦点还在发展思路，樊文钦主张先在后方种田，积蓄力量再打仗，刘淑则更加积极，要主动对清军发起反攻，对慢慢种田没有兴趣。
平心而论，汪克凡更倾向于刘淑的观点，如果只考虑江西的战局，他也会主张抓住战机，去占领更多的地盘。但是从抗清斗争的全局来看，江西暂时不是主战场，所以只能做出一定的牺牲。
“我已和万元吉达成协议，吉安义兵不出吉安府，仗肯定是要打的，但短期内不会打大仗……”汪克凡耐心进行讲解，对湖广、江西、广东、甚至四川云贵的形势都做了一个分析，先提高樊文钦和刘淑考虑问题的高度，然后再回到具体的发展思路。
刘淑的反攻计划，被汪克凡否掉了。
樊文钦的种田计划，也被汪克凡否掉了。
汪克凡给他们指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既要种田，又要练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切以支援湖广前线为目的。
刘淑以后是吉安总兵，主官军事，她的任务相对明确，一是保卫井冈山地区。二是招兵练兵，但是，她不能去攻打吉安府城，而要尽量为湖广提供兵源。
同时，樊文钦要抓紧恢复农业生产，但文化教育、兴修水利什么的都要暂缓，而要为湖广提供粮饷。
这是必须做出的牺牲……湖广会战打输了，南明有亡国的危险，井冈山的局部地区搞得再红火，也对大局无补。
樊文钦和刘淑没有任何异议，非常干脆地接受了这个命令。
井冈山地区能开创这份基业，是汪克凡不断输血才建成的，恭义营火并张先壁，两打吉安府，缴获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吉安义兵，后来还通过李四提供粮食军饷，并留下大量伤兵担任教官，为吉安义兵训练部队……总之一句话，汪克凡才是井冈山地区的董事长，樊文钦和刘淑只是两个职业经理人，最多占了少量的股份，在重大问题上，还得听董事长的。
在治理井冈山地区的策略上，汪克凡对樊文钦提出明确要求，大幅提高赋税，最少增加一倍以上。
“军门，这怕是不妥！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是失了民心，恐怕会闹乱子。”樊文钦很担心。
“国难当头，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不得他们！”汪克凡一直对士绅比较客气，是要与他们合作，如果士绅不愿支持抗清斗争，或者更看重他们自己的利益，汪克凡也没打算惯着这些人，他在井冈山地区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也该到回报期了。
“当然，在具体的措施上，还要注意手段方法，今年鞑子已经收过一次赋税的地方，就不要加倍征收，等明年再说。但是，产粮的大庄子必须要派兵入驻，把田亩丈量清楚，还要减租减息，最少减到三成，免得激起民变……”
随着汪克凡一条条的具体要求，樊文钦的眼神渐渐发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现在已经是年底，还要再收一次赋税，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更头疼的是，汪克凡要求丈量田亩，减租加息，都会引起士绅的强烈反对。
大明的税赋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头税，一个是田税，而农村到底有多少田地，多少年都是一笔烂帐了。在计算田税的“鱼鳞册”上，基本上都是万历年间执行“一条鞭法”时的数据，士绅地主暗中隐瞒土地的情况比比皆是。
隐瞒土地，就可以少交税，这是关乎士绅地主切身利益的事情，汪克凡要从这里开刀，难度可想而知。
至于减租减息，也对士绅地主不利，田租减少，佃户的负担会变轻，但地主的收入却会减少，如今田租大都是五成以上，汪克凡却要求减到三成，地主的收入会减少一半，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但是，汪克凡也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派兵下乡，实行军管，用武力强行推广丈量田亩，减租减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真要是拿刀子逼着，那些士绅地主的确没有反抗的能力。
“军门，这么做不会引来麻烦吧？”樊文钦想得很多，害怕那些士绅地主到处告状，从朝廷上层施加压力。
“没关系，有什么麻烦都推到我身上，由我顶着。”汪克凡毫不在意。
这几个县的士绅地主能量有限，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在朝廷里不会有人替他们出头，得罪强大的楚勋集团。
与此相反，汪克凡更担心士绅地主转嫁压力，通过各种手段把增加的赋税压到普通农民身上，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引起骚乱。
派工作队搞“土改”，是我党我军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