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江宁布政查赈灾，揭惊人真相
第四节 江宁布政查赈灾，揭惊人真相
《林公案》第十七回说的是林公到江宁任布政使，亲自查勘赈灾实情，发现了逃荒恶习背后的惊人真相。
原来江苏江北泰兴县一带，十年九荒，非但国税无着，反而连连下拨国库公帑赈济。林公为此受命前往查勘治理。到任没几日，林公便同张幼德、杨彪扮成商人，雇舟前往江北，先到里下河一带查看。只见地势低于运河，倘若运河水涨外溢，则里下河一带的田地尽成泽国，因此地方常常报水灾，乞公帑赈济。当时雨水调匀，有几处底田，禾稻种得很盛。有几处却是一片汪洋。林公初时以为邻近运河，有溃堤决水所致，反覆查勘运河两侧堤坝，却并未崩溃，便觉得十分可疑。第二天从原路路过，发现昨天所见的长势甚好的稻苗也淹没成汪洋泽国。暗想昨晚并未下雨，又非湖讯暗涨之期，运河东西两堤，也未崩溃，水从何来？于是逢人便问，却都是含糊对答，更增加了林公的疑惑。于是改变策略，三人假装到酒肆中饮酒，以便搭讪探听些消息。正在酒肆中与两个老者闲谈，忽见酒肆门前人声嘈杂，走过许多难民，扶老携幼，宛如乞丐。林公便问一叫何义生的老者：今年天公作美，雨水调和，为什么还有这许多逃荒难民呢？
何义生仗着几分酒意打开了话匣子：原来有一帮难民，视逃荒为一种生意。逃荒既不需要资本，而且到处有里镇乡董招待酒食，临行还有银钱相赠，因此本处有几个不肖的武举人、文秀才，因没有本领图上进，便抛弃了正当职业，情愿做逃荒难民头脑，空手出门，满载而归，由是习成风气，荒年固然要出去逃荒，就是熟年，也要做成荒年，出去逃荒。
林公听了一番奇谈，很是诧异地问道：天地荒熟，凭天所断，不荒怎样好强做荒年，逃荒出于个人自愿，谁能强制人逃荒呢？
何义生叹了一口气，一连喝了两大杯酒，方才揭开了谜底：“往往有种田的农民，遇着雨水均匀的年份，赶农忙莳秧，若不使用小费，那逃荒头脑，就同着保正来干涉，不许栽种，说是此项田亩已经注入荒册，呈报省宪，不消耕种，将来自有赈款发给你们的。你若顺从他们便没事，若不顺从，他们到了夜间，就打通堤岸灌水入内，好好的熟田，变成了满水荒田。你若到县里去告状，那状词送进，如石投水，凭你三张五张诉状，连批语都没有一字。
原来一班猾吏、劣绅、土棍、地保，通同一起，朋比为奸，靠着逃荒赈济为唯一收入。南京制台派人查办，也被他们弄得叫苦连天。故像今年本来不是荒年，也照样的要报荒请赈……不愿随他们出去逃荒；土棍就率领无数难民，赶来食宿，把你家中存储的米粮，吃个干净，这个叫做吃大户，逼得你走投无路，不得不跟着他们去做逃荒的难民。因跟他们打伙同行，家中可免骚扰，回家时还有银米分派，因此习成风气，有许多身家殷实的农民，也成群结队地出去逃荒，一面由地保土棍串同漕书猾吏，向府县衙门报荒请赈，等到上司核准，拨款赈济，那一班荒虫，便先期赶回家乡领赈。如此一来，逃荒竟有两宗收入，比较在种田的出息多上几倍，并且不劳而获。如此情形，又哪得不要十年九荒呢？”
林公又问道：“朝廷拨款赈济，何等郑重，要派委员复勘灾区，调查灾户，编造灾民户口册，发赈又有委员会监察，司事按名发给，他们怎样舞弊呢？”
何义生又和盘托出：“这也是一种瞒上不瞒下的勾当，莫说朝廷不会得知，就是省方大吏，也蒙在鼓里，那一班吞没赈款的猾吏、土棍、劣绅、恶保，手段通天，每次赈款，少至二三万，多至十数万，由他们暗中把持包办，造册时，把家丁佃户混入丁册，领款时，派流氓乞丐持票代领，复勘时，拔去熟田中的禾稻，连夜灌水满田，变做荒田，百计把持，就是龙图再世，也难扫清积弊。至于他们领到的赈款，不论多少，概做田份分派，灾民一份，逃荒头脑与该区地保合一份，土棍和劣绅合一份，猾吏和漕书合一份。”而其中的主要头脑是里下河的陆长树，还有猾吏王玉淋、劣绅谢戒之、劣保徐浩等人。
林公查访到上述实情，便回省报告给省督衙门，并当即委派了候补知县李家驹作为勘察委员前往查勘。不料隔了几天，李家驹狼狈回省，禀告了查勘闹荒所遇到的情形。原来，李家驹正在里下河一带查勘被淹田地，发现亩数不符，次日又复查被灾户口，忽然涌来一大帮妇女和儿童，齐声高嚷要饿死了，还等什么复勘。一边说，一边抛砖掷泥，把知县的轿子打坏。更有十几个泼辣农妇，声言要把知县拖去咬死。李家驹慌忙回船，恐怕闹出什么大乱子，便马上回省请示。
林公知道，若不将陆长树、王玉淋等严办，难治其流弊。于是请示制军大人，亲自带领官兵捉拿了陆、王等人，按律重办。同时复查了受灾人口，发现原来上报的人数多达二千三百四十人，而实际才有九百一十一人。林公申斥了知县许魁，许魁每次均由乡董报上受灾户口，再派漕书复查，自己并未亲自复勘。许魁连称知罪，懊丧不已。
自此之后，朝廷更对林公褒扬倚重。
品析：
此案展现了清末基层社会民生的恶劣且混乱的一个图景，让人叹为观止。地方土棍、地保、劣绅等黑恶势力把持基层社会经济与生活，架空官府，从中也说明封建制度的肌体从根上已经失灵和失控。而从法治的角度看，正是法度失范、执法不严、存在空白和盲区，才造成整个社会基底的腐化和溃败。而对于朝廷和地方官府，虽则有心治理，无奈缺失基层治理的有效而坚决的机制和抓手，被乡董、地保、漕书等基层低级官吏所操控把持，即使有法律，也是徒然。
例如，《大清律例》卷九“户律”之“田宅”条就有“检踏灾伤田粮”款，即规定：“若初覆检踏，官吏不行亲诣田所，及虽诣田所，不为用心从实检踏，止凭里长、甲首朦胧供报，中间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减分数，通同作弊，瞒官害民者，各杖一百，罢职役不叙。若致枉有所征免数数，计赃重者坐赃论。里长、甲首各与同罪，受财者，并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中又有条例规定：“赈济被灾饥民，以及蠲免钱粮，州、县官有侵蚀肥己等弊，致民不沾实惠者，照贪官例，革职拿问，督抚、布政司、道、府等官不行稽察者，俱革职。”
此案中，省、州、县各级地方官倒没有不认真对待赈济灾民，但却被一班地保、土棍串同漕书、猾吏，向府县衙门报荒请赈，弄虚作假，谎报冒领，造成国家赈济款虚报冒领流失之过，对猾吏、地保等人按律当严惩，而许知县并未亲自检踏复核，也有失职之罪。林公并未对其处罚或题参，应是网开一面了。
《林公案》第十七回说的是林公到江宁任布政使，亲自查勘赈灾实情，发现了逃荒恶习背后的惊人真相。
原来江苏江北泰兴县一带，十年九荒，非但国税无着，反而连连下拨国库公帑赈济。林公为此受命前往查勘治理。到任没几日，林公便同张幼德、杨彪扮成商人，雇舟前往江北，先到里下河一带查看。只见地势低于运河，倘若运河水涨外溢，则里下河一带的田地尽成泽国，因此地方常常报水灾，乞公帑赈济。当时雨水调匀，有几处底田，禾稻种得很盛。有几处却是一片汪洋。林公初时以为邻近运河，有溃堤决水所致，反覆查勘运河两侧堤坝，却并未崩溃，便觉得十分可疑。第二天从原路路过，发现昨天所见的长势甚好的稻苗也淹没成汪洋泽国。暗想昨晚并未下雨，又非湖讯暗涨之期，运河东西两堤，也未崩溃，水从何来？于是逢人便问，却都是含糊对答，更增加了林公的疑惑。于是改变策略，三人假装到酒肆中饮酒，以便搭讪探听些消息。正在酒肆中与两个老者闲谈，忽见酒肆门前人声嘈杂，走过许多难民，扶老携幼，宛如乞丐。林公便问一叫何义生的老者：今年天公作美，雨水调和，为什么还有这许多逃荒难民呢？
何义生仗着几分酒意打开了话匣子：原来有一帮难民，视逃荒为一种生意。逃荒既不需要资本，而且到处有里镇乡董招待酒食，临行还有银钱相赠，因此本处有几个不肖的武举人、文秀才，因没有本领图上进，便抛弃了正当职业，情愿做逃荒难民头脑，空手出门，满载而归，由是习成风气，荒年固然要出去逃荒，就是熟年，也要做成荒年，出去逃荒。
林公听了一番奇谈，很是诧异地问道：天地荒熟，凭天所断，不荒怎样好强做荒年，逃荒出于个人自愿，谁能强制人逃荒呢？
何义生叹了一口气，一连喝了两大杯酒，方才揭开了谜底：“往往有种田的农民，遇着雨水均匀的年份，赶农忙莳秧，若不使用小费，那逃荒头脑，就同着保正来干涉，不许栽种，说是此项田亩已经注入荒册，呈报省宪，不消耕种，将来自有赈款发给你们的。你若顺从他们便没事，若不顺从，他们到了夜间，就打通堤岸灌水入内，好好的熟田，变成了满水荒田。你若到县里去告状，那状词送进，如石投水，凭你三张五张诉状，连批语都没有一字。
原来一班猾吏、劣绅、土棍、地保，通同一起，朋比为奸，靠着逃荒赈济为唯一收入。南京制台派人查办，也被他们弄得叫苦连天。故像今年本来不是荒年，也照样的要报荒请赈……不愿随他们出去逃荒；土棍就率领无数难民，赶来食宿，把你家中存储的米粮，吃个干净，这个叫做吃大户，逼得你走投无路，不得不跟着他们去做逃荒的难民。因跟他们打伙同行，家中可免骚扰，回家时还有银米分派，因此习成风气，有许多身家殷实的农民，也成群结队地出去逃荒，一面由地保土棍串同漕书猾吏，向府县衙门报荒请赈，等到上司核准，拨款赈济，那一班荒虫，便先期赶回家乡领赈。如此一来，逃荒竟有两宗收入，比较在种田的出息多上几倍，并且不劳而获。如此情形，又哪得不要十年九荒呢？”
林公又问道：“朝廷拨款赈济，何等郑重，要派委员复勘灾区，调查灾户，编造灾民户口册，发赈又有委员会监察，司事按名发给，他们怎样舞弊呢？”
何义生又和盘托出：“这也是一种瞒上不瞒下的勾当，莫说朝廷不会得知，就是省方大吏，也蒙在鼓里，那一班吞没赈款的猾吏、土棍、劣绅、恶保，手段通天，每次赈款，少至二三万，多至十数万，由他们暗中把持包办，造册时，把家丁佃户混入丁册，领款时，派流氓乞丐持票代领，复勘时，拔去熟田中的禾稻，连夜灌水满田，变做荒田，百计把持，就是龙图再世，也难扫清积弊。至于他们领到的赈款，不论多少，概做田份分派，灾民一份，逃荒头脑与该区地保合一份，土棍和劣绅合一份，猾吏和漕书合一份。”而其中的主要头脑是里下河的陆长树，还有猾吏王玉淋、劣绅谢戒之、劣保徐浩等人。
林公查访到上述实情，便回省报告给省督衙门，并当即委派了候补知县李家驹作为勘察委员前往查勘。不料隔了几天，李家驹狼狈回省，禀告了查勘闹荒所遇到的情形。原来，李家驹正在里下河一带查勘被淹田地，发现亩数不符，次日又复查被灾户口，忽然涌来一大帮妇女和儿童，齐声高嚷要饿死了，还等什么复勘。一边说，一边抛砖掷泥，把知县的轿子打坏。更有十几个泼辣农妇，声言要把知县拖去咬死。李家驹慌忙回船，恐怕闹出什么大乱子，便马上回省请示。
林公知道，若不将陆长树、王玉淋等严办，难治其流弊。于是请示制军大人，亲自带领官兵捉拿了陆、王等人，按律重办。同时复查了受灾人口，发现原来上报的人数多达二千三百四十人，而实际才有九百一十一人。林公申斥了知县许魁，许魁每次均由乡董报上受灾户口，再派漕书复查，自己并未亲自复勘。许魁连称知罪，懊丧不已。
自此之后，朝廷更对林公褒扬倚重。
品析：
此案展现了清末基层社会民生的恶劣且混乱的一个图景，让人叹为观止。地方土棍、地保、劣绅等黑恶势力把持基层社会经济与生活，架空官府，从中也说明封建制度的肌体从根上已经失灵和失控。而从法治的角度看，正是法度失范、执法不严、存在空白和盲区，才造成整个社会基底的腐化和溃败。而对于朝廷和地方官府，虽则有心治理，无奈缺失基层治理的有效而坚决的机制和抓手，被乡董、地保、漕书等基层低级官吏所操控把持，即使有法律，也是徒然。
例如，《大清律例》卷九“户律”之“田宅”条就有“检踏灾伤田粮”款，即规定：“若初覆检踏，官吏不行亲诣田所，及虽诣田所，不为用心从实检踏，止凭里长、甲首朦胧供报，中间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减分数，通同作弊，瞒官害民者，各杖一百，罢职役不叙。若致枉有所征免数数，计赃重者坐赃论。里长、甲首各与同罪，受财者，并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中又有条例规定：“赈济被灾饥民，以及蠲免钱粮，州、县官有侵蚀肥己等弊，致民不沾实惠者，照贪官例，革职拿问，督抚、布政司、道、府等官不行稽察者，俱革职。”
此案中，省、州、县各级地方官倒没有不认真对待赈济灾民，但却被一班地保、土棍串同漕书、猾吏，向府县衙门报荒请赈，弄虚作假，谎报冒领，造成国家赈济款虚报冒领流失之过，对猾吏、地保等人按律当严惩，而许知县并未亲自检踏复核，也有失职之罪。林公并未对其处罚或题参，应是网开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