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英国与俄罗斯这种实力强大的国家都得选择阵营,更别说其他国家了。
    事实上,国际局势转变,在第二次朝鲜战争后就开始了,到中南半岛战争之后,随着中日关系全面恶化,中国与美国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才变得愈发明显,成为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表现形式上,以贸易为表象的经济模式转变最为明显。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朝鲜。
    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朝鲜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同盟关系,不但把安全寄托于中国,还在经济政策上完全听从中国安排。仅仅用了二十年,朝鲜就焕然一新,不但全面超越了南边的韩国,还超越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朝鲜已是东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在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圈内有很高的地位。此外在贸易领域,朝鲜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根据朝鲜当局在二零三五年初公布的数据,朝鲜的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二,而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占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七。也就是说,接近四成的朝鲜人在从事对华贸易。
    除了朝鲜,巴基斯坦也很有代表性。
    虽然巴基斯坦对贸易的依存度不如朝鲜,但是与中国的贸易仍占了七成左右,而且正是与中国的贸易,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中日战争爆发前,巴基斯坦是亚洲第六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印度的百分之四十六。如果考虑到两国的人口数量,巴基斯坦的人均国民产值是印度的五倍。
    当然,在其他地区,类似的现象也很普遍。
    比如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墨西哥通过与美国的贸易,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在二零三二年,其人均国民产值超过了发达国家标准线,成为美洲地区第三个发达国家,比巴西还早了两年。
    在欧洲,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即便在独联体地区,如果不是这场全球性自然灾害,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早就迈过了发达国家门槛。
    地区性贸易在促进小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大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以中国为例,到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地区间贸易已占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中国进口物资的百分之五十五与出口物质的百分之八十为地区间贸易,因此中国所需的绝大部分战略物资,以及绝大部分市场均在控制区域之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为稳固的安全保障,也最大限度的促进了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通过地区贸易,中国顺利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
    说得直接一点,地区间的排外性贸易,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帮助高科技企业完成了原始积累。如果没有这些市场,中国肯定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以如此快的速度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与欧美企业竞争,中国企业肯定占不到多少便宜。
    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好处。
    比如,中国肯定会淘汰很多生产效率低下的低级产业,但是中国又需要初级产业提供的产品,因此周边国家成为这些产业的理想转移目的地,对于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拿巴基斯坦来说,中国企业的投资占到了其境外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七!
    正是中国企业大举进军巴基斯坦,才使得巴基斯坦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也才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对巴基斯坦民众来说,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二零一四年,巴基斯坦的人均国民产值还不到一千美元,而到二零三四年,巴基斯坦的人均国民产值已经超过一万五千美元,扣除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等因素,巴基斯坦人均国民产值在这二十年内提高了七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五倍,相当于巴基斯坦在独立建国之后半个世纪的三倍。
    可以说,这这一轮经济大发展中,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表现得格外瞩目。
    除了一些固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中国、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都不是原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有改变全球经济体系的意愿,也有机会通过改变成为既得利益者。
    如果没有改变,别说巴基斯坦与朝鲜,连中国也不可能获得多少好处。
    说得直接一点,原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完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核心,不管是全球贸易原则、还是金融体系,都在为西方集团服务,以八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集团才是真正的获益者。其他国家中,除了欧洲的少数小国,其他国家都是受害者,或者说是西方经济制度的被剥削者。
    维持原有经济体系,中国得不到好处,与中国交好的国家也得不到好处。
    事实上,别说中国,连一些与西方亲善的国家也不是受益者。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印度。
    与中国相比,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密切得多,不但能得到西方的投资,还能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可是在过去数十年内,印度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发展机会,也从来没有因为西方的支援而发展壮大。
    由此可见,在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内,维护西方集团利益才是根本。
    也正是如此,中国才有机会拉拢足够多的周边国家,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惠及其他国家的新秩序。
    这种经济上的同盟,必然促成政治、外交与军事上的同盟。
    说得简单一些,当有共同利益需要维护的时候,政治、外交与军事同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如此一来,新的国际秩序,自然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基础。
    发展到这一步,大国对抗上升到了国家集团间的对抗,及以大国为核心,通过经济利益组建起来的国家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国际博弈中,以政治、外交与军事等方式进行斗争与博弈。
    毫无疑问,当国家集团斗争发展到某种程度,战争将无法避免。
    正是如此,巩固集团,进行全方位合作,成为大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大国为应对未来的战争所进行的必须工作。
    只用了一个月,牧浩洋就完成了对八个盟国的外交访问。
    有巴基斯坦与朝鲜带头做示范,外交行动非常顺利。在牧浩洋回到北京后不久,泰国与印度尼西亚还派遣特使访华,主动提出与中国结盟。至于八个盟国,在杜小蕾进行第二轮外交访问时,均表达了加深合作,建立泛亚经济共同体的意愿,并且非常积极的与中国合作应对粮食危机。
    八月底,黎平寇开始了对盟国的正式外交访问。
    事情的进展,比预料的还要理想。
    九月二十四日,由中国主持的“泛亚共同体成员国首脑会议”在海南三亚召开,除了中国、巴基斯坦、朝鲜、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马来西亚之外,泰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与尼泊尔的国家首脑以非成员身份参加了会议,菲律宾、新加坡、印度、马尔代夫、阿曼、伊朗与埃及则派遣政府高级官员,以观察国的身份参加会议,其中阿曼与埃及还提出了入盟申请。
    阿曼的积极行动,可以看成是海湾国家在试探中国的战略底气。
    至于埃及,那就别有用途了。
    要知道,埃及在原则上是非洲国家,只是其西奈半岛在亚洲大陆上,因此被看成是跨大洲国家。埃及在这个时候积极接近中国,肯定不是为了加入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而是希望获得中国的战略支援。说得直接一点,埃及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埃及为核心的大阿拉伯国家,而中国的支持显得至关重要。
    对中国来说,埃及是否入盟并不重要。
    能有足够多的国家参与,产生了足够大的影响力,就已经证明了中国建立地区经济、政治、外交与军事共同体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收获,也证明了中国有能力打破原有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游戏规则。
    对西方集团来说,特别是对美国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当天,美国总统就发表申明,谴责中国的单边行动,指责中国此举是在破坏以全球气象事务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格局,对正在进行的拯救行动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也使得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问题是,美国也没能免俗。
    仅仅两个月之后,美国就在费城举行了“美洲国家首脑峰会”。虽然美国总统没有直截了当的提出建立经济、政治、外交与军事共同体,但是以美洲国家领袖的身份,强调了加强地区合作的重要性。
    与美国相比,欧盟的反应没有这么强烈。
    只是可以肯定,在中美纷纷加强地区影响力的时候,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与德国受到了非常大的刺激。要知道,中国与美国推行的地区共同体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朝着组建联合政府的方向努力,即以大国为核心,组建超越国家集团的超主权机构,在性质上与欧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之相比,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明显过于缓慢。(未完待续。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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