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犯奸案情频率最高，历朝律法大同小异
第四节 犯奸案情频率最高，历朝律法大同小异
在历代公案小说中，通奸、强奸而引出的命案是出现频度较高的一类案例。《包公案》第四则《咬舌扣喉》就是一个典型。山东兖州曲阜县吕如芳与陈月英成亲，不少朋友来闹洞房，其中有吏部尚书的公子朱弘史。三年后，吕如芳去赴考中途被掳走，唯有仆人程二逃回。陈月英听闻痛不欲生，从此严守妇道，轻易不出中堂。家里大小事务，都交给仆人程二及其妻春香打理，让七岁婢女秋桂帮助照顾幼小的儿子。
不想春香与邻居张茂七私通。此事邻里都知晓。张茂七私下还央求春香做手脚以便成就自己与家主陈月英的私情。但春香说，主母一向作风正派，不可能做私通之事，张茂七也就作罢了。
某日，陈月英在内室沐浴，让秋桂看管幼小的儿子。不多时小儿啼哭，秋桂去找主母，门怎么也推不开。于是叫来春香，从中门进入，发现陈月英口中出血、喉管充血，袒身露体死在床上。连忙找来族中众人，其中有邻里吴十四、吴兆升。他们说陈氏从来都很正派，肯定是被强奸，喊叫起来被人扣喉而死。他们怀疑一定是春香与张茂七私通，同谋强奸主母致死。于是将春香锁拿住。次日，程二从田庄上回来，见此大变，问了情由，众人把春香通奸致死的事说明了，程二赶忙写了诉状告到县衙。
“知县接状后即行相验”，然后提审春香、张茂七。知县问道：“你主母为何死了？”春香回答：“不知道。”县官即令用刑。春香经不起刑法，申辩说，委实没有同谋。只是张茂七曾经议论主母年轻貌美，让自己去做手脚。自己说主母平日作风正派，此事肯定不行。没准是张茂七私自去强奸主母也未可知。于是知县传唤张茂七说，必定是你有心做此事。一旁的证人吴十四、吴兆升也附和。张茂七则说，一定是二吴两人行奸，反而诬陷他。“县官将二人亦加刑法，各自争辩。”知县无法决断，只得将各人都收监。次日，按春香提供的线索将秋桂又叫来讯问。知县问，吴十四、吴兆升常来家里吗？回答未曾来过。又问张茂七呢？回答常来。知县这下心里有数了，下了判词：吴某二人之事已经明白，与他们无干；一定是张茂七以前就惦记染指主母不成，仗着常来家里熟门熟路，知道陈月英沐浴，就藏在里间房，乘机掩口强奸。陈月英喊叫，慌乱下将她扣喉致死。而春香见事难开脱，只得故意喊叫，“此乃掩耳盗铃的意思。你二人的死罪定了”。于是“开豁邻族等众，即将行文申明上司”。
此事过了三年，包公巡行到曲阜，张茂七的父亲具状申述，说程二诬陷张茂七奸杀，同时“告县惨刑屈招”。
包公准了诉状。夜里调阅案卷，不觉精神疲倦而睡去，梦中一女子似有诉冤之状。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隐约还提到“蜘蛛横死恨方除”。包公醒来发现一只蜘蛛，口开舌断，死于卷宗之上。
第二天，包公提审张茂七、春香，两人都说没有共谋。包公又单独讯问张茂七，让张茂七将主母洗浴的房内物件一一报来。张茂七被逼无奈，只得胡乱报了几件。随后又单独提审春香，先问其主母房内的物件，发现与张茂七说的对不上。又问，家中亲眷或主人朋友中有没有姓朱的人。春香说以前主人与吏部朱弘史相交。
随后，包公借会考之便，将朱弘史取为头名。朱弘史来拜谢，包公发现他口舌不清。包公又问了第二名的黄国材，得知朱弘史平常好好的，六月初八夜间突然没了舌尖，所以对答不便。包公一查，此时间正是陈月英出事的当晚。于是差人请来朱弘史。“乃至，以重型拷问，弘史一一招承。”原来当年他在吕如芳成亲当晚来闹洞房，看到了陈月英美貌，即有淫心。六月初八夜里偷偷潜入卧房，探听到陈月英在洗浴，便恣意强奸，因害怕陈月英喊叫而扣喉害命，自己也被陈月英咬掉了舌尖。包公即判决：“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虽谓无事，然私谋密策，终成祸胎，亦合发遣问流，以振风化。”
朱弘史一到案，包公就用了重刑。显然，此用刑之意不单为获得口供，而且颇有惩戒之意味。
品析：
本案中既关涉春香、张茂七两人之间的奸情，又事关朱弘史的强奸案情。包公判决是，朱弘史因强奸杀人，当然要以命相抵“合拟大辟之诛”，而春香、张茂七通奸且有私谋，判处流配。这样的判罚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呢？
我们来看《宋刑统》中是怎么规定的：“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折伤罪一等。”
而对于与亲属之间及辈分高的人相通奸或强奸，破坏伦常纲纪者，则明显加重处罚：“诸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强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妾，减一等。”而如果“诸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母姑、从父姊妹、从母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强者，绞。”
对待以下犯上的奸情，也同样处罚较重。如“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人之周亲，若周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即奸主之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强者，绞。”
对于地位相当的普通人之间的奸情，以及强奸罪又如何处置呢？《宋刑统》规定：“诸和奸，本条无妇女罪名者，与男子同。强者，妇女不坐。其媒合奸通，减奸者罪一等。” 也就是说，两人私下彼此相悦而成奸情，男女同罪。如果是有媒人说合相通，减一等。
综上，宋朝对普通人之间的和奸私通罪的判罚，较于明清，相对较重，一般是徒刑几年，而明、清处罚的是杖罪。但对强奸罪判罚，较于明清，则相对较轻，一般是流放。而明、清则是绞刑。
由此观之，《包公案》作为明人作品，对宋代刑律的了解、把握还是颇为专业、到位的。也说明不论是民间流传还是文人墨客的杂记对宋、明法律的流脉都有一定的认知度与普及性。
尽管各朝对犯奸的律令大同小异，但在具体案例中，又因现实案情的复杂性和现实性而判罚不同。《包公案》第八十则《房门谁开》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故事讲的是一老翁晏谁宾污贱无耻，生儿从义，为其娶媳束氏。晏谁宾屡次挑逗儿媳，后束氏勉强应从，两人成奸，但心中怨恨。一日，丈夫外出，束氏料到公公必来，故意让小姑金娘陪睡。晚上公公来敲门，束氏开门躲入暗处，公公登床要行好事，金娘说，“父亲是我也，不是嫂嫂”。第二天一早，发现金娘自缢在束氏房内。束氏心中害怕，跑回了娘家。哥哥束棠出主意说，“他家没伦理，当去首告他绝亲，接妹回来另行改嫁”。于是赴县呈告。包公即派人去拘，晏谁宾闻知自觉天地不容，旋即自缢身死。
“后拘众干证到官。”束棠申诉说，晏谁宾大恶弥天，王法不容，自缢身死。其儿子也是恶人孽子，要求束氏改嫁。包公觉得奇怪，问“束氏与翁有奸否”？束棠说，没有。包公又问，既然没有为何要改嫁？包公不信，就审束氏。束氏受刑不过，乃从实招认。包公判道：“你与翁通奸，罪本该死。你叫姑伴睡，又自躲开，陷翁于误，陷姑于死，皆由于你。死有余辜。”秋后将束氏处决。又移文去拆毁晏谁宾之宅，以其地作为潴水池，意思是晏贼之肉连犬猪都不屑食。
品析：
此案判决，显然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也最令包公所痛恨。本案中，束氏与公公通奸，包公判“你与翁通奸，罪本该死”，《宋刑统》卷第二十六“杂律”之“诸色犯奸”条中规定：“诸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绞。” 所以，说“罪本该死”是准确的。又因连累了小姑、公公两条人命，所以再强调“死有余辜”。《大明律》则开始就犯奸单立专条，可见在明代，犯奸问题已经非常普遍。卷第二十五“刑律八”之“犯奸”条共有十条具体规定，如“亲属相奸”款规定：“若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各斩。” 由绞变为斩。总之，公公与儿媳通奸，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也可见《包公案》的作者对宋、明律令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
因为是奸情，涉及的社会面较为复杂，所以在断案、下判时，根据情理权衡判决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如第八十五则《壁隙窥光》一案。说的是庐州府霍山县南村，章新年将五十，妻子王氏却很年轻。章新没有儿子，收养了兄子继祖养老，为其娶妻刘氏。桐城县杨云、张秀两人来霍山县做漆，与章新有旧交，结果一来二去，杨云与王氏勾搭成奸，恰被刘氏撞见。随后两人设计强行使杨云与刘氏发生关系，后来发展到杨云、张秀与王氏、刘氏四人共同成就好事。不料被章新发觉。杨、张两人与王氏商议，要谋杀章新。王氏反对道，“不可，我你行事只要机密些，被获不到，无奈你何”。但杨云、张秀还是乘章新、继祖两人一同外出讨新谷，章新、继祖各自分开之际，将章新用斧砍死丢入山里莲塘之中，之后才告知王氏。王氏虽然心肠俱裂，但还是同意杨云、张秀两人的计谋，诬陷继祖谋害了章新，并亲自告到县衙。正值包公巡行，就批复让县主何献审理。县主派差人“即刻拿到邻右萧华、里长徐福一起押送”。注意这里是将干证也一起押送。县主通过审问人证，知继祖平素端庄、事叔如父，就知道非继祖所为。但为了破案，“心生一计，喝将继祖重打二十，即钉长枷，乃道：‘限三日令人寻尸还葬。’令牢子收监，发王氏还家”，有意麻痹王氏等人。实际上县主自己私下夜探继祖家，发现了四人私下共席饮酒相庆。但继祖的媳妇刘氏心里却并不高兴，“口中不言，心内怒起，乃回头不顾” 。
品析：
此案值得品味的是，王氏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参与谋杀亲夫。而刘氏是被强奸后才顺从了杨云、王氏，被迫同流合污。而知道他们诬告了自己的丈夫继祖，也是“心内怒起”。后来案破，县主先讯问王氏怎么忍心谋杀亲夫。王氏辩称：“非关小妇人事，皆彼二人操谋，杀死方才得知。”县主回复：“既已得知，该当先首，胡为又欲陷继祖于死地？”
县主又问刘氏：“你与同谋陷夫，心何忍乎？”刘氏道：“此事实未同谋。先是妈妈与他二人有奸，挟制塞口，不得不从。其后用计谋杀，小妇人毫不知情，乞爷原情宥罪。”县主道：“起初是姑挟制，后来该当告夫，虽未同谋，亦不宜委屈从事。”
上述质问与答辩可谓有情有理。最后，且看县主如何下判：对刘氏“减等拟绞”。“判断杨云、张秀论斩；王氏凌迟；继祖发回宁家。”申报包公，随即依拟。这一判处，查对《宋刑统》第十七卷“贼盗律”之“谋杀”条规定：“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 由此可见，王氏虽然没参与谋杀，但事后知情不报，仍同罪。在此规定中，引述的注释道：“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妻妾亦合绞。”所以，此处对刘氏的判决，是比斩刑次一等的绞刑。而王氏判处更重，为“凌迟”。“凌迟”俗称为“剐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沿用为法定刑，属最为残忍的死刑，乃犯“大逆”“恶逆”等“十恶”者才用此极刑。大逆罪如谋杀皇帝，恶逆罪如谋杀父母、丈夫，此刑直到1905年才废止。
《包公案》第九十六则《扮戏》，讲的是建中之地，民风淫逸，“女多私交不以为耻，男女苟合不以为污”。有一富家杨半泉，生三男，长子美甫、次子善甫、幼子义甫，俱浮浪不羁。邻居于庆塘给幼子娶了媳妇刘仙英，容貌美丽，因夫婿年幼，情欲难遂，于是与美甫、善甫、义甫三兄弟俱有染，只是更爱善甫。私通四年，刘仙英觉得善甫只是花花公子，胸无学术雅趣。忽于中秋佳节听到集市有浙人扮戏的，叫唐子良，神色丰姿，种种奇才。刘仙英遂以为公公庆寿之名，说动公婆请了戏班唱戏二十余日。期间勾搭上了唐子良。
唐子良担忧戏唱完后两人无法经常私会，于是设计将刘仙英拐走。
于庆塘发现儿媳不见了，因素知自己儿媳与杨善甫有私情，碍于杨善甫是皇亲国戚，只得隐忍含糊，此时思忖良久道：“拐我媳妇者决非别人，只有杨善甫这贼子，受他许多年欺奸污辱，含忍无奈，今又拐去。”于是具状奔告包公。
包公差人捉拿被告杨善甫时，杨善甫叹道，老天屈死我了，刘仙英虽与我平素相爱，但不知被谁拐去，“情苦何堪。我必哭诉”。于是自己也写了状奔诉。
包公详看杨善甫诉状，讯问杨善甫，杨善甫交代刘仙英有不少情人。于是将杨廷诏、陈尔昌等六七人一一报上。包公将众人拘到审问，全无一人肯招，众人皆道：“仙英与众通情是真，终不敢妄言善甫拐带，乞爷爷详察冤情，超活一派无辜。”“包公听得众人言语，恐善甫有屈，且将一干人犯尽行收监。”由此可见包公审案一贯是谨慎严谨的。
此案侦破源于包公晨起听人唱戏，了解到庆塘戏班唱戏中有一叫唐子良的。于是拘拿到案从直招认，又移文拘到刘仙英，一切就都大白于天下了。包公遂审断，刘仙英背夫逃走，“依律官卖，礼给原夫。子良纳淫奔之妇，曷可称良？善甫恣私奸之情，难以言善，俱拟徒罪，以警淫滥。廷诏诸人悉系和奸，法条难赦。庆塘一身宜坐诬告，罚赎严刑”。
品析：
此案可品之处：一是淫妇私奔；二是和奸罪；三是诬告罪。其中，和奸和诬告已经在上文中有所介绍。而对于因奸而私奔的情形，查《宋刑统》却没有直接的法条可以适用。只有第十四卷“户婚律”之“和娶人妻”条中有规定：“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对比明代《大明律》，可以发现，同样的法条，则作了更精细的规定。如《大明律》卷第二十五“刑律八”之“犯奸”条规定：“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 结合本案案情，仙英与多人私通，又与唐子良私奔，“背夫逃走”，理应“徒二年”或“从夫嫁卖”。而查对《宋刑统》等律令，似未有“官卖”之说。或《包公案》编撰者虽身在明代，但保留了历经宋、元数百年民间说唱和文士札记流传下来的原貌，不论是否符合当时宋制，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作者对律令的了解所具有的“专业”背景。
在历代公案小说中，通奸、强奸而引出的命案是出现频度较高的一类案例。《包公案》第四则《咬舌扣喉》就是一个典型。山东兖州曲阜县吕如芳与陈月英成亲，不少朋友来闹洞房，其中有吏部尚书的公子朱弘史。三年后，吕如芳去赴考中途被掳走，唯有仆人程二逃回。陈月英听闻痛不欲生，从此严守妇道，轻易不出中堂。家里大小事务，都交给仆人程二及其妻春香打理，让七岁婢女秋桂帮助照顾幼小的儿子。
不想春香与邻居张茂七私通。此事邻里都知晓。张茂七私下还央求春香做手脚以便成就自己与家主陈月英的私情。但春香说，主母一向作风正派，不可能做私通之事，张茂七也就作罢了。
某日，陈月英在内室沐浴，让秋桂看管幼小的儿子。不多时小儿啼哭，秋桂去找主母，门怎么也推不开。于是叫来春香，从中门进入，发现陈月英口中出血、喉管充血，袒身露体死在床上。连忙找来族中众人，其中有邻里吴十四、吴兆升。他们说陈氏从来都很正派，肯定是被强奸，喊叫起来被人扣喉而死。他们怀疑一定是春香与张茂七私通，同谋强奸主母致死。于是将春香锁拿住。次日，程二从田庄上回来，见此大变，问了情由，众人把春香通奸致死的事说明了，程二赶忙写了诉状告到县衙。
“知县接状后即行相验”，然后提审春香、张茂七。知县问道：“你主母为何死了？”春香回答：“不知道。”县官即令用刑。春香经不起刑法，申辩说，委实没有同谋。只是张茂七曾经议论主母年轻貌美，让自己去做手脚。自己说主母平日作风正派，此事肯定不行。没准是张茂七私自去强奸主母也未可知。于是知县传唤张茂七说，必定是你有心做此事。一旁的证人吴十四、吴兆升也附和。张茂七则说，一定是二吴两人行奸，反而诬陷他。“县官将二人亦加刑法，各自争辩。”知县无法决断，只得将各人都收监。次日，按春香提供的线索将秋桂又叫来讯问。知县问，吴十四、吴兆升常来家里吗？回答未曾来过。又问张茂七呢？回答常来。知县这下心里有数了，下了判词：吴某二人之事已经明白，与他们无干；一定是张茂七以前就惦记染指主母不成，仗着常来家里熟门熟路，知道陈月英沐浴，就藏在里间房，乘机掩口强奸。陈月英喊叫，慌乱下将她扣喉致死。而春香见事难开脱，只得故意喊叫，“此乃掩耳盗铃的意思。你二人的死罪定了”。于是“开豁邻族等众，即将行文申明上司”。
此事过了三年，包公巡行到曲阜，张茂七的父亲具状申述，说程二诬陷张茂七奸杀，同时“告县惨刑屈招”。
包公准了诉状。夜里调阅案卷，不觉精神疲倦而睡去，梦中一女子似有诉冤之状。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隐约还提到“蜘蛛横死恨方除”。包公醒来发现一只蜘蛛，口开舌断，死于卷宗之上。
第二天，包公提审张茂七、春香，两人都说没有共谋。包公又单独讯问张茂七，让张茂七将主母洗浴的房内物件一一报来。张茂七被逼无奈，只得胡乱报了几件。随后又单独提审春香，先问其主母房内的物件，发现与张茂七说的对不上。又问，家中亲眷或主人朋友中有没有姓朱的人。春香说以前主人与吏部朱弘史相交。
随后，包公借会考之便，将朱弘史取为头名。朱弘史来拜谢，包公发现他口舌不清。包公又问了第二名的黄国材，得知朱弘史平常好好的，六月初八夜间突然没了舌尖，所以对答不便。包公一查，此时间正是陈月英出事的当晚。于是差人请来朱弘史。“乃至，以重型拷问，弘史一一招承。”原来当年他在吕如芳成亲当晚来闹洞房，看到了陈月英美貌，即有淫心。六月初八夜里偷偷潜入卧房，探听到陈月英在洗浴，便恣意强奸，因害怕陈月英喊叫而扣喉害命，自己也被陈月英咬掉了舌尖。包公即判决：“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虽谓无事，然私谋密策，终成祸胎，亦合发遣问流，以振风化。”
朱弘史一到案，包公就用了重刑。显然，此用刑之意不单为获得口供，而且颇有惩戒之意味。
品析：
本案中既关涉春香、张茂七两人之间的奸情，又事关朱弘史的强奸案情。包公判决是，朱弘史因强奸杀人，当然要以命相抵“合拟大辟之诛”，而春香、张茂七通奸且有私谋，判处流配。这样的判罚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呢？
我们来看《宋刑统》中是怎么规定的：“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折伤罪一等。”
而对于与亲属之间及辈分高的人相通奸或强奸，破坏伦常纲纪者，则明显加重处罚：“诸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强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妾，减一等。”而如果“诸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母姑、从父姊妹、从母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强者，绞。”
对待以下犯上的奸情，也同样处罚较重。如“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人之周亲，若周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即奸主之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强者，绞。”
对于地位相当的普通人之间的奸情，以及强奸罪又如何处置呢？《宋刑统》规定：“诸和奸，本条无妇女罪名者，与男子同。强者，妇女不坐。其媒合奸通，减奸者罪一等。” 也就是说，两人私下彼此相悦而成奸情，男女同罪。如果是有媒人说合相通，减一等。
综上，宋朝对普通人之间的和奸私通罪的判罚，较于明清，相对较重，一般是徒刑几年，而明、清处罚的是杖罪。但对强奸罪判罚，较于明清，则相对较轻，一般是流放。而明、清则是绞刑。
由此观之，《包公案》作为明人作品，对宋代刑律的了解、把握还是颇为专业、到位的。也说明不论是民间流传还是文人墨客的杂记对宋、明法律的流脉都有一定的认知度与普及性。
尽管各朝对犯奸的律令大同小异，但在具体案例中，又因现实案情的复杂性和现实性而判罚不同。《包公案》第八十则《房门谁开》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故事讲的是一老翁晏谁宾污贱无耻，生儿从义，为其娶媳束氏。晏谁宾屡次挑逗儿媳，后束氏勉强应从，两人成奸，但心中怨恨。一日，丈夫外出，束氏料到公公必来，故意让小姑金娘陪睡。晚上公公来敲门，束氏开门躲入暗处，公公登床要行好事，金娘说，“父亲是我也，不是嫂嫂”。第二天一早，发现金娘自缢在束氏房内。束氏心中害怕，跑回了娘家。哥哥束棠出主意说，“他家没伦理，当去首告他绝亲，接妹回来另行改嫁”。于是赴县呈告。包公即派人去拘，晏谁宾闻知自觉天地不容，旋即自缢身死。
“后拘众干证到官。”束棠申诉说，晏谁宾大恶弥天，王法不容，自缢身死。其儿子也是恶人孽子，要求束氏改嫁。包公觉得奇怪，问“束氏与翁有奸否”？束棠说，没有。包公又问，既然没有为何要改嫁？包公不信，就审束氏。束氏受刑不过，乃从实招认。包公判道：“你与翁通奸，罪本该死。你叫姑伴睡，又自躲开，陷翁于误，陷姑于死，皆由于你。死有余辜。”秋后将束氏处决。又移文去拆毁晏谁宾之宅，以其地作为潴水池，意思是晏贼之肉连犬猪都不屑食。
品析：
此案判决，显然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也最令包公所痛恨。本案中，束氏与公公通奸，包公判“你与翁通奸，罪本该死”，《宋刑统》卷第二十六“杂律”之“诸色犯奸”条中规定：“诸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绞。” 所以，说“罪本该死”是准确的。又因连累了小姑、公公两条人命，所以再强调“死有余辜”。《大明律》则开始就犯奸单立专条，可见在明代，犯奸问题已经非常普遍。卷第二十五“刑律八”之“犯奸”条共有十条具体规定，如“亲属相奸”款规定：“若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各斩。” 由绞变为斩。总之，公公与儿媳通奸，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也可见《包公案》的作者对宋、明律令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
因为是奸情，涉及的社会面较为复杂，所以在断案、下判时，根据情理权衡判决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如第八十五则《壁隙窥光》一案。说的是庐州府霍山县南村，章新年将五十，妻子王氏却很年轻。章新没有儿子，收养了兄子继祖养老，为其娶妻刘氏。桐城县杨云、张秀两人来霍山县做漆，与章新有旧交，结果一来二去，杨云与王氏勾搭成奸，恰被刘氏撞见。随后两人设计强行使杨云与刘氏发生关系，后来发展到杨云、张秀与王氏、刘氏四人共同成就好事。不料被章新发觉。杨、张两人与王氏商议，要谋杀章新。王氏反对道，“不可，我你行事只要机密些，被获不到，无奈你何”。但杨云、张秀还是乘章新、继祖两人一同外出讨新谷，章新、继祖各自分开之际，将章新用斧砍死丢入山里莲塘之中，之后才告知王氏。王氏虽然心肠俱裂，但还是同意杨云、张秀两人的计谋，诬陷继祖谋害了章新，并亲自告到县衙。正值包公巡行，就批复让县主何献审理。县主派差人“即刻拿到邻右萧华、里长徐福一起押送”。注意这里是将干证也一起押送。县主通过审问人证，知继祖平素端庄、事叔如父，就知道非继祖所为。但为了破案，“心生一计，喝将继祖重打二十，即钉长枷，乃道：‘限三日令人寻尸还葬。’令牢子收监，发王氏还家”，有意麻痹王氏等人。实际上县主自己私下夜探继祖家，发现了四人私下共席饮酒相庆。但继祖的媳妇刘氏心里却并不高兴，“口中不言，心内怒起，乃回头不顾” 。
品析：
此案值得品味的是，王氏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参与谋杀亲夫。而刘氏是被强奸后才顺从了杨云、王氏，被迫同流合污。而知道他们诬告了自己的丈夫继祖，也是“心内怒起”。后来案破，县主先讯问王氏怎么忍心谋杀亲夫。王氏辩称：“非关小妇人事，皆彼二人操谋，杀死方才得知。”县主回复：“既已得知，该当先首，胡为又欲陷继祖于死地？”
县主又问刘氏：“你与同谋陷夫，心何忍乎？”刘氏道：“此事实未同谋。先是妈妈与他二人有奸，挟制塞口，不得不从。其后用计谋杀，小妇人毫不知情，乞爷原情宥罪。”县主道：“起初是姑挟制，后来该当告夫，虽未同谋，亦不宜委屈从事。”
上述质问与答辩可谓有情有理。最后，且看县主如何下判：对刘氏“减等拟绞”。“判断杨云、张秀论斩；王氏凌迟；继祖发回宁家。”申报包公，随即依拟。这一判处，查对《宋刑统》第十七卷“贼盗律”之“谋杀”条规定：“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 由此可见，王氏虽然没参与谋杀，但事后知情不报，仍同罪。在此规定中，引述的注释道：“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妻妾亦合绞。”所以，此处对刘氏的判决，是比斩刑次一等的绞刑。而王氏判处更重，为“凌迟”。“凌迟”俗称为“剐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沿用为法定刑，属最为残忍的死刑，乃犯“大逆”“恶逆”等“十恶”者才用此极刑。大逆罪如谋杀皇帝，恶逆罪如谋杀父母、丈夫，此刑直到1905年才废止。
《包公案》第九十六则《扮戏》，讲的是建中之地，民风淫逸，“女多私交不以为耻，男女苟合不以为污”。有一富家杨半泉，生三男，长子美甫、次子善甫、幼子义甫，俱浮浪不羁。邻居于庆塘给幼子娶了媳妇刘仙英，容貌美丽，因夫婿年幼，情欲难遂，于是与美甫、善甫、义甫三兄弟俱有染，只是更爱善甫。私通四年，刘仙英觉得善甫只是花花公子，胸无学术雅趣。忽于中秋佳节听到集市有浙人扮戏的，叫唐子良，神色丰姿，种种奇才。刘仙英遂以为公公庆寿之名，说动公婆请了戏班唱戏二十余日。期间勾搭上了唐子良。
唐子良担忧戏唱完后两人无法经常私会，于是设计将刘仙英拐走。
于庆塘发现儿媳不见了，因素知自己儿媳与杨善甫有私情，碍于杨善甫是皇亲国戚，只得隐忍含糊，此时思忖良久道：“拐我媳妇者决非别人，只有杨善甫这贼子，受他许多年欺奸污辱，含忍无奈，今又拐去。”于是具状奔告包公。
包公差人捉拿被告杨善甫时，杨善甫叹道，老天屈死我了，刘仙英虽与我平素相爱，但不知被谁拐去，“情苦何堪。我必哭诉”。于是自己也写了状奔诉。
包公详看杨善甫诉状，讯问杨善甫，杨善甫交代刘仙英有不少情人。于是将杨廷诏、陈尔昌等六七人一一报上。包公将众人拘到审问，全无一人肯招，众人皆道：“仙英与众通情是真，终不敢妄言善甫拐带，乞爷爷详察冤情，超活一派无辜。”“包公听得众人言语，恐善甫有屈，且将一干人犯尽行收监。”由此可见包公审案一贯是谨慎严谨的。
此案侦破源于包公晨起听人唱戏，了解到庆塘戏班唱戏中有一叫唐子良的。于是拘拿到案从直招认，又移文拘到刘仙英，一切就都大白于天下了。包公遂审断，刘仙英背夫逃走，“依律官卖，礼给原夫。子良纳淫奔之妇，曷可称良？善甫恣私奸之情，难以言善，俱拟徒罪，以警淫滥。廷诏诸人悉系和奸，法条难赦。庆塘一身宜坐诬告，罚赎严刑”。
品析：
此案可品之处：一是淫妇私奔；二是和奸罪；三是诬告罪。其中，和奸和诬告已经在上文中有所介绍。而对于因奸而私奔的情形，查《宋刑统》却没有直接的法条可以适用。只有第十四卷“户婚律”之“和娶人妻”条中有规定：“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对比明代《大明律》，可以发现，同样的法条，则作了更精细的规定。如《大明律》卷第二十五“刑律八”之“犯奸”条规定：“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 结合本案案情，仙英与多人私通，又与唐子良私奔，“背夫逃走”，理应“徒二年”或“从夫嫁卖”。而查对《宋刑统》等律令，似未有“官卖”之说。或《包公案》编撰者虽身在明代，但保留了历经宋、元数百年民间说唱和文士札记流传下来的原貌，不论是否符合当时宋制，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作者对律令的了解所具有的“专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