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超越疯狂
第二十章
1
在1979年初的几个星期里，作家经常到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探望比利。“老师”向作家讲述了大家见到、思考和做过的事情。除了肖恩（天生耳聋），其他人格也都在一旁听着，以便了解自己的历史。
“老师”现在是以比利的名义回答各种问题，这让比利信心与日俱增。作家不在的时候，虽然还有其他人格交替出现，但比利却深深地感到，融合的时间越久，他的自我控制能力就越强。如果能顺利度过“混乱时期”，便能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卖画的收入应该能满足他病愈后的生活所需。
比利经常阅读书报、研究医学、到运动场锻炼或者绕着建筑物慢跑，并且继续作画。他为阿瑟画了素描，还为丹尼、肖恩、阿达拉娜和阿普里尔画了肖像。他从大学书店买回了分子模型，开始研究化学、生物学以及物理学。他还买了无线收发机，到了晚上就在病房里播音，还与大家讨论有关受虐儿童的话题。
比利阅读当地报纸得知，为保护受虐妇女而成立的妇女组织“妇女之家”因经费不足正面临解散的命运，于是他捐助了100美元。但是，当这个组织得知捐款来源后，立刻将捐款退回了比利。
1月10日，比利被送到健康中心1个多月后，便以“防止儿童受虐基金会”的名义在银行开设了账户，并存进去了1000美元。这笔钱是哥伦布市一位准备开画廊的女士支付他高达五位数金额画费中的一部分。那位女士到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买走了那幅手捧乐谱的《高贵的凯瑟琳》。
比利还自费印制了许多黄底黑字的宣传单：
今天，请拥抱您的孩子
——这是举手之劳
请阻止虐待儿童
——比利
比利经常与女患者聊天。护士和健康技师都知道，那些年轻女子与比利聊天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护士帕瑞发现那个曾就读人类学系的患者玛丽，每当和比利在一起的时候精神就会好起来。比利经常赞扬玛丽聪慧，还不时向她请教。玛丽在1月份出院时向比利保证日后一定会回来看望他，比利也非常想念她。
然而，“老师”在不与玛丽、考尔医生或者作家聊天时会感到无聊，对这里受限制的生活也极为不耐烦。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退下去，让丹尼、戴维或尚未完成融合的比利出现。因为他觉得他们更容易与其他患者交流。一些与比利接触较多的工作人员发现，丹尼和戴维对其他患者很有同情心，了解那些患者何时会生气、受到伤害或者感到恐惧。如果有年轻的女患者因痛苦或歇斯底里发作而跑出病房，比利就会告诉护理人员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她们。
“老师”告诉作家：“戴维和丹尼和我一样具有同情心，他们知道谁受到了伤害。每当有人逃跑或精神不佳时，丹尼或戴维都会及时提供帮助，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一天晚饭后，戴维正坐在客厅里，突然预感有个女患者会冲出病房。病房外面有三层非常陡的楼梯，每当戴维有这个念头，里根都认为他太多虑了。但是里根却认为这次可能是真的。里根出现了，冲过走廊登上楼梯，一脚踢开大门向大厅跑去。
心理健康医生凯瑟琳当时正坐在大门旁的办公室里，她见状立刻离开办公桌跟着里根跑出去。她赶到现场，正好看见比利抓住已翻越过栏杆的女病人，将她拉上来。凯瑟琳把病人带走后，里根便退了下去……
戴维只觉得自己的双臂隐隐作痛。
除了采用一般治疗方法帮助比利加强意识控制力外，考尔医生还采用了催眠疗法，并教他如何用自我暗示的方法纾解紧张情绪。每周参加集体治疗时，比利都与其他两位多重人格症患者在一起，这样他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以及自身行为产生的影响。因为比利的人格互换次数越来越少，考尔认为他的病情正在改善。
鉴于比利——亦即“老师”——对一些约束很厌烦，考尔逐步放松了对他的限制，允许他享受更多特权和更大的自由。首先，允许他在护理人员的陪同下到院子附近散步；接着又同意他像其他患者一样在签名后一个人外出行动，但仅限于医院所属的范围之内。比利就利用外出时间，沿着“赫金河”两岸探查各处的污染情况。1979年春天，他打算到俄亥俄大学进修，选修的课程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和美术。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图表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
至1月中旬，比利向考尔提出像其他患者一样享受进城的权利，因为他需要理发、去银行取钱、会见律师以及购买美术用品和书籍。
起初，比利必须在两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才能离开医院。后来，鉴于一切进展顺利，考尔决定他只需要一个人员陪同就可以离开医院。一些在报纸和杂志上见过比利照片和报道的大学生，看到比利就会挥手打招呼。这让比利感觉良好，他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憎恨自己，社会也没有完全将自己拒之门外。
比利终于提出进行下一个疗程。他强调自己是个好患者，已经学会了信任周围的人，现在他想体验被人信任的感觉；而且一些比他病情更严重的患者都可以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进城，他也应当享受同样的待遇。
考尔同意了。
为了确保安全，考尔、福斯特院长以及法院有关人员商量决定：比利每次进城前和返回医院后，院方都必须通知阿森斯市警察局和兰开斯特市假释委员会。比利同意遵守规定。
“比利，一切都必须事先计划好，”考尔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你独自上街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你指的是什么？”
“我们先设想一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以及你可能做出的反应。比如：你在柯特街上行走，一位女士认出了你，然后走过来一句话不说就扇了你一耳光。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人们知道你是谁。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应付？”
比利用手托着脸：“我会退到一边，避开她。”
“好的。假如有个男人走过来骂你是强奸犯，还动手将你击倒在地，你会怎么办？”
“考尔，”比利说，“我会躺在地上希望他适可而止，宁可不回来也要等到他离开。”
考尔笑了：“你已经学会了不少，现在是该给你机会表现一下。”
比利第一次独自进城，既紧张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过马路，以免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拘捕；他时刻注意着周围的路人，希望不会有人来攻击自己。他已经想好，即使被人攻击，也绝不还手，要信守对考尔的承诺。
他买了一些绘画用品，然后去理发店理发。诺玛护士已事先打电话通知理发店比利会去。理发店的服务员们站在门口欢迎他，“嗨！比利！”“近来好吗？”“嗨！比利，你看起来不错嘛！”
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师为比利剪发和吹风，但不肯收费，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她告诉比利可以随时来，不用预约，每次都可以享受免费服务。
走出理发店，一些学生认出了他，对他微笑着招手。比利回到医院后，心情十分舒畅，因为考尔担心的情况并未发生，一切都很顺利。
2月19日，多萝西单独来探望比利。比利将与她的谈话录了下来，想多了解自己的幼年生活，以及父亲自杀的原因。
“你可以慢慢形成对父亲的印象，”多萝西说，“你问我问题，我来尽量回答，但不会说他的坏话。我也不会提及伤心的往事，因为没有必要让大家痛苦。你自己可以想象出他的样子，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能不能再给我讲讲，”比利说，“我们住在佛罗里达时的情景……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家中就剩下一听鱼罐头和一小包通心粉。那后来他有没有拿钱回家？”
“没有。他去了夜总会，我并不清楚他的工作情况。他回来时……”
“夜总会？是去表演吗？”
他在卡兹克尔山上的犹太人别墅区演出。那天，他托经纪人带回一封信，信中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莫里森。’我不知道他在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回来后，情绪比以前更糟。情况就是这样。”
“你看过父亲的遗书吗？听施韦卡特说，里面提到了许多人的名字……”
“有很多债主的名字，但不包括那个放高利贷的债主。我和你父亲一起去还债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下车去还钱时，我就坐在车里。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他是去还赌债的。他在世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帮他还清赌债，但后来我决定不再帮他还了。钱不是我欠的，我只能尽力而为，但绝对不能动用孩子的生活费。”
“不错啊，”比利打趣道，“家里还能剩下一听鱼罐头和一包通心粉。”
“后来我就出去工作，”多萝西继续说，“挣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不再给他零用钱，但每月都会把房租钱给他，可他只付给房东一半房租。”
“另外一半他拿去赌博了？”
“是的，或者用来偿还高利贷。我不清楚他都干什么了，每次问起，他都不说实话。有一次，债主来人要搬走家具，我就对他们说，都拿走吧！但是，因为我哭得很伤心，他们不忍心搬走。当时我正怀着凯西。”
“莫里森真糟糕。”
“没办法，”多萝西说，“情况就是这样。”
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住了两个半月后，比利失落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减少。因此，比利请考尔开始下一个疗程——休假。有些患者的改善情况尚不如比利，但已能在周末回家与亲人团聚。根据比利的行为、思想和病情的稳定情况，考尔认为他已经可以回家休假了。他同意比利连续几个周末到凯西位于勒冈市的家中休假。比利异常兴奋。
一个周末，比利坚持要凯西让他看看莫里森的遗书，他知道凯西从公共律师那儿要了一个复印件。凯西担心比利会受刺激，不肯拿给他看。但听比利谈起母亲的遭遇和痛苦后，她也非常气愤，尽管她一直都很崇拜父亲。因此，她觉得是该让比利了解事情真相了。
“在这儿！”她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放在咖啡桌上，然后走开了。
信封里除了一封医疗机构写给施韦卡特的信，还有留给4个不同人的字条、写给《迈阿密新闻报》记者赫伯·劳的一封8页纸的长信，以及已被撕毁但后来又被警方拼凑起来的2页纸。这2页纸可能是写给赫伯的第二封信，但是没有完成。
莫里森嘱咐的最小还款金额是27美元，最大的则是180美元。在给“刘易斯”的便条上写着：“最后的笑话。小孩：妈妈，狼人是什么？母亲：闭嘴，把你脸上的毛梳整齐！”
留给多萝西的便条中，先交代了领取保险金赔偿的事，最后写道：“把我火葬了，因为我无法忍受你在我的坟头跳舞。”
在写给记者赫伯的信中有很多地方已无法辨认，在此以x号代替：
致赫伯·劳先生
《迈阿密新闻报》
您好：
下决心写这封信并不容易。您可能会认为这是懦夫的行为，但我的整个世界已经崩溃，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能为我的三个孩子——吉姆、比利和凯西——提供一点保障的，就只有我的保险金了，因此请您设法不要让我的妻子碰那些钱。她一直与她工作圈里的男人鬼混，就是因为这些人，我的家庭破碎了，虽然我曾努力维护这个家庭。
这个故事令人不齿。尽管我全身心地爱着我的孩子，但她为了自己所谓的事业，让孩子们无法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事情是这样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我曾多次提出和她结婚，但她一直找各种借口推诿，还总责怪我第一次约会就让她怀孕。（事情经过，我在迈阿密的律师罗森豪可以证明。）后来，我把她介绍给我的家人，告诉他们她是我的妻子。孩子出生后，我准备搬到一个较小的城市生活，并办理结婚手续，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时我是多么疼爱我的小儿子呀xxx。
可她又找理由拒绝，“这样会让人看到我们身份证上的婚姻状况”等等。后来，第二个男孩出生了。在最初的两个星期，我们一直担心他能否活下去。幸好上帝保佑着我们，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而且也很健康。我认为孩子的病是个警告，于是再次提出结婚的要求。但她又以同样的借口拒绝了。她的生活也完全走了样，不但酗酒，而且还经常旷工。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们与她在一起并不安全。她不止一次地殴打孩子，而且不是用手，我只能用武力加以制止。请相信我，我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般。家庭的不幸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会杀了她。我要xxx，但她央求我耐心等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将孩子送到一家不错的托婴中心，因为她想回夜总会和剧院上班。
我们回到迈阿密后，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三个孩子，还发誓绝不再和客人鬼混，于是我就同意她回去继续唱歌。但是，她不断酗酒、疾病缠身，结果因患肝炎被送进了医院。她的病一直没有好，出院后还继续接受了几个星期的治疗。她告诉我，医生说如果她担心家庭开支太大，可以回去工作，偶然喝几杯鸡尾酒对她的身体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不同意她的想法，但她还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与夜总会签订了合同。当时，我也决定到纽约山区工作几个星期，在那以前我们从未分开过。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交往的都是些皮条客和高利贷主。她觉得这些人能给她带来多姿多彩的生活。我从纽约回来，看到她买了男式衬衣和牛仔裤。从此，我简直就像生活在炼狱里。
她因为继续酗酒又犯了病，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她的肝病已严重到无法进行手术。在她住院的几个星期里，我要开150公里的夜车才能赶上白天的探视时间，然后再赶回家干油漆活。可就在那个时候，她还打算离婚，好让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做手术那天，在麻醉药效尚未退去之时，她迷迷糊糊地把我当成了别的男人。我告诉她，是我一直守护在她身旁，但她一直没有搞明白。她还吹嘘说她多年来是如何像玩弄嫖客一般玩弄我。事后，为了孩子们，我从未向她提过这些事。我请求xxx。
她身体逐渐好起来后，我又再次提起结婚的事。但是，她说她曾和一位牧师谈过，牧师告诉她“不必担心孩子的身份”，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她的推托之辞，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她就是在跟我玩捉迷藏。她甚至向媒体表示要和我离婚，可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不仅如此，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竟然接到一封来自法院的通知，禁止我接近我的孩子，结果令我无法和孩子们共度圣诞节。新年前夕是我小女儿的生日，她拒绝让我去看她，但事后又打来电话，告诉我在女儿的生日派对上他们玩得如何愉快……
赫伯先生，您可以问问我的同事，我是如何深深地爱着并忠于我的妻子。但是，眼前的这一切令我无法再忍受了。夜总会是女人的天下，她想方设法让我丢掉了两份工作。您可以想象得到，她警告我如果再试图接近孩子们，就把我赶出迈阿密。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失踪个一至三天，我已无法再面对人生，无法面对几个孩子未来的遭遇。我努力过，但都失败了。不过，我希望这一次能成功。为了保护孩子们，我过去必须忍受与她共同生活造成的痛苦，但我现在宁愿到全能的上帝面前赎罪，也不愿再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最后，我请求您联系相关机构，请他们保护我的孩子们。祈求上帝怜悯我的灵魂。
莫里森
比利被父亲的遗书震惊了，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怀疑着它的真实性。他读的次数越多，就越渴望了解更多的情况。后来，比利与作家联系，想搞清楚事情的始末和真伪。
在离开凯西家之前，他给佛罗里达律师协会打了几个电话，想与父亲的律师谈谈。但是，对方告诉他，那位律师已经过世了。后来，他又打电话到婚姻登记处查询，结果并未找到莫里森和多萝西的婚姻记录。
他坚持不懈地打电话，终于找到了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夜总会的老板。老板已经退休了，目前拥有一艘游艇，还为夜总会供应海产。老板说他知道总有一天莫里森的孩子会来向他询问。他曾解雇了比利的母亲，因为她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进了夜总会。莫里森想尽办法让她离开那些人，但都以失败告终。他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对待自己的男人。
比利还去找过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汽车旅店工作过，他还记得比利的父亲，也记得莫里森在圣诞节接过电话后情绪变得非常沮丧的情景。他的话与父亲遗书的内容十分吻合——母亲给父亲打电话羞辱他。
比利回到医院后又开始失落时间。星期一早晨，他给作家打电话要求推迟见面。
作家星期三来看比利，却发现“老师”不见了，他看到的是尚未融合的比利。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为了引起“老师“的兴趣，他询问起比利研究无线电话的情况。比利思考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知不觉中，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坚定，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他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老师”又回来了。
“你为什么这么气愤，情绪如此沮丧？”作家问道。
“我睡不着觉，很疲倦。”
作家指着一本柯迪无线电教科书：“谁在组装这些机器？”
“汤姆用了一整天时间组装这些东西，考尔一直在和他交谈。”
“现在你是谁？”
“是‘老师’，但我情绪不好。”
“你为什么要离开，让汤姆出现？”
“我母亲和他现在的丈夫，还有她的过去都让我烦恼。我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和我没有关系。我精神很紧张，所以昨天吃了一片镇静剂，睡了一整天。昨晚我睡不着，一直到今天早晨6点都醒着。我想彻彻底底地消失。假释委员会的做法令我很气愤，他们要把我送回利巴农管教所，有时候我甚至想就让他们把我带回去，把事情了结算了，只要他们别再来烦我。”
“比利，分裂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努力，好让自己做得完美。其他人格能做的事，我都得去做，这样非常累。我得画画，画完了就要把手洗干净，拿出书本坐在椅子上记笔记，读几个小时的书后，又要起身去组装无线电器。”
“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这么多事情是无法一次完成的。”
“但我一直想这么做，我要尽快弥补过去的空白。时间这么宝贵，我知道自己必须努力。”
“老师”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另外，我还必须面对我的母亲。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她开口，因为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对待她了。现在，一切都变了。假释委员会、即将举行的听证会，还有我几天前看到的父亲遗书，这一切几乎令我崩溃了，我很难再维持融合。”
2月28日，比利打电话告诉他的律师，不希望他的母亲出席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听证会。
超越疯狂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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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初的几个星期里，作家经常到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探望比利。“老师”向作家讲述了大家见到、思考和做过的事情。除了肖恩（天生耳聋），其他人格也都在一旁听着，以便了解自己的历史。
“老师”现在是以比利的名义回答各种问题，这让比利信心与日俱增。作家不在的时候，虽然还有其他人格交替出现，但比利却深深地感到，融合的时间越久，他的自我控制能力就越强。如果能顺利度过“混乱时期”，便能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卖画的收入应该能满足他病愈后的生活所需。
比利经常阅读书报、研究医学、到运动场锻炼或者绕着建筑物慢跑，并且继续作画。他为阿瑟画了素描，还为丹尼、肖恩、阿达拉娜和阿普里尔画了肖像。他从大学书店买回了分子模型，开始研究化学、生物学以及物理学。他还买了无线收发机，到了晚上就在病房里播音，还与大家讨论有关受虐儿童的话题。
比利阅读当地报纸得知，为保护受虐妇女而成立的妇女组织“妇女之家”因经费不足正面临解散的命运，于是他捐助了100美元。但是，当这个组织得知捐款来源后，立刻将捐款退回了比利。
1月10日，比利被送到健康中心1个多月后，便以“防止儿童受虐基金会”的名义在银行开设了账户，并存进去了1000美元。这笔钱是哥伦布市一位准备开画廊的女士支付他高达五位数金额画费中的一部分。那位女士到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买走了那幅手捧乐谱的《高贵的凯瑟琳》。
比利还自费印制了许多黄底黑字的宣传单：
今天，请拥抱您的孩子
——这是举手之劳
请阻止虐待儿童
——比利
比利经常与女患者聊天。护士和健康技师都知道，那些年轻女子与比利聊天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护士帕瑞发现那个曾就读人类学系的患者玛丽，每当和比利在一起的时候精神就会好起来。比利经常赞扬玛丽聪慧，还不时向她请教。玛丽在1月份出院时向比利保证日后一定会回来看望他，比利也非常想念她。
然而，“老师”在不与玛丽、考尔医生或者作家聊天时会感到无聊，对这里受限制的生活也极为不耐烦。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退下去，让丹尼、戴维或尚未完成融合的比利出现。因为他觉得他们更容易与其他患者交流。一些与比利接触较多的工作人员发现，丹尼和戴维对其他患者很有同情心，了解那些患者何时会生气、受到伤害或者感到恐惧。如果有年轻的女患者因痛苦或歇斯底里发作而跑出病房，比利就会告诉护理人员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她们。
“老师”告诉作家：“戴维和丹尼和我一样具有同情心，他们知道谁受到了伤害。每当有人逃跑或精神不佳时，丹尼或戴维都会及时提供帮助，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一天晚饭后，戴维正坐在客厅里，突然预感有个女患者会冲出病房。病房外面有三层非常陡的楼梯，每当戴维有这个念头，里根都认为他太多虑了。但是里根却认为这次可能是真的。里根出现了，冲过走廊登上楼梯，一脚踢开大门向大厅跑去。
心理健康医生凯瑟琳当时正坐在大门旁的办公室里，她见状立刻离开办公桌跟着里根跑出去。她赶到现场，正好看见比利抓住已翻越过栏杆的女病人，将她拉上来。凯瑟琳把病人带走后，里根便退了下去……
戴维只觉得自己的双臂隐隐作痛。
除了采用一般治疗方法帮助比利加强意识控制力外，考尔医生还采用了催眠疗法，并教他如何用自我暗示的方法纾解紧张情绪。每周参加集体治疗时，比利都与其他两位多重人格症患者在一起，这样他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以及自身行为产生的影响。因为比利的人格互换次数越来越少，考尔认为他的病情正在改善。
鉴于比利——亦即“老师”——对一些约束很厌烦，考尔逐步放松了对他的限制，允许他享受更多特权和更大的自由。首先，允许他在护理人员的陪同下到院子附近散步；接着又同意他像其他患者一样在签名后一个人外出行动，但仅限于医院所属的范围之内。比利就利用外出时间，沿着“赫金河”两岸探查各处的污染情况。1979年春天，他打算到俄亥俄大学进修，选修的课程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和美术。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图表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
至1月中旬，比利向考尔提出像其他患者一样享受进城的权利，因为他需要理发、去银行取钱、会见律师以及购买美术用品和书籍。
起初，比利必须在两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才能离开医院。后来，鉴于一切进展顺利，考尔决定他只需要一个人员陪同就可以离开医院。一些在报纸和杂志上见过比利照片和报道的大学生，看到比利就会挥手打招呼。这让比利感觉良好，他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憎恨自己，社会也没有完全将自己拒之门外。
比利终于提出进行下一个疗程。他强调自己是个好患者，已经学会了信任周围的人，现在他想体验被人信任的感觉；而且一些比他病情更严重的患者都可以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进城，他也应当享受同样的待遇。
考尔同意了。
为了确保安全，考尔、福斯特院长以及法院有关人员商量决定：比利每次进城前和返回医院后，院方都必须通知阿森斯市警察局和兰开斯特市假释委员会。比利同意遵守规定。
“比利，一切都必须事先计划好，”考尔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你独自上街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你指的是什么？”
“我们先设想一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以及你可能做出的反应。比如：你在柯特街上行走，一位女士认出了你，然后走过来一句话不说就扇了你一耳光。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人们知道你是谁。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应付？”
比利用手托着脸：“我会退到一边，避开她。”
“好的。假如有个男人走过来骂你是强奸犯，还动手将你击倒在地，你会怎么办？”
“考尔，”比利说，“我会躺在地上希望他适可而止，宁可不回来也要等到他离开。”
考尔笑了：“你已经学会了不少，现在是该给你机会表现一下。”
比利第一次独自进城，既紧张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过马路，以免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拘捕；他时刻注意着周围的路人，希望不会有人来攻击自己。他已经想好，即使被人攻击，也绝不还手，要信守对考尔的承诺。
他买了一些绘画用品，然后去理发店理发。诺玛护士已事先打电话通知理发店比利会去。理发店的服务员们站在门口欢迎他，“嗨！比利！”“近来好吗？”“嗨！比利，你看起来不错嘛！”
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师为比利剪发和吹风，但不肯收费，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她告诉比利可以随时来，不用预约，每次都可以享受免费服务。
走出理发店，一些学生认出了他，对他微笑着招手。比利回到医院后，心情十分舒畅，因为考尔担心的情况并未发生，一切都很顺利。
2月19日，多萝西单独来探望比利。比利将与她的谈话录了下来，想多了解自己的幼年生活，以及父亲自杀的原因。
“你可以慢慢形成对父亲的印象，”多萝西说，“你问我问题，我来尽量回答，但不会说他的坏话。我也不会提及伤心的往事，因为没有必要让大家痛苦。你自己可以想象出他的样子，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能不能再给我讲讲，”比利说，“我们住在佛罗里达时的情景……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家中就剩下一听鱼罐头和一小包通心粉。那后来他有没有拿钱回家？”
“没有。他去了夜总会，我并不清楚他的工作情况。他回来时……”
“夜总会？是去表演吗？”
他在卡兹克尔山上的犹太人别墅区演出。那天，他托经纪人带回一封信，信中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莫里森。’我不知道他在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回来后，情绪比以前更糟。情况就是这样。”
“你看过父亲的遗书吗？听施韦卡特说，里面提到了许多人的名字……”
“有很多债主的名字，但不包括那个放高利贷的债主。我和你父亲一起去还债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下车去还钱时，我就坐在车里。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他是去还赌债的。他在世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帮他还清赌债，但后来我决定不再帮他还了。钱不是我欠的，我只能尽力而为，但绝对不能动用孩子的生活费。”
“不错啊，”比利打趣道，“家里还能剩下一听鱼罐头和一包通心粉。”
“后来我就出去工作，”多萝西继续说，“挣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不再给他零用钱，但每月都会把房租钱给他，可他只付给房东一半房租。”
“另外一半他拿去赌博了？”
“是的，或者用来偿还高利贷。我不清楚他都干什么了，每次问起，他都不说实话。有一次，债主来人要搬走家具，我就对他们说，都拿走吧！但是，因为我哭得很伤心，他们不忍心搬走。当时我正怀着凯西。”
“莫里森真糟糕。”
“没办法，”多萝西说，“情况就是这样。”
在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住了两个半月后，比利失落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减少。因此，比利请考尔开始下一个疗程——休假。有些患者的改善情况尚不如比利，但已能在周末回家与亲人团聚。根据比利的行为、思想和病情的稳定情况，考尔认为他已经可以回家休假了。他同意比利连续几个周末到凯西位于勒冈市的家中休假。比利异常兴奋。
一个周末，比利坚持要凯西让他看看莫里森的遗书，他知道凯西从公共律师那儿要了一个复印件。凯西担心比利会受刺激，不肯拿给他看。但听比利谈起母亲的遭遇和痛苦后，她也非常气愤，尽管她一直都很崇拜父亲。因此，她觉得是该让比利了解事情真相了。
“在这儿！”她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放在咖啡桌上，然后走开了。
信封里除了一封医疗机构写给施韦卡特的信，还有留给4个不同人的字条、写给《迈阿密新闻报》记者赫伯·劳的一封8页纸的长信，以及已被撕毁但后来又被警方拼凑起来的2页纸。这2页纸可能是写给赫伯的第二封信，但是没有完成。
莫里森嘱咐的最小还款金额是27美元，最大的则是180美元。在给“刘易斯”的便条上写着：“最后的笑话。小孩：妈妈，狼人是什么？母亲：闭嘴，把你脸上的毛梳整齐！”
留给多萝西的便条中，先交代了领取保险金赔偿的事，最后写道：“把我火葬了，因为我无法忍受你在我的坟头跳舞。”
在写给记者赫伯的信中有很多地方已无法辨认，在此以x号代替：
致赫伯·劳先生
《迈阿密新闻报》
您好：
下决心写这封信并不容易。您可能会认为这是懦夫的行为，但我的整个世界已经崩溃，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能为我的三个孩子——吉姆、比利和凯西——提供一点保障的，就只有我的保险金了，因此请您设法不要让我的妻子碰那些钱。她一直与她工作圈里的男人鬼混，就是因为这些人，我的家庭破碎了，虽然我曾努力维护这个家庭。
这个故事令人不齿。尽管我全身心地爱着我的孩子，但她为了自己所谓的事业，让孩子们无法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事情是这样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我曾多次提出和她结婚，但她一直找各种借口推诿，还总责怪我第一次约会就让她怀孕。（事情经过，我在迈阿密的律师罗森豪可以证明。）后来，我把她介绍给我的家人，告诉他们她是我的妻子。孩子出生后，我准备搬到一个较小的城市生活，并办理结婚手续，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时我是多么疼爱我的小儿子呀xxx。
可她又找理由拒绝，“这样会让人看到我们身份证上的婚姻状况”等等。后来，第二个男孩出生了。在最初的两个星期，我们一直担心他能否活下去。幸好上帝保佑着我们，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而且也很健康。我认为孩子的病是个警告，于是再次提出结婚的要求。但她又以同样的借口拒绝了。她的生活也完全走了样，不但酗酒，而且还经常旷工。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们与她在一起并不安全。她不止一次地殴打孩子，而且不是用手，我只能用武力加以制止。请相信我，我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般。家庭的不幸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会杀了她。我要xxx，但她央求我耐心等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将孩子送到一家不错的托婴中心，因为她想回夜总会和剧院上班。
我们回到迈阿密后，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三个孩子，还发誓绝不再和客人鬼混，于是我就同意她回去继续唱歌。但是，她不断酗酒、疾病缠身，结果因患肝炎被送进了医院。她的病一直没有好，出院后还继续接受了几个星期的治疗。她告诉我，医生说如果她担心家庭开支太大，可以回去工作，偶然喝几杯鸡尾酒对她的身体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不同意她的想法，但她还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与夜总会签订了合同。当时，我也决定到纽约山区工作几个星期，在那以前我们从未分开过。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交往的都是些皮条客和高利贷主。她觉得这些人能给她带来多姿多彩的生活。我从纽约回来，看到她买了男式衬衣和牛仔裤。从此，我简直就像生活在炼狱里。
她因为继续酗酒又犯了病，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她的肝病已严重到无法进行手术。在她住院的几个星期里，我要开150公里的夜车才能赶上白天的探视时间，然后再赶回家干油漆活。可就在那个时候，她还打算离婚，好让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做手术那天，在麻醉药效尚未退去之时，她迷迷糊糊地把我当成了别的男人。我告诉她，是我一直守护在她身旁，但她一直没有搞明白。她还吹嘘说她多年来是如何像玩弄嫖客一般玩弄我。事后，为了孩子们，我从未向她提过这些事。我请求xxx。
她身体逐渐好起来后，我又再次提起结婚的事。但是，她说她曾和一位牧师谈过，牧师告诉她“不必担心孩子的身份”，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她的推托之辞，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她就是在跟我玩捉迷藏。她甚至向媒体表示要和我离婚，可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不仅如此，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竟然接到一封来自法院的通知，禁止我接近我的孩子，结果令我无法和孩子们共度圣诞节。新年前夕是我小女儿的生日，她拒绝让我去看她，但事后又打来电话，告诉我在女儿的生日派对上他们玩得如何愉快……
赫伯先生，您可以问问我的同事，我是如何深深地爱着并忠于我的妻子。但是，眼前的这一切令我无法再忍受了。夜总会是女人的天下，她想方设法让我丢掉了两份工作。您可以想象得到，她警告我如果再试图接近孩子们，就把我赶出迈阿密。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失踪个一至三天，我已无法再面对人生，无法面对几个孩子未来的遭遇。我努力过，但都失败了。不过，我希望这一次能成功。为了保护孩子们，我过去必须忍受与她共同生活造成的痛苦，但我现在宁愿到全能的上帝面前赎罪，也不愿再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最后，我请求您联系相关机构，请他们保护我的孩子们。祈求上帝怜悯我的灵魂。
莫里森
比利被父亲的遗书震惊了，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怀疑着它的真实性。他读的次数越多，就越渴望了解更多的情况。后来，比利与作家联系，想搞清楚事情的始末和真伪。
在离开凯西家之前，他给佛罗里达律师协会打了几个电话，想与父亲的律师谈谈。但是，对方告诉他，那位律师已经过世了。后来，他又打电话到婚姻登记处查询，结果并未找到莫里森和多萝西的婚姻记录。
他坚持不懈地打电话，终于找到了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夜总会的老板。老板已经退休了，目前拥有一艘游艇，还为夜总会供应海产。老板说他知道总有一天莫里森的孩子会来向他询问。他曾解雇了比利的母亲，因为她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进了夜总会。莫里森想尽办法让她离开那些人，但都以失败告终。他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对待自己的男人。
比利还去找过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汽车旅店工作过，他还记得比利的父亲，也记得莫里森在圣诞节接过电话后情绪变得非常沮丧的情景。他的话与父亲遗书的内容十分吻合——母亲给父亲打电话羞辱他。
比利回到医院后又开始失落时间。星期一早晨，他给作家打电话要求推迟见面。
作家星期三来看比利，却发现“老师”不见了，他看到的是尚未融合的比利。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为了引起“老师“的兴趣，他询问起比利研究无线电话的情况。比利思考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知不觉中，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坚定，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他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老师”又回来了。
“你为什么这么气愤，情绪如此沮丧？”作家问道。
“我睡不着觉，很疲倦。”
作家指着一本柯迪无线电教科书：“谁在组装这些机器？”
“汤姆用了一整天时间组装这些东西，考尔一直在和他交谈。”
“现在你是谁？”
“是‘老师’，但我情绪不好。”
“你为什么要离开，让汤姆出现？”
“我母亲和他现在的丈夫，还有她的过去都让我烦恼。我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和我没有关系。我精神很紧张，所以昨天吃了一片镇静剂，睡了一整天。昨晚我睡不着，一直到今天早晨6点都醒着。我想彻彻底底地消失。假释委员会的做法令我很气愤，他们要把我送回利巴农管教所，有时候我甚至想就让他们把我带回去，把事情了结算了，只要他们别再来烦我。”
“比利，分裂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努力，好让自己做得完美。其他人格能做的事，我都得去做，这样非常累。我得画画，画完了就要把手洗干净，拿出书本坐在椅子上记笔记，读几个小时的书后，又要起身去组装无线电器。”
“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这么多事情是无法一次完成的。”
“但我一直想这么做，我要尽快弥补过去的空白。时间这么宝贵，我知道自己必须努力。”
“老师”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另外，我还必须面对我的母亲。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她开口，因为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对待她了。现在，一切都变了。假释委员会、即将举行的听证会，还有我几天前看到的父亲遗书，这一切几乎令我崩溃了，我很难再维持融合。”
2月28日，比利打电话告诉他的律师，不希望他的母亲出席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听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