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消失的文件
第二十八章 消失的文件
1990年5月7日，约翰逊法官和库拉商讨了有关下一次精神状况听证会的事宜。约翰逊法官认为精神病医生的报告说明比利目前病情稳定，对他自己及他人均不再构成威胁。
“可以释放比利了。”约翰逊说。
然而，这一次却是库拉说：“不。”
原因在于，库拉现在认为约翰逊法官是阻止假释局将比利带走的保护伞。
施韦卡特去世前在临终关怀所与家人和朋友道别后，便把库拉和达纳叫到床边说：“答应我要好好照顾比利，保护他平安。”
库拉和达纳都答应了。
库拉面临的难题是他要信守这个承诺，而休梅克一心要把比利送回监狱。起初，库拉满足于维持现状，因为他知道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假释时间可以计算到刑期里。即使减去比利逃亡的5个半月——对如何计算这段时间尚存争议，库拉认为比利的刑期上限也已经快满了。
波特联系了假释局，他们同意以书面形式证明比利的假释期即将期满。
于是，库拉要求约翰逊法官将米利根的最后一次听证会安排在1990年8月，届时休梅克已无法以违反假释条例为由拘捕并监禁比利。
然而，库拉不知道休梅克否决了上司的意见，他认为比利自“因精神异常而获判无罪”那一刻起就不再属于假释局管辖，因此假释也就终止了。休梅克的观点是，鉴于比利并没有恢复假释状态，因而在他回监狱之前，假释时间不能再次开始计算。
库拉想搞明白，休梅克为什么会对这个患者持此前所未有的态度，而该患者在安全措施最为严格的精神病院中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应服的刑期。
库拉拿着法院的传票到假释局去查档案，在一堆剪报中发现了一张比利的照片。有人用墨水在比利的头上画了角，在脸颊画了斜杠，还在脖子上画了一把匕首。
库拉相信，休梅克一定是出于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个人原因才对会比利的案子如此固执己见。他的理由未必是邪恶的，而是认为这样做有益于社会。
正是休梅克的态度，引发了他和比利之间的战争。
虽然库拉认为自己已经拿到了假释局有关比利的全部档案，但还是向那些一辈子都在替假释犯打官司的律师请教。这些犯人都被假释局撤销了假释。他们向他解释了假释局的官僚作风，以及如何破解假释局上百份文件的密码，真正看懂这些文件。
“奇怪，”一名律师看着其中的一份文件说，“这几句注释说明比利‘已经’恢复了假释。档案里还应当有一份假释局恢复比利假释的官方‘批示’。这份文件必须由休梅克签名。”
库拉知道，这份文件就是证明比利现在应当获得自由的铁证。然而，他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份文件。法院的传票依然有强制力，于是他拿着传票到休梅克的办公室要求查看有关比利的文件。有人告诉他，休梅克把这份文件放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了。但库拉到处都翻遍了，却没有发现。
库拉又到其他办公室去查看档案，但仍然一无所获。这里应当有这份文件，但他就是找不到。它是丢失，还是被人藏起来了？又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比利没有恢复过假释身份，因而假释时间无法再次开始计算？
假释局的批示是这桩案子的关键，是颗定时炸弹。没有那个批示，库拉只能用那份在右上角有几句注释的文件作为证据，但这份文件很难让休梅克承认他在假释局的文件上签过字，同意恢复比利的假释身份。
1991年6月11日，休梅克到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提交他的证词。休梅克是一个胖胖的老头，戴着金属框眼镜，穿着浅蓝色西服和白色皮鞋，配着白色皮带和领带。库拉望着他心想，这个意志坚强的人就是成人假释局的局长。
比利进来了。他穿着一条乳白色的裤子、一件鲜艳的夏威夷衬衫，头戴一顶岛民的草帽，仿佛刚从圣克罗伊岛海滩回来。库拉为他们做了介绍。
比利很礼貌地和休梅克握了手。库拉觉得，这个一辈子都坚持强硬立场的休梅克，对俄亥俄州的假释犯来说就如同上帝一般。如果比利赢了这场官司，休梅克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比利来说，这场官司生死攸关，但于休梅克而言却并非如此。
库拉事先安排好了座位，让休梅克和比利面对面坐着。多年来，比利对休梅克来说只不过是属下报告、新闻头条和电视节目中的一个人物而已。今天，库拉就是要他亲眼见识一下这个活生生的人。
与此同时，库拉也明白，比利时至今日都认为休梅克是一个邪恶的人，是一个魔鬼。在假释局档案里被毁了容的照片也同样让休梅克和他的同事认为比利是个恶魔。
库拉感到假释局局长的权力非常可怕，就连法官也没有那样的权力。因为法官要遵循判例和宪法规定的条例，要听取最高法院和议员的意见，他们的判决还要由上诉法院审核。
但休梅克无须遵循什么条例，假释局的决定也不受任何制约。规则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而这些规则也很少受到挑战。假释局拥有最终定论的权力。库拉认为拥有如此权力——无人审核、无人提意见、无人制约，一定会导致独断专行的恶果。
在提供证词时，休梅克显得对比利的案子相当了解，但似乎对自己的很多文件都没有印象。库拉反复出示假释局的文件，包括基本程序和各种报告，以及地方假释官给比利医生的通知：该患者处于“假释期”，但需要向假释局官员报告。
休梅克坚称地方假释官是自作主张，并没有经过他的授权。他还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自1977年起比利就“没有”假释身份，他还应当在俄亥俄州监狱里服刑13年。
假释局的档案管理混乱，既没有按时间顺序，也没有按文件类型分类。新闻剪报、备忘录和信件全部杂乱地堆放在各处。库拉怀疑假释局是故意把档案弄乱，让他无法找到需要的文件。
等待提出证词的时间比预计的要久，午饭时间已过，但休梅克的同事、假释局督查部部长桑伯恩（nick j. sanborn）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派来参与本案的律师仍然在外面等候。他们三人决定吃过午饭再来参加第二轮证词提供。
桑伯恩的律师递给库拉一个盒子：“你办公室的人拿来一张法院传票，叫我们把其余的档案都拿过来。如果需要，你可以拿去看看。”
库拉向他道谢后就把盒子放在桌上。
比利出去给他们买热狗当午饭时，库拉迅速地翻阅着那些文件，直至找到了那张比利头上被涂了角，脖子上插着匕首的照片。他把照片放到一旁准备交叉询问时使用。
突然，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发现在一页文件的底部有休梅克的潦草签名，于是便从头阅读这份文件。
俄亥俄州成年人假释局
特别批示 r / w / a / l
威廉·米利根，编号lec192849，判2 —— 15年有期徒刑，在1977年4月25日获得假释，但鉴于他违反了假释条例，自1986年7月4日起生效。
假释局督查部部长建议恢复他的假释身份，自1986年12月9日生效。
假释局认真考虑了本案的所有相关因素，根据修正法规第2967条第15款，决定恢复该犯的假释身份，自1986年12月9日生效，继续由假释局监管。
1988年2月10日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成年人假释局局长：休梅克
在文件的右上角写着：“损失时间：5个月又5天”
这就是那些律师所说的应当存在的文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库拉终于找到这份消失的文件，可以证明比利已经服完了假释刑期。
“我终于找到了！”他大叫道。
比利迅速地看了一遍。“上面有休梅克的签名！这和他的证词相互矛盾。”
“不仅如此！文件证明你的假释刑期确实已经结束了。”
他们立即到复印室将文件复印了几份。“我要留一份，”比利说，“这是我奔赴自由的车票！”
桑伯恩用餐回来开始做证时，库拉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一位法学院的教授曾经告诉过他：“进行交叉询问时，如果你手中掌握了足以摧垮证人的证据，你就告诉自己：‘来吧！’你要引导他，让他否认所有的事实和你掌握的证据。然后你就出示这个足以推翻其证词的文件。对一个律师来说，你会感到莫大的满足。这就是你一直期盼和等待的时刻。”
库拉找到了这份消失的文件，而且充分利用了它。
7周后，比利身穿一件印着《终结者2：审判日》的黑色背心出现在约翰逊法官主持的法庭上。
约翰逊法官要求律师报出姓名以便记录。所有律师都站起来报完姓名后，库拉又站起来补充道：“……以及加里·施韦卡特的灵魂。”
约翰逊法官点头表示知悉。
约翰逊法官读了心理健康局的最新报告并让书记员做了记录，然后抬起头说道：“……根据这些报告，米利根先生已不再遭受严重精神障碍的困扰，亦无证据表明他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精神病医生认为，没有必要再将他监禁起来。”
“证据表明，他已经完全正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由一个人格主导。”
1991年8月1日下午4点，约翰逊法官撤销了精神病医生和法院对威廉·米利根的监控。
比利站起身，他的朋友和表示祝福的人围了过来，激动地拍着他的背，与他握手。比利向门外走去，一开始脚步缓慢，保持着一个自由人的尊严。但走着走着，他再也无法忍受法庭的压抑气氛，大步跑了出去。
1990年5月7日，约翰逊法官和库拉商讨了有关下一次精神状况听证会的事宜。约翰逊法官认为精神病医生的报告说明比利目前病情稳定，对他自己及他人均不再构成威胁。
“可以释放比利了。”约翰逊说。
然而，这一次却是库拉说：“不。”
原因在于，库拉现在认为约翰逊法官是阻止假释局将比利带走的保护伞。
施韦卡特去世前在临终关怀所与家人和朋友道别后，便把库拉和达纳叫到床边说：“答应我要好好照顾比利，保护他平安。”
库拉和达纳都答应了。
库拉面临的难题是他要信守这个承诺，而休梅克一心要把比利送回监狱。起初，库拉满足于维持现状，因为他知道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假释时间可以计算到刑期里。即使减去比利逃亡的5个半月——对如何计算这段时间尚存争议，库拉认为比利的刑期上限也已经快满了。
波特联系了假释局，他们同意以书面形式证明比利的假释期即将期满。
于是，库拉要求约翰逊法官将米利根的最后一次听证会安排在1990年8月，届时休梅克已无法以违反假释条例为由拘捕并监禁比利。
然而，库拉不知道休梅克否决了上司的意见，他认为比利自“因精神异常而获判无罪”那一刻起就不再属于假释局管辖，因此假释也就终止了。休梅克的观点是，鉴于比利并没有恢复假释状态，因而在他回监狱之前，假释时间不能再次开始计算。
库拉想搞明白，休梅克为什么会对这个患者持此前所未有的态度，而该患者在安全措施最为严格的精神病院中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应服的刑期。
库拉拿着法院的传票到假释局去查档案，在一堆剪报中发现了一张比利的照片。有人用墨水在比利的头上画了角，在脸颊画了斜杠，还在脖子上画了一把匕首。
库拉相信，休梅克一定是出于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个人原因才对会比利的案子如此固执己见。他的理由未必是邪恶的，而是认为这样做有益于社会。
正是休梅克的态度，引发了他和比利之间的战争。
虽然库拉认为自己已经拿到了假释局有关比利的全部档案，但还是向那些一辈子都在替假释犯打官司的律师请教。这些犯人都被假释局撤销了假释。他们向他解释了假释局的官僚作风，以及如何破解假释局上百份文件的密码，真正看懂这些文件。
“奇怪，”一名律师看着其中的一份文件说，“这几句注释说明比利‘已经’恢复了假释。档案里还应当有一份假释局恢复比利假释的官方‘批示’。这份文件必须由休梅克签名。”
库拉知道，这份文件就是证明比利现在应当获得自由的铁证。然而，他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份文件。法院的传票依然有强制力，于是他拿着传票到休梅克的办公室要求查看有关比利的文件。有人告诉他，休梅克把这份文件放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了。但库拉到处都翻遍了，却没有发现。
库拉又到其他办公室去查看档案，但仍然一无所获。这里应当有这份文件，但他就是找不到。它是丢失，还是被人藏起来了？又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比利没有恢复过假释身份，因而假释时间无法再次开始计算？
假释局的批示是这桩案子的关键，是颗定时炸弹。没有那个批示，库拉只能用那份在右上角有几句注释的文件作为证据，但这份文件很难让休梅克承认他在假释局的文件上签过字，同意恢复比利的假释身份。
1991年6月11日，休梅克到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提交他的证词。休梅克是一个胖胖的老头，戴着金属框眼镜，穿着浅蓝色西服和白色皮鞋，配着白色皮带和领带。库拉望着他心想，这个意志坚强的人就是成人假释局的局长。
比利进来了。他穿着一条乳白色的裤子、一件鲜艳的夏威夷衬衫，头戴一顶岛民的草帽，仿佛刚从圣克罗伊岛海滩回来。库拉为他们做了介绍。
比利很礼貌地和休梅克握了手。库拉觉得，这个一辈子都坚持强硬立场的休梅克，对俄亥俄州的假释犯来说就如同上帝一般。如果比利赢了这场官司，休梅克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比利来说，这场官司生死攸关，但于休梅克而言却并非如此。
库拉事先安排好了座位，让休梅克和比利面对面坐着。多年来，比利对休梅克来说只不过是属下报告、新闻头条和电视节目中的一个人物而已。今天，库拉就是要他亲眼见识一下这个活生生的人。
与此同时，库拉也明白，比利时至今日都认为休梅克是一个邪恶的人，是一个魔鬼。在假释局档案里被毁了容的照片也同样让休梅克和他的同事认为比利是个恶魔。
库拉感到假释局局长的权力非常可怕，就连法官也没有那样的权力。因为法官要遵循判例和宪法规定的条例，要听取最高法院和议员的意见，他们的判决还要由上诉法院审核。
但休梅克无须遵循什么条例，假释局的决定也不受任何制约。规则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而这些规则也很少受到挑战。假释局拥有最终定论的权力。库拉认为拥有如此权力——无人审核、无人提意见、无人制约，一定会导致独断专行的恶果。
在提供证词时，休梅克显得对比利的案子相当了解，但似乎对自己的很多文件都没有印象。库拉反复出示假释局的文件，包括基本程序和各种报告，以及地方假释官给比利医生的通知：该患者处于“假释期”，但需要向假释局官员报告。
休梅克坚称地方假释官是自作主张，并没有经过他的授权。他还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自1977年起比利就“没有”假释身份，他还应当在俄亥俄州监狱里服刑13年。
假释局的档案管理混乱，既没有按时间顺序，也没有按文件类型分类。新闻剪报、备忘录和信件全部杂乱地堆放在各处。库拉怀疑假释局是故意把档案弄乱，让他无法找到需要的文件。
等待提出证词的时间比预计的要久，午饭时间已过，但休梅克的同事、假释局督查部部长桑伯恩（nick j. sanborn）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派来参与本案的律师仍然在外面等候。他们三人决定吃过午饭再来参加第二轮证词提供。
桑伯恩的律师递给库拉一个盒子：“你办公室的人拿来一张法院传票，叫我们把其余的档案都拿过来。如果需要，你可以拿去看看。”
库拉向他道谢后就把盒子放在桌上。
比利出去给他们买热狗当午饭时，库拉迅速地翻阅着那些文件，直至找到了那张比利头上被涂了角，脖子上插着匕首的照片。他把照片放到一旁准备交叉询问时使用。
突然，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发现在一页文件的底部有休梅克的潦草签名，于是便从头阅读这份文件。
俄亥俄州成年人假释局
特别批示 r / w / a / l
威廉·米利根，编号lec192849，判2 —— 15年有期徒刑，在1977年4月25日获得假释，但鉴于他违反了假释条例，自1986年7月4日起生效。
假释局督查部部长建议恢复他的假释身份，自1986年12月9日生效。
假释局认真考虑了本案的所有相关因素，根据修正法规第2967条第15款，决定恢复该犯的假释身份，自1986年12月9日生效，继续由假释局监管。
1988年2月10日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成年人假释局局长：休梅克
在文件的右上角写着：“损失时间：5个月又5天”
这就是那些律师所说的应当存在的文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库拉终于找到这份消失的文件，可以证明比利已经服完了假释刑期。
“我终于找到了！”他大叫道。
比利迅速地看了一遍。“上面有休梅克的签名！这和他的证词相互矛盾。”
“不仅如此！文件证明你的假释刑期确实已经结束了。”
他们立即到复印室将文件复印了几份。“我要留一份，”比利说，“这是我奔赴自由的车票！”
桑伯恩用餐回来开始做证时，库拉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一位法学院的教授曾经告诉过他：“进行交叉询问时，如果你手中掌握了足以摧垮证人的证据，你就告诉自己：‘来吧！’你要引导他，让他否认所有的事实和你掌握的证据。然后你就出示这个足以推翻其证词的文件。对一个律师来说，你会感到莫大的满足。这就是你一直期盼和等待的时刻。”
库拉找到了这份消失的文件，而且充分利用了它。
7周后，比利身穿一件印着《终结者2：审判日》的黑色背心出现在约翰逊法官主持的法庭上。
约翰逊法官要求律师报出姓名以便记录。所有律师都站起来报完姓名后，库拉又站起来补充道：“……以及加里·施韦卡特的灵魂。”
约翰逊法官点头表示知悉。
约翰逊法官读了心理健康局的最新报告并让书记员做了记录，然后抬起头说道：“……根据这些报告，米利根先生已不再遭受严重精神障碍的困扰，亦无证据表明他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精神病医生认为，没有必要再将他监禁起来。”
“证据表明，他已经完全正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由一个人格主导。”
1991年8月1日下午4点，约翰逊法官撤销了精神病医生和法院对威廉·米利根的监控。
比利站起身，他的朋友和表示祝福的人围了过来，激动地拍着他的背，与他握手。比利向门外走去，一开始脚步缓慢，保持着一个自由人的尊严。但走着走着，他再也无法忍受法庭的压抑气氛，大步跑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