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秀士”闯堂理问，被杖陷狱暗害
第三节 “秀士”闯堂理问，被杖陷狱暗害
姚庚出了衙门，与张龙、李虎两人私下相庆，不想被毛公听了个仔细。毛公于是闯进公堂，以秀士穷儒名义直言刘知州“竟听信姚庚的一面伪词，并不严究姚庚，反行苦拷杨氏三人，屈打成招，亦不应掐监下狱之罪。既食皇家俸禄，理当秉公判断曲直，方不愧民之父母也”。
刘知州闻言，“心中不悦”，但碍于毛公是秀士，也不好一上来就动粗。先是开言辩驳：“你这狂生，依仗黉门（古时学校，这里泛指读书人）秀士，空读诗书，不知国家法度，竟敢闯衙闹堂，藐视现任，欺压当官！本州岂不知第一尽忠报国，第二为国怜民，第三凡民情必须着意详究，不敢屈了百姓？本州秉公判断，哪有冤枉黎民之案件？” 这段自辩颇有意思。说秀士依仗黉门，闯衙闹堂，藐视现任，“欺压当官”。“欺压”两字充分说明了当时读书人，有功名之人，的确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地位，不得随意讯问。
毛公继续责问刘知州，“依学生愚见，望州尊休枉法冤民，复讯判断，才是除暴安良”。结果刘知州不由恼羞成怒，无名火起，喝令将毛公责打四十手简。毛公更是大怒并大骂“好一个赃官”“与你誓不两立”。刘知州此时遂令禁卒：“把他先是收了禁，再禀明府台，再追他性命不迟。”这里，特别提及需要“禀明府台”，而不敢擅自决断。在明、清两代，知府的地位比直隶州的散州（相当于县）的地位要高。所以，有疑案或要事，涿州的知州还需要向上司保定府知府再请示。
品析：
对于官员贪赃枉法，历代朝廷均有律法严处。《大明律》卷第二十三“刑律六”之“受赃”条“官吏受财”款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有赃者，计赃从重论。” 其中，有禄人枉法，受财二十贯，杖六十，徒一年；五十五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十贯，绞。八十贯就要被处以绞刑，可见，明朝对官员受财并枉法处罚是极为苛刻的。
而对于官吏并未受财，但案件两造私下受赃致罪的情况，也有“坐赃致罪”款规定：“凡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财，坐赃致罪。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与者，减五等。”其中，“一贯以下，笞二十。一贯以上至十一贯，笞三十。”“五百贯之上，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此外，另有“官司出入人罪”“断罪不当”等款，都是对官吏断案、审判过程中动刑与量刑不当给予的处罚。此案中，刘知州受贿三百两银，数额巨大，显然应当受到严厉的惩处。
话说姚庚回到家，将案情私下说与妻子刘氏，不想被儿子玉磬听到，深以父母恶行为耻。第二天趁上私塾之际，偷偷告知了堂兄金钟。金钟闻听大骇，奔告祖母高氏。高氏痛斥孽子姚庚，反被姚庚推倒在地，挥拳要打。刘氏劝阻下来，却以高氏要将姚义的家财、田产尽数交付给自己一家为条件，否则就将高氏和金钟杀害。
第二天，高氏悄悄出门前去官府告发，被姚庚夫妇发觉，半道上被孽子姚庚追上，欲举刀杀母。高氏抬手一挡，五指落地，血流不止，昏倒在地。姚庚复又举刀来杀，忽平地一阵狂风将高氏卷走，不见踪影。姚庚回到家，夫妇两人又要谋害上学堂的金钟。幸得玉磬听闻告密，堂兄弟两人商议一同逃走，以免日后受害。不成想，半道上，遇到一只猛虎，兄弟两人各自逃散。
高氏被风吹到通往杭州的大路，巧遇了姚义。原来当年他受了梁法的三百两赠银，往来贸易，生意兴隆，得利倍增。一日清算账目，途中听闻一老妇在路旁痛哭，仔细一看，正是自己的老母，母子相见，悲喜交加。高氏遂将前后经过一一述说。母子两人商议，听说皇上钦命了一位巡按毛大人，忠正无比，“咱母子赶到保定府鸣冤雪恨”。
刘知州将毛公收禁后，退堂暗想：“这个秀才虽然搅扰公堂，并无大罪，倘若上司闻知，多多不便。不如暗将狂生害死，以绝后患，岂不少些周折？”于是，私下找来禁卒王彪，让其暗中将此秀才害死。
王彪心里害怕，又听说新任巡按不久到任，日后被访查出来，非同小可。于是写了辞差事帖，又悄悄到了牢狱中，偷见了毛公私下告知其刘知州的阴谋。毛公遂私下写了密信一封，央求王彪送到京城吏部尚书黄景隆府上。
信中写道：“钦命直隶巡按毛登科，因私访逆案，涿州知州刘子云贪赃卖法，屈打成招，逆徒逍遥法外。卑职一时恼怒，闯堂理问，被责掐监，意欲害卑职灭口。幸蒙圣主福庇，禁卒王彪泄机。赴京到吏部府投书转奏，冤民幸甚。上呈。”这里，值得读取的关键词有：“私访逆案”“贪赃卖法”，“闯堂理问，被责掐监”。刘知州竟然敢对钦差下手，意欲灭口，当然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所以说是逆案。贪赃枉法自不必多说，因贪赃而更改案情原委，颠倒黑白，故勘平民，冤枉良人，比一般受贿减轻罪责的性质还要严重。
黄尚书启奏皇上，皇上下旨：“即命刑部大堂胡炳章带领火掌赴涿州锁拿知州刘子云，交与毛登科按律治罪，不可徇私轻纵。” 值得重点解读的是：“交与毛登科按律治罪。”一则是继续由钦差亲审；二则是要按律；三则是不能轻纵。
于是，胡炳章带着圣旨来到涿州，锁拿了刘知州，救出毛公，便在涿州州衙公堂上审讯刘知州。此时的刘知州已是懊悔不已，被毛公打了四十杖板，伏地不语。
此时，毛公又接到姚义母子两人的诉状。
“具状孀妇高氏，年六十四，住良乡县姚家庄，告长子姚庚为逆伦杀母，绝义害弟。恳恩拘惩，以儆刁恶事：
窃氏生子二人，长子姚庚，次子姚义，异居各炊。不料姚庚逆恶不伦，其妻刘氏悍恶助虐。姚义出外贸易，姚庚途中劫杀。姚庚、刘氏合谋诱卖弟妇，以银贿知州屈打成招，掐监下狱。氏闻此信，来州告姚庚之逆。姚庚赶至中途，胆敢持刀杀母，现将五指削去为证。现同次子姚义来辕，叩乞院宪大人恩准，以救母子蚁命，实为德便。上叩。”
这则诉状，与前述毛公亲写状子一样，言简意达，寥寥几百字将案情经过交待得清清楚楚。同时，也保持一份平和与中立的态度，并没有在诉状中加上过多的主观感情色彩，特别是并没有带着情绪要求对被告进行究问甚至用刑折狱。这与《包公案》中记载的诉状格式、内容和传达的意愿相比，在法律意识上有更大进步。
如《包公案》第九十八则《床被什物》中，也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原告丈夫孙诲控告光棍张逸、李陶调戏自己的媳妇，反而追打自己，并反诬孙诲妻子卖淫诈要他们银两却不与他们成就好事的案情。孙诲即具状告县：
“告为获实强奸事：朋党聚集，与山居野育者何殊。帘帷不饰，比牢餐栈栖者无别。棍恶张逸、李陶，乃嫖赌刁顽，穷凶极恶。自称花酒神仙，实系纲常蟊贼。窥诲出外，白昼来家，挟制诲妻，强抱恣奸。妻贞不从，大声喊叫，幸诲撞入，彼反行凶，推地乱打，因逃出外，邻里尽知。白日行强，夫伤妻辱。一人之目可掩，众人之口难箝。痛恶奋身争打，胜如采石先登。喊声播闻，恰似昆阳大战。恨人如罗刹，幸法有金刚。
急告。”
对比上述诉状风格，可见《包公案》中所录诉状，文字渲染的成分较大，希望用文辞修饰来增强诉状所诉告案情的感染性和严重性。而姚义母子的诉状风格显然要直白和平实。
最终，毛公提笔定罪：“姚庚逆伦杀母，刘氏阴谋助虐，俱问凌迟处死之罪；州官受贿贪赃，苦打按院，问成立斩；姚义无辜被害，两股家产归一掌管，回家孝养老母。”
“处决已毕，遂拜本奉明圣上。”由于有圣旨在前，毛公将姚庚夫妇以及赃官斩立决。之后再上报圣上。这也符合古代中国司法制度的“程序正义”。
品析：
《毛公案》六回故事，案情并不复杂，也没有以往公案小说中案中案的疑难纷繁，主要展现的是兄弟相残的逆伦、赃官的枉法。
姚庚欲杀弟弟及母亲，已经属于十恶之“恶逆”。判处凌迟合于大明律令。
在《大明律》卷第十九“刑律二”之“人命”条中，有“谋杀祖父母、父母”款规定：“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 姚庚事实上已经付诸行动了，而且，要不是“老天有眼”，刮来一阵狂风，事实上，姚庚两次行凶都已经得逞。故判处凌迟甚为合律。
再则，姚庚还辱骂母亲，目无尊长。又私下卖弟媳入娼门，属于十恶之八，《大明律》卷第一“名例律”之“十恶”条：“八曰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而卷第二十一“刑律”之“骂詈”条之“骂祖父母、父母”款规定：“凡骂祖父、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 可见，在古代，对尊长之孝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本案中，姚庚不仅辱骂自己的母亲，如第一回描写道：“母亲，你枉活了六七十岁，太也糊涂……”其妻刘氏更是变本加厉。第二回写道，刘氏对婆婆高氏用手一指说：“你这不懂理的老狗！我和你虽是婆媳，如今各衣另饭，并无所辖。你如何胆大欺心，开言骂我！我今给你一个厉害，非打你一顿不可！” 说着就要动手。足见刘氏猖狂跋扈到何种地步，按律当绞。但在现实中，民不告官不究，高氏忍气吞声，也只是作罢而已。
而刘知州，一则受贿得赃银三百两，数额巨大，且枉法冤判平人。二则谋害钦差，每一条都是死罪。所以，毛公判处“斩立决”，也符合律法。
《毛公案》小说精短，案情并不曲折难断，但其中折射了明代嘉靖年间的司法制度、官场黑暗与民风民情。
第一，朝廷对巡按制度虽仍重视，但具体到州县，难掩地方吏治的腐败、司法制度的崩弛。此案中，上到知州，下到一般皂役、门子、书吏等，已经勾结成为了一个利益链，所以低级的衙役，都敢明目张胆私下与被告勾兑，承诺颠倒案情，曲法冤人。
第二，此案的主角和内容主体，是关于家庭财产纠纷和兄弟关系。固然像姚庚这样素来居心不良、谋杀亲母和亲弟、拐卖弟媳的“恶逆”之人少之又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传统家庭关系已经不甚紧密，分家争产似成常态。姚凤分家时，是“即请亲友到来，对众平分，兄弟二人各分一半，把一所大宅分为两院，各住一院”。族人、族长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已经式微。像姚庚如此恶逆行为，理当请族人、族长出面，主持公道正义。而小说全案，除了分家时提到“亲友”，几乎看不到族人、族长的调息和族规的德法作用。
第三，到明嘉靖时代，社会风气渐趋奢靡淫逸，而拐卖人口等行为也较为普遍。姚庚“自从父亡后，就任意胡为，吃酒嫖妓，交些狐朋狗友无赖之徒”。而王媒婆与乐户刘清，也是干些低贱而违法的勾当。按历朝律法，是不能私卖良人入乐户的。在本案中，起初王媒婆与乐户刘清均有威胁并鞭打杨氏的行为，已属于合谋诱取、略卖并伤人之罪。好在经毛公一番规劝，幡然改过自新，还勇于作证，指认姚庚，与毛公一道受赃官的严刑之苦，其行为可赞。也说明，他们也知道略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法律后果。这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倡导的，全民知法、普法，官员“讲读律令”的制度，对于普及法律知识、塑造法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广作用。
姚庚出了衙门，与张龙、李虎两人私下相庆，不想被毛公听了个仔细。毛公于是闯进公堂，以秀士穷儒名义直言刘知州“竟听信姚庚的一面伪词，并不严究姚庚，反行苦拷杨氏三人，屈打成招，亦不应掐监下狱之罪。既食皇家俸禄，理当秉公判断曲直，方不愧民之父母也”。
刘知州闻言，“心中不悦”，但碍于毛公是秀士，也不好一上来就动粗。先是开言辩驳：“你这狂生，依仗黉门（古时学校，这里泛指读书人）秀士，空读诗书，不知国家法度，竟敢闯衙闹堂，藐视现任，欺压当官！本州岂不知第一尽忠报国，第二为国怜民，第三凡民情必须着意详究，不敢屈了百姓？本州秉公判断，哪有冤枉黎民之案件？” 这段自辩颇有意思。说秀士依仗黉门，闯衙闹堂，藐视现任，“欺压当官”。“欺压”两字充分说明了当时读书人，有功名之人，的确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地位，不得随意讯问。
毛公继续责问刘知州，“依学生愚见，望州尊休枉法冤民，复讯判断，才是除暴安良”。结果刘知州不由恼羞成怒，无名火起，喝令将毛公责打四十手简。毛公更是大怒并大骂“好一个赃官”“与你誓不两立”。刘知州此时遂令禁卒：“把他先是收了禁，再禀明府台，再追他性命不迟。”这里，特别提及需要“禀明府台”，而不敢擅自决断。在明、清两代，知府的地位比直隶州的散州（相当于县）的地位要高。所以，有疑案或要事，涿州的知州还需要向上司保定府知府再请示。
品析：
对于官员贪赃枉法，历代朝廷均有律法严处。《大明律》卷第二十三“刑律六”之“受赃”条“官吏受财”款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有赃者，计赃从重论。” 其中，有禄人枉法，受财二十贯，杖六十，徒一年；五十五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十贯，绞。八十贯就要被处以绞刑，可见，明朝对官员受财并枉法处罚是极为苛刻的。
而对于官吏并未受财，但案件两造私下受赃致罪的情况，也有“坐赃致罪”款规定：“凡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财，坐赃致罪。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与者，减五等。”其中，“一贯以下，笞二十。一贯以上至十一贯，笞三十。”“五百贯之上，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此外，另有“官司出入人罪”“断罪不当”等款，都是对官吏断案、审判过程中动刑与量刑不当给予的处罚。此案中，刘知州受贿三百两银，数额巨大，显然应当受到严厉的惩处。
话说姚庚回到家，将案情私下说与妻子刘氏，不想被儿子玉磬听到，深以父母恶行为耻。第二天趁上私塾之际，偷偷告知了堂兄金钟。金钟闻听大骇，奔告祖母高氏。高氏痛斥孽子姚庚，反被姚庚推倒在地，挥拳要打。刘氏劝阻下来，却以高氏要将姚义的家财、田产尽数交付给自己一家为条件，否则就将高氏和金钟杀害。
第二天，高氏悄悄出门前去官府告发，被姚庚夫妇发觉，半道上被孽子姚庚追上，欲举刀杀母。高氏抬手一挡，五指落地，血流不止，昏倒在地。姚庚复又举刀来杀，忽平地一阵狂风将高氏卷走，不见踪影。姚庚回到家，夫妇两人又要谋害上学堂的金钟。幸得玉磬听闻告密，堂兄弟两人商议一同逃走，以免日后受害。不成想，半道上，遇到一只猛虎，兄弟两人各自逃散。
高氏被风吹到通往杭州的大路，巧遇了姚义。原来当年他受了梁法的三百两赠银，往来贸易，生意兴隆，得利倍增。一日清算账目，途中听闻一老妇在路旁痛哭，仔细一看，正是自己的老母，母子相见，悲喜交加。高氏遂将前后经过一一述说。母子两人商议，听说皇上钦命了一位巡按毛大人，忠正无比，“咱母子赶到保定府鸣冤雪恨”。
刘知州将毛公收禁后，退堂暗想：“这个秀才虽然搅扰公堂，并无大罪，倘若上司闻知，多多不便。不如暗将狂生害死，以绝后患，岂不少些周折？”于是，私下找来禁卒王彪，让其暗中将此秀才害死。
王彪心里害怕，又听说新任巡按不久到任，日后被访查出来，非同小可。于是写了辞差事帖，又悄悄到了牢狱中，偷见了毛公私下告知其刘知州的阴谋。毛公遂私下写了密信一封，央求王彪送到京城吏部尚书黄景隆府上。
信中写道：“钦命直隶巡按毛登科，因私访逆案，涿州知州刘子云贪赃卖法，屈打成招，逆徒逍遥法外。卑职一时恼怒，闯堂理问，被责掐监，意欲害卑职灭口。幸蒙圣主福庇，禁卒王彪泄机。赴京到吏部府投书转奏，冤民幸甚。上呈。”这里，值得读取的关键词有：“私访逆案”“贪赃卖法”，“闯堂理问，被责掐监”。刘知州竟然敢对钦差下手，意欲灭口，当然是犯了大逆不道的死罪，所以说是逆案。贪赃枉法自不必多说，因贪赃而更改案情原委，颠倒黑白，故勘平民，冤枉良人，比一般受贿减轻罪责的性质还要严重。
黄尚书启奏皇上，皇上下旨：“即命刑部大堂胡炳章带领火掌赴涿州锁拿知州刘子云，交与毛登科按律治罪，不可徇私轻纵。” 值得重点解读的是：“交与毛登科按律治罪。”一则是继续由钦差亲审；二则是要按律；三则是不能轻纵。
于是，胡炳章带着圣旨来到涿州，锁拿了刘知州，救出毛公，便在涿州州衙公堂上审讯刘知州。此时的刘知州已是懊悔不已，被毛公打了四十杖板，伏地不语。
此时，毛公又接到姚义母子两人的诉状。
“具状孀妇高氏，年六十四，住良乡县姚家庄，告长子姚庚为逆伦杀母，绝义害弟。恳恩拘惩，以儆刁恶事：
窃氏生子二人，长子姚庚，次子姚义，异居各炊。不料姚庚逆恶不伦，其妻刘氏悍恶助虐。姚义出外贸易，姚庚途中劫杀。姚庚、刘氏合谋诱卖弟妇，以银贿知州屈打成招，掐监下狱。氏闻此信，来州告姚庚之逆。姚庚赶至中途，胆敢持刀杀母，现将五指削去为证。现同次子姚义来辕，叩乞院宪大人恩准，以救母子蚁命，实为德便。上叩。”
这则诉状，与前述毛公亲写状子一样，言简意达，寥寥几百字将案情经过交待得清清楚楚。同时，也保持一份平和与中立的态度，并没有在诉状中加上过多的主观感情色彩，特别是并没有带着情绪要求对被告进行究问甚至用刑折狱。这与《包公案》中记载的诉状格式、内容和传达的意愿相比，在法律意识上有更大进步。
如《包公案》第九十八则《床被什物》中，也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原告丈夫孙诲控告光棍张逸、李陶调戏自己的媳妇，反而追打自己，并反诬孙诲妻子卖淫诈要他们银两却不与他们成就好事的案情。孙诲即具状告县：
“告为获实强奸事：朋党聚集，与山居野育者何殊。帘帷不饰，比牢餐栈栖者无别。棍恶张逸、李陶，乃嫖赌刁顽，穷凶极恶。自称花酒神仙，实系纲常蟊贼。窥诲出外，白昼来家，挟制诲妻，强抱恣奸。妻贞不从，大声喊叫，幸诲撞入，彼反行凶，推地乱打，因逃出外，邻里尽知。白日行强，夫伤妻辱。一人之目可掩，众人之口难箝。痛恶奋身争打，胜如采石先登。喊声播闻，恰似昆阳大战。恨人如罗刹，幸法有金刚。
急告。”
对比上述诉状风格，可见《包公案》中所录诉状，文字渲染的成分较大，希望用文辞修饰来增强诉状所诉告案情的感染性和严重性。而姚义母子的诉状风格显然要直白和平实。
最终，毛公提笔定罪：“姚庚逆伦杀母，刘氏阴谋助虐，俱问凌迟处死之罪；州官受贿贪赃，苦打按院，问成立斩；姚义无辜被害，两股家产归一掌管，回家孝养老母。”
“处决已毕，遂拜本奉明圣上。”由于有圣旨在前，毛公将姚庚夫妇以及赃官斩立决。之后再上报圣上。这也符合古代中国司法制度的“程序正义”。
品析：
《毛公案》六回故事，案情并不复杂，也没有以往公案小说中案中案的疑难纷繁，主要展现的是兄弟相残的逆伦、赃官的枉法。
姚庚欲杀弟弟及母亲，已经属于十恶之“恶逆”。判处凌迟合于大明律令。
在《大明律》卷第十九“刑律二”之“人命”条中，有“谋杀祖父母、父母”款规定：“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 姚庚事实上已经付诸行动了，而且，要不是“老天有眼”，刮来一阵狂风，事实上，姚庚两次行凶都已经得逞。故判处凌迟甚为合律。
再则，姚庚还辱骂母亲，目无尊长。又私下卖弟媳入娼门，属于十恶之八，《大明律》卷第一“名例律”之“十恶”条：“八曰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而卷第二十一“刑律”之“骂詈”条之“骂祖父母、父母”款规定：“凡骂祖父、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 可见，在古代，对尊长之孝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本案中，姚庚不仅辱骂自己的母亲，如第一回描写道：“母亲，你枉活了六七十岁，太也糊涂……”其妻刘氏更是变本加厉。第二回写道，刘氏对婆婆高氏用手一指说：“你这不懂理的老狗！我和你虽是婆媳，如今各衣另饭，并无所辖。你如何胆大欺心，开言骂我！我今给你一个厉害，非打你一顿不可！” 说着就要动手。足见刘氏猖狂跋扈到何种地步，按律当绞。但在现实中，民不告官不究，高氏忍气吞声，也只是作罢而已。
而刘知州，一则受贿得赃银三百两，数额巨大，且枉法冤判平人。二则谋害钦差，每一条都是死罪。所以，毛公判处“斩立决”，也符合律法。
《毛公案》小说精短，案情并不曲折难断，但其中折射了明代嘉靖年间的司法制度、官场黑暗与民风民情。
第一，朝廷对巡按制度虽仍重视，但具体到州县，难掩地方吏治的腐败、司法制度的崩弛。此案中，上到知州，下到一般皂役、门子、书吏等，已经勾结成为了一个利益链，所以低级的衙役，都敢明目张胆私下与被告勾兑，承诺颠倒案情，曲法冤人。
第二，此案的主角和内容主体，是关于家庭财产纠纷和兄弟关系。固然像姚庚这样素来居心不良、谋杀亲母和亲弟、拐卖弟媳的“恶逆”之人少之又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传统家庭关系已经不甚紧密，分家争产似成常态。姚凤分家时，是“即请亲友到来，对众平分，兄弟二人各分一半，把一所大宅分为两院，各住一院”。族人、族长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已经式微。像姚庚如此恶逆行为，理当请族人、族长出面，主持公道正义。而小说全案，除了分家时提到“亲友”，几乎看不到族人、族长的调息和族规的德法作用。
第三，到明嘉靖时代，社会风气渐趋奢靡淫逸，而拐卖人口等行为也较为普遍。姚庚“自从父亡后，就任意胡为，吃酒嫖妓，交些狐朋狗友无赖之徒”。而王媒婆与乐户刘清，也是干些低贱而违法的勾当。按历朝律法，是不能私卖良人入乐户的。在本案中，起初王媒婆与乐户刘清均有威胁并鞭打杨氏的行为，已属于合谋诱取、略卖并伤人之罪。好在经毛公一番规劝，幡然改过自新，还勇于作证，指认姚庚，与毛公一道受赃官的严刑之苦，其行为可赞。也说明，他们也知道略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法律后果。这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倡导的，全民知法、普法，官员“讲读律令”的制度，对于普及法律知识、塑造法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