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这是一个点着蓝光二极管的黑暗洞穴，洞中阴凉、干燥，弥散着柠檬除臭剂的香味。兰兹曼觉得自己身上也有那种味道，那一缕象征着无限希望与力量的柠檬香味。刚才的举动可能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事，但他必须得做。而在他钻进洞穴的那一刻，对于自己想问到的东西，他已经势在必得。
“喝姜味汽水么？”维波夫岛皇后问道。她蜷曲在后座的暗角，像块小地毯。她的着装了无生气，但看得出是用上好的料子裁剪而成，雨衣衬里的标签显示其为时尚品牌。“喝吧，我不介意。”
兰兹曼的注意力集中在驾驶座后方，那儿最有可能是危险的源头。坐在那儿的是位彪悍的女保镖，身高六英尺、体重约两百磅，身着黑色鲨鱼皮白织提花西装和呢无领衬衫。她的目光阴郁又冷峻，眼睛让兰兹曼想到了两支汤匙。她左耳戴着白色对讲耳机，像是一只虫子歇在耳缘。她的番茄汤色头发和男人一样短。
“原来鲁达舍夫斯基家也出女保镖。”兰兹曼蜷蹲在前后座之间宽敞的车厢里说。
“她是施普琳泽。”后座的女主人掀开面纱说道。随后，巴谢娃·施皮尔曼揭起面纱。她的眼睛又大又蓝，那里面时而写着悲伤，时而透出致命的冷酷；她的鼻子又直又长，鼻翼有如一双翅膀；她的嘴唇未涂口红，却也鲜红丰盈。她的脸庞坚毅且可爱，身形却枯瘦如柴，这让人看起来十分不安。“我希望你已经注意到，她没有杀了你。”
“谢谢你，施普琳泽。”兰兹曼说。
“没关系的。”施普琳泽·鲁达舍夫斯基用美语答道，声音像篮子里滚动着的洋葱。
巴谢娃·施皮尔曼朝后座另一头指了指，只见她手上戴着黑天鹅绒手套，手套的腕口部扣有三颗黑色珍珠。兰兹曼明白她的意思，便站了起来。车里的皮座椅坐着真是舒服，他已经在想象指尖触到冰凉的威士忌酒杯时的快感。
“而且，她也没有告知坐在其他车里的兄弟或亲戚，虽然你也看到了，她戴着对讲耳机。”
“真是个紧密的家族啊。”兰兹曼道。他明白巴谢娃的言下之意，“您想和我聊聊。”
“是吗？”巴谢娃故作沉思状，一边嘴角微微上扬，“是你擅自闯进我的轿车里的。”
“啊！这是轿车？我搞错了，我还以为是61路公交车。”
施普琳泽·鲁达舍夫斯基的脸上泛起带着点哲思的木然神情，神秘兮兮的，看上去像是刚刚尿了裤子，正享受着裆部的温暖。“他们刚刚问起你，亲爱的，”施普琳泽柔声对老妇人说，语气像是护士在对病人说话，“他们问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状况。”
“告诉他们我没事，施普琳泽。就说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她将温柔的目光转到兰兹曼身上，“我们将送你回旅馆，我想顺便瞟一眼。”她眼眸里的那抹蓝色兰兹曼这辈子只在鸟的羽翼和彩绘玻璃上见到过。“没问题么，兰兹曼警探？”
兰兹曼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她便降下隔板吩咐司机载他们到马克思·诺尔道街和伯勒维街转角。施普琳泽·鲁达舍夫斯基对着耳机咕哝了一阵。
“你看上去很渴，警探，”她说，“你确定不来杯姜味汽水？施普琳泽，帮这位警探倒杯姜味汽水。”
“谢谢您，夫人，我不渴。”
巴谢娃·施皮尔曼的眼睛睁大，眯小又睁大。她心里掂量着兰兹曼的分量，揣摩着关于他的信息，目光机敏严厉。她应该会是个很好的侦探。“对姜味汽水没兴趣。”她说。
豪车驶进林肯街，沿着海岸线经过欧什特伦岛和“安全别针”，向老城区进发。再过九分钟，他们就要抵达柴门霍夫旅馆了，她的眼眸已如乙醚般把他淹没，眼神又像两根针般将他钉在软木板上。
“那好吧，姜味汽水也未尝不可。”兰兹曼说。
施普琳泽递了瓶冰镇姜味汽水给他，兰兹曼将瓶子抵在太阳穴上贴了一会儿，接着如同吞药般吞了一口下去。
“我已经有四十五年没和陌生人坐这么近了，警探，”巴谢娃·施皮尔曼说，“这不对，我应该感到羞耻。”
“您有那么些凶神恶煞的男保镖。”
“你介意么？”巴谢娃放低黑色云纹绸面纱，说话间她的脸消失了，“我觉得这样更自在。”
“请便。”
“嗯，”她的面纱随着气息起伏，“好吧，是的，我想和你聊聊。”
“我也想和您聊聊。”
“为什么？你认为是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不会，夫人，我不会这么认为的。但我希望您能告诉我是谁干的。”
“是这样！”她略显激动地低喊一声，似乎当场抓住了兰兹曼的痛脚，“他是被谋杀的。”
“嗯，是的，他是被谋杀的，夫人。难道——您丈夫跟您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她郑重其事地说道，仿佛这是一篇宗教短文的标题，接着她话锋一转，“你结婚了么，警探？”
“结过。”
“婚姻触礁了？”
“这是最恰当的说法。”兰兹曼想了一会儿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的婚姻堪称完美，”她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炫耀或骄傲，“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夫人，”兰兹曼说，“我不确定。”
“任何人的婚姻都不会一帆风顺。”她摇摇头，面纱颤抖，“今天去参加葬礼之前，我的一个孙子来我家玩。他九岁。我为他在缝纫间放了台电视机，照理说不能这样的，但我看他实在是无聊极了。我陪他看了十分钟卡通片，就是一匹狼追着一只蓝公鸡那部。”
兰兹曼说他知道那部卡通片。
“那你就知道，”她说，“知道那匹狼能跑着跑着就双脚离地，然后在空中继续飞跑，只要它以为自己还在地面就行。但当他低下头，发现自己正在天上时，就立刻会掉下去，重重地摔到地上。”
“是这样的。”兰兹曼说。
“成功的婚姻就是这样的，”拉比的妻子说，“过去五十年，我一直在空中跑，从不低头往下看。除非神要求我们对话，否则我绝不和他说话，于他也是一样。”
“我父母也是这样过来的。”兰兹曼说。他思忖着，自己和碧娜要是不低头往下看，两人的婚姻会不会维持得久一点，“只不过他们不大听神的话。”
“我儿子的死讯是我女婿阿耶告诉我的。他除了谎言外什么都不跟我讲。”
兰兹曼听到有人在皮箱上跳上跳下的声音，原来那是施普琳泽的笑声。
“继续，”施皮尔曼夫人道，“请继续说。”
“继续，嗯。您儿子是被枪杀的，方式呢，好吧，坦白讲，夫人，他是被人处死的，”兰兹曼说出“处死”一词时，心中暗自庆幸他的眼睛和她的表情之间隔着一层面纱，“是谁干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听说最近几个月有两三个人在找您儿子，到处打听。这些家伙可不是什么善类。我们还知道他死之前正在注射海洛因，所以死的时候不会有任何感觉，我意思是他不会感觉到疼。”
“你的意思是，不会有任何感觉，”她纠正他，只见两团比黑丝绸还黑的污渍，在面纱上弥漫开来，“继续说。”
“很抱歉，夫人，关于您儿子的事，我本该开头就直说的。”
“我很宽慰你没有。”
“我们认为凶手绝非等闲之辈。不过我得承认，星期五上午以来，这案子我们目前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你一口一个‘我们’，”巴谢娃说，“说的自然是特区警察总局吧。”
这会儿他希望自己能看见她的眼睛，他忽然感觉她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她应该知道他根本没资格办这个案子，来找她也没有经过上级的许可。
“并不是。”兰兹曼说。
“凶案组。”
“不是。”
“你和你的拍档。”
“也不是。”
“哦，也许是我糊涂了，”她说，“调查这个案子的‘我们’到底是谁？”
“您说目前吗？是我，嗯，是我在查这个案子，尽管这个调查是理论上的。”
“明白了。”
“负责调查该案的是一个独立单位。”
“我女婿，”她说，“我女婿说你被停职，因为你跑到维波夫岛来，跑到我家来，侮辱我丈夫，责斥他对孟德尔而言是个糟糕的父亲。阿耶还告诉我说，你的警徽被摘掉了。”
兰兹曼将冰凉的姜味汽水瓶贴在前额滚动。“嗯，我刚才说的那个单位，”他说，“他们可能不颁发警徽。”
“只颁发猜测。”
“没错。”
“比如说？”
“比如说，比如说您偶尔甚至定期和孟德尔联络。您有他的消息，知道他在哪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您打电话，给您寄明信片。也许您不时和他秘密见面。您看，您和您的鲁达舍夫斯基朋友不就在秘密送我回家么，我难免会有所遐想。”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到我儿子了，我的孟德尔，”她说，“现在更是永远也见不到了。”
“是因为什么呢？施皮尔曼夫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离开维波夫岛？他做错了什么吗？他跟谁决裂了？还是跟谁吵架了？”
她沉吟半晌，仿佛正在和自己长久以来不对任何人（何况这家伙还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条子）说任何事（何况谈的还是孟德尔）的习惯搏斗。但她也可能正在和内心渐增的愉悦感搏斗，在她甜蜜地回忆完儿子之后。
“我给他定了门多糟的亲事。”她说。
这是一个点着蓝光二极管的黑暗洞穴，洞中阴凉、干燥，弥散着柠檬除臭剂的香味。兰兹曼觉得自己身上也有那种味道，那一缕象征着无限希望与力量的柠檬香味。刚才的举动可能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事，但他必须得做。而在他钻进洞穴的那一刻，对于自己想问到的东西，他已经势在必得。
“喝姜味汽水么？”维波夫岛皇后问道。她蜷曲在后座的暗角，像块小地毯。她的着装了无生气，但看得出是用上好的料子裁剪而成，雨衣衬里的标签显示其为时尚品牌。“喝吧，我不介意。”
兰兹曼的注意力集中在驾驶座后方，那儿最有可能是危险的源头。坐在那儿的是位彪悍的女保镖，身高六英尺、体重约两百磅，身着黑色鲨鱼皮白织提花西装和呢无领衬衫。她的目光阴郁又冷峻，眼睛让兰兹曼想到了两支汤匙。她左耳戴着白色对讲耳机，像是一只虫子歇在耳缘。她的番茄汤色头发和男人一样短。
“原来鲁达舍夫斯基家也出女保镖。”兰兹曼蜷蹲在前后座之间宽敞的车厢里说。
“她是施普琳泽。”后座的女主人掀开面纱说道。随后，巴谢娃·施皮尔曼揭起面纱。她的眼睛又大又蓝，那里面时而写着悲伤，时而透出致命的冷酷；她的鼻子又直又长，鼻翼有如一双翅膀；她的嘴唇未涂口红，却也鲜红丰盈。她的脸庞坚毅且可爱，身形却枯瘦如柴，这让人看起来十分不安。“我希望你已经注意到，她没有杀了你。”
“谢谢你，施普琳泽。”兰兹曼说。
“没关系的。”施普琳泽·鲁达舍夫斯基用美语答道，声音像篮子里滚动着的洋葱。
巴谢娃·施皮尔曼朝后座另一头指了指，只见她手上戴着黑天鹅绒手套，手套的腕口部扣有三颗黑色珍珠。兰兹曼明白她的意思，便站了起来。车里的皮座椅坐着真是舒服，他已经在想象指尖触到冰凉的威士忌酒杯时的快感。
“而且，她也没有告知坐在其他车里的兄弟或亲戚，虽然你也看到了，她戴着对讲耳机。”
“真是个紧密的家族啊。”兰兹曼道。他明白巴谢娃的言下之意，“您想和我聊聊。”
“是吗？”巴谢娃故作沉思状，一边嘴角微微上扬，“是你擅自闯进我的轿车里的。”
“啊！这是轿车？我搞错了，我还以为是61路公交车。”
施普琳泽·鲁达舍夫斯基的脸上泛起带着点哲思的木然神情，神秘兮兮的，看上去像是刚刚尿了裤子，正享受着裆部的温暖。“他们刚刚问起你，亲爱的，”施普琳泽柔声对老妇人说，语气像是护士在对病人说话，“他们问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状况。”
“告诉他们我没事，施普琳泽。就说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她将温柔的目光转到兰兹曼身上，“我们将送你回旅馆，我想顺便瞟一眼。”她眼眸里的那抹蓝色兰兹曼这辈子只在鸟的羽翼和彩绘玻璃上见到过。“没问题么，兰兹曼警探？”
兰兹曼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她便降下隔板吩咐司机载他们到马克思·诺尔道街和伯勒维街转角。施普琳泽·鲁达舍夫斯基对着耳机咕哝了一阵。
“你看上去很渴，警探，”她说，“你确定不来杯姜味汽水？施普琳泽，帮这位警探倒杯姜味汽水。”
“谢谢您，夫人，我不渴。”
巴谢娃·施皮尔曼的眼睛睁大，眯小又睁大。她心里掂量着兰兹曼的分量，揣摩着关于他的信息，目光机敏严厉。她应该会是个很好的侦探。“对姜味汽水没兴趣。”她说。
豪车驶进林肯街，沿着海岸线经过欧什特伦岛和“安全别针”，向老城区进发。再过九分钟，他们就要抵达柴门霍夫旅馆了，她的眼眸已如乙醚般把他淹没，眼神又像两根针般将他钉在软木板上。
“那好吧，姜味汽水也未尝不可。”兰兹曼说。
施普琳泽递了瓶冰镇姜味汽水给他，兰兹曼将瓶子抵在太阳穴上贴了一会儿，接着如同吞药般吞了一口下去。
“我已经有四十五年没和陌生人坐这么近了，警探，”巴谢娃·施皮尔曼说，“这不对，我应该感到羞耻。”
“您有那么些凶神恶煞的男保镖。”
“你介意么？”巴谢娃放低黑色云纹绸面纱，说话间她的脸消失了，“我觉得这样更自在。”
“请便。”
“嗯，”她的面纱随着气息起伏，“好吧，是的，我想和你聊聊。”
“我也想和您聊聊。”
“为什么？你认为是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不会，夫人，我不会这么认为的。但我希望您能告诉我是谁干的。”
“是这样！”她略显激动地低喊一声，似乎当场抓住了兰兹曼的痛脚，“他是被谋杀的。”
“嗯，是的，他是被谋杀的，夫人。难道——您丈夫跟您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她郑重其事地说道，仿佛这是一篇宗教短文的标题，接着她话锋一转，“你结婚了么，警探？”
“结过。”
“婚姻触礁了？”
“这是最恰当的说法。”兰兹曼想了一会儿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的婚姻堪称完美，”她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炫耀或骄傲，“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夫人，”兰兹曼说，“我不确定。”
“任何人的婚姻都不会一帆风顺。”她摇摇头，面纱颤抖，“今天去参加葬礼之前，我的一个孙子来我家玩。他九岁。我为他在缝纫间放了台电视机，照理说不能这样的，但我看他实在是无聊极了。我陪他看了十分钟卡通片，就是一匹狼追着一只蓝公鸡那部。”
兰兹曼说他知道那部卡通片。
“那你就知道，”她说，“知道那匹狼能跑着跑着就双脚离地，然后在空中继续飞跑，只要它以为自己还在地面就行。但当他低下头，发现自己正在天上时，就立刻会掉下去，重重地摔到地上。”
“是这样的。”兰兹曼说。
“成功的婚姻就是这样的，”拉比的妻子说，“过去五十年，我一直在空中跑，从不低头往下看。除非神要求我们对话，否则我绝不和他说话，于他也是一样。”
“我父母也是这样过来的。”兰兹曼说。他思忖着，自己和碧娜要是不低头往下看，两人的婚姻会不会维持得久一点，“只不过他们不大听神的话。”
“我儿子的死讯是我女婿阿耶告诉我的。他除了谎言外什么都不跟我讲。”
兰兹曼听到有人在皮箱上跳上跳下的声音，原来那是施普琳泽的笑声。
“继续，”施皮尔曼夫人道，“请继续说。”
“继续，嗯。您儿子是被枪杀的，方式呢，好吧，坦白讲，夫人，他是被人处死的，”兰兹曼说出“处死”一词时，心中暗自庆幸他的眼睛和她的表情之间隔着一层面纱，“是谁干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听说最近几个月有两三个人在找您儿子，到处打听。这些家伙可不是什么善类。我们还知道他死之前正在注射海洛因，所以死的时候不会有任何感觉，我意思是他不会感觉到疼。”
“你的意思是，不会有任何感觉，”她纠正他，只见两团比黑丝绸还黑的污渍，在面纱上弥漫开来，“继续说。”
“很抱歉，夫人，关于您儿子的事，我本该开头就直说的。”
“我很宽慰你没有。”
“我们认为凶手绝非等闲之辈。不过我得承认，星期五上午以来，这案子我们目前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你一口一个‘我们’，”巴谢娃说，“说的自然是特区警察总局吧。”
这会儿他希望自己能看见她的眼睛，他忽然感觉她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她应该知道他根本没资格办这个案子，来找她也没有经过上级的许可。
“并不是。”兰兹曼说。
“凶案组。”
“不是。”
“你和你的拍档。”
“也不是。”
“哦，也许是我糊涂了，”她说，“调查这个案子的‘我们’到底是谁？”
“您说目前吗？是我，嗯，是我在查这个案子，尽管这个调查是理论上的。”
“明白了。”
“负责调查该案的是一个独立单位。”
“我女婿，”她说，“我女婿说你被停职，因为你跑到维波夫岛来，跑到我家来，侮辱我丈夫，责斥他对孟德尔而言是个糟糕的父亲。阿耶还告诉我说，你的警徽被摘掉了。”
兰兹曼将冰凉的姜味汽水瓶贴在前额滚动。“嗯，我刚才说的那个单位，”他说，“他们可能不颁发警徽。”
“只颁发猜测。”
“没错。”
“比如说？”
“比如说，比如说您偶尔甚至定期和孟德尔联络。您有他的消息，知道他在哪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您打电话，给您寄明信片。也许您不时和他秘密见面。您看，您和您的鲁达舍夫斯基朋友不就在秘密送我回家么，我难免会有所遐想。”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到我儿子了，我的孟德尔，”她说，“现在更是永远也见不到了。”
“是因为什么呢？施皮尔曼夫人？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离开维波夫岛？他做错了什么吗？他跟谁决裂了？还是跟谁吵架了？”
她沉吟半晌，仿佛正在和自己长久以来不对任何人（何况这家伙还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条子）说任何事（何况谈的还是孟德尔）的习惯搏斗。但她也可能正在和内心渐增的愉悦感搏斗，在她甜蜜地回忆完儿子之后。
“我给他定了门多糟的亲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