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见到元老院的废墟，我就想起恺撒——他在这里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讲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后伤痕累累地倒在庞培塑像面前。
我低头细看脚下，猜测他流血倒下的地方。这地方一定很小，一个倒下的男人的躯体，再也不可能伟岸，黯然蜷曲于房舍一角。但是当他未倒之时，实在是气吞万里，不仅统治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而且波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和英国南部。他还为追杀政敌庞培赶到埃及，与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后又横扫地中海沿岸。
但是，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不能例外。当他以死亡完成最彻底的收敛和服从之后，他的继承者、养子屋大维又来了一次大放纵、大挥洒，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把地中海当做了内湖。
我有幸几乎走遍了恺撒和屋大维的庞大罗马帝国属地，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早已残损的古罗马遗迹，一看就气势非凡。我相信，当茫茫大地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的时候，罗马的征服，虽然也总是以残酷为先导，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文明的征服。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你看那个纵横万里的恺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卢战记》，其中七卷是他亲自所写，最后一卷由部将补撰。这部著作为统帅等级的文学写作开了个好头，直到二十世纪人们读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还能远远记起。
恺撒让我们看到，那些连最大胆文人的想象力也无法抵达的艰险传奇，由于亲自经历而叙述得平静流畅；那些在残酷搏斗中无奈缺失、在长途军旅中苦苦盼望，因由营帐炬火下的笔画来弥补，变得加倍优雅。
罗马的韵味倾倒过无数远远近近的后代。例如莎士比亚就写了《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等历史剧，把古罗马黄金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画，令人难忘。尤其是后一部，几乎写出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爱情悲剧。
既然提到了安东尼，那么我要说，这位痴情将军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对西塞罗太残忍了。西塞罗是他的政敌，但毕竟是古罗马最优秀的散文家，安东尼怎忍心，割了他的头颅带回家欣赏，然后又长久悬挂在他平日演讲的场所，让众人参观。正因为这个举动，我对安东尼后来失去爱情、失去朋友、失去战争而不得不自刎的结局，没有太多的惋惜。
二
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皇帝总是有好有坏，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极少数皇帝，坏到人们不愿再提起。
尼禄（nero clandius caesar）这个名字，我早有关注，但一到罗马就被一种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这个名字破坏掉，因此一直避讳着。今天去斗兽场，听说前面就是尼禄“金宫”遗址，心想终于没有避开。
我以前关注他，与讲课有关。我讲授的《观众审美心理学》里有一个艰深的课题：尼禄在日常生活中杀人不眨眼，一到剧场里看悲剧却感动得流泪不止，这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猜测是以虚情假意欺骗民众，但他的至高地位否定了他有欺骗的必要。这个课题关及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探索，我的历届学生都不会忘记。
说尼禄杀人不眨眼，实在是说轻了，因为这会把他混同于一般的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
当然这种杀戮与宫闱阴谋有关，例如他的母亲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且不去细论；让我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火灾过后为了抑制民愤，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处死的手段又残忍得让人不知如何转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当做“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
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迷醉到忍不住要亲自登台表演。甚至，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一个人的艺术和人品很可能完全是两回事，尼禄就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三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颇为精彩。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却试图去扶持，反而会成为历史的障碍；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就会成为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通过攻打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
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的反面文章。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虚构的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野草、冷月、断柱、残石，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威势犹在。
在一千多年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
四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结果，构成了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我坐在一个长满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风范上胜过女性，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从心里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与罗马一比，美国和上海的历史都太短了。它们没有资格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它们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老人不知道，当时真正与罗马城并肩立世的，是长安。但现在西安晚上的灯光，也比罗马明亮。西安不端元老的架势，因此充满活力，却也确实少了一份罗马的派头。
一见到元老院的废墟，我就想起恺撒——他在这里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讲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后伤痕累累地倒在庞培塑像面前。
我低头细看脚下，猜测他流血倒下的地方。这地方一定很小，一个倒下的男人的躯体，再也不可能伟岸，黯然蜷曲于房舍一角。但是当他未倒之时，实在是气吞万里，不仅统治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而且波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和英国南部。他还为追杀政敌庞培赶到埃及，与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后又横扫地中海沿岸。
但是，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不能例外。当他以死亡完成最彻底的收敛和服从之后，他的继承者、养子屋大维又来了一次大放纵、大挥洒，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把地中海当做了内湖。
我有幸几乎走遍了恺撒和屋大维的庞大罗马帝国属地，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早已残损的古罗马遗迹，一看就气势非凡。我相信，当茫茫大地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的时候，罗马的征服，虽然也总是以残酷为先导，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文明的征服。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你看那个纵横万里的恺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卢战记》，其中七卷是他亲自所写，最后一卷由部将补撰。这部著作为统帅等级的文学写作开了个好头，直到二十世纪人们读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还能远远记起。
恺撒让我们看到，那些连最大胆文人的想象力也无法抵达的艰险传奇，由于亲自经历而叙述得平静流畅；那些在残酷搏斗中无奈缺失、在长途军旅中苦苦盼望，因由营帐炬火下的笔画来弥补，变得加倍优雅。
罗马的韵味倾倒过无数远远近近的后代。例如莎士比亚就写了《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等历史剧，把古罗马黄金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画，令人难忘。尤其是后一部，几乎写出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爱情悲剧。
既然提到了安东尼，那么我要说，这位痴情将军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对西塞罗太残忍了。西塞罗是他的政敌，但毕竟是古罗马最优秀的散文家，安东尼怎忍心，割了他的头颅带回家欣赏，然后又长久悬挂在他平日演讲的场所，让众人参观。正因为这个举动，我对安东尼后来失去爱情、失去朋友、失去战争而不得不自刎的结局，没有太多的惋惜。
二
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皇帝总是有好有坏，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极少数皇帝，坏到人们不愿再提起。
尼禄（nero clandius caesar）这个名字，我早有关注，但一到罗马就被一种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这个名字破坏掉，因此一直避讳着。今天去斗兽场，听说前面就是尼禄“金宫”遗址，心想终于没有避开。
我以前关注他，与讲课有关。我讲授的《观众审美心理学》里有一个艰深的课题：尼禄在日常生活中杀人不眨眼，一到剧场里看悲剧却感动得流泪不止，这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猜测是以虚情假意欺骗民众，但他的至高地位否定了他有欺骗的必要。这个课题关及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探索，我的历届学生都不会忘记。
说尼禄杀人不眨眼，实在是说轻了，因为这会把他混同于一般的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
当然这种杀戮与宫闱阴谋有关，例如他的母亲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且不去细论；让我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火灾过后为了抑制民愤，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处死的手段又残忍得让人不知如何转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当做“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
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迷醉到忍不住要亲自登台表演。甚至，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一个人的艺术和人品很可能完全是两回事，尼禄就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三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颇为精彩。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却试图去扶持，反而会成为历史的障碍；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就会成为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通过攻打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
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的反面文章。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虚构的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野草、冷月、断柱、残石，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威势犹在。
在一千多年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
四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结果，构成了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我坐在一个长满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风范上胜过女性，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从心里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与罗马一比，美国和上海的历史都太短了。它们没有资格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它们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老人不知道，当时真正与罗马城并肩立世的，是长安。但现在西安晚上的灯光，也比罗马明亮。西安不端元老的架势，因此充满活力，却也确实少了一份罗马的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