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28日，凌晨4:45
吉尔：
昨天，我们三人坐公交车去了哈德利。我原本以为这一天会过得非常开心：我们先去海滩上野餐，吃炸鱼薯条，然后再去买些衣服，虽然这个月你迟迟没给我家用。我们先去了一家自诩为“百货商场”的小店逛了逛，它之所以给自己冠上了这么个派头十足的名号是因为它门面虽小，里面卖的东西倒是五花八门，一应俱全。我和娜恩在一排排货架间左挑右选，可弗洛拉却一直在边上闹别扭，她不想待在店里，也不想穿上任何一件从那个“没有档次的鬼地方”买来的衣服。她说她要坐“该死的公交车去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就是不想待在哈德利”。我又是哄又是讲道理，答应给她买她想要的东西，后来索性不理她。整整五分钟里我想尽各种办法，可最后她还是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小店。我和娜恩追了出去，看到她在街角转了个弯，跑进游戏厅里不见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十来分钟，然后我让娜恩进去找她。
“她不肯出来。”娜恩回来时说。
我只好自己跑进游戏厅，里面嘈杂喧腾，闪着光的游戏机屏幕、攒动的人头看得人头晕目眩。每台游戏机上都放着一个铝质烟灰缸，里面塞满了烟头，不大的空间里烟熏雾缭，呛得人喘不上气来。
我在屋子最里面找到了她。“弗洛拉，我们得走了。”
“马上就好。”她走到边上，查看了一下游戏机底部的托盘里有没有落下的硬币。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娜恩在外头等着呢，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我还没好呢。”她说。
“不管你有没有好，我们现在就得走了。”
“好。”她又换了台游戏机。
“你也得跟着我们一起走。”
“为什么？”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因为是我说的，你得按我说的做。”我拔高了嗓门。
我们的小女儿用胯部顶着游戏机上的玻璃板，那上面画着里约热内卢嘉年华的场景，几个女孩穿着椰子壳做的文胸在放置两便士硬币的滑动盘边搔首弄姿。一串硬币瀑布似的掉进了边上的槽口中不见了。
“该死！”她咒了一句。
我看到兑换窗口后面的女人斜着眼朝我们这边看过来。“现在，马上！”
“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才不管你愿不愿意呢，现在就走。”
娜恩也进来了。“妈妈，”她皱着脸抱怨道，“我饿了。”
“知道了，娜恩！”我说得很响，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娜恩也不开心了，扭过身不看我。
我抓住弗洛拉的手腕猛地一拽，弗洛拉一个趔趄，可她抿着嘴不发声。身边的游戏机呜啦呜啦地叫着，我充耳不闻，只顾闷头把她往外拖。
“妈妈！放开她！”娜恩一边叫一边用力掰我的胳膊。游戏厅里那些随身带着五十便士、用塑料壶装着劣质酒的寂寞男人，还有叼着烟顶着一头金发的无聊女人齐齐看向我们。他们肯定在暗暗嘀咕：坏妈妈。不断央求我放开她妹妹的娜恩心里也一定在想：坏妈妈。
等我们出了游戏厅，弗洛拉跑下台阶冲到海滩边，在海滨人行道的墙根蹲下来缩成一团，就像我要追过去揍她似的。娜恩上去劝了半个小时总算说动弗洛拉跟我们坐车回家了。这一天什么都没干成，既没买到衣服，也没吃上炸鱼薯条。上车后女孩子们坐在一块儿，我一个人坐在靠前的位子上。我把前额抵在玻璃窗上，鼻端充斥着窗帘散发出来的暖烘烘的、满是灰尘的味道。就在这一刹那，我忽然问我自己，如果孩子们没有我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些。
*
一九九〇年的九月，你向出版社编辑提交了《浪荡子》的手稿。以往他都要拖上个把月才会给你回电话，可是这一次他却史无前例地邀你去伦敦和他一起共进午餐，又马不停蹄地带你参加这个会议那个活动。你不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给姑娘们打电话，而我则负责留守家中，跟弗洛拉解释为什么爸爸不能像以前那样每晚送她上床，跟娜恩说明为什么她忘了随手关灯后不用再担心我收到电费账单会失声痛哭。我花了好几个礼拜才习惯了逛超市时不再计较价格，去哈德利的时候可以打车而不再坐公交。
在我再三要求后你终于给我看了《浪荡子》的手稿。你把它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并叮嘱我一定要等孩子们睡着后再看，看完一定要把它藏好。等到小说出版发行后，你是不会允许它出现在我们家里的，一本也不行。看了这个故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震惊或恶心，在那些夜里当我在你耳边将所有的情节娓娓道来时我已经看到了书的雏形。不过那个秋天，当你把手稿交到我手上时，里面却略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我说得对吗，吉尔？我口中编派的所有香艳情节和你在成书中记录下的所有露骨描写加在一起都不及那一行字来得不堪入目。
这本书正如你的出版商和代理人所期待的那样引发了诸多争议和巨大反响，不过评论家们的眼光却超越了小说的内容，称你的第三部小说“洗练而质朴”“富有韵律且充满诗意”“是一位知名作家的巅峰之作”。乔纳森当然不可能像评论家那样看待这部作品，尤其是你连名字都懒得改，直接用了他的原名。他最后一次来我们家时大发雷霆，我心里很清楚，他脱口而出的那些咒骂都没说错，我真想告诉他这本小说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我，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告诉他真相，以后他会怎么看我，一想到如果我说出实情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这样一个好朋友，我只好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我和吉尔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过《浪荡子》的雏形究竟诞生于哪个人的脑袋。
你总喜欢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浪荡子》是你写的第四本小说，每次听你这么说我都会感叹，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勇气。你知道美发师或新搬来的邻居随口问我有几个孩子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暗暗把手攥成拳头，让指甲深深地嵌入手心，然后告诉她们：“两个。”这个数字就是我不变的回答，为此，我痛恨我自己。
小说的成功以及随后滚滚而来的收入让你欣喜不已。你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接受采访，每次提到你的私生活，你都会故作腼腆，然后连消带打地蒙混过去。你看上去是那么俊逸潇洒，风度翩翩，公众的焦点过多地集中在小说作者身上而不是读者阅读小说后的感受上，对此，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讽刺？没有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在乎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我忙着照顾两个孩子，几乎没什么机会和你一同参加那些“文坛盛事”。“你不会喜欢他们的，”你告诉我，“都是些无趣的书呆子，只会站在那里自吹自擂。”只有一次，我去了你的采访摄制现场，那是一档艺术类谈话节目，十来分钟的样子，你坐在一张扶手椅里，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
我当时就站在一堆电线、和许多摄像机的空当处，看着聚光灯下光彩夺目的你。你把我们底下所有人都迷住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观众、主持人（还有我）无不为你摄人心魄的魅力所倾倒。我们时而被你幽默风趣的谈吐逗得前仰后合，时而屏息聆听你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论。我太骄傲了！他们爱你，爱你的书，爱你的故事，还有你的外表。我也爱你。
是的，我爱你，我对自己点点头。这时，站在我边上的电视台制片助理轻声说道：“他是不是很棒？”我笑了，她接着说：“不过他实在有点坏。”那又怎样，我依然爱你。她继续说：“我想他肯定有老婆孩子，他把他们藏得好好的，不让他们受到伤害。”我没说话。“几个礼拜前，他钓上了我的一个朋友，先是请她出去喝一杯，”女孩轻声说，“然后问她愿不愿意去他住的旅馆过夜。‘你结婚了吗？’当时我朋友问他，他说，‘眼睛看不到的以及思想不曾触及的便是不存在的’。”
女孩说话的时候我没有转头看她，而是看着你跷着二郎腿坐在台上那张黑色的旋转扶手椅里，你穿着我熨好的长裤，还有一双我洗干净后晾在厨房外面晒干的袜子。现在连主持人都被你逗得方寸大乱，以至于他连事先准备好的问题都没法连贯地说出口。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我们躺在游泳更衣室外的草坪上，你的头枕着我的大腿，我一边为你朗读一边把手里的书举得高高的挡住刺眼的阳光。
“她后来去了吗？”我问，“我是说你那个朋友？”
“这事怪不得她，”制片助理说，“他确实有点老了，不过换作是我，我也会去的。你肯定也会，对吧？”
*
我一直在等，等我们的车下了渡轮，付了摆渡费，然后开上通往家的那条笔直的路。
“刚才我遇见一个女孩，”我说，“她告诉我你睡了她的朋友。”我把“朋友”两个字咬得很重，就像那些女孩给知心大姐信箱写信说她们的朋友和男朋友的兄弟上了床，然后询问处理意见时的那种腔调。
“什么？”你哈地笑了一下，短促得像突如其来的一声犬吠。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
“没有什么？”你又问。
“没有睡她。”
“去睡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你就像在和我开玩笑。
我不作声。当你发现车内的沉默已经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时，你开口说道：“别傻了，英格丽德，这不过是那个蠢女人在背后乱嚼舌根罢了。说不定她一早就知道你是谁，故意说这些话来气你，好看看你有什么反应。”
“所以你不承认你睡了她？”我紧咬不放。
“按你的意思我睡的好像应该是她的朋友，”你说，“你倒是说说看我哪儿有时间做这档子事？你又不是没看到，我成天忙得像个陀螺，忙着给我们家挣钱。”
“停车。”
“都快到家了。要不我们晚些再谈。”
“停车！”我厉声说。
你把车停在路旁的沙地上，几辆车从后面超上来，车头灯的光柱从我们身上扫过，就像灯塔的光打在岸边的岩石上。“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说。
“不想再怎样？”你松开了方向盘，两手交叉合抱在胸前。
“不想再被人当成傻子！”我叫道，“不想再成为最后知道你出轨偷腥的那个人！”
“你不是傻子，英格丽德。”你没有看我。
“可是你把我当成了傻子。”我咬牙切齿地说。
“你是因为这本书吗？你觉得我写得太过火了？”你转过身，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然后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说，“你不用担心娜恩或弗洛拉会看到这本书，家里一本也没有。”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吉尔，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你的工作才重要！”我拨开你的手。
“那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你是我孩子的妈妈——你和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终归要回去的那个家，永远都是。我不会抛弃你们三个的，一个也不会。”
“也就是说你的确带着你这本书的粉丝去了你的旅馆，和她上了床！”我的手指哆哆嗦嗦地摸到了安全带，用力拽开了拉扣。
“英格丽德，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它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想都没想，整个人扑上前甩手就给了你一巴掌。我打得并不重，你本能地一躲，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你没有出声，依旧看着前方，这种姿态仿佛是在告诉我，你做错了事活该受罚，这一巴掌打得正中下怀。
“也许在你看来是小事，可对我来说不是！”我抓住你的头发往车窗上撞。然后，我摸到了身边的门把手，用力推开门，踉踉跄跄地下了车。
“英格丽德！”我听到你在身后喊道，“对不起，英格丽德，我错了！”
我没有回头，一步三滑地跑进路边的金雀花丛中，地上根系交错，脚下磕磕绊绊。接着我又穿过一片茂密尖利的野草地，一边跑一边哭。我就这样一直往前跑，不停地跑，直到心脏快要跳出胸膛，胸口胀痛得喘不上气来，我不得不慢下脚步。走了几分钟后，我看清了眼前的路，发现自己正在穿过沙丘地带往海滩上走。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倾洒在浮动的水面上，风抽打着我的头发，我在想，如果自己就此踏入水中会发生什么，有没有人会想念我，虽然我相信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我脱掉鞋子，把鞋带绑在一起挂在脖子上，踩着紧实的沙地朝家的方向走去。退潮的大海被我抛在了身后。我到家的时候看到车停在车道上，不过你一定在写作室里，因为屋里没有人。我把钱付给保姆，打发她回家，然后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露易丝，拜托她帮我安排好一切。两天后我去了诊所，打掉了我们的第五个孩子。
英格丽德
（信夹在克莱维·詹姆斯所著、1983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生灵》中。）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28日，凌晨4:45
吉尔：
昨天，我们三人坐公交车去了哈德利。我原本以为这一天会过得非常开心：我们先去海滩上野餐，吃炸鱼薯条，然后再去买些衣服，虽然这个月你迟迟没给我家用。我们先去了一家自诩为“百货商场”的小店逛了逛，它之所以给自己冠上了这么个派头十足的名号是因为它门面虽小，里面卖的东西倒是五花八门，一应俱全。我和娜恩在一排排货架间左挑右选，可弗洛拉却一直在边上闹别扭，她不想待在店里，也不想穿上任何一件从那个“没有档次的鬼地方”买来的衣服。她说她要坐“该死的公交车去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就是不想待在哈德利”。我又是哄又是讲道理，答应给她买她想要的东西，后来索性不理她。整整五分钟里我想尽各种办法，可最后她还是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小店。我和娜恩追了出去，看到她在街角转了个弯，跑进游戏厅里不见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十来分钟，然后我让娜恩进去找她。
“她不肯出来。”娜恩回来时说。
我只好自己跑进游戏厅，里面嘈杂喧腾，闪着光的游戏机屏幕、攒动的人头看得人头晕目眩。每台游戏机上都放着一个铝质烟灰缸，里面塞满了烟头，不大的空间里烟熏雾缭，呛得人喘不上气来。
我在屋子最里面找到了她。“弗洛拉，我们得走了。”
“马上就好。”她走到边上，查看了一下游戏机底部的托盘里有没有落下的硬币。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娜恩在外头等着呢，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我还没好呢。”她说。
“不管你有没有好，我们现在就得走了。”
“好。”她又换了台游戏机。
“你也得跟着我们一起走。”
“为什么？”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因为是我说的，你得按我说的做。”我拔高了嗓门。
我们的小女儿用胯部顶着游戏机上的玻璃板，那上面画着里约热内卢嘉年华的场景，几个女孩穿着椰子壳做的文胸在放置两便士硬币的滑动盘边搔首弄姿。一串硬币瀑布似的掉进了边上的槽口中不见了。
“该死！”她咒了一句。
我看到兑换窗口后面的女人斜着眼朝我们这边看过来。“现在，马上！”
“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才不管你愿不愿意呢，现在就走。”
娜恩也进来了。“妈妈，”她皱着脸抱怨道，“我饿了。”
“知道了，娜恩！”我说得很响，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娜恩也不开心了，扭过身不看我。
我抓住弗洛拉的手腕猛地一拽，弗洛拉一个趔趄，可她抿着嘴不发声。身边的游戏机呜啦呜啦地叫着，我充耳不闻，只顾闷头把她往外拖。
“妈妈！放开她！”娜恩一边叫一边用力掰我的胳膊。游戏厅里那些随身带着五十便士、用塑料壶装着劣质酒的寂寞男人，还有叼着烟顶着一头金发的无聊女人齐齐看向我们。他们肯定在暗暗嘀咕：坏妈妈。不断央求我放开她妹妹的娜恩心里也一定在想：坏妈妈。
等我们出了游戏厅，弗洛拉跑下台阶冲到海滩边，在海滨人行道的墙根蹲下来缩成一团，就像我要追过去揍她似的。娜恩上去劝了半个小时总算说动弗洛拉跟我们坐车回家了。这一天什么都没干成，既没买到衣服，也没吃上炸鱼薯条。上车后女孩子们坐在一块儿，我一个人坐在靠前的位子上。我把前额抵在玻璃窗上，鼻端充斥着窗帘散发出来的暖烘烘的、满是灰尘的味道。就在这一刹那，我忽然问我自己，如果孩子们没有我是不是会过得更好些。
*
一九九〇年的九月，你向出版社编辑提交了《浪荡子》的手稿。以往他都要拖上个把月才会给你回电话，可是这一次他却史无前例地邀你去伦敦和他一起共进午餐，又马不停蹄地带你参加这个会议那个活动。你不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给姑娘们打电话，而我则负责留守家中，跟弗洛拉解释为什么爸爸不能像以前那样每晚送她上床，跟娜恩说明为什么她忘了随手关灯后不用再担心我收到电费账单会失声痛哭。我花了好几个礼拜才习惯了逛超市时不再计较价格，去哈德利的时候可以打车而不再坐公交。
在我再三要求后你终于给我看了《浪荡子》的手稿。你把它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并叮嘱我一定要等孩子们睡着后再看，看完一定要把它藏好。等到小说出版发行后，你是不会允许它出现在我们家里的，一本也不行。看了这个故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震惊或恶心，在那些夜里当我在你耳边将所有的情节娓娓道来时我已经看到了书的雏形。不过那个秋天，当你把手稿交到我手上时，里面却略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我说得对吗，吉尔？我口中编派的所有香艳情节和你在成书中记录下的所有露骨描写加在一起都不及那一行字来得不堪入目。
这本书正如你的出版商和代理人所期待的那样引发了诸多争议和巨大反响，不过评论家们的眼光却超越了小说的内容，称你的第三部小说“洗练而质朴”“富有韵律且充满诗意”“是一位知名作家的巅峰之作”。乔纳森当然不可能像评论家那样看待这部作品，尤其是你连名字都懒得改，直接用了他的原名。他最后一次来我们家时大发雷霆，我心里很清楚，他脱口而出的那些咒骂都没说错，我真想告诉他这本小说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我，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告诉他真相，以后他会怎么看我，一想到如果我说出实情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这样一个好朋友，我只好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我和吉尔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过《浪荡子》的雏形究竟诞生于哪个人的脑袋。
你总喜欢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浪荡子》是你写的第四本小说，每次听你这么说我都会感叹，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勇气。你知道美发师或新搬来的邻居随口问我有几个孩子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暗暗把手攥成拳头，让指甲深深地嵌入手心，然后告诉她们：“两个。”这个数字就是我不变的回答，为此，我痛恨我自己。
小说的成功以及随后滚滚而来的收入让你欣喜不已。你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接受采访，每次提到你的私生活，你都会故作腼腆，然后连消带打地蒙混过去。你看上去是那么俊逸潇洒，风度翩翩，公众的焦点过多地集中在小说作者身上而不是读者阅读小说后的感受上，对此，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讽刺？没有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在乎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我忙着照顾两个孩子，几乎没什么机会和你一同参加那些“文坛盛事”。“你不会喜欢他们的，”你告诉我，“都是些无趣的书呆子，只会站在那里自吹自擂。”只有一次，我去了你的采访摄制现场，那是一档艺术类谈话节目，十来分钟的样子，你坐在一张扶手椅里，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
我当时就站在一堆电线、和许多摄像机的空当处，看着聚光灯下光彩夺目的你。你把我们底下所有人都迷住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观众、主持人（还有我）无不为你摄人心魄的魅力所倾倒。我们时而被你幽默风趣的谈吐逗得前仰后合，时而屏息聆听你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论。我太骄傲了！他们爱你，爱你的书，爱你的故事，还有你的外表。我也爱你。
是的，我爱你，我对自己点点头。这时，站在我边上的电视台制片助理轻声说道：“他是不是很棒？”我笑了，她接着说：“不过他实在有点坏。”那又怎样，我依然爱你。她继续说：“我想他肯定有老婆孩子，他把他们藏得好好的，不让他们受到伤害。”我没说话。“几个礼拜前，他钓上了我的一个朋友，先是请她出去喝一杯，”女孩轻声说，“然后问她愿不愿意去他住的旅馆过夜。‘你结婚了吗？’当时我朋友问他，他说，‘眼睛看不到的以及思想不曾触及的便是不存在的’。”
女孩说话的时候我没有转头看她，而是看着你跷着二郎腿坐在台上那张黑色的旋转扶手椅里，你穿着我熨好的长裤，还有一双我洗干净后晾在厨房外面晒干的袜子。现在连主持人都被你逗得方寸大乱，以至于他连事先准备好的问题都没法连贯地说出口。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我们躺在游泳更衣室外的草坪上，你的头枕着我的大腿，我一边为你朗读一边把手里的书举得高高的挡住刺眼的阳光。
“她后来去了吗？”我问，“我是说你那个朋友？”
“这事怪不得她，”制片助理说，“他确实有点老了，不过换作是我，我也会去的。你肯定也会，对吧？”
*
我一直在等，等我们的车下了渡轮，付了摆渡费，然后开上通往家的那条笔直的路。
“刚才我遇见一个女孩，”我说，“她告诉我你睡了她的朋友。”我把“朋友”两个字咬得很重，就像那些女孩给知心大姐信箱写信说她们的朋友和男朋友的兄弟上了床，然后询问处理意见时的那种腔调。
“什么？”你哈地笑了一下，短促得像突如其来的一声犬吠。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
“没有什么？”你又问。
“没有睡她。”
“去睡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你就像在和我开玩笑。
我不作声。当你发现车内的沉默已经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时，你开口说道：“别傻了，英格丽德，这不过是那个蠢女人在背后乱嚼舌根罢了。说不定她一早就知道你是谁，故意说这些话来气你，好看看你有什么反应。”
“所以你不承认你睡了她？”我紧咬不放。
“按你的意思我睡的好像应该是她的朋友，”你说，“你倒是说说看我哪儿有时间做这档子事？你又不是没看到，我成天忙得像个陀螺，忙着给我们家挣钱。”
“停车。”
“都快到家了。要不我们晚些再谈。”
“停车！”我厉声说。
你把车停在路旁的沙地上，几辆车从后面超上来，车头灯的光柱从我们身上扫过，就像灯塔的光打在岸边的岩石上。“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说。
“不想再怎样？”你松开了方向盘，两手交叉合抱在胸前。
“不想再被人当成傻子！”我叫道，“不想再成为最后知道你出轨偷腥的那个人！”
“你不是傻子，英格丽德。”你没有看我。
“可是你把我当成了傻子。”我咬牙切齿地说。
“你是因为这本书吗？你觉得我写得太过火了？”你转过身，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然后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说，“你不用担心娜恩或弗洛拉会看到这本书，家里一本也没有。”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吉尔，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你的工作才重要！”我拨开你的手。
“那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你是我孩子的妈妈——你和孩子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终归要回去的那个家，永远都是。我不会抛弃你们三个的，一个也不会。”
“也就是说你的确带着你这本书的粉丝去了你的旅馆，和她上了床！”我的手指哆哆嗦嗦地摸到了安全带，用力拽开了拉扣。
“英格丽德，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它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想都没想，整个人扑上前甩手就给了你一巴掌。我打得并不重，你本能地一躲，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你没有出声，依旧看着前方，这种姿态仿佛是在告诉我，你做错了事活该受罚，这一巴掌打得正中下怀。
“也许在你看来是小事，可对我来说不是！”我抓住你的头发往车窗上撞。然后，我摸到了身边的门把手，用力推开门，踉踉跄跄地下了车。
“英格丽德！”我听到你在身后喊道，“对不起，英格丽德，我错了！”
我没有回头，一步三滑地跑进路边的金雀花丛中，地上根系交错，脚下磕磕绊绊。接着我又穿过一片茂密尖利的野草地，一边跑一边哭。我就这样一直往前跑，不停地跑，直到心脏快要跳出胸膛，胸口胀痛得喘不上气来，我不得不慢下脚步。走了几分钟后，我看清了眼前的路，发现自己正在穿过沙丘地带往海滩上走。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倾洒在浮动的水面上，风抽打着我的头发，我在想，如果自己就此踏入水中会发生什么，有没有人会想念我，虽然我相信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我脱掉鞋子，把鞋带绑在一起挂在脖子上，踩着紧实的沙地朝家的方向走去。退潮的大海被我抛在了身后。我到家的时候看到车停在车道上，不过你一定在写作室里，因为屋里没有人。我把钱付给保姆，打发她回家，然后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露易丝，拜托她帮我安排好一切。两天后我去了诊所，打掉了我们的第五个孩子。
英格丽德
（信夹在克莱维·詹姆斯所著、1983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生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