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布莱尔港之前，牧浩洋在陆雯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大西北。
利用盛世平的投资，将在柴达木盆地里修建一座规模更大的强子加速器，并且以此为中心，建设第二座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从规模上讲，现在的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简直就是个小不点。
建设规划由钱仲泰领导的几名实验物理学家负责。
核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
按照钱仲泰提交的方案，被命名为“中华”的强子对撞机将超越现在已有的、以及正在规划的所有同类型实验设备，环形加速管道的直径接近一百公里，总长度为三百公里，设有二十四个加速器，能够把质子加速到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两束质子束的对撞能量高达一千亿电子伏。加速器全速运转时，消耗的电能相当于一座人口为二百五十万大城市的日常用电量。
这台加速器有多大呢？
如果绕环形加速器走一圈，步行的话需要三天三夜，即便驾驶电瓶车，也需要好几个小时。为此，环形加速器周围设置了十二个维护保养站，每个养护站有十名员工，专门负责日常维护。
如此大的设备，自然有很多特别之处。
因为受地壳运动等因素影响，埋在地下的环形加速管道分成了一千二百段，每一段都安装在磁悬浮基座上，定位精度达到微米级。为了确保加速管道精确无误，还设置了二千四百个姿态感测仪。
加速器运转时，必须进行冷却处理，充满所有冷却管道，需要一万二千吨液氮。在加速器工作的时候，制冷设备每小时就将消耗一千二百万度电能，需要一千多台大型液氮机同时工作。
作为配套设施，基地还将修建三套独立电网。
一套是总装机容量高达一千五百万千瓦的风电网，一套是装机容量为五百万千瓦的地热发电站，而主要电力供应来自拥有五座第四代核反应堆，总装机容量为五千五百万千瓦的核电站。
即便如此，电力供应仍然不足，必须从国家主电网获取部分电能。
还好，西北的风电电网已经并入国家主电网，而且电力供应有很大的富余，能够提供足够的电能。
此外，还要修建至少能够供两千名科研人员工作与生活的基础设施。
即便以二零二八年的标准衡量，这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工程，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根本没有建成的可能性。
要知道，美国计划修建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在规模上，只有“中华”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政府公布了相关消息后，一些西方学者在震惊之余宣称，要想超越“中华”，只能沿着赤道修建一条环形加速器。
虽然这有夸张成分，但是足以证明“中华”有多么超前。
当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宣称“中华”在工作时，很有可能制造出微型黑洞，对人类文明构成致命威胁。为了证明这一点，该报还刊登了几名欧洲科学家在二零零八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即在对撞能量达到两百亿电子伏特时，就有可能制造出微型黑洞。
“中华”的对撞能量是其五倍！
事情闹大后，一些西方科学家还组织了游行抗议，甚至有几名西方学者来到中国，状告中国政府，要求停止“中华”的建设工作。
当然，这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
牧浩洋来到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沙漠，方圆一百公里内都没有人迹，连飞鸟都很难看到。
与庞大的强子对撞机相比，紧张的工程安排更有挑战性。
按照军方提出的要求，“中华”强子对撞机必须在二零三零年底之前启动，因此工程期只有两年零七个月。
对施工队伍来说，这绝对是一项比登天还难的艰巨挑战。
要知道，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的强子对撞机花了七年才建成，而整个实验中心则花了二十年才初具规模。
从工程量上讲，“中华”强子对撞机相当于修建二十座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除掉安装设备与调试设备的时间，土木工程的工期只有一年半。
要在一年半里修建二十座“鸟巢”，难度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在沙漠里施工，交通非常不方面，最近的铁路线在三百公里外，运输问题很难解决。
采用正规建设方式，肯定不行。
这时候，就只能动用军方的力量了。
为了这台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军方总共动用了二十六个工程营，仅工程兵就多达三万六千人。为了运送工程物资，军方采购了一千六百台载重一百五十吨的超级卡车，并且动用工程兵，在一个月内修建了一条三百八十公里长的沙漠公路。不是柏油公路，而是直接在沙漠里平整出来的土石公路。为了运送易损的精密设备，军方在附近开辟了一条二千八百米长的简易跑道。工程开始后，军方还增派了十二个工程营，动用了上万台各类设备，包括两台直径四十五米的超级挖掘机。
当然，军方没有花一分钱，所有设备与物资都是由盛世平出钱购买。
黄峙博要做的，只是安排足够的工程人员，而且是军队里素质最好的工程兵，让他们去大西北“锻炼”。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所有工程部队都采用战时标准。
结果就是，工程部队不得不每一个月轮换一次。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工程营都参与了施工建设。
对工程部队来说，这绝对是最好的锻炼机会。
在视察工程进度时，黄峙博向工程部队的官兵提到，这就是一场战争，一场跟时间进行的战争。为了勉励工程部队的官兵，接下来的两个春节，黄峙博都亲自组织部队的文工团前去慰问，跟奋战在第一线的官兵送去祝福。
这是一场战争吗？
绝对是！
作为项目的发起者，牧浩洋非常清楚，“中华”不是用来研究基本粒子的，而是用来制造反物质。
设计阶段，军方就提出了要求，即在二零三五年之前生产出一千克反物质。
正是为了达到这个指标，“中华”才设计得如此之大。至于对外宣称的东西，只是用来蒙蔽对手。当然，在完成了最基本的任务之后，“中华”肯定会成为高能物理学家研究基本粒子的工具。
与“中华”同期进行的，还有大推力深空火箭。
以向太阳的日冕发射一枚两亿吨级氢弹为准，火箭的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必须达到一百五十吨。
显然，这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项目。
要知道，在此之前，最大的运载火箭仅能把五十吨货物送上近地轨道。
受技术限制，参与研制的航天部门提出了一个折中解决方案，即研制运载能力为五十吨的火箭，分批次发射太阳探测设备，在近地轨道完成组装之后，再进入转移轨道，工程难度将大大降低。
从技术上讲，这套计划的可行性非常大。
在此之前，航天部门已经为载人登月工程与永久空间站工程研制出了载重能力为四十吨的大推力火箭，只需要增加两具助推器，就能把运载量提高到五十吨，确保在二零二九年初进行第一次发射。
军方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且在六月初支付了第一笔资金。
作为配套项目，两亿吨级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
在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中国仅制造过当量为三百万吨的氢弹，而历史上最大的氢弹是前苏联制造的“恐怖的伊万”，设计当量为一亿吨，而试验爆炸当量为五千万吨。要设计一枚两亿吨级的氢弹，而且不能进行实弹试验，只能完全依靠计算机，即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模拟核爆炸。
难点就在这里，毕竟氢弹技术早就不算先进了。
为此，军方征用了国家计算中心的所有资源。即便如此，前期计算也要耗时半年，刚好能赶上火箭的研制进度。
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用在弹头上的隔热层。
日冕的温度高达两千万摄氏度，能在瞬间蒸发掉人类已知的任何一种物质，而弹头必须在日冕内部引爆，所以必须研制出能够抵抗高温的隔热层。已知材料肯定行不通，唯一的办法是对弹头进行强电磁屏蔽，用强电磁场隔绝日冕里的带电离子，在弹头周围制造出一层绝对真空。
如何做到，那就是科学家的事情了。
不可否认，军事需求绝对是科技进步的第一动力。
依靠军队的强制体系，很多在平时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也能成为现实，而且军事化的效率远远超过了平常时期。
正是如此，中国在二零三八年做的事，成为了新一轮竞赛的起跑点。
虽然参与这场竞赛的国家都不承认这是军备竞赛，但是毋庸置疑，任何突破性的科学技术都会首先应用到军事上，成为战争利器，而任何一个不想输掉战争的国家，都会拼尽全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这也是一场砸钱比赛，看谁的资本更加雄厚。
真正高兴的，恐怕只有像钱仲泰这样的科学家了，因为国家间的竞赛，为他们提供了和平时期永远也得不到的便利条件。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未完待续。如果您
利用盛世平的投资，将在柴达木盆地里修建一座规模更大的强子加速器，并且以此为中心，建设第二座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从规模上讲，现在的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简直就是个小不点。
建设规划由钱仲泰领导的几名实验物理学家负责。
核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
按照钱仲泰提交的方案，被命名为“中华”的强子对撞机将超越现在已有的、以及正在规划的所有同类型实验设备，环形加速管道的直径接近一百公里，总长度为三百公里，设有二十四个加速器，能够把质子加速到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两束质子束的对撞能量高达一千亿电子伏。加速器全速运转时，消耗的电能相当于一座人口为二百五十万大城市的日常用电量。
这台加速器有多大呢？
如果绕环形加速器走一圈，步行的话需要三天三夜，即便驾驶电瓶车，也需要好几个小时。为此，环形加速器周围设置了十二个维护保养站，每个养护站有十名员工，专门负责日常维护。
如此大的设备，自然有很多特别之处。
因为受地壳运动等因素影响，埋在地下的环形加速管道分成了一千二百段，每一段都安装在磁悬浮基座上，定位精度达到微米级。为了确保加速管道精确无误，还设置了二千四百个姿态感测仪。
加速器运转时，必须进行冷却处理，充满所有冷却管道，需要一万二千吨液氮。在加速器工作的时候，制冷设备每小时就将消耗一千二百万度电能，需要一千多台大型液氮机同时工作。
作为配套设施，基地还将修建三套独立电网。
一套是总装机容量高达一千五百万千瓦的风电网，一套是装机容量为五百万千瓦的地热发电站，而主要电力供应来自拥有五座第四代核反应堆，总装机容量为五千五百万千瓦的核电站。
即便如此，电力供应仍然不足，必须从国家主电网获取部分电能。
还好，西北的风电电网已经并入国家主电网，而且电力供应有很大的富余，能够提供足够的电能。
此外，还要修建至少能够供两千名科研人员工作与生活的基础设施。
即便以二零二八年的标准衡量，这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工程，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根本没有建成的可能性。
要知道，美国计划修建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在规模上，只有“中华”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政府公布了相关消息后，一些西方学者在震惊之余宣称，要想超越“中华”，只能沿着赤道修建一条环形加速器。
虽然这有夸张成分，但是足以证明“中华”有多么超前。
当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宣称“中华”在工作时，很有可能制造出微型黑洞，对人类文明构成致命威胁。为了证明这一点，该报还刊登了几名欧洲科学家在二零零八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即在对撞能量达到两百亿电子伏特时，就有可能制造出微型黑洞。
“中华”的对撞能量是其五倍！
事情闹大后，一些西方科学家还组织了游行抗议，甚至有几名西方学者来到中国，状告中国政府，要求停止“中华”的建设工作。
当然，这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
牧浩洋来到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沙漠，方圆一百公里内都没有人迹，连飞鸟都很难看到。
与庞大的强子对撞机相比，紧张的工程安排更有挑战性。
按照军方提出的要求，“中华”强子对撞机必须在二零三零年底之前启动，因此工程期只有两年零七个月。
对施工队伍来说，这绝对是一项比登天还难的艰巨挑战。
要知道，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的强子对撞机花了七年才建成，而整个实验中心则花了二十年才初具规模。
从工程量上讲，“中华”强子对撞机相当于修建二十座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除掉安装设备与调试设备的时间，土木工程的工期只有一年半。
要在一年半里修建二十座“鸟巢”，难度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在沙漠里施工，交通非常不方面，最近的铁路线在三百公里外，运输问题很难解决。
采用正规建设方式，肯定不行。
这时候，就只能动用军方的力量了。
为了这台世界上最大的强子对撞机，军方总共动用了二十六个工程营，仅工程兵就多达三万六千人。为了运送工程物资，军方采购了一千六百台载重一百五十吨的超级卡车，并且动用工程兵，在一个月内修建了一条三百八十公里长的沙漠公路。不是柏油公路，而是直接在沙漠里平整出来的土石公路。为了运送易损的精密设备，军方在附近开辟了一条二千八百米长的简易跑道。工程开始后，军方还增派了十二个工程营，动用了上万台各类设备，包括两台直径四十五米的超级挖掘机。
当然，军方没有花一分钱，所有设备与物资都是由盛世平出钱购买。
黄峙博要做的，只是安排足够的工程人员，而且是军队里素质最好的工程兵，让他们去大西北“锻炼”。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所有工程部队都采用战时标准。
结果就是，工程部队不得不每一个月轮换一次。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工程营都参与了施工建设。
对工程部队来说，这绝对是最好的锻炼机会。
在视察工程进度时，黄峙博向工程部队的官兵提到，这就是一场战争，一场跟时间进行的战争。为了勉励工程部队的官兵，接下来的两个春节，黄峙博都亲自组织部队的文工团前去慰问，跟奋战在第一线的官兵送去祝福。
这是一场战争吗？
绝对是！
作为项目的发起者，牧浩洋非常清楚，“中华”不是用来研究基本粒子的，而是用来制造反物质。
设计阶段，军方就提出了要求，即在二零三五年之前生产出一千克反物质。
正是为了达到这个指标，“中华”才设计得如此之大。至于对外宣称的东西，只是用来蒙蔽对手。当然，在完成了最基本的任务之后，“中华”肯定会成为高能物理学家研究基本粒子的工具。
与“中华”同期进行的，还有大推力深空火箭。
以向太阳的日冕发射一枚两亿吨级氢弹为准，火箭的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必须达到一百五十吨。
显然，这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项目。
要知道，在此之前，最大的运载火箭仅能把五十吨货物送上近地轨道。
受技术限制，参与研制的航天部门提出了一个折中解决方案，即研制运载能力为五十吨的火箭，分批次发射太阳探测设备，在近地轨道完成组装之后，再进入转移轨道，工程难度将大大降低。
从技术上讲，这套计划的可行性非常大。
在此之前，航天部门已经为载人登月工程与永久空间站工程研制出了载重能力为四十吨的大推力火箭，只需要增加两具助推器，就能把运载量提高到五十吨，确保在二零二九年初进行第一次发射。
军方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且在六月初支付了第一笔资金。
作为配套项目，两亿吨级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
在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中国仅制造过当量为三百万吨的氢弹，而历史上最大的氢弹是前苏联制造的“恐怖的伊万”，设计当量为一亿吨，而试验爆炸当量为五千万吨。要设计一枚两亿吨级的氢弹，而且不能进行实弹试验，只能完全依靠计算机，即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模拟核爆炸。
难点就在这里，毕竟氢弹技术早就不算先进了。
为此，军方征用了国家计算中心的所有资源。即便如此，前期计算也要耗时半年，刚好能赶上火箭的研制进度。
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用在弹头上的隔热层。
日冕的温度高达两千万摄氏度，能在瞬间蒸发掉人类已知的任何一种物质，而弹头必须在日冕内部引爆，所以必须研制出能够抵抗高温的隔热层。已知材料肯定行不通，唯一的办法是对弹头进行强电磁屏蔽，用强电磁场隔绝日冕里的带电离子，在弹头周围制造出一层绝对真空。
如何做到，那就是科学家的事情了。
不可否认，军事需求绝对是科技进步的第一动力。
依靠军队的强制体系，很多在平时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也能成为现实，而且军事化的效率远远超过了平常时期。
正是如此，中国在二零三八年做的事，成为了新一轮竞赛的起跑点。
虽然参与这场竞赛的国家都不承认这是军备竞赛，但是毋庸置疑，任何突破性的科学技术都会首先应用到军事上，成为战争利器，而任何一个不想输掉战争的国家，都会拼尽全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这也是一场砸钱比赛，看谁的资本更加雄厚。
真正高兴的，恐怕只有像钱仲泰这样的科学家了，因为国家间的竞赛，为他们提供了和平时期永远也得不到的便利条件。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未完待续。如果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