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州立利玛医院是专门治疗精神病罪犯的医院，那里戒备森严、措施严苛，因而被人们称为“人间地狱”。比利的公共辩护律师曾想方设法阻止将比利送到该医院治疗。在比利出乎意料地被送往利玛后，我便决定更多地了解这个地方及其历史。
在《克里夫兰明报》上，我发现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发表于1971年5月22日：
在利玛医院有26具上吊尸体未经验尸
爱德华·维兰（edward p. whelan）
与理查德·韦德曼（rachard c. widman）报道
根据本报获得的亚伦郡验尸官的报告，在过去的9年里，有26位患者在利玛医院上吊自杀……诺布尔（noble）医生昨天向本报透露，为上吊死亡患者做尸体解剖不属其业务范围。
1960—1965年在该医院就职的看守文森特·德维塔（vincent g.de vita）告诉记者，据他所知，其中两名患者是因无法忍受医院的残酷虐待而上吊自杀……
在26名自杀患者中，大多数是以一种极不寻常但在该医院广为人知的方式结束生命的。
“采取这种方式自杀需要极大的决心，”验尸官说，“因为只要站起来，患者就可以随时挽救自己的生命。”
也许是不想让读者过于不安，抑或是为了避免其他患者模仿，报道并未具体描述这种“极不寻常”的自杀方式。
4天后，该报以头号大标题发表了后续报道：
前看守说：利玛医院用电击惩罚患者
爱德华·维兰与理查德·韦德曼报道
一名因无法忍受医院虐待患者行为而辞职的前看守昨天向本报记者透露：利玛医院经常以电击方式恐吓和惩罚患者。
46岁的简·纽曼（jean newman）太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志愿服兵役，这位敢于直言的老兵告诉记者，她曾亲眼目睹一位遭受电击的患者“变成了植物人”……
纽曼太太强迫自己描述了细节：“我很坚强，也见过世面，但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惨无人道的事。那个女患者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就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令人忍不住作呕。”
“它（电击）在利玛医院不过是恐吓和惩罚工具，于患者的治疗毫无帮助。”
看到这些，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一年前施韦卡特和朱迪竭力阻止法院和心理健康局将比利送往利玛医院。
然而，迫于俄亥俄州两位议员施加的政治压力，比利还是被送到了该医院。
核心人格比利在更为良好的环境中尚且有自杀倾向，我真担心他在那种地方会做出什么事来。其他人格大多具有生存的技能，但唯一拥有出生证明的核心人格比利却有自杀倾向，14岁时曾企图从学校的楼顶跳下去自杀，那以后阿瑟和里根就一直让他沉睡。
我担心未融合的比利转到利玛医院后，可能会用自杀的方式来摧毁24个人格。
我的担心几乎成为现实。
比利转院后，我想去探视，但遭到新的主治医生（没有精神病医生资格证书）的拒绝。他对我的请求充满敌意，或许是担心我会发现什么。
1979年秋天，利玛医院公共信息办公室组织公众参观该医院。我报名参加，但不久便被告知林德纳（lewis lindner）医生拒绝我前往，还下令将我的名字张贴在所有的病房里，禁止我进入医院。
1980年1月30日，我收到比利寄来的几张字条，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此同时，我还收到利玛医院一位患者寄来的信，该患者几天前曾与我通过电话。
敬启者：
与你通过电话后，我决定重写这封信。我直奔主题吧。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24小时内，比利从第五重症病房被转到了第九重症病房，因为那里防范更加严格。
转移决定是由“医疗小组”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对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他们警告比利别再有出书（作者写的这本关于他的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但愿我能帮上忙。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告诉我。
此致（名字隐去）
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隐匿或更改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与比利同住一个医院的患者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护士、看守和警卫人员，以及一些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比利律师的抗议下，副检察长后来通知我，医院已经取消了对我的限制，我可以自由探视比利了。
我曾致信林德纳医生，让他有机会说明自己对在利玛发生事件的看法。鉴于他没有回信，我认为有必要公布关于他的信息来源，其中包括：我在法院目睹的他的言行和外貌特征；比利的回忆中关于他们会面的的情况；媒体报道比利治疗情况时引述林德纳本人说过的话；以及在报章评论和录音访谈中，其他专业人士对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的评价，例如1980年8月19日《明报》的相关报道。
此外，根据系列报道之三“重访利玛医院”中的描述，心理健康局局长莫里茨（timothy b.moritz）承认，许多患者抱怨利玛医院没有提供恰当的精神治疗。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利玛医院没有足够的合格工作人员。
此外，他（莫里茨）还承认，医院现有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具备州政府要求的资质，例如：临床主任林德纳虽是医生，但不具备精神病医生所需要的资质……
他认为林德纳是一名好医生，并为聘用他辩护说：“只能聘用林德纳医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莫里茨指出，州政府提供的工资无法吸引既优秀又合格的医生。他解释说，精神病医院不超过55000美元 注释标题 1美元约合6. 35人民币。 的年薪远低于其他医院。
因此，利玛医院合格专业人员的人数远不能满足需要。其结果是，未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病房看守便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在不准许我探视的那段时期，比利与我的交流也受到限制。他没有纸和笔，只能在看守在场的很短时间内写东西。不过，这倒练就了他快速做记录的本事，得以描述发生在利玛医院里的事。比利偷偷记下了自己的想法、感觉和经历，交给前来探视的人转寄给我。
外界有关比利的看法直接摘自玛丽的日记。玛丽是位羞涩的女精神病患者，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结识了比利。她每次从阿森斯市乘车到利玛都会去探视比利。后来，她索性在医院附近租房住下，以便每天去探视比利。玛丽在日记中记录了比利的想法、表情和行为，以及她对他的感觉。
感谢玛丽同意我发表她日记的部分内容，否则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因为这些资料证实了比利对很多事件的回忆。
在过去的12年里与比利接触过的律师、精神病医生、公共辩护律师、警官和友人为我提供了第一手的写作素材，使我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很多在《24个比利》无法深入描述的内容在本书中都得以详细披露。
读这部12年后的续集时，如果你的心难以平静，那是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
丹尼尔·凯斯
1993年10月于佛罗里达州
州立利玛医院是专门治疗精神病罪犯的医院，那里戒备森严、措施严苛，因而被人们称为“人间地狱”。比利的公共辩护律师曾想方设法阻止将比利送到该医院治疗。在比利出乎意料地被送往利玛后，我便决定更多地了解这个地方及其历史。
在《克里夫兰明报》上，我发现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发表于1971年5月22日：
在利玛医院有26具上吊尸体未经验尸
爱德华·维兰（edward p. whelan）
与理查德·韦德曼（rachard c. widman）报道
根据本报获得的亚伦郡验尸官的报告，在过去的9年里，有26位患者在利玛医院上吊自杀……诺布尔（noble）医生昨天向本报透露，为上吊死亡患者做尸体解剖不属其业务范围。
1960—1965年在该医院就职的看守文森特·德维塔（vincent g.de vita）告诉记者，据他所知，其中两名患者是因无法忍受医院的残酷虐待而上吊自杀……
在26名自杀患者中，大多数是以一种极不寻常但在该医院广为人知的方式结束生命的。
“采取这种方式自杀需要极大的决心，”验尸官说，“因为只要站起来，患者就可以随时挽救自己的生命。”
也许是不想让读者过于不安，抑或是为了避免其他患者模仿，报道并未具体描述这种“极不寻常”的自杀方式。
4天后，该报以头号大标题发表了后续报道：
前看守说：利玛医院用电击惩罚患者
爱德华·维兰与理查德·韦德曼报道
一名因无法忍受医院虐待患者行为而辞职的前看守昨天向本报记者透露：利玛医院经常以电击方式恐吓和惩罚患者。
46岁的简·纽曼（jean newman）太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志愿服兵役，这位敢于直言的老兵告诉记者，她曾亲眼目睹一位遭受电击的患者“变成了植物人”……
纽曼太太强迫自己描述了细节：“我很坚强，也见过世面，但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惨无人道的事。那个女患者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就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令人忍不住作呕。”
“它（电击）在利玛医院不过是恐吓和惩罚工具，于患者的治疗毫无帮助。”
看到这些，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一年前施韦卡特和朱迪竭力阻止法院和心理健康局将比利送往利玛医院。
然而，迫于俄亥俄州两位议员施加的政治压力，比利还是被送到了该医院。
核心人格比利在更为良好的环境中尚且有自杀倾向，我真担心他在那种地方会做出什么事来。其他人格大多具有生存的技能，但唯一拥有出生证明的核心人格比利却有自杀倾向，14岁时曾企图从学校的楼顶跳下去自杀，那以后阿瑟和里根就一直让他沉睡。
我担心未融合的比利转到利玛医院后，可能会用自杀的方式来摧毁24个人格。
我的担心几乎成为现实。
比利转院后，我想去探视，但遭到新的主治医生（没有精神病医生资格证书）的拒绝。他对我的请求充满敌意，或许是担心我会发现什么。
1979年秋天，利玛医院公共信息办公室组织公众参观该医院。我报名参加，但不久便被告知林德纳（lewis lindner）医生拒绝我前往，还下令将我的名字张贴在所有的病房里，禁止我进入医院。
1980年1月30日，我收到比利寄来的几张字条，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此同时，我还收到利玛医院一位患者寄来的信，该患者几天前曾与我通过电话。
敬启者：
与你通过电话后，我决定重写这封信。我直奔主题吧。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24小时内，比利从第五重症病房被转到了第九重症病房，因为那里防范更加严格。
转移决定是由“医疗小组”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对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他们警告比利别再有出书（作者写的这本关于他的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但愿我能帮上忙。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告诉我。
此致（名字隐去）
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隐匿或更改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与比利同住一个医院的患者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护士、看守和警卫人员，以及一些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比利律师的抗议下，副检察长后来通知我，医院已经取消了对我的限制，我可以自由探视比利了。
我曾致信林德纳医生，让他有机会说明自己对在利玛发生事件的看法。鉴于他没有回信，我认为有必要公布关于他的信息来源，其中包括：我在法院目睹的他的言行和外貌特征；比利的回忆中关于他们会面的的情况；媒体报道比利治疗情况时引述林德纳本人说过的话；以及在报章评论和录音访谈中，其他专业人士对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的评价，例如1980年8月19日《明报》的相关报道。
此外，根据系列报道之三“重访利玛医院”中的描述，心理健康局局长莫里茨（timothy b.moritz）承认，许多患者抱怨利玛医院没有提供恰当的精神治疗。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利玛医院没有足够的合格工作人员。
此外，他（莫里茨）还承认，医院现有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具备州政府要求的资质，例如：临床主任林德纳虽是医生，但不具备精神病医生所需要的资质……
他认为林德纳是一名好医生，并为聘用他辩护说：“只能聘用林德纳医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莫里茨指出，州政府提供的工资无法吸引既优秀又合格的医生。他解释说，精神病医院不超过55000美元 注释标题 1美元约合6. 35人民币。 的年薪远低于其他医院。
因此，利玛医院合格专业人员的人数远不能满足需要。其结果是，未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病房看守便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在不准许我探视的那段时期，比利与我的交流也受到限制。他没有纸和笔，只能在看守在场的很短时间内写东西。不过，这倒练就了他快速做记录的本事，得以描述发生在利玛医院里的事。比利偷偷记下了自己的想法、感觉和经历，交给前来探视的人转寄给我。
外界有关比利的看法直接摘自玛丽的日记。玛丽是位羞涩的女精神病患者，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结识了比利。她每次从阿森斯市乘车到利玛都会去探视比利。后来，她索性在医院附近租房住下，以便每天去探视比利。玛丽在日记中记录了比利的想法、表情和行为，以及她对他的感觉。
感谢玛丽同意我发表她日记的部分内容，否则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因为这些资料证实了比利对很多事件的回忆。
在过去的12年里与比利接触过的律师、精神病医生、公共辩护律师、警官和友人为我提供了第一手的写作素材，使我能够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很多在《24个比利》无法深入描述的内容在本书中都得以详细披露。
读这部12年后的续集时，如果你的心难以平静，那是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
丹尼尔·凯斯
1993年10月于佛罗里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