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接通,首先出现在屏幕上的是陆雯。
    “怎么样,这一天够辛苦吧?”
    “我还好,你呢?”
    牧浩洋笑了笑,说道:“还不错,过两天就能把工作交下去。”
    “听黄总说,你月底才能回来?”
    “是啊,还要去伊斯兰堡拜访巴军总参谋长,然后去缅甸丹老考察,到泰国呆上几天后才能回来。”
    “黄总安排的?”
    牧浩洋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月底就回来了。孩子们怎么样?”
    “在看电视,现在成天就知道看动画片。姥姥姥爷又过于溺爱,我怎么说都没用。你回来后,得好好管教。”
    牧浩洋笑着摇了摇头,觉得陆雯没有必要跟孩子较真。
    陆风烈对外孙与外孙女的态度,让牧浩洋有点意外。大概觉得亏欠了陆雯,陆风烈非常溺爱两个孩子,几乎是有求必应。为了帮助陆雯照顾孩子,他还在二零二三年搬回总参家属院居住。
    “我去把他们叫来。”
    “陆雯……”
    牧浩洋反应慢了一点,陆雯已经起身离开。
    陆风烈搬回来住还有一个原因:帮助傅秀波巩固新的高层结构,确保重大事务仍然是傅秀波说了算。
    虽然黄峙博已经是总参谋长,而且在军队里的威望非常高,但是与陆风烈相比,他仍然差了一截。此外,腾耀辉蹿起后,对黄峙博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只有陆风烈,才能让两人和平相处。
    为了让两人和解,陆风烈做了很多努力。
    早在二零二二年,黄峙博就在军内高层会议上表示,他只担任两届总参谋长,并在二零三二年退休。几个月后,在陆风烈推动下,傅秀波批准了总参谋部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就是从黄峙博开始,总参谋长由三军司令轮流担任。那么在二零三二年出任总参谋长的,很有可能是腾耀辉。
    通过内部改革,军内矛盾完全可以消除。
    相对而言,军队内部矛盾根本不值一提。
    文廷贵退休后,高层矛盾集中在傅秀波与易援朝之间,只是傅秀波掌握军权,拥有主要发言权。
    两人的矛盾,表面上以对外政策为主,实际上却集中在国内矛盾上。
    这一点很好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由内部需求决定,受经济的影响最大,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在经济政策上,傅秀波的立场非常明确: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民营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也以民营企业需求推动资源、金融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
    从二零一五年开始,傅秀**行的经济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果。
    到二零二二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比二零一五年扩大了三倍,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创造了百分之八十三的就业岗位,贡献了百分之七十四的税收,在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更是多达百分之九十五。
    没有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中国就不会迎来建国之后的第三个黄金发展时期。
    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济政策改革严重滞后,迫使强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只有对外扩张,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能在二零一五年驶上快车道,也与中国参与第二次朝鲜战争有关。
    没有对外扩张,就没有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
    按照这个逻辑,傅秀波的对外政策自然非常强硬。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没有完全撤军,也没有给予朝鲜全部自主权,与傅秀波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存在必然联系。
    可以说,正是在朝鲜挖到了第一桶金,民营经济才能飞速发展。
    问题是,朝鲜的资源非常有限、市场规模也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要想发展壮大,不但需要更多的资源,还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
    二零二零年,东海战争结束后不久,傅秀波就对民营企业开放了海洋资源开采权。
    在国内,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让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让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与国营企业竞争的机会。
    傅秀波与易援朝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在经济层面上,易援朝代表的正是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二零一五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可否认,国营企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正是众多国营企业,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为随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正是依靠国家垄断制度,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正确,看看印度就能明白。
    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可能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有效。早在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国营经济就被证明走不通,更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才是市场主体,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主要动力。随后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第一次解放取得的成果,也是民营经济重要性的直接体现。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飞速发展,就得给民营经济第二次解放。
    傅秀波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并不表示,所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决定行为的不是认识,而是利益。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易援朝并不主张给民营经济松绑,反而认为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将破坏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价值观沦陷、思想混乱,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危害。
    按照他的观点,必须严格限制民营经济,国家继续垄断战略性行业。
    在特殊时期,保持国有垄断没有错,傅秀波也不反对。比如在能源领域,国营三大石油公司仍然占据着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军队油料的主要供应商,也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要承担者。
    问题是,只有打破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利益链条,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易援朝的主张,明显与傅秀波相悖。
    国内经济政策如此,对外政策也是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傅秀波的态度非常明确:架空国家元首。
    关键不是谁担任国务院总理,也不是谁担任国家副元首,而是谁控制军队,谁得到军队支持。
    为此,傅秀波不得不把陆风烈留下来。
    在黄峙博搞定军队内部问题之前,陆风烈具有不可替代性。说得简单一点,只要陆风烈在中央,傅秀波就可以高枕无忧。
    陆风烈留下来,对推动军事改革也有帮助。
    二零二三年,黄峙博发起了第二轮军事改革行动。这次的改革,以调整军队的组织结构为主。
    三年后,取得了第一项改革成果:整合海军陆战队与陆军两栖部队。
    按照黄峙博的安排,两栖部队并入陆战队,成立陆战队司令部,同时升级为独立兵种。
    编制上,陆战队仍然隶属于海军,只是在作战指挥上,直接听从总参谋部的命令,与海军协同作战。
    也就在这个时候,牧浩洋获得了晋升中将的机会,不过是陆战队中将。
    以当时的情况,牧浩洋是接替吴建军,出任陆战队司令的最佳人选。原因很简单,陆战队能够兼并两栖部队,与他在非洲打的特种战争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在非洲战场上的出色表现,陆战队也没有资格兼并两栖部队。
    作为前线指挥官,牧浩洋对陆战队的战法战术、以及建军重点有清楚认识。
    为了让牧浩洋出任陆战队司令,黄峙博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以海军中将身份统领陆战队。
    即便如此,牧浩洋最后还是拒绝了。
    原因有两个:一是牧浩洋不想走老路,二是主要竞争对手是曹安国。
    黄峙博没有强迫牧浩洋去陆战队,最终让吴建军留任一年。如果一切顺利,曹安国将在二零二七年底出任陆战队司令。
    与陆战队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各军兵种指挥体制改革。
    按照黄峙博的安排,在完成改革之后,四大军兵种司令部只有行政管理权,直接向国防部负责,不在拥有所属兵种的指挥权,由总参谋部统一指挥各兵种,以提高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显然,这轮改革,是在为接下来进行的第三次改革做准备。
    作为中国军队中,多兵种协同作战理论的发起者,黄峙博肯定会推行第三轮改革,打破原有的作战指挥体系。
    至于怎么该,恐怕只有黄峙博清楚。
    改革,肯定动了某些人的蛋糕,也肯定会产生矛盾。
    黄峙博与腾耀辉的矛盾就集中在第二次军事改革上,因为改下来后,像腾耀辉这样的军种司令将被架空。
    如果不是陆风烈出面,让黄峙博立下规矩,订下三大军种司令轮流担任总参谋长,恐怕腾耀辉早就跟黄峙博翻脸了。
    作为黄峙博的追随者,牧浩洋非常清楚军事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军队要想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就得大力推行军事改革。要想证明改革方案是否正确,也只有战争。(未完待续。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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