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杰西卡
2014年4月，在她们的养父受审之后不久，我写了封信给塞西尔·德·奥里维拉，也就是蕾蒂西娅的孪生姐姐杰西卡·佩雷的律师：
阁下：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和作家，巴黎第十三大学的教授，之所以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我想为蕾蒂西娅·佩雷写一本书。
出于如下一些原因，她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首先，我本人就是3个女孩的父亲。其次，我研究过类似的被遗弃儿童：他们先是被带离父母，随后被安置在寄养家庭里，有时甚至会遭受虐待。最后，我为自己的祖父母也写过一本传记。他们都在二战期间惨遭杀害，时年分别为28岁和35岁。在那本书中，我试图追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平凡和失败，他们的憧憬和期待，死亡无法抹消这一切。这是一项历史研究，也是为两个死于花季的年轻人树立一块回忆的纪念碑。
同一种感情激励着我去为蕾蒂西娅而写作。我渴望追溯她的生命：她的轨迹，她遭受的挫折，她为之奋斗的未来，一个陨落的生命经历过的不公和恐惧。这项计划既是出于尊敬，更是对正义和真相的调查，就像我为自己的祖父母所做的那样。
我企盼您能对这项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是，我不知道是否正在筹备上诉）。如能在我第二次向杰西卡阐述计划之前同您会面，我将会非常高兴。因为，我若未经她的允许便展开工作，这将是极不妥当的。我对您发起的斗争深表敬意，阁下，在此我向您表达我最诚挚的祝愿。
在和我见过一次之后，奥里维拉同意把我介绍给杰西卡，尽管后者可能会非常脆弱。她8岁便失去父母，又被寄养他处，还遭受了养父的性虐待；接着，她的妹妹又惨遭杀害。
2014年6月，在律师位于南特的办公室内。窗子敞开着，透过被它圈起的一丛树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卢瓦尔河。想到杰西卡会出现在我对面，我便心绪不宁起来，不仅是因为我的计划完全取决于她的心意，更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年轻女子与其孪生妹妹同为孤女，年仅22岁就经历了两次刑事诉讼——一次是蕾蒂西娅的被害，另一次是她的养父。在后一件诉讼里，这个64岁男子背后的整个家庭都团结一致地支持他，暴徒成了受害者，他好像只是个天真得过了头的家长，是杰西卡那个罪人和幕后黑手精心策划，让他落入了圈套中。他被判入狱8年，但放弃了上诉。现在，杰西卡离群索居，在南特的一家单位食堂里上班。
下午4点的时候，她到了：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暗色的紧身裤，紧紧地抱着黑色的夹克衫。奥里维拉向她提供了许多信息：杀害蕾蒂西娅的凶手的上诉日期，基于她妹妹的死亡和她在寄养家庭里受到的迫害，她应该领取多少赔偿。杰西卡害羞到胆怯，她极力避开我的目光。在她的律师向她解释复杂的诉讼时，她沉默不语，偶尔点点头，嘴里蹦出“是”字。她目光坚定，和害怕做错事的小女孩所特有的呆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杰西卡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她是否应该旁听所有的庭审？不，只要一两天就可以了，这是为了避免“事实”的暴露。接下来是不是就结束了？是的，因为他不大可能提请撤销原判。在她拿到了赔偿后，如果有亲戚对她有所索取是不是正常？奥里维拉不安地回答道：“不，这是不正常的，你应该保护好自己！”最后，杰西卡从她的背包里取出一本刚刚出版的关于她妹妹的书。里面一派胡言，让她深感震惊。
奥里维拉把我介绍给杰西卡的时候，后者只是默默地打量我。我希望善意和敬佩像海浪一样从我内心深处奔涌而出。但是，当我向杰西卡说明情况时，不得不使用我贫乏的词语，以及在心里重复了很多遍的学究气的语句，如此一来，我的历史和回忆计划听起来更加荒诞不经。我说的是：我希望她能向我讲述她们童年的回忆，她们生活过的地方，开心的事情，她们的朋友们、游戏、争吵，海滩上的闲逛。杰西卡答应了。她非常想谈论她的妹妹，而不是案件。她不再参与白色游行（marche blanche），因为一点用处都没有。每逢18和19号，她都会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杰西卡向自己的律师道了谢，带着略显僵硬的笑容作别。
杰西卡走后，房间显得空落落的。她选择相信我，这让我深感责任重大，而想到要去游历死去孩子们的故乡，我便陷入了痛苦。大门在我面前敞开了，窗外的大树正在摇曳。更远处，卢瓦尔河在流淌着，银光闪闪的河水冲走了1793年溺死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回忆。我的调查刚刚开始。
2014年4月，在她们的养父受审之后不久，我写了封信给塞西尔·德·奥里维拉，也就是蕾蒂西娅的孪生姐姐杰西卡·佩雷的律师：
阁下：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和作家，巴黎第十三大学的教授，之所以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我想为蕾蒂西娅·佩雷写一本书。
出于如下一些原因，她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首先，我本人就是3个女孩的父亲。其次，我研究过类似的被遗弃儿童：他们先是被带离父母，随后被安置在寄养家庭里，有时甚至会遭受虐待。最后，我为自己的祖父母也写过一本传记。他们都在二战期间惨遭杀害，时年分别为28岁和35岁。在那本书中，我试图追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平凡和失败，他们的憧憬和期待，死亡无法抹消这一切。这是一项历史研究，也是为两个死于花季的年轻人树立一块回忆的纪念碑。
同一种感情激励着我去为蕾蒂西娅而写作。我渴望追溯她的生命：她的轨迹，她遭受的挫折，她为之奋斗的未来，一个陨落的生命经历过的不公和恐惧。这项计划既是出于尊敬，更是对正义和真相的调查，就像我为自己的祖父母所做的那样。
我企盼您能对这项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是，我不知道是否正在筹备上诉）。如能在我第二次向杰西卡阐述计划之前同您会面，我将会非常高兴。因为，我若未经她的允许便展开工作，这将是极不妥当的。我对您发起的斗争深表敬意，阁下，在此我向您表达我最诚挚的祝愿。
在和我见过一次之后，奥里维拉同意把我介绍给杰西卡，尽管后者可能会非常脆弱。她8岁便失去父母，又被寄养他处，还遭受了养父的性虐待；接着，她的妹妹又惨遭杀害。
2014年6月，在律师位于南特的办公室内。窗子敞开着，透过被它圈起的一丛树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卢瓦尔河。想到杰西卡会出现在我对面，我便心绪不宁起来，不仅是因为我的计划完全取决于她的心意，更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年轻女子与其孪生妹妹同为孤女，年仅22岁就经历了两次刑事诉讼——一次是蕾蒂西娅的被害，另一次是她的养父。在后一件诉讼里，这个64岁男子背后的整个家庭都团结一致地支持他，暴徒成了受害者，他好像只是个天真得过了头的家长，是杰西卡那个罪人和幕后黑手精心策划，让他落入了圈套中。他被判入狱8年，但放弃了上诉。现在，杰西卡离群索居，在南特的一家单位食堂里上班。
下午4点的时候，她到了：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暗色的紧身裤，紧紧地抱着黑色的夹克衫。奥里维拉向她提供了许多信息：杀害蕾蒂西娅的凶手的上诉日期，基于她妹妹的死亡和她在寄养家庭里受到的迫害，她应该领取多少赔偿。杰西卡害羞到胆怯，她极力避开我的目光。在她的律师向她解释复杂的诉讼时，她沉默不语，偶尔点点头，嘴里蹦出“是”字。她目光坚定，和害怕做错事的小女孩所特有的呆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杰西卡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她是否应该旁听所有的庭审？不，只要一两天就可以了，这是为了避免“事实”的暴露。接下来是不是就结束了？是的，因为他不大可能提请撤销原判。在她拿到了赔偿后，如果有亲戚对她有所索取是不是正常？奥里维拉不安地回答道：“不，这是不正常的，你应该保护好自己！”最后，杰西卡从她的背包里取出一本刚刚出版的关于她妹妹的书。里面一派胡言，让她深感震惊。
奥里维拉把我介绍给杰西卡的时候，后者只是默默地打量我。我希望善意和敬佩像海浪一样从我内心深处奔涌而出。但是，当我向杰西卡说明情况时，不得不使用我贫乏的词语，以及在心里重复了很多遍的学究气的语句，如此一来，我的历史和回忆计划听起来更加荒诞不经。我说的是：我希望她能向我讲述她们童年的回忆，她们生活过的地方，开心的事情，她们的朋友们、游戏、争吵，海滩上的闲逛。杰西卡答应了。她非常想谈论她的妹妹，而不是案件。她不再参与白色游行（marche blanche），因为一点用处都没有。每逢18和19号，她都会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杰西卡向自己的律师道了谢，带着略显僵硬的笑容作别。
杰西卡走后，房间显得空落落的。她选择相信我，这让我深感责任重大，而想到要去游历死去孩子们的故乡，我便陷入了痛苦。大门在我面前敞开了，窗外的大树正在摇曳。更远处，卢瓦尔河在流淌着，银光闪闪的河水冲走了1793年溺死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回忆。我的调查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