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叙军团这边,问题也很严重,不仅是中叙两军的矛盾,还有中国军队的内部矛盾。
    最先叫苦的,正是叙利亚国防军。
    只是,叙军担心的不是霍姆斯,因为到二十七日夜间,霍姆斯方向上的防线依然牢不可破。真正让叙军担心的,是戈兰高地方向上,因为向北突击的以军已经到达伊兹拉,威胁到了从大马士革到戈兰高地的公路线,而叙军部署在戈兰高地方向上的三十万大军,全部依赖这条公路线。
    显然,叙军担心以军进攻大马士革是假,围歼戈兰高地守军是真。
    当天晚上,叙军总参谋长就找到虞世辉,让他立即发起反击,尽快解决戈兰高地守军左翼遭受到的威胁。随后,阿萨德也给虞世辉打了电话,名义上询问战斗情况,实际上在向虞世辉施压。
    问题是,虞世辉并不认为戈兰高地受到了威胁。
    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近两个月里,中叙军团除了向戈兰高地运送了大量作战物资,还把第十三集团军的十支突击集群派了过去,而且始终让六支突击集群在后方待命,充当该方向上的预备队。
    按照虞世辉掌握的信息,戈兰高地方向上的守军储备了数个月的作战物资。
    更重要的是,蒋博文已经对部署做出调整,利用充当预备队的突击集群在后方建立了机动防线。
    除此之外,虞世辉对战局的判断也很重要。
    虽然当时虞世辉对以军的具体部署情况,特别是以军主力的动向也不大清楚,他还不能肯定巴拉姆把主力集中到了右翼,但是从前线反馈的战报,让虞世辉相信,以军确实把主力放在右翼。
    当时,最主要的一个迹象就是,以军确实没有攻击戈兰高地守军的侧翼。
    要知道,已经有情报表明,巴拉姆动员了五十个旅的兵力,如果主力在左翼,以军早就向西推进了。
    虞世辉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该方向上的防御并不值得担心。
    当时,虞世辉真正需要担心的,还是霍姆斯方向上的战斗。
    二十七日凌晨,蒋博文就发出警告,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支援,比如让他从戈兰高地方向上抽调突击集群,就很难守住霍姆斯。虽然到了二十七日上午,蒋博文改变了看法,觉得不应该从戈兰高地方向上抽调兵力,特别是到了当天下午,随着以军逼近伊兹拉,蒋博文更加坚定了这个判断,但是他依然认为应该向霍姆斯增兵,即从第二十七集团军抽调部队,加强霍姆斯的防御。
    显然,这与虞世辉的目的背道而驰。
    在与蒋博文通了电话后,虞世辉在当天上午,制订两个火力支援集群专门为霍姆斯方向上的战斗提供支援。
    虽然这个调整,对当天上午的战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蒋博文以非常微弱的代价挡住了第一装甲师的最后三轮进攻,但是到了下午,蒋博文还在请求支援,因为美军第三步兵师已经开了上来。
    必须承认,蒋博文此时的做法,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
    对的是,他手里的兵力确实不够。经过一天半的战斗,霍姆斯方向上的八支突击集群的战斗力已经下降了很大一截,而且持续的高强度作战行动,让蒋博文只能保证有四支突击集群在前线活动,另外四支突击集群必须撤下来补充电能与弹药,顺带让疲惫不堪的官兵休息几个小时。如此一来,蒋博文放在前线的兵力只有六千左右,而美军两个师有三万多人,第三步兵师就有一万八千人。更重要的是,叙军帮不上什么忙,只有几个精锐旅还能多多少少发挥点作用,其他的部队基本上就是摆设。打到最激烈的时候,蒋博文甚至得把形成整体的突击集群拆散使用,去加强叙军的防线。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博文不这么做,叙军早就崩溃了。更要命的是,美军身后有十个以军旅,而且有三个是常备装甲旅,战斗力不比美军差。
    可以说,霍姆斯方向上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蒋博文指挥的第十三集团军能够守住,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地面战平台在火力、机动能力、持续作战能力等各方面都比敌人的主战装备突出。比如在阵地防御战中,反装甲平台能够持续作战八个小时以上,而且备弹量高达两百发,而美军与以军的主战坦克最多只能持续战斗四个小时,备弹量不到五十发。除此之外,官兵的素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只要合理利用防御的有利条件,一辆反装甲平台能在阵地战中对抗五辆主战坦克,而且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取胜。
    错的是,蒋博文错误估计了形势。
    当时,他不但认为美军投入了第一装甲师与第三步兵师,还认为第四步兵师也在这个方向上,随时有可能杀出来。
    果真如此的话,蒋博文的军队最多只能坚持到二十八日天亮。
    当时,蒋博文提出支援,主要就是担心第四步兵师跟在后面。
    所幸的是,这个担心很快就可以放下了。
    二十七日夜间,罗林森与巴拉姆的矛盾全面爆发,关键就是第四步兵师,即第四步兵师应该放在哪里?
    根据美军的战报,罗林森在二十七日夜间发现,中叙军团在霍姆斯方向上的防御力度已经大大降低。虽然这是个错觉,即当天晚上,蒋博文从前线撤了两支突击集群下来,以便迎接二十八日凌晨的激战,因为按照他的判断,如果第四步兵师在这边,二十八日凌晨就免不了打一场大决战。当然,蒋博文这么做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即他留下的两支突击集群很有可能被美军击溃。但是对罗林森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即非常值得在霍姆斯方向上加强进攻,按照他的判断,如果第四步兵师能在二十八日赶到,他就有绝对的把握突破中叙军团的防线。显然,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理想,因为第四步兵师最快能在二十八日清晨赶到,美军在二十七日夜间与二十八日凌晨并没发动有效进攻,所以到时候,蒋博文能在霍姆斯一口气投入八支突击集群,至少能动用六支,而之前的战斗已经证明,美军很难在此情况下取得突破。
    问题是,罗林森并不知道这一点。
    结果就是,他坚持要求第四步兵师开赴霍姆斯战场。
    显然,巴拉姆并不打算让步,因为他也感受到了威胁,特别是左翼上的威胁,意识到中国军队随时有可能发动反击,而他之前坚持要让第四步兵师充当总预备队,并且主要协助南面作战,就是把第四步兵师当成了最后的稻草,是在不动员以军其他部队的情况,应付中国军队反击的唯一力量。
    两人的争执,再次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上。
    有趣的时候,这次连马歇尔都不支持罗林森,而是要罗林森按照计划行动,并且明确警告罗林森,如果不能在二十八日上午取得突破,就得停止在霍姆斯方向上的进攻,让部队撤退到霍姆斯河西岸。
    马歇尔的这个决定,绝非政治上的让步,而是他也感受到了威胁。
    要知道,打到这个时候,第二十七集团军还没有登场呢,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支拥有数万人马的军团在哪。
    头脑再简单的将军都知道,对方把一支主力藏起来,绝对不是为了避战。
    除此之外,美军巨大的伤亡,也让马歇尔非常头痛。
    打到二十七日夜间,美军已经在霍姆斯方向上损失了一万四千名官兵,其中阵亡数字就高达四千六百人。
    要知道,这是美军在中东战场上的第一战。
    如果第一次都打得如此惨烈,那今后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既然马歇尔表了态,以色列总理就顺水推舟。
    当然,以色列总理的政治眼光肯定比巴拉姆强得多,首先看出了问题,也因此在电话中暗示巴拉姆,进攻应该适可而止,如果有必要的话,放弃一些阵地,让部队转为防御状态也无不可。
    对巴拉姆来说,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
    好的一方面是,至少不再需要担心罗林森了,即不用冒险挺进,可以按照他的判断来指挥作战行动。
    坏的一方面是,有没有必要强攻伊兹拉?
    要知道,以军几乎包围了伊兹拉,前线离城区不到五公里,而且守卫伊兹拉的叙军不足为惧,只有少量中国军队是个麻烦。如果努把力,占领了伊兹拉,德拉方向上的防御态势就将大为改善。
    可惜的是,巴拉姆不清楚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占领伊兹拉。
    更可惜的是,巴拉姆手里没有多少牌可打了,因为他的左翼已经够虚弱了。
    不可否认,巴拉姆在即将获得的胜利面前迟疑了,也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可是他至少保持着清醒头脑,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退回到德拉防线上,不然得全军覆没。
    相反,在霍姆斯方向上,罗林森没有这样的觉悟。
    马歇尔的干预,让他怒不可遏,甚至认为马歇尔背叛了他。后来,也正是这件事,让罗林森与马歇尔分道扬镳。只是在这个时候,罗林森还没有打算放弃,而是决定在最后时限到来之前,再豪赌一把。(未完待续。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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