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叛乱
我差点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漏掉两个主要的目击者。2014年4月，在收到我的来信的几天之后，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我正在芒什的一个小型海水浴场度假。我向她做出解释，一件社会新闻为何会让一个历史学家感兴趣，我在自己正脸乃至在肺里都感受到了海上吹来的风，在我试图彻底说服她的这几分钟时间里，大海激励着我，让我变得活跃、坚决，还有一点好斗。几天之后，我们在巴黎碰面，之后，她就把我介绍给了杰西卡。
在去南特的时候，我见到了奥里维拉。而其他的时候，我们就用短信进行交流。她离了婚，是两个大女孩的母亲，她经常去戏院、博物馆、展览馆，还在全世界旅行。有时候，她是原告律师，有时则担任辩护律师。有一天，我向她发送了一条短信，她正在法庭上为一个“非凡”的年轻巴西女性辩护，后者17岁的时候在圭亚那结了婚，她为了数百欧元的债务，向自己的嫂子捅了63刀将其杀死，后来又把自己的儿子留在尸体边，此举无疑是为了制造自己不在场的证据。
奥里维拉回答我：“我被繁重的庭审搞得筋疲力尽。明天会下暴雨，我想去海边逛一会儿。”
另一条短信：“看上去糟透了！我必须缓解一下气氛。”
年轻的巴西女人把自己的孩子独自留在尸体边上，这件事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高法院的主席慢慢地、一张接一张地展示着受害者惨不忍睹的照片——她浸在自己的血泊中，脸和脖子被刀划得伤痕累累。
“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进行判决。对我来说，这三四个晚上过得很艰难，对她，那就是好几年了。”
次日，我向她询问进展，她回复道：“我被自己手头的卷宗搞得心力交瘁，不堪重负。我明天就要去辩护了。”
“我等着判决！我认为，我不得不采取重刑。”
接着：“人们无法想象，对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进行判决有多难。女巫审判离今天并不远。”
终于，最后一条短信：“20年。”
几个月前，奥里维拉向我坦白，她一开始犹豫着要不要回复我的信，这不是因为她不赞同我写书的计划，而是因为最后一句话（“我对您发起的战斗深表敬意”）像奉承一样让她难受。
在见了奥里维拉之后，我对她的睿智、细腻和人情味印象深刻。2008年的时候，就是她在帮助一个名叫艾米莉的年轻女子。艾米莉饱受羞耻和悔恨的折磨，因为她还是个14岁的初中生的时候，利用捏造的事实控告罗伊科·塞舌尔强奸了她，而那个农业工人因为是个同性恋，还染有酒瘾，一直被村里人指指点点。尽管有过两次判决，奥里维拉还是获得了复审的机会。五十年间，只有十来个犯人受到过这种罕见程序的垂青，她让罗伊科·塞舌尔沉冤得雪并获得赔偿，21世纪初最为冷酷的司法错误之一因此得以纠正。
奥里维拉全力以赴、尽其所能地为那些人辩护，但是没有让自己的感情和刑事犯罪方面的稳固经验卷入其中。她说，一个律师面对自己的委托人的时候，不应该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委托人身陷囹圄，遭受不幸，完全是因为你，也就是说由你一手决定，而你则成了他在自己生活中做过的最坏事情的代言人。辩护是长期的事业，但是辩词是在庭审过程中准备的，因为法官并不知晓所有的档案，辩论仅仅是靠口头进行。在刑事法庭上，被告没有依靠自己来辩护的权利，但是，主席最后还是会询问他是否想发言。这就是说，只说几句抱歉之辞是最好的，因为被告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因此，一个强奸了小女孩的人会说：“我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而深感抱歉，但是我希望她们会牢记和我一起度过的好时光。”奥里维拉也向我讲起过，有几个儿童在遭受了乱伦之后，把领取的赔偿金交给了他们的家人。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做对你父亲也造成了很多伤害”！
我会说，就其工作而言，奥里维拉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局内人和局外人，她和她自己、和别人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她是一个很投入的律师，但是她并没有被一个角色所束缚住，也不会墨守成规。她成功的秘诀在于：除了才华出众和埋头苦干，还颇能反讽。她说，在庭审的最后，律师会按照惯例向法庭主席表达敬意，在离不幸几米远的地方，他们用诙谐的口吻互相交流着精妙的笑话。这种不同等级间的礼貌造成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景象，就像很久以前战场上不同军官之间的那种礼貌。但是，在庭审进行到一半，当事实或者证词太复杂的时候，就会有主席哭的时候了。
在梅隆的上诉因为律师罢工而被无限期推迟期间，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并没有和她的同事们分道扬镳，但是她坚持传递杰西卡的声音，因此总是在电话机边熬夜。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扶着席位说：“如果我们在审理中感到不自在，我们就看看镀了金的天花板。而杰西卡，她正独自承受着焦虑、痛苦和孤独。”
这并不是我的恭维话，也不是我对南特的资深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说过的那些话，他第一次接见我是在2015年的5月，地点是他在国立法官学院的办公室。面对媒体和共和国总统，格扎维埃·龙桑敢于指出，梅隆并非捕食性动物。他承诺，蕾蒂西娅会被完整地交给她的家人。在暮色笼罩池塘之际，他是第一个提到“半身”的人。
我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头。当我做出打开电脑的样子的时候，龙桑后退了：他想首先了解我的动机。对犯罪的迷恋？病态的好奇心？他怕我会把蕾蒂西娅或者检察官奉为英雄，而这桩事情的首要之处在于，一个平凡的年轻女孩不幸地勾搭上了一个处于精神疾病发作边缘的瘾君子累犯；其次，他只是完成他的工作，他不希望像某些吹嘘“他们的”大案件的法官们一样抛头露脸。
一阵尴尬的沉默。我感到，这个聪明审慎且具有很强洞察力的男人正在回避我。我没有退缩，并向他着重指出，我的书所针对的，其实也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21世纪初的司法。龙桑侧耳细听着。我的话变得更加技术化了，表现出自己在刑法执行法官的职业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文化方面是十足的行家。他放松了，咧嘴微笑道：
“您已经通过了口试！”我们约定下次会面时间更长些。
*
我所有的谈话者都记得2011年的2月份。对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而言，那就是一个团结、醒悟和集体反抗的时刻。法官，与其说他们是建制派，不如说是中间派，要么就是保守派，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发表政治异见的传统。他们的信条和惯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他们还穿着白鼬毛皮和花边领带，而医生、大学教员和教士都逐渐脱掉了他们的工作罩衣、礼服和长袍。法官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占领期和维希政权时期。就褒义和贬义而言，这都是一个行会。这个职业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错误会被委婉地认定是“司法的错误”。
从2月3日起，南特大审法院的法官终止了所有非紧急的审理（他们继续其他的工作，没有罢工的权利）。法院里群情激愤。人们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够了！”过道上、自助餐厅里、全体会议和集会上，愤怒再明显不过了。初审法官和工会代表杰奇·库隆指出，已经多次向司法部反映部门长期的缺员情况了：“如果一定要进行惩罚，首先应该对部长进行惩罚。”在访客大厅里，一张图表标明了当前法国所有司法机关的罢工活动的分布。
对共和国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而言，形势颇为棘手。代理检察长正在罢工，一个检察官不足以掌握其部队，事情正愈演愈烈……在这种处境中，人们是在拿职业前景冒险。最后，龙桑召集了他的检察官，对他们说，他和他们同样愤怒，但要求他们保证紧急刑事案件，他允许他们自由地参加他本人也支持的活动，同时，他也没有因此而招致上级的不满。效果显著。今天，在国立法官学院的办公室里，他对我笑眯眯的。
马蒂诺法官本人也支持运动，但是绝不会当众招摇，因为蕾蒂西娅一案就是地雷阵。如果他敢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将负责此案的法官免职，多妙啊！此外，他差一点大祸临头，在3月份的时候，《法兰西西部报》在一篇文章中插入了一张题为“年轻的南特法官”的照片，照片拍的是巴黎的一次游行，马蒂诺正在法国总工会的旗帜和“法官工会”的标志下和同事们说话。团队里所有的人都屏息以待。这种照片在调查部门的墙上贴了很久，弗朗茨·图谢至今仍然以此为乐。
罢工运动没有对案件的审理产生丝毫影响。马蒂诺法官在2月7日接见了原告，而当时全法50多座法院都终止了审理，法官工会正呼吁在国家律师协会、警察工会和监狱职员的支持下举行罢工。2月10日，南特进行全国大游行的日子，他是唯一一个出现在法院的法官，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德索内特法官和负责对梅隆进行审后监控的刑法执行法官。
当抽水作业仍然在拉沃进行的时候，法官的运动也形成了规模。2月4日，包括雷恩、布雷斯特、坎佩尔、欧塞尔、巴约讷、贝桑松和巴斯特尔在内的16个法院，推迟了所有非紧急的案件。2月7日，在周末过后，全法各地几乎都出现了全体集会，包括里昂、布洛涅、马赛、南锡和勒阿弗尔。第二天，在巴黎法院绝无仅有的闭门全体大会上，95%的人投票支持延迟非紧急的审理。195个法庭和上诉法院中总共有170个加入了这次运动。
全国性、跨工会、跨职业，这次动员是向“南特刑法执行法官”表达团结的反抗，但也是对焦虑的表达和疾声呼吁：这出悲剧的原因在于预算危机、超负荷的工作和感化令下随意的监控，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法国任何地方。
2月10日标志着运动的顶点。那天，在所有工会的呼吁下，8 000名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员在全法示威——巴黎、马赛、里昂、南锡、波尔多、图卢兹。全国性的大游行在南特大审法院前举行。14点30分，聚集了总计有超过一千多人，包括法官、书记员、融入顾问、监狱人员、律师和警方官员。此次游行还从法国各地租来了客车。法官在大街上，从左派一直到极右派，审判官、法官、黑长袍，也有红色长袍，雷恩上诉法院和昂热上诉法院的法官。为了纪念蕾蒂西娅，众人决定不进行谴责，避免口号，但还是有些横幅表达了声明：
我们都是南特人
崩塌的正义，谁之错？
更多的措施，更好的监控
正义被侵蚀，民主处在危险中
所有人都团结在南特小小的刑法执行法官四周，而共和国总统把他们当作了敌人。书记员总结道：“从业30年来，我从未见过如此景象。”
由此发生了一次意外，所有目击者都会惊愕地回忆起来：帕特龙先生自己来到示威游行中，对之进行谴责。在法院大楼前，他抓着麦克风，站在椅子上说道：“今天，你们为了你们的游行，对我们所经历的悲剧加以利用。无论多么有理有据，这都再荒唐不过了……不要再让那些性侵累犯自由了，你们知道他们会重蹈覆辙的。为了让蕾蒂西娅的事情不再上演，你们要对他们施以极刑。你们也有孩子，你们也有孙辈，这种事情不会只发生在别人身上。”
然而再清楚不过的是，梅隆不是一个性侵累犯，初审法官面对的不是强奸主犯。在来自全法各地，为捍卫某些正义和民主理想而聚集的法官中，帕特龙先生充当了萨科齐的传声筒。他的姿态可谓派头十足，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就将因为强奸和性侵未成年人而遭到起诉。而在那一天，大审法院的广场上，面对未来会在里面工作的法官们，帕特龙先生感到了为自己说话的需求。
从一开始，国家领袖的追随者们就谴责这次运动。在司法部长米歇尔·梅尔西耶接见工会时，国民议会中的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克里斯蒂安·雅各布宣称法官们“有点可怜”，政府发言人弗朗索瓦·巴鲁安提到：“有一个行业没有切实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则指出，波尔尼克的悲剧源于“失职”。共和国总统理解了家庭的痛苦，也对法国人民的感情做出了回应，但是法官们没有表示出“同样的怜悯”。
受害者吸引了关注，引导了公众的行为，有人以他们的名义采取措施，且让他们为之背书。通过声明，政府在事关同情和安全的言论中也暴露出自己的逻辑：对情绪的垄断足以提供一种权力，借此就可以指出有问题的人。
值得赞美的同情，政治上的利用，权力的工具？2005年，在内利·克雷梅案件期间，对于一名记者向他提起的“法官的愤怒”，尼古拉·萨科齐回应说，他首先关心“受害者的愤怒”。爱丽舍宫的政府部门主任克里斯蒂安·弗莱蒙指出，在总统接见家属期间，他和他们建立了“一种近乎血肉亲情的关系，他知道什么词语能安抚他们”。相反，在蒂尔法官的自传中，他提到自己曾收到过一封信，作者是连环杀人犯受害人的母亲，他在写到2月9日法官们的反击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引用了那封信里的话：“我总是看到受害者们受到奉承，我看到受害者们受到欺骗、利用，有时会被反复利用。权力没有表现出正确的正义。这是对正义的歪曲。”同一天，《查理周刊》刊登了一幅漫画，尼古拉·萨科齐被画成秃鹫的形象，它的嘴里叼着蕾蒂西娅的一只手臂。说明文字是：“被一个野蛮人肢解，被一个腐食动物回收。”
*
我们尽可以把法官的运动解释成自我保护的反应，这是对职业的不满，它从三十年前直到今天都不受重视。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罢工”表达的是等级的反应，因人们敢于损害其“主权”而感到不快。我们可以认定，这种反应建立在尊严之上，因而对一个总统说过的话变得过分敏感，而总统之所以鲁莽，是为了要打破政府机构，破除惯例。我们可以假装认为，所有的法官其实都是“红色”（左派）的，或者有工会在幕后进行操纵。我们有权说出更为无聊的话，即法官们想传达出一条信息：他们缺钱。我们可以试着把2011年的反抗同17世纪中叶的投石党运动联系起来，法官和领主都在反对专制主义的上升，反对对他们的特权的质疑。
但是，当我们了解到，法官、代理检察官、初审法官、儿童事务法官、家庭事务法官、刑法执行法官整日埋头工作，有时候周日和晚上也得如此，他们得遵从变化得越来越快，同时也越来越无足轻重的法律，他们试图在一个预算匮乏并且不受“决策者”信任的环境中保证这项公共服务，让法律得到落实，让民众得到保护，缓解由我们的社会制造出来的悲剧；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职业要求倾听的能力，对他人的开放，对人性甚至是某种利他主义的尊重，我们便可以认为，总统关于他们缺少“怜悯”的言论有失公允。
2月14日星期一，工会呼吁恢复审理，监察员的报告免除了法官的责任，尽管还有部门组织和信息流通中的“无能”。在大量的法庭和上诉法院中，报告都受到了支持，但是，一定程度的灰心丧气还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法官承诺将他们的运动“长期化”。在南特，审理于2月17日恢复，也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和帕特龙夫妇第二次会面的那天。因为将自己的伴侣勒死并肢解，“蓝胡子”以前的所有者阿兰·弗利—桑德尔被判无期徒刑。18日，雷恩大审法院的活动恢复了正常。运动告一段落，距蕾蒂西娅失踪正好一个月。
我差点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漏掉两个主要的目击者。2014年4月，在收到我的来信的几天之后，塞西尔·德·奥里维拉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我正在芒什的一个小型海水浴场度假。我向她做出解释，一件社会新闻为何会让一个历史学家感兴趣，我在自己正脸乃至在肺里都感受到了海上吹来的风，在我试图彻底说服她的这几分钟时间里，大海激励着我，让我变得活跃、坚决，还有一点好斗。几天之后，我们在巴黎碰面，之后，她就把我介绍给了杰西卡。
在去南特的时候，我见到了奥里维拉。而其他的时候，我们就用短信进行交流。她离了婚，是两个大女孩的母亲，她经常去戏院、博物馆、展览馆，还在全世界旅行。有时候，她是原告律师，有时则担任辩护律师。有一天，我向她发送了一条短信，她正在法庭上为一个“非凡”的年轻巴西女性辩护，后者17岁的时候在圭亚那结了婚，她为了数百欧元的债务，向自己的嫂子捅了63刀将其杀死，后来又把自己的儿子留在尸体边，此举无疑是为了制造自己不在场的证据。
奥里维拉回答我：“我被繁重的庭审搞得筋疲力尽。明天会下暴雨，我想去海边逛一会儿。”
另一条短信：“看上去糟透了！我必须缓解一下气氛。”
年轻的巴西女人把自己的孩子独自留在尸体边上，这件事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高法院的主席慢慢地、一张接一张地展示着受害者惨不忍睹的照片——她浸在自己的血泊中，脸和脖子被刀划得伤痕累累。
“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进行判决。对我来说，这三四个晚上过得很艰难，对她，那就是好几年了。”
次日，我向她询问进展，她回复道：“我被自己手头的卷宗搞得心力交瘁，不堪重负。我明天就要去辩护了。”
“我等着判决！我认为，我不得不采取重刑。”
接着：“人们无法想象，对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进行判决有多难。女巫审判离今天并不远。”
终于，最后一条短信：“20年。”
几个月前，奥里维拉向我坦白，她一开始犹豫着要不要回复我的信，这不是因为她不赞同我写书的计划，而是因为最后一句话（“我对您发起的战斗深表敬意”）像奉承一样让她难受。
在见了奥里维拉之后，我对她的睿智、细腻和人情味印象深刻。2008年的时候，就是她在帮助一个名叫艾米莉的年轻女子。艾米莉饱受羞耻和悔恨的折磨，因为她还是个14岁的初中生的时候，利用捏造的事实控告罗伊科·塞舌尔强奸了她，而那个农业工人因为是个同性恋，还染有酒瘾，一直被村里人指指点点。尽管有过两次判决，奥里维拉还是获得了复审的机会。五十年间，只有十来个犯人受到过这种罕见程序的垂青，她让罗伊科·塞舌尔沉冤得雪并获得赔偿，21世纪初最为冷酷的司法错误之一因此得以纠正。
奥里维拉全力以赴、尽其所能地为那些人辩护，但是没有让自己的感情和刑事犯罪方面的稳固经验卷入其中。她说，一个律师面对自己的委托人的时候，不应该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委托人身陷囹圄，遭受不幸，完全是因为你，也就是说由你一手决定，而你则成了他在自己生活中做过的最坏事情的代言人。辩护是长期的事业，但是辩词是在庭审过程中准备的，因为法官并不知晓所有的档案，辩论仅仅是靠口头进行。在刑事法庭上，被告没有依靠自己来辩护的权利，但是，主席最后还是会询问他是否想发言。这就是说，只说几句抱歉之辞是最好的，因为被告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因此，一个强奸了小女孩的人会说：“我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而深感抱歉，但是我希望她们会牢记和我一起度过的好时光。”奥里维拉也向我讲起过，有几个儿童在遭受了乱伦之后，把领取的赔偿金交给了他们的家人。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做对你父亲也造成了很多伤害”！
我会说，就其工作而言，奥里维拉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局内人和局外人，她和她自己、和别人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她是一个很投入的律师，但是她并没有被一个角色所束缚住，也不会墨守成规。她成功的秘诀在于：除了才华出众和埋头苦干，还颇能反讽。她说，在庭审的最后，律师会按照惯例向法庭主席表达敬意，在离不幸几米远的地方，他们用诙谐的口吻互相交流着精妙的笑话。这种不同等级间的礼貌造成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景象，就像很久以前战场上不同军官之间的那种礼貌。但是，在庭审进行到一半，当事实或者证词太复杂的时候，就会有主席哭的时候了。
在梅隆的上诉因为律师罢工而被无限期推迟期间，塞西尔·德·奥里维拉并没有和她的同事们分道扬镳，但是她坚持传递杰西卡的声音，因此总是在电话机边熬夜。塞西尔·德·奥里维拉扶着席位说：“如果我们在审理中感到不自在，我们就看看镀了金的天花板。而杰西卡，她正独自承受着焦虑、痛苦和孤独。”
这并不是我的恭维话，也不是我对南特的资深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说过的那些话，他第一次接见我是在2015年的5月，地点是他在国立法官学院的办公室。面对媒体和共和国总统，格扎维埃·龙桑敢于指出，梅隆并非捕食性动物。他承诺，蕾蒂西娅会被完整地交给她的家人。在暮色笼罩池塘之际，他是第一个提到“半身”的人。
我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头。当我做出打开电脑的样子的时候，龙桑后退了：他想首先了解我的动机。对犯罪的迷恋？病态的好奇心？他怕我会把蕾蒂西娅或者检察官奉为英雄，而这桩事情的首要之处在于，一个平凡的年轻女孩不幸地勾搭上了一个处于精神疾病发作边缘的瘾君子累犯；其次，他只是完成他的工作，他不希望像某些吹嘘“他们的”大案件的法官们一样抛头露脸。
一阵尴尬的沉默。我感到，这个聪明审慎且具有很强洞察力的男人正在回避我。我没有退缩，并向他着重指出，我的书所针对的，其实也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21世纪初的司法。龙桑侧耳细听着。我的话变得更加技术化了，表现出自己在刑法执行法官的职业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文化方面是十足的行家。他放松了，咧嘴微笑道：
“您已经通过了口试！”我们约定下次会面时间更长些。
*
我所有的谈话者都记得2011年的2月份。对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而言，那就是一个团结、醒悟和集体反抗的时刻。法官，与其说他们是建制派，不如说是中间派，要么就是保守派，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发表政治异见的传统。他们的信条和惯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他们还穿着白鼬毛皮和花边领带，而医生、大学教员和教士都逐渐脱掉了他们的工作罩衣、礼服和长袍。法官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占领期和维希政权时期。就褒义和贬义而言，这都是一个行会。这个职业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错误会被委婉地认定是“司法的错误”。
从2月3日起，南特大审法院的法官终止了所有非紧急的审理（他们继续其他的工作，没有罢工的权利）。法院里群情激愤。人们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够了！”过道上、自助餐厅里、全体会议和集会上，愤怒再明显不过了。初审法官和工会代表杰奇·库隆指出，已经多次向司法部反映部门长期的缺员情况了：“如果一定要进行惩罚，首先应该对部长进行惩罚。”在访客大厅里，一张图表标明了当前法国所有司法机关的罢工活动的分布。
对共和国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而言，形势颇为棘手。代理检察长正在罢工，一个检察官不足以掌握其部队，事情正愈演愈烈……在这种处境中，人们是在拿职业前景冒险。最后，龙桑召集了他的检察官，对他们说，他和他们同样愤怒，但要求他们保证紧急刑事案件，他允许他们自由地参加他本人也支持的活动，同时，他也没有因此而招致上级的不满。效果显著。今天，在国立法官学院的办公室里，他对我笑眯眯的。
马蒂诺法官本人也支持运动，但是绝不会当众招摇，因为蕾蒂西娅一案就是地雷阵。如果他敢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将负责此案的法官免职，多妙啊！此外，他差一点大祸临头，在3月份的时候，《法兰西西部报》在一篇文章中插入了一张题为“年轻的南特法官”的照片，照片拍的是巴黎的一次游行，马蒂诺正在法国总工会的旗帜和“法官工会”的标志下和同事们说话。团队里所有的人都屏息以待。这种照片在调查部门的墙上贴了很久，弗朗茨·图谢至今仍然以此为乐。
罢工运动没有对案件的审理产生丝毫影响。马蒂诺法官在2月7日接见了原告，而当时全法50多座法院都终止了审理，法官工会正呼吁在国家律师协会、警察工会和监狱职员的支持下举行罢工。2月10日，南特进行全国大游行的日子，他是唯一一个出现在法院的法官，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德索内特法官和负责对梅隆进行审后监控的刑法执行法官。
当抽水作业仍然在拉沃进行的时候，法官的运动也形成了规模。2月4日，包括雷恩、布雷斯特、坎佩尔、欧塞尔、巴约讷、贝桑松和巴斯特尔在内的16个法院，推迟了所有非紧急的案件。2月7日，在周末过后，全法各地几乎都出现了全体集会，包括里昂、布洛涅、马赛、南锡和勒阿弗尔。第二天，在巴黎法院绝无仅有的闭门全体大会上，95%的人投票支持延迟非紧急的审理。195个法庭和上诉法院中总共有170个加入了这次运动。
全国性、跨工会、跨职业，这次动员是向“南特刑法执行法官”表达团结的反抗，但也是对焦虑的表达和疾声呼吁：这出悲剧的原因在于预算危机、超负荷的工作和感化令下随意的监控，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法国任何地方。
2月10日标志着运动的顶点。那天，在所有工会的呼吁下，8 000名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员在全法示威——巴黎、马赛、里昂、南锡、波尔多、图卢兹。全国性的大游行在南特大审法院前举行。14点30分，聚集了总计有超过一千多人，包括法官、书记员、融入顾问、监狱人员、律师和警方官员。此次游行还从法国各地租来了客车。法官在大街上，从左派一直到极右派，审判官、法官、黑长袍，也有红色长袍，雷恩上诉法院和昂热上诉法院的法官。为了纪念蕾蒂西娅，众人决定不进行谴责，避免口号，但还是有些横幅表达了声明：
我们都是南特人
崩塌的正义，谁之错？
更多的措施，更好的监控
正义被侵蚀，民主处在危险中
所有人都团结在南特小小的刑法执行法官四周，而共和国总统把他们当作了敌人。书记员总结道：“从业30年来，我从未见过如此景象。”
由此发生了一次意外，所有目击者都会惊愕地回忆起来：帕特龙先生自己来到示威游行中，对之进行谴责。在法院大楼前，他抓着麦克风，站在椅子上说道：“今天，你们为了你们的游行，对我们所经历的悲剧加以利用。无论多么有理有据，这都再荒唐不过了……不要再让那些性侵累犯自由了，你们知道他们会重蹈覆辙的。为了让蕾蒂西娅的事情不再上演，你们要对他们施以极刑。你们也有孩子，你们也有孙辈，这种事情不会只发生在别人身上。”
然而再清楚不过的是，梅隆不是一个性侵累犯，初审法官面对的不是强奸主犯。在来自全法各地，为捍卫某些正义和民主理想而聚集的法官中，帕特龙先生充当了萨科齐的传声筒。他的姿态可谓派头十足，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就将因为强奸和性侵未成年人而遭到起诉。而在那一天，大审法院的广场上，面对未来会在里面工作的法官们，帕特龙先生感到了为自己说话的需求。
从一开始，国家领袖的追随者们就谴责这次运动。在司法部长米歇尔·梅尔西耶接见工会时，国民议会中的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克里斯蒂安·雅各布宣称法官们“有点可怜”，政府发言人弗朗索瓦·巴鲁安提到：“有一个行业没有切实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则指出，波尔尼克的悲剧源于“失职”。共和国总统理解了家庭的痛苦，也对法国人民的感情做出了回应，但是法官们没有表示出“同样的怜悯”。
受害者吸引了关注，引导了公众的行为，有人以他们的名义采取措施，且让他们为之背书。通过声明，政府在事关同情和安全的言论中也暴露出自己的逻辑：对情绪的垄断足以提供一种权力，借此就可以指出有问题的人。
值得赞美的同情，政治上的利用，权力的工具？2005年，在内利·克雷梅案件期间，对于一名记者向他提起的“法官的愤怒”，尼古拉·萨科齐回应说，他首先关心“受害者的愤怒”。爱丽舍宫的政府部门主任克里斯蒂安·弗莱蒙指出，在总统接见家属期间，他和他们建立了“一种近乎血肉亲情的关系，他知道什么词语能安抚他们”。相反，在蒂尔法官的自传中，他提到自己曾收到过一封信，作者是连环杀人犯受害人的母亲，他在写到2月9日法官们的反击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引用了那封信里的话：“我总是看到受害者们受到奉承，我看到受害者们受到欺骗、利用，有时会被反复利用。权力没有表现出正确的正义。这是对正义的歪曲。”同一天，《查理周刊》刊登了一幅漫画，尼古拉·萨科齐被画成秃鹫的形象，它的嘴里叼着蕾蒂西娅的一只手臂。说明文字是：“被一个野蛮人肢解，被一个腐食动物回收。”
*
我们尽可以把法官的运动解释成自我保护的反应，这是对职业的不满，它从三十年前直到今天都不受重视。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罢工”表达的是等级的反应，因人们敢于损害其“主权”而感到不快。我们可以认定，这种反应建立在尊严之上，因而对一个总统说过的话变得过分敏感，而总统之所以鲁莽，是为了要打破政府机构，破除惯例。我们可以假装认为，所有的法官其实都是“红色”（左派）的，或者有工会在幕后进行操纵。我们有权说出更为无聊的话，即法官们想传达出一条信息：他们缺钱。我们可以试着把2011年的反抗同17世纪中叶的投石党运动联系起来，法官和领主都在反对专制主义的上升，反对对他们的特权的质疑。
但是，当我们了解到，法官、代理检察官、初审法官、儿童事务法官、家庭事务法官、刑法执行法官整日埋头工作，有时候周日和晚上也得如此，他们得遵从变化得越来越快，同时也越来越无足轻重的法律，他们试图在一个预算匮乏并且不受“决策者”信任的环境中保证这项公共服务，让法律得到落实，让民众得到保护，缓解由我们的社会制造出来的悲剧；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职业要求倾听的能力，对他人的开放，对人性甚至是某种利他主义的尊重，我们便可以认为，总统关于他们缺少“怜悯”的言论有失公允。
2月14日星期一，工会呼吁恢复审理，监察员的报告免除了法官的责任，尽管还有部门组织和信息流通中的“无能”。在大量的法庭和上诉法院中，报告都受到了支持，但是，一定程度的灰心丧气还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法官承诺将他们的运动“长期化”。在南特，审理于2月17日恢复，也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和帕特龙夫妇第二次会面的那天。因为将自己的伴侣勒死并肢解，“蓝胡子”以前的所有者阿兰·弗利—桑德尔被判无期徒刑。18日，雷恩大审法院的活动恢复了正常。运动告一段落，距蕾蒂西娅失踪正好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