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故园拾遗
多年以后，时光顺其自然地把我送进爱情这辆又长、又重、又笨的列车。在一节嘈杂、动荡又让人心醉神迷的车厢里，我呼唤我的“芳儿”，也被“芳儿”呼唤……
小时候，生产队几乎家家有奇巧，人人有绝技。比如，王三娘立钱，钟瞎子卜卦，耿四娘观仙，郭地主扎银针，王五伯摸羊子，曾六成刮痧……我母亲扯草药治伤口也是一技。村里大人小孩在割麦、插秧、挖红苕、划篾条、扯豆子过程中，如果有谁不小心弄伤了手脚，鲜血淋淋一边大叫着宋孃孃一边朝我家跑来。母亲麻利地蹿到林盘里扯几根散血草，又从墙壁上取下挂了多年的老陈艾，嫩的干的团在一起，放到嘴里一阵嚼，直到嚼融，嚼出汁水，挼成一团，趁热敷在伤口上，用布条包扎紧，很快就止了血。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生产队里那些掌握奇技的人，十成有九成已为鬼矣。而我母亲依然身体健康，脾气火爆，70多岁了还专横地统治着一个大家族。
我知道，随着时间毫不留情地前行，乡村里有些东西注定要被淘汰，注定要失去传接，注定要消于无形，这是必然的。
故人已去，天地不曾留痕。但活着的人，尚可追击记忆的星星之火。
——题记
一、李补锅补锅
远远的，传来铁片串子甩击出来的声音：琴，嚓嚓，琴，嚓嚓……
铁片击打在阳光上，发出闪亮而深长的颤音，一波一波在空气里浪开去。
晌午，田野里的庄稼泛着绿波。只露出大半个身子的李补锅担着挑子，慢慢穿行在被庄稼披覆的田埂上。
琴嚓，琴嚓，琴嚓嚓……那声音变了调，像鸟儿在扑腾，村子里传来鸡狗的应和。李补锅终于从田埂走上了机耕道。
我见过李补锅手中的铁片串子，也亲手摸过。三瓣发亮的铁片，上端用铁丝串在一起，每一片有洋碱那么大，凉浸浸的。我曾经提起来甩过，却甩出零乱的杂响。铁片串子到了李补锅手上，一提溜，一甩，一抖，一回摆，各种节奏的声音便飞出来，整个村子都被那悠扬的调儿给抚摸得无比舒畅。
李补锅的吆喝紧随“琴嚓嚓”而来：补锅，补锅，铝锅锑锅铁锅……
有人探头在柴门观望，有人在庄稼地里直起身打招呼，有人在田里接那拖长的尾音。小孩子飞奔而出，有的像猴子一样爬上树杈上打望。
哪家若要补锅，只需站在院外田埂上大声回应一声：补锅。
李补锅换换肩上的挑子，仔细辨别声音出自哪家。找对了主家方向，便折身朝那家走去。孩子们立即奔走相告：补锅了！补锅了！也紧跟着朝主家跑去，有帮着主家端凳子抬椅子的，有跑到李补锅身前去领路的。
村子里即刻人欢马叫。
李补锅在主家场院里摆好补锅的各样道具，坐在自带的马扎上开始点火，拉风箱，主家把烂锅提出来，放到李补锅面前。孩子们睁大眼睛围在四周，也有邻居的大人踱步过来，坐在主家提供的凳子上抽着叶子烟，看李补锅补锅。
主家开始与李补锅摆龙门阵。这是我们最盼望而焦急的时刻。李补锅抽一口叶子烟，很响亮地吐一口痰，慢腾腾地接茬主家的问话。
李补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例如，省城里武斗动用了机关枪，县城里放映《卖花姑娘》全场哭声呐喊，某人某天遇到了倒路鬼，某人的老丈人死而复生，某天徐堰河里漂过一具浮尸……
李补锅个子矮而胖，脸色发青，空空空一连串咳痰，又变成了红色。他讲话时有些吐词不清，害得我们常打断他，问，刚才说的啥子呢？
李补锅的补锅技术没得说。那黑而硬的锅铁经他的手一倒腾，眼见着在火上变红，变软，神奇又惊险。这让我大为叹服，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物质遇热会发生变化等科学的种子。但是，他摆的龙门阵，比他的补锅技术更令我着迷。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打开了我想象力的大门。
邻居汤园妈妈与李补锅是远房亲戚。李补锅来我们生产队补锅的时候，汤园和他妈妈从始至终守在摊子前，待李补锅做完活路后，便热情邀请他到家里送个腰台再走。李补锅也有去的时候，也有不去的时候。不管去不去，汤园那神气活现的样子总让我羡慕不已。我心里曾无数次幻想，要是李补锅是我家的亲戚就好了。
李补锅的家就在邻生产队。据说他有十个儿女，其中有一个叫李猫儿的，是李家的二女儿。我曾多次见过，人矮，又黑，胖胖的，只是眼睛大得吓人，眼里的光更吓人。她好像常年不着家，一直在外面漂。某一年被公社的基干民兵抓回来游街示众，罪名是投机倒把，据说是跑到成都火车北站倒卖火车票。
李补锅的吆喝从哪年没了声息的，我完全没印象了。便是在乡间走村串户的补锅行当，也早已从农村大地绝迹了。李猫儿更是如云烟一样，自那次游街后，一别茫茫，音讯全无。料想她现在应该是儿孙满堂，住进老家的安置小区颐养天年了吧。汤园前两年一直在子云学校当保安，去年我到学校去办事，被他拦在门口，聊了好一阵。今年据说换防到离家近的另一所学校去当保安了。
算起来，李补锅应该早已不在人世了。奇怪的是，我会在隔了四十多年后的某一个清晨，醒来后明明在枕上，却听见远处传来那么熟悉的声音：
琴，嚓嚓，琴，嚓嚓……
补锅，补锅，铝锅锑锅铁锅……
二、高老师办厂
高老师大名恩才。20世纪50年代在县中高中毕业后回新民乡吉祥寺中学当老师。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遭遣送回老家五大队监督劳动。
我进吉祥寺读初一那年，恰逢邓大爷给全国右派分子平反，高老师被落实政策，又重返学校执鞭任教。
高老师的外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导师列宁同志极其挂相，但其神态则与列宁同志完全不同。电影《列宁在1918年》里，列宁挥手的那种傲岸和霸气，在高老师身上一丁点也看不到。相反，高老师慈眉善目，笑眯眯的，像极了祠堂里供奉的弥勒佛。
那几年，吉祥寺中学办有高中，他教高中化学。印象中他总是端着实验器皿出没在教室和实验室之间。途中遇见同事点头笑，遇见学生也点头笑。我有时真担心他手中端着的器皿会因此掉落一地。
吉祥寺位于我们生产队地界。高老师的家在五大队，挨近太平寺。因此他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我们队。队里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高老师的。高老师骑自行车上下班，出了校门仍是笑眯眯的样子。田地里做活路的农民看见他骑车经过，总是停下手中活，站端了身子，恭敬地喊：高老师！
高老师逢呼必应，笑眯眯地向招呼他的农民点头。那些招呼他的人，也高高兴兴地回应一个笑，仿佛与高老师搭上话，自己也显能了似的。高老师见到年长的乡人，或是熟识人，便会慢悠悠跨下自行车，扶着车龙头站在路边，隔着河沟与田里的熟人摆几句龙门阵，才又重新骑上车离去。我父亲在家里一向沉默寡言，但我记得有几次他做完活收工回家，总是压抑不住兴奋，带点炫耀的意思说，今天我又与高老师摆龙门阵了。
村里的老辈说，高老师肚子里装的东西，大江大河都没法比。
高老师的课我没有听过，但他被学生包围着讲解问题的情景我不止一次遇到。放学后，他与班里几个高中学生并行骑车出校门，边行边讨论。或许是三言两语没有把问题给学生解答清楚，就见他刹住车，停下来，把自行车往路边一靠，自个儿蹲在地上，随手找一根枝条在泥地上划来划去。又是公式，又是定理，一路推演，地面上留下弯弯曲曲好长一串，像一群爬行的蚯蚓。不一会儿，他的身边渐渐围了一圈路过的学生。有时，外围还站了一圈扛锄头、拿镰刀听壁角的农民伯伯。
大约在1983年，为贯彻中央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示，县、乡广泛动员各地的干部、知识分子带头兴办乡镇企业。
高老师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离开学校，转战经济主战场。他回到老家五大队，在一个废弃的仓库房里办起新民乡历史上第一个乡镇企业——前进涂料厂。当时离开学校兴办企业的教师不少，光我们吉祥寺中学就有好几位，如教我初一数学的王景亮老师，以及她的丈夫、教高中物理的杨抗夫老师。
前进涂料厂可谓生逢其时。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起行，装修装饰作为新兴产业应运而生，无论是技术、资金还是人力资源都严重短缺。前进涂料厂创办之初，高老师亲自研发涂料配方和生产技术，亲自上阵实践，等这些流程都装在他脑子里，工厂也就正式上马了。
前进涂料厂的产品一出来便畅销全国各地，当时到前进涂料厂等着拉涂料的车辆排起长队，在唐太路上成为一道风景。
前进涂料厂快速起行以后，高老师未雨绸缪，迅疾制定了搬迁建厂、扩大再生产、招揽人才、拓宽销售渠道、改革管理模式等一揽子发展规划。据说当乡政府审批通过他的规划以后，乡场上响起了经久不绝的鞭炮声。他画出的蓝图是：5年内把前进涂料厂建成全中国最大的涂料生产基地，解决全乡500个农村劳动力进厂务工，培养50名技术、销售、管理人才，造就10名万元户。
后来的发展完全按高老师制定的规划推进。新厂建起来了，厂址就选在乡场上徐堰河北岸。高峰期，厂里工人达两三百人，并在全乡催生了十多家作坊式涂料小厂，不到两年，乡里万元户的数量远超10名。
前进涂料厂存活了十多年时间。到了90年代初期，因政策有变，高老师回归教师身份，厂子被乡政府企办室接管了，随之又惯性发展三四年，到90年代中期，便渐渐式微了，后来索性关停了。
但是，高老师留在新民乡大地上的创业激情和创业梦想，犹如种子一样，在新民子弟未来的时光里纷纷开花结果。
记得前年的某一天，我和吉祥寺中学的几位老同学在泰和园小聚。席间回首新民往事，谈到高老师，一个个都竖起大拇指。
有同学掰起手指掐算：在今天新民乡财富榜前10名的榜单上，出身前进涂料厂，出自高老师麾下的弟子，竟然超过一半以上。
有现在仍然从事涂料经营的同学权威发布：前进涂料厂高峰期那年的产值坐到了全国同行业排位第二的位置，其诞生的案例今天还留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的教科书上。
有同学感念高老师的家乡情怀：厂里招收的工人，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兄弟；招录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层级人才，绝大多数是吉祥寺中学初中毕业考入郫县三中的高中毕业回乡青年。
有同学钦佩高老师的教学智慧：他总是亲自给招进厂里的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课堂幽默风趣，谈笑风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农民听得津津有味，说是像摆龙门阵一样就把高老师的技术学到手了。
座中的安明兄和定德两人，都是当年前进涂料厂的销售员工，他们从郫县三中毕业后进入厂里，两年后受高老师委派，一个扎根西藏，一个驻守重庆。他们后来的个人发展及命运轨迹，无不与年少时被派出去开疆拓土、闯荡世界有关。
在前年的那次饭局上，我终于向同学打听清楚当年轰动新民乡的一段公案，即高老师送两名弟子到川大读全日制大学鸡飞蛋打的详情。
在前进涂料厂步入正轨之时，为了培养高端人才，高老师与川大化工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选派两名员工去脱产读四年全日制本科，合作的所有费用包括生活费都由厂里出。有幸入选的两位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在郫县三中高考时落榜，灰心丧气中被高老师招到涂料厂上班，两年时间不到，居然还能实现上名牌大学的梦想。当时郫县电视台、郫县周报还为此做了追踪报道。
可是，四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高等学府完成学业的弟子，学成后竟然一去不返。一同学选择了自主创业，另一同学另觅高枝。
尽管他们当初都与涂料厂签订了人才培养合同，并签明了违约的赔偿责任。
后来高老师带了法院工作人员去某同学家收取违约金时，见到其父母羞愧难当的表情，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据说，川大毕业的其中一位同学，经过几十年打拼，而今个人资产早已过亿。
嗟夫，作古多年的高老师在天有灵，也当欣慰了。
三、华哥办学
华哥并非新民乡人氏，而是我的台湾友人。此次破例在新民乡系列人物印象里写到他，不止是因为他曾经受邀到访过我的老家，而是今天我在新民乡的冬日暖阳下，没有任何来由地，格外怀念起这位已经作古一年的老朋友。
去年的某天夜晚，我接到同事z有些哀伤的电话，告诉我华哥已经离世的消息。我最初有些惊愕，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而今一年过去了，关于华哥，我常念叨，但并无悲伤。华哥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眼前，我总感觉他还活着，从未离开过我的世界。或许哪一天，我就会接到他的电话：小弟我期待着与老兄你相聚啦。
华哥年长我十多岁，但在我面前常以小弟自谦，那或许是台湾人的语言风格，听久了也就习惯了。我到他的幼儿园参观，听到三四岁的孩子们称呼他，都一口一个华哥华哥，别人叫得亲热，他应得开心。
这并不代表台湾人的谦卑。若说起华哥的高调来，真是令人咂舌。他办公室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他和台湾及大陆不少官员的合影照片，其中有马英九先生同他手挽手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还压了一张他与马英九先生的往来函件。其中一份是他儿子结婚的时候，他邀请马英九参加儿子婚礼的请柬，以及马英九先生的回函。我曾经愚蠢地问过他和马英九先生是什么关系。他说：很简单的关系啦，他是台湾地区的领导，我是普通的小记者，一介小民，请他是看得起他啦，他当然要参加的啦。
2012年我写了几篇关于幼教的博文，其中一篇写到了他的幼儿园。我的同事z把这篇博客推荐给他，他便要到了我博客的地址。后来我们见面时，谈资便增加了写作的话题。他把他早年发表在媒体上的几篇文章推荐给我看，我也给他讲我“文青”时代的那些笑话。
华哥从台湾来到郫都区，已经有十几年了，但他至今仍说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让人听起来十分吃力，需边听边揣测，十句能听懂五句就不错了。他早年是台湾某报的一名记者，退休后来郫都区安靖镇创业，创办了一所硬件条件在当地堪称一流的幼稚园，但因其率真的性格，绝不迎合市场的观念，多年来其幼稚园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六年前，我去华哥的幼儿园参观，给他提了很多建议，后来华哥陆续采纳了一些。三年前，他的幼儿园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市里一个知名幼教集团整合，把幼儿园交给对方托管，他自己完全退出管理层。不到两年时间，原来那所死气沉沉的幼儿园便大有起色了。
华哥轻松下来以后，似乎仍是闲不住，常常带了台湾商人在成都、绵阳沿线考察市场，准备在早教领域做点事情。我们见面的时间便少了，但常有电话联系。尤其是每逢春节、中秋这样的节日，他祝福的电话总是先一步到达。如果他人在台湾的话，一定来一句“我代表台湾人民祝你老兄身体健康”。但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语境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呵呵地笑，回应道，谢谢你和台湾人民，我谨代表我和家人祝华哥身体健康。
每次从台湾回到成都，一下飞机总是第一个打给我电话，老兄啊，小弟我已经回到成都啦。
前几年，华哥常有电话邀约，说是成都某一家路边馆子的饭菜可好吃了，邀请我和他在郫都区的几个朋友一起过去品尝。那时因工作原则在前，他又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所以我总是一再婉拒，一次也没有去过。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是小人之心了。
华哥他之所以向我们发出邀请，是因为他也渴望异乡的纯洁友情。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基层干部，一个个变得高深莫测起来，生怕与商人，尤其是与工作有牵连的商人打交道。
某年春节前，各幼儿园都放寒假了，他一个人待在安靖，或是孤独的原因吧，一段时间里给我的电话很是殷勤。我与他在本地的几位朋友商量，便决定由我们几人以aa方式共同请他来郫都区一聚。
那天，我们在红光镇一个叫川西元素的饭馆团聚。当晚安靖那边堵车，他到得很迟。
华哥一上来就给我们分发他带来的礼品：一人一包台湾当地产的糖果。他给大家分发礼品的时候，每送一个人，都要先把对方赞美一番，然后郑重其事地当面拆开包装，嘴里不厌其烦地说，这个糖在台湾很好吃了，很珍贵的啦。
幸好此前我们都备过课，除了表现出对所收到礼物的喜欢之外，每人也有礼物回敬于他。y女士送了一件亲自制作的女红，不忘把自己的手艺和制作的辛苦使劲儿夸，把华哥给感动得差点要拥抱这位大美女了。我送他一份普通的郫县豆瓣，趁此也把郫县豆瓣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讲演到透彻的地步。
华哥送出了礼品，又收到了更丰富的礼品，高兴地一开聊，话题便上升到两岸一家亲的高度。
像这样的礼节，既简单又珍贵，真正体现了礼轻情意重的中华传统，而且于每个关联的人，内心都是舒舒畅畅的。这使我深思，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类似关系时，总是跑偏走邪呢？我们心底在害怕什么，甚至恐惧什么呢？
那晚的聚会，充满了欢乐。记得他喝了很多红酒，直到醉意朦胧。他讲了许多乐事趣事，尤其讲了他少不更事时期的情事。我那天也是够醉意的了，也把年轻时的纯情故事搅和在美酒中同他惺惺相惜。后来一直被当晚参加饭局的朋友哂笑，好奇地追问下文，不止一两次。
又一年的春节，听说华哥还是一个人在安靖，担心他孤独，我主动打电话邀请他到我家里过年，他爽快地一口答应了。
在郫都区，华哥常常在我面前提起的朋友还有两位，为了让华哥感受到春节的气息，我特意邀请了这两家人来作陪。那晚，女士们上厨，男士们则陪华哥喝茶、闲聊。屋子里自始至终弥漫着浓浓的年味，这也是在我的家里首次过的一个“两岸人民一家亲”的年。
转眼又过了一年，听说华哥病了，还病得厉害，已经离开郫都区，回到成都某酒店常住了。我们也常电话联系，电话中他从不言病，总是乐呵呵地。
某个周末，我和另一位同事相约专程去成都看望他。见到我们，他神采飞扬。带了我们到他住家附近的沃尔玛楼上一个快餐店招待我们吃饭，他不但不能喝酒了，连讲话似乎也很吃力。我们明显感觉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那年末，听说他病情加重，起不来床了，但因年底工作繁忙，我虽也常电话送去挂念和鼓励，但一直没去看望他。
第二年春上，他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的身体康复得很好，已能下地走动啦。我很是高兴，顺口说，等过段时间天气好转了，我接你到郫都区我老家乡下踏青，那里的负氧离子如同我们友情一样的好。
他立即逮住我话头追问：过段时间是好久？小弟我想念老兄你和大嫂啦。我顺口答：两周以内吧，我联系你。
还不到两周的时间，他的电话又来，尽管聊些别的事情，但我知道他的用意。
到了周末，我和妻子小叶开车去成都接他到郫都区闲游。他的腿脚已经不灵便，走不几分钟便要停顿一会儿。我和小叶便搀扶着他走，走得很慢，但他一副乐观的样子，口里一个劲地讲着台湾掌故，讲他当记者时的趣闻。
那天，我带他游了新民的云凌花乡，唐元的韭黄基地，花园的天府玫瑰谷，唐昌的战旗村。中午，招待他在战旗村吃农家九斗碗，专为他点了软软的甜烧、咸烧、杂烩。他食量不错，吃得津津有味，居然把杂烩连汤也喝个精光。
饭后在农庄的露天茶馆，我们坐在椅子上，懒懒地晒川西坝子的花花太阳。他聊一会儿便打起瞌睡来。我脱下我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他微微打起呼噜。我和小叶在阳光下小声聊，耐心等着他醒来。
不到半小时，他醒了，精神似乎又好起来了。他大赞郫都区乡野的秀美，说这是台湾所不及的；大赞川西美食九斗碗，说如在台湾开个杂烩菜馆，生意一定爆好。
晒了会太阳，我提议继续转悠，并说晚上准备邀约他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聚会。但他说他有些困倦，想先回成都休息了。
我送他回成都的路上，说下次会带他参观平乐寺、望丛祠、全家河坝……他高兴地答应了。
不料此一去，便是阴阳相隔。
今天，面对华哥的亡灵，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想华哥离开的时候，也不会有遗憾的吧？他拥有着一帮当地朋友纯粹的友谊，他的世界，必定也有冬日暖阳，淡淡地照耀着吧。
多年以后，时光顺其自然地把我送进爱情这辆又长、又重、又笨的列车。在一节嘈杂、动荡又让人心醉神迷的车厢里，我呼唤我的“芳儿”，也被“芳儿”呼唤……
小时候，生产队几乎家家有奇巧，人人有绝技。比如，王三娘立钱，钟瞎子卜卦，耿四娘观仙，郭地主扎银针，王五伯摸羊子，曾六成刮痧……我母亲扯草药治伤口也是一技。村里大人小孩在割麦、插秧、挖红苕、划篾条、扯豆子过程中，如果有谁不小心弄伤了手脚，鲜血淋淋一边大叫着宋孃孃一边朝我家跑来。母亲麻利地蹿到林盘里扯几根散血草，又从墙壁上取下挂了多年的老陈艾，嫩的干的团在一起，放到嘴里一阵嚼，直到嚼融，嚼出汁水，挼成一团，趁热敷在伤口上，用布条包扎紧，很快就止了血。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生产队里那些掌握奇技的人，十成有九成已为鬼矣。而我母亲依然身体健康，脾气火爆，70多岁了还专横地统治着一个大家族。
我知道，随着时间毫不留情地前行，乡村里有些东西注定要被淘汰，注定要失去传接，注定要消于无形，这是必然的。
故人已去，天地不曾留痕。但活着的人，尚可追击记忆的星星之火。
——题记
一、李补锅补锅
远远的，传来铁片串子甩击出来的声音：琴，嚓嚓，琴，嚓嚓……
铁片击打在阳光上，发出闪亮而深长的颤音，一波一波在空气里浪开去。
晌午，田野里的庄稼泛着绿波。只露出大半个身子的李补锅担着挑子，慢慢穿行在被庄稼披覆的田埂上。
琴嚓，琴嚓，琴嚓嚓……那声音变了调，像鸟儿在扑腾，村子里传来鸡狗的应和。李补锅终于从田埂走上了机耕道。
我见过李补锅手中的铁片串子，也亲手摸过。三瓣发亮的铁片，上端用铁丝串在一起，每一片有洋碱那么大，凉浸浸的。我曾经提起来甩过，却甩出零乱的杂响。铁片串子到了李补锅手上，一提溜，一甩，一抖，一回摆，各种节奏的声音便飞出来，整个村子都被那悠扬的调儿给抚摸得无比舒畅。
李补锅的吆喝紧随“琴嚓嚓”而来：补锅，补锅，铝锅锑锅铁锅……
有人探头在柴门观望，有人在庄稼地里直起身打招呼，有人在田里接那拖长的尾音。小孩子飞奔而出，有的像猴子一样爬上树杈上打望。
哪家若要补锅，只需站在院外田埂上大声回应一声：补锅。
李补锅换换肩上的挑子，仔细辨别声音出自哪家。找对了主家方向，便折身朝那家走去。孩子们立即奔走相告：补锅了！补锅了！也紧跟着朝主家跑去，有帮着主家端凳子抬椅子的，有跑到李补锅身前去领路的。
村子里即刻人欢马叫。
李补锅在主家场院里摆好补锅的各样道具，坐在自带的马扎上开始点火，拉风箱，主家把烂锅提出来，放到李补锅面前。孩子们睁大眼睛围在四周，也有邻居的大人踱步过来，坐在主家提供的凳子上抽着叶子烟，看李补锅补锅。
主家开始与李补锅摆龙门阵。这是我们最盼望而焦急的时刻。李补锅抽一口叶子烟，很响亮地吐一口痰，慢腾腾地接茬主家的问话。
李补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例如，省城里武斗动用了机关枪，县城里放映《卖花姑娘》全场哭声呐喊，某人某天遇到了倒路鬼，某人的老丈人死而复生，某天徐堰河里漂过一具浮尸……
李补锅个子矮而胖，脸色发青，空空空一连串咳痰，又变成了红色。他讲话时有些吐词不清，害得我们常打断他，问，刚才说的啥子呢？
李补锅的补锅技术没得说。那黑而硬的锅铁经他的手一倒腾，眼见着在火上变红，变软，神奇又惊险。这让我大为叹服，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物质遇热会发生变化等科学的种子。但是，他摆的龙门阵，比他的补锅技术更令我着迷。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打开了我想象力的大门。
邻居汤园妈妈与李补锅是远房亲戚。李补锅来我们生产队补锅的时候，汤园和他妈妈从始至终守在摊子前，待李补锅做完活路后，便热情邀请他到家里送个腰台再走。李补锅也有去的时候，也有不去的时候。不管去不去，汤园那神气活现的样子总让我羡慕不已。我心里曾无数次幻想，要是李补锅是我家的亲戚就好了。
李补锅的家就在邻生产队。据说他有十个儿女，其中有一个叫李猫儿的，是李家的二女儿。我曾多次见过，人矮，又黑，胖胖的，只是眼睛大得吓人，眼里的光更吓人。她好像常年不着家，一直在外面漂。某一年被公社的基干民兵抓回来游街示众，罪名是投机倒把，据说是跑到成都火车北站倒卖火车票。
李补锅的吆喝从哪年没了声息的，我完全没印象了。便是在乡间走村串户的补锅行当，也早已从农村大地绝迹了。李猫儿更是如云烟一样，自那次游街后，一别茫茫，音讯全无。料想她现在应该是儿孙满堂，住进老家的安置小区颐养天年了吧。汤园前两年一直在子云学校当保安，去年我到学校去办事，被他拦在门口，聊了好一阵。今年据说换防到离家近的另一所学校去当保安了。
算起来，李补锅应该早已不在人世了。奇怪的是，我会在隔了四十多年后的某一个清晨，醒来后明明在枕上，却听见远处传来那么熟悉的声音：
琴，嚓嚓，琴，嚓嚓……
补锅，补锅，铝锅锑锅铁锅……
二、高老师办厂
高老师大名恩才。20世纪50年代在县中高中毕业后回新民乡吉祥寺中学当老师。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遭遣送回老家五大队监督劳动。
我进吉祥寺读初一那年，恰逢邓大爷给全国右派分子平反，高老师被落实政策，又重返学校执鞭任教。
高老师的外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导师列宁同志极其挂相，但其神态则与列宁同志完全不同。电影《列宁在1918年》里，列宁挥手的那种傲岸和霸气，在高老师身上一丁点也看不到。相反，高老师慈眉善目，笑眯眯的，像极了祠堂里供奉的弥勒佛。
那几年，吉祥寺中学办有高中，他教高中化学。印象中他总是端着实验器皿出没在教室和实验室之间。途中遇见同事点头笑，遇见学生也点头笑。我有时真担心他手中端着的器皿会因此掉落一地。
吉祥寺位于我们生产队地界。高老师的家在五大队，挨近太平寺。因此他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我们队。队里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高老师的。高老师骑自行车上下班，出了校门仍是笑眯眯的样子。田地里做活路的农民看见他骑车经过，总是停下手中活，站端了身子，恭敬地喊：高老师！
高老师逢呼必应，笑眯眯地向招呼他的农民点头。那些招呼他的人，也高高兴兴地回应一个笑，仿佛与高老师搭上话，自己也显能了似的。高老师见到年长的乡人，或是熟识人，便会慢悠悠跨下自行车，扶着车龙头站在路边，隔着河沟与田里的熟人摆几句龙门阵，才又重新骑上车离去。我父亲在家里一向沉默寡言，但我记得有几次他做完活收工回家，总是压抑不住兴奋，带点炫耀的意思说，今天我又与高老师摆龙门阵了。
村里的老辈说，高老师肚子里装的东西，大江大河都没法比。
高老师的课我没有听过，但他被学生包围着讲解问题的情景我不止一次遇到。放学后，他与班里几个高中学生并行骑车出校门，边行边讨论。或许是三言两语没有把问题给学生解答清楚，就见他刹住车，停下来，把自行车往路边一靠，自个儿蹲在地上，随手找一根枝条在泥地上划来划去。又是公式，又是定理，一路推演，地面上留下弯弯曲曲好长一串，像一群爬行的蚯蚓。不一会儿，他的身边渐渐围了一圈路过的学生。有时，外围还站了一圈扛锄头、拿镰刀听壁角的农民伯伯。
大约在1983年，为贯彻中央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示，县、乡广泛动员各地的干部、知识分子带头兴办乡镇企业。
高老师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离开学校，转战经济主战场。他回到老家五大队，在一个废弃的仓库房里办起新民乡历史上第一个乡镇企业——前进涂料厂。当时离开学校兴办企业的教师不少，光我们吉祥寺中学就有好几位，如教我初一数学的王景亮老师，以及她的丈夫、教高中物理的杨抗夫老师。
前进涂料厂可谓生逢其时。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起行，装修装饰作为新兴产业应运而生，无论是技术、资金还是人力资源都严重短缺。前进涂料厂创办之初，高老师亲自研发涂料配方和生产技术，亲自上阵实践，等这些流程都装在他脑子里，工厂也就正式上马了。
前进涂料厂的产品一出来便畅销全国各地，当时到前进涂料厂等着拉涂料的车辆排起长队，在唐太路上成为一道风景。
前进涂料厂快速起行以后，高老师未雨绸缪，迅疾制定了搬迁建厂、扩大再生产、招揽人才、拓宽销售渠道、改革管理模式等一揽子发展规划。据说当乡政府审批通过他的规划以后，乡场上响起了经久不绝的鞭炮声。他画出的蓝图是：5年内把前进涂料厂建成全中国最大的涂料生产基地，解决全乡500个农村劳动力进厂务工，培养50名技术、销售、管理人才，造就10名万元户。
后来的发展完全按高老师制定的规划推进。新厂建起来了，厂址就选在乡场上徐堰河北岸。高峰期，厂里工人达两三百人，并在全乡催生了十多家作坊式涂料小厂，不到两年，乡里万元户的数量远超10名。
前进涂料厂存活了十多年时间。到了90年代初期，因政策有变，高老师回归教师身份，厂子被乡政府企办室接管了，随之又惯性发展三四年，到90年代中期，便渐渐式微了，后来索性关停了。
但是，高老师留在新民乡大地上的创业激情和创业梦想，犹如种子一样，在新民子弟未来的时光里纷纷开花结果。
记得前年的某一天，我和吉祥寺中学的几位老同学在泰和园小聚。席间回首新民往事，谈到高老师，一个个都竖起大拇指。
有同学掰起手指掐算：在今天新民乡财富榜前10名的榜单上，出身前进涂料厂，出自高老师麾下的弟子，竟然超过一半以上。
有现在仍然从事涂料经营的同学权威发布：前进涂料厂高峰期那年的产值坐到了全国同行业排位第二的位置，其诞生的案例今天还留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的教科书上。
有同学感念高老师的家乡情怀：厂里招收的工人，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兄弟；招录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层级人才，绝大多数是吉祥寺中学初中毕业考入郫县三中的高中毕业回乡青年。
有同学钦佩高老师的教学智慧：他总是亲自给招进厂里的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课堂幽默风趣，谈笑风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农民听得津津有味，说是像摆龙门阵一样就把高老师的技术学到手了。
座中的安明兄和定德两人，都是当年前进涂料厂的销售员工，他们从郫县三中毕业后进入厂里，两年后受高老师委派，一个扎根西藏，一个驻守重庆。他们后来的个人发展及命运轨迹，无不与年少时被派出去开疆拓土、闯荡世界有关。
在前年的那次饭局上，我终于向同学打听清楚当年轰动新民乡的一段公案，即高老师送两名弟子到川大读全日制大学鸡飞蛋打的详情。
在前进涂料厂步入正轨之时，为了培养高端人才，高老师与川大化工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选派两名员工去脱产读四年全日制本科，合作的所有费用包括生活费都由厂里出。有幸入选的两位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在郫县三中高考时落榜，灰心丧气中被高老师招到涂料厂上班，两年时间不到，居然还能实现上名牌大学的梦想。当时郫县电视台、郫县周报还为此做了追踪报道。
可是，四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高等学府完成学业的弟子，学成后竟然一去不返。一同学选择了自主创业，另一同学另觅高枝。
尽管他们当初都与涂料厂签订了人才培养合同，并签明了违约的赔偿责任。
后来高老师带了法院工作人员去某同学家收取违约金时，见到其父母羞愧难当的表情，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据说，川大毕业的其中一位同学，经过几十年打拼，而今个人资产早已过亿。
嗟夫，作古多年的高老师在天有灵，也当欣慰了。
三、华哥办学
华哥并非新民乡人氏，而是我的台湾友人。此次破例在新民乡系列人物印象里写到他，不止是因为他曾经受邀到访过我的老家，而是今天我在新民乡的冬日暖阳下，没有任何来由地，格外怀念起这位已经作古一年的老朋友。
去年的某天夜晚，我接到同事z有些哀伤的电话，告诉我华哥已经离世的消息。我最初有些惊愕，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而今一年过去了，关于华哥，我常念叨，但并无悲伤。华哥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眼前，我总感觉他还活着，从未离开过我的世界。或许哪一天，我就会接到他的电话：小弟我期待着与老兄你相聚啦。
华哥年长我十多岁，但在我面前常以小弟自谦，那或许是台湾人的语言风格，听久了也就习惯了。我到他的幼儿园参观，听到三四岁的孩子们称呼他，都一口一个华哥华哥，别人叫得亲热，他应得开心。
这并不代表台湾人的谦卑。若说起华哥的高调来，真是令人咂舌。他办公室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他和台湾及大陆不少官员的合影照片，其中有马英九先生同他手挽手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还压了一张他与马英九先生的往来函件。其中一份是他儿子结婚的时候，他邀请马英九参加儿子婚礼的请柬，以及马英九先生的回函。我曾经愚蠢地问过他和马英九先生是什么关系。他说：很简单的关系啦，他是台湾地区的领导，我是普通的小记者，一介小民，请他是看得起他啦，他当然要参加的啦。
2012年我写了几篇关于幼教的博文，其中一篇写到了他的幼儿园。我的同事z把这篇博客推荐给他，他便要到了我博客的地址。后来我们见面时，谈资便增加了写作的话题。他把他早年发表在媒体上的几篇文章推荐给我看，我也给他讲我“文青”时代的那些笑话。
华哥从台湾来到郫都区，已经有十几年了，但他至今仍说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让人听起来十分吃力，需边听边揣测，十句能听懂五句就不错了。他早年是台湾某报的一名记者，退休后来郫都区安靖镇创业，创办了一所硬件条件在当地堪称一流的幼稚园，但因其率真的性格，绝不迎合市场的观念，多年来其幼稚园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六年前，我去华哥的幼儿园参观，给他提了很多建议，后来华哥陆续采纳了一些。三年前，他的幼儿园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市里一个知名幼教集团整合，把幼儿园交给对方托管，他自己完全退出管理层。不到两年时间，原来那所死气沉沉的幼儿园便大有起色了。
华哥轻松下来以后，似乎仍是闲不住，常常带了台湾商人在成都、绵阳沿线考察市场，准备在早教领域做点事情。我们见面的时间便少了，但常有电话联系。尤其是每逢春节、中秋这样的节日，他祝福的电话总是先一步到达。如果他人在台湾的话，一定来一句“我代表台湾人民祝你老兄身体健康”。但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语境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呵呵地笑，回应道，谢谢你和台湾人民，我谨代表我和家人祝华哥身体健康。
每次从台湾回到成都，一下飞机总是第一个打给我电话，老兄啊，小弟我已经回到成都啦。
前几年，华哥常有电话邀约，说是成都某一家路边馆子的饭菜可好吃了，邀请我和他在郫都区的几个朋友一起过去品尝。那时因工作原则在前，他又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所以我总是一再婉拒，一次也没有去过。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是小人之心了。
华哥他之所以向我们发出邀请，是因为他也渴望异乡的纯洁友情。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基层干部，一个个变得高深莫测起来，生怕与商人，尤其是与工作有牵连的商人打交道。
某年春节前，各幼儿园都放寒假了，他一个人待在安靖，或是孤独的原因吧，一段时间里给我的电话很是殷勤。我与他在本地的几位朋友商量，便决定由我们几人以aa方式共同请他来郫都区一聚。
那天，我们在红光镇一个叫川西元素的饭馆团聚。当晚安靖那边堵车，他到得很迟。
华哥一上来就给我们分发他带来的礼品：一人一包台湾当地产的糖果。他给大家分发礼品的时候，每送一个人，都要先把对方赞美一番，然后郑重其事地当面拆开包装，嘴里不厌其烦地说，这个糖在台湾很好吃了，很珍贵的啦。
幸好此前我们都备过课，除了表现出对所收到礼物的喜欢之外，每人也有礼物回敬于他。y女士送了一件亲自制作的女红，不忘把自己的手艺和制作的辛苦使劲儿夸，把华哥给感动得差点要拥抱这位大美女了。我送他一份普通的郫县豆瓣，趁此也把郫县豆瓣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讲演到透彻的地步。
华哥送出了礼品，又收到了更丰富的礼品，高兴地一开聊，话题便上升到两岸一家亲的高度。
像这样的礼节，既简单又珍贵，真正体现了礼轻情意重的中华传统，而且于每个关联的人，内心都是舒舒畅畅的。这使我深思，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类似关系时，总是跑偏走邪呢？我们心底在害怕什么，甚至恐惧什么呢？
那晚的聚会，充满了欢乐。记得他喝了很多红酒，直到醉意朦胧。他讲了许多乐事趣事，尤其讲了他少不更事时期的情事。我那天也是够醉意的了，也把年轻时的纯情故事搅和在美酒中同他惺惺相惜。后来一直被当晚参加饭局的朋友哂笑，好奇地追问下文，不止一两次。
又一年的春节，听说华哥还是一个人在安靖，担心他孤独，我主动打电话邀请他到我家里过年，他爽快地一口答应了。
在郫都区，华哥常常在我面前提起的朋友还有两位，为了让华哥感受到春节的气息，我特意邀请了这两家人来作陪。那晚，女士们上厨，男士们则陪华哥喝茶、闲聊。屋子里自始至终弥漫着浓浓的年味，这也是在我的家里首次过的一个“两岸人民一家亲”的年。
转眼又过了一年，听说华哥病了，还病得厉害，已经离开郫都区，回到成都某酒店常住了。我们也常电话联系，电话中他从不言病，总是乐呵呵地。
某个周末，我和另一位同事相约专程去成都看望他。见到我们，他神采飞扬。带了我们到他住家附近的沃尔玛楼上一个快餐店招待我们吃饭，他不但不能喝酒了，连讲话似乎也很吃力。我们明显感觉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那年末，听说他病情加重，起不来床了，但因年底工作繁忙，我虽也常电话送去挂念和鼓励，但一直没去看望他。
第二年春上，他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的身体康复得很好，已能下地走动啦。我很是高兴，顺口说，等过段时间天气好转了，我接你到郫都区我老家乡下踏青，那里的负氧离子如同我们友情一样的好。
他立即逮住我话头追问：过段时间是好久？小弟我想念老兄你和大嫂啦。我顺口答：两周以内吧，我联系你。
还不到两周的时间，他的电话又来，尽管聊些别的事情，但我知道他的用意。
到了周末，我和妻子小叶开车去成都接他到郫都区闲游。他的腿脚已经不灵便，走不几分钟便要停顿一会儿。我和小叶便搀扶着他走，走得很慢，但他一副乐观的样子，口里一个劲地讲着台湾掌故，讲他当记者时的趣闻。
那天，我带他游了新民的云凌花乡，唐元的韭黄基地，花园的天府玫瑰谷，唐昌的战旗村。中午，招待他在战旗村吃农家九斗碗，专为他点了软软的甜烧、咸烧、杂烩。他食量不错，吃得津津有味，居然把杂烩连汤也喝个精光。
饭后在农庄的露天茶馆，我们坐在椅子上，懒懒地晒川西坝子的花花太阳。他聊一会儿便打起瞌睡来。我脱下我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他微微打起呼噜。我和小叶在阳光下小声聊，耐心等着他醒来。
不到半小时，他醒了，精神似乎又好起来了。他大赞郫都区乡野的秀美，说这是台湾所不及的；大赞川西美食九斗碗，说如在台湾开个杂烩菜馆，生意一定爆好。
晒了会太阳，我提议继续转悠，并说晚上准备邀约他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聚会。但他说他有些困倦，想先回成都休息了。
我送他回成都的路上，说下次会带他参观平乐寺、望丛祠、全家河坝……他高兴地答应了。
不料此一去，便是阴阳相隔。
今天，面对华哥的亡灵，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想华哥离开的时候，也不会有遗憾的吧？他拥有着一帮当地朋友纯粹的友谊，他的世界，必定也有冬日暖阳，淡淡地照耀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