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我在野外晒太阳，忽然接到爸爸的电话，说他左下腹疼痛了半天，怀疑是不是阑尾炎，让我询问下医生。
我立即驱车往家里赶，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区医院的医生朋友再次对我普及基本常识：阑尾在右下腹，如左下腹疼痛，应考虑是肠痉挛或是肠炎。
半小时不到，便赶回了家里，爸爸躺在床上休息，妈妈正站在他的床前骂骂咧咧。妈妈见我进家，责骂的声调更高了。
妈妈连骂带唠叨。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她已经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请教了医生，遵照医嘱捡回了药，并伺候爸爸刚刚吃下去。妈妈说她生气的原因是，爸爸遇到点小病小痛就不得了了，动不动就给儿女们打电话，完全不体谅儿女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事情，再说老大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如果是她自己病了，只要不是下不了床，就从不给儿女说，全都咬牙扛过去，并举例说哪次哪次她得了好么不得了的病，都这样对付过去了，她从不给儿女们说，免得给儿女们增加负担。
我母亲一向自以为是。她总以为，老了以后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便是她赐予儿女们的福报。但她或许不会明白，儿女们长大以后反哺父母，就像小时候父母抚育子女一样。这是一个浅显而自然的幸福之道，是人人享有的天伦之乐，哪里会是负担？
妈妈继续唠叨着，从一件小事又荡漾开去，历数她在我家几十年的时光，最后推演出的理论是：这一大家子能走到今天，全都是她一人的功劳。几十年间，我爸爸不但帮不到她，而且还是她的拖累，她一辈子都在照顾爸爸。
我和爸爸一声也不吭，耐心等待着这阵暴风雨快些结束。假如我或爸爸忍不住吭了一声，我妈妈从这一声里又可引发出一万声斥骂。
我爸爸安详地躺在床上，听凭母亲夹枪带棒的唠叨。他这一辈子，可以说都是在我妈的抱怨和斥责中度过的。年轻时偶尔也要顶两句嘴，但只会换来我妈妈变本加厉的雷霆。父亲总是息事宁人，忍气吞声，一晃几十年，早已耳顺了，到今天听我妈的唠叨，或许已成为他的习惯。
妈妈骂归骂，我们没在家时，她对爸爸的照料倒是细心妥帖。同时，家里的财政大权也被她牢牢地掌控着，现在除了供一家子的吃喝，还时常给孙辈发红包。
与母亲的唯我独尊不同，我爸爸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言他的贡献和辛劳，甚至从来不讲他的过去，很多时候当我们对母亲无休止的唠叨表现出不耐烦的时候，爸爸总是私下里警告我们，要忠诚于你们母亲，多体谅她。
其实，被我妈妈斥为一生无用的父亲，在儿女们心目中的地位恰是至高无上的。他才是真正屹立在家里的顶梁柱，只是他把所有光环都戴在我妈头上，把家里的大权和荣耀都拱手让给我妈。
想当年，我爸也是热血青年，他虽然高小毕业，但能写会算，十几岁便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带领全村青年团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劳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那个难忘的战斗岁月里写下了无悔青春的篇章。
18岁那年，他带头响应上级“支边”号召，告别家人，奔赴大凉山为国家开矿。20岁那年，因矿难九死一生，落下终身残疾。他回乡后，担任文书和大队会计长达30年。在父亲24岁那年，与当时在大队部教幼儿园的妈妈组建起一个只有一间柴房的家庭。父母结婚时，我父亲给外婆家送的彩礼是10个鸡蛋，5斤肉。
1973年春节前，大队搞完结算，半夜里，我爸爸用背包把全大队人口的收入现金背回家，准备第二天分配给各生产队。当天凌晨，我家里突发大火，父亲母亲连搂带拖，把尚在睡梦中的儿女们带出已经着火的茅屋。这时，茅屋已成火海，赶来救火的邻居也只能眼睁睁站在田埂上看着。我爸爸突然想起昨晚带回家的装着集体现金的背包还藏在米柜里，那是全大队一年的收入，他挣脱乡亲们阻拦他的手，疯狂地冲进火海，冒了生命危险把集体财产抢出来……
1975年，大队部盖起了知青点。散居在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家里的二十几名成都知青集中到知青点安家。为管理这帮人，公社、大队没少费心，仍是问题不断，诸如打架斗殴、偷鸡摸狗、集体罢工……后来我爸爸被推举为知青点的点长，上任不久，便把知青点打理得顺顺平平。那时，父亲还不到40岁。以后的岁月里，这帮知青每过10年，便要回到新民乡搞一次知友聚会，如20年、30年、40年纪念。其实，当年的知青点早已灰飞烟灭，就连他们当初割麦插秧的农田，也变成了树林和花海。但他们仍然定期到这片土地上寻找他们失去的青春。他们聚会的地点，大都选择在我家里。其实这个家，也早不是最初的竹林小院子了。但这个家里，还屹立着一位被他们尊称为“幺爸”的当年老乡。
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我爸爸还先后在村里领办过酒厂、炼油厂……
便是今天，论起喝酒来，79岁的爸爸，无论酒量，还是酒品，都在我之上。打小起，爸爸在我心中一直是敬仰的神。但在我妈那里，爸爸这辈子居然一无是处。而我爸爸，也居然心安理得地忍耐了一辈子，受用了一辈子。
我爸妈竟然以这种方式，相濡以沫50多年，并开枝散叶，让一个贫寒的家逐渐壮大起来。
这个事实让我认识到：每一个幸福婚姻的背后，或许都藏有一个永远无解的密码。
我立即驱车往家里赶，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区医院的医生朋友再次对我普及基本常识：阑尾在右下腹，如左下腹疼痛，应考虑是肠痉挛或是肠炎。
半小时不到，便赶回了家里，爸爸躺在床上休息，妈妈正站在他的床前骂骂咧咧。妈妈见我进家，责骂的声调更高了。
妈妈连骂带唠叨。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她已经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请教了医生，遵照医嘱捡回了药，并伺候爸爸刚刚吃下去。妈妈说她生气的原因是，爸爸遇到点小病小痛就不得了了，动不动就给儿女们打电话，完全不体谅儿女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事情，再说老大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如果是她自己病了，只要不是下不了床，就从不给儿女说，全都咬牙扛过去，并举例说哪次哪次她得了好么不得了的病，都这样对付过去了，她从不给儿女们说，免得给儿女们增加负担。
我母亲一向自以为是。她总以为，老了以后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便是她赐予儿女们的福报。但她或许不会明白，儿女们长大以后反哺父母，就像小时候父母抚育子女一样。这是一个浅显而自然的幸福之道，是人人享有的天伦之乐，哪里会是负担？
妈妈继续唠叨着，从一件小事又荡漾开去，历数她在我家几十年的时光，最后推演出的理论是：这一大家子能走到今天，全都是她一人的功劳。几十年间，我爸爸不但帮不到她，而且还是她的拖累，她一辈子都在照顾爸爸。
我和爸爸一声也不吭，耐心等待着这阵暴风雨快些结束。假如我或爸爸忍不住吭了一声，我妈妈从这一声里又可引发出一万声斥骂。
我爸爸安详地躺在床上，听凭母亲夹枪带棒的唠叨。他这一辈子，可以说都是在我妈的抱怨和斥责中度过的。年轻时偶尔也要顶两句嘴，但只会换来我妈妈变本加厉的雷霆。父亲总是息事宁人，忍气吞声，一晃几十年，早已耳顺了，到今天听我妈的唠叨，或许已成为他的习惯。
妈妈骂归骂，我们没在家时，她对爸爸的照料倒是细心妥帖。同时，家里的财政大权也被她牢牢地掌控着，现在除了供一家子的吃喝，还时常给孙辈发红包。
与母亲的唯我独尊不同，我爸爸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言他的贡献和辛劳，甚至从来不讲他的过去，很多时候当我们对母亲无休止的唠叨表现出不耐烦的时候，爸爸总是私下里警告我们，要忠诚于你们母亲，多体谅她。
其实，被我妈妈斥为一生无用的父亲，在儿女们心目中的地位恰是至高无上的。他才是真正屹立在家里的顶梁柱，只是他把所有光环都戴在我妈头上，把家里的大权和荣耀都拱手让给我妈。
想当年，我爸也是热血青年，他虽然高小毕业，但能写会算，十几岁便担任村团支部书记，带领全村青年团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劳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那个难忘的战斗岁月里写下了无悔青春的篇章。
18岁那年，他带头响应上级“支边”号召，告别家人，奔赴大凉山为国家开矿。20岁那年，因矿难九死一生，落下终身残疾。他回乡后，担任文书和大队会计长达30年。在父亲24岁那年，与当时在大队部教幼儿园的妈妈组建起一个只有一间柴房的家庭。父母结婚时，我父亲给外婆家送的彩礼是10个鸡蛋，5斤肉。
1973年春节前，大队搞完结算，半夜里，我爸爸用背包把全大队人口的收入现金背回家，准备第二天分配给各生产队。当天凌晨，我家里突发大火，父亲母亲连搂带拖，把尚在睡梦中的儿女们带出已经着火的茅屋。这时，茅屋已成火海，赶来救火的邻居也只能眼睁睁站在田埂上看着。我爸爸突然想起昨晚带回家的装着集体现金的背包还藏在米柜里，那是全大队一年的收入，他挣脱乡亲们阻拦他的手，疯狂地冲进火海，冒了生命危险把集体财产抢出来……
1975年，大队部盖起了知青点。散居在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家里的二十几名成都知青集中到知青点安家。为管理这帮人，公社、大队没少费心，仍是问题不断，诸如打架斗殴、偷鸡摸狗、集体罢工……后来我爸爸被推举为知青点的点长，上任不久，便把知青点打理得顺顺平平。那时，父亲还不到40岁。以后的岁月里，这帮知青每过10年，便要回到新民乡搞一次知友聚会，如20年、30年、40年纪念。其实，当年的知青点早已灰飞烟灭，就连他们当初割麦插秧的农田，也变成了树林和花海。但他们仍然定期到这片土地上寻找他们失去的青春。他们聚会的地点，大都选择在我家里。其实这个家，也早不是最初的竹林小院子了。但这个家里，还屹立着一位被他们尊称为“幺爸”的当年老乡。
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我爸爸还先后在村里领办过酒厂、炼油厂……
便是今天，论起喝酒来，79岁的爸爸，无论酒量，还是酒品，都在我之上。打小起，爸爸在我心中一直是敬仰的神。但在我妈那里，爸爸这辈子居然一无是处。而我爸爸，也居然心安理得地忍耐了一辈子，受用了一辈子。
我爸妈竟然以这种方式，相濡以沫50多年，并开枝散叶，让一个贫寒的家逐渐壮大起来。
这个事实让我认识到：每一个幸福婚姻的背后，或许都藏有一个永远无解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