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哟。”我装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说道。
“法律。”掘木平静地回答道。
我不由得再一次审视着掘木的面孔。附近那栋大楼上的霓虹灯闪烁着照耀在掘木身上，使他的脸看起来就像是魔鬼刑警一般威风凛凛。我煞是惊讶地说道：
“你说什么呀？罪的反义词不会是那种东西吧。”
他竟然说罪的反义词是法律！或许世人都是抱着那样一种简单的想法而装模作样地生活着。以为罪恶只是在没有警察的地方蠢蠢欲动。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是神吧？因为在你身上有一种恍若僧侣的东西，真让人讨厌。”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让我们俩再想想看吧。不过，这不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吗？我觉得，单凭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就可以知晓那个人的全部秘密。”
“未必吧。……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别再开这种玩笑了。不过，善是恶的反义词，而不是罪的反义词呐。”
“恶与罪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我想是不同的。善恶的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随随便便创造出来的道德词语。”
“真讨厌呐。那么，还是神吧。神，神。把什么都归结为神，总不会有错吧。哎呀，我的肚子都饿了呐。”
“良子现在正在楼下煮蚕豆呐。”
“那太棒了。那可是好东西呀。”
他把两只手交叉着枕在脑袋后面，仰面躺在了地上。
“你好像对罪一点兴趣也没有。”
“说来也是，因为我不像你那样是个罪人呀。即使我玩女人，也决不会让女人去死，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
并不是我让女人去死的，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只听见我的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回荡着这低沉的、但却竭尽全力的抗议之声。随即我又转念想到，那一切都是自己的不是。而这正是我奇特的特性。
我怎么也无法与人当面抗辩。我拼命克制着，不让自己的心情因烧酒阴郁的醉意而变得更加阴森可怕。我几乎是在自言自语的嗫嚅着：
“不过，唯有被关进监狱这一点，不算是我的罪。我觉得，只要弄清了罪的反义词，那么也就把握住了罪的实体。神……拯救……爱……光明……但是，神本身有撒旦这个反义词，而拯救的反义词却是苦恼，爱的反义词则是恨，光明的反义词则是黑暗，善的反义词则是恶。罪与祈祷，罪与忏悔，罪与告白，罪与……呜呼，全是同义词。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呢？”
“罪的反义词是蜜，如蜂蜜般甘甜。哎呀，我肚子都恶了，快去拿点吃的东西来吧。“
“你自己去拿来不就得了吗？”
我用平生从未有过的愤怒的声音说道。
“好吧，拿我就到楼下去，和良子一起犯罪后再上来吧。与其空谈大论，还不如实地考察呐。罪的反义词是蜜兜，不，是蚕豆吗？”
他已经酩酊大醉，语无伦次了。
“随你的便，随你滚到哪儿去都行！”
“罪与饥饿，饥饿与蚕豆，不对，这是同义词吧？”
他一边信口雌黄，一边站了起来。
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念头倏然间掠过了我大脑的某个角落，使我大吃一惊。倘若那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把罪与罚作为同义词，而是作为反义词并列在一切的话，那么……罪与罚，绝无相通之处的两样东西，水火不相容的两样东西。把罪与罚作为反义词的陀氏，他笔下的绿藻，腐烂的水池、一团乱麻的内心世界……我开始明白了，不，还没有……这一个个念头如走马灯一般闪过我的脑海。这时，忽然传来了掘木的叫声：
“喂，他妈的什么蚕豆呀！快来看！”
他的声音和脸色都恍然变了个人。他是刚刚才蹒跚着起身下楼去的，没想到马上就折了回来。
“什么事？！”
周围的气氛蓦然变得紧张起来。我和他从楼顶上下到二楼，又从二楼往下走。在中途的楼梯上掘木停下了脚步，用手指着说道：
“瞧！”
我自己那间屋子上方的小窗户正敞开着，从那儿可以看到房间的里面。只见房间里亮着电灯，有两只“动物”正在干着什么。
我感到头晕目眩，呼吸急促。“这也不失为人间景象之一。这也是人类的面目之一。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我在心里嘀咕着，以致于忘记了该去救出良子，而只是久久地呆立在楼梯上。
掘木大声地咳嗽。我就像是一个人逃命似的又跑回到了屋顶上，躺在地上仰望着夏夜布满水汽的天空，此时，席卷我心灵的情感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悲哀，而是剧烈的恐惧。它并非那种对墓地幽灵的恐惧，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中撞上身着白衣的神体时所感到的那种不容分说的来自远古的极端的恐惧。从那天夜里起，我的头发开始出现少年白，对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丧失了信心，对他人越来越感到怀疑，从此永久地远离了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等等。事实上，这在我的整个生涯中也是一件决定性的事件，仿佛有人迎面砍伤了我前额的中央，使我无论与谁接近，都会感到那道伤口在隐隐作痛。
“尽管我很同情你、但你也该多少识点相吧。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这儿完全是一座地狱。……不过，关于良子嘛，你可得原谅她哟。因为你自己也不是一条好汉呐。我这就告辞了。”
掘木绝不是那种傻瓜蛋，会甘愿驻留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
我站起身来，兀自一个人喝着烧酒，然后便“哇”地一声放声痛哭起来。哭啊，哭啊，我就那么一直痛哭着。
不知不觉间，良子已怔怔地站在我身后，手里端着盛满蚕豆的盘子。
“要是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好啦，好啦什么都别说了。你是一个不知道怀疑别人的人。坐下一起吃蚕豆吧。”
我们并排坐下吃着蚕豆。呜呼，难道信赖别人也算是罪过？！对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十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他常常请我给他画一点漫画，然后煞有介事地留下很多报酬扬长而去。
打那以后，那个商人就再也没来过。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商人，我倒是更恨掘木。是他第一个目睹了那幅场景，可他却什么都没有做——比如故意干咳一声等等——就直接折回到屋顶上诡秘地通知了我。对掘木的憎恶和愤怒会在不眠之夜油然而生，使我叹息呻吟。
不存在什么原谅与不原谅的问题。良子是一个信赖的天才。她不知道怀疑他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愈加悲惨。
我不禁问神灵：难道信赖他人也算是罪过吗？
在我看来，比起良子的身体遭到玷污，倒是良子对他人的信赖遭到玷污这件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埋下了我无法生活下去的苦恼的种子。我是一个畏畏缩缩、光看别人脸色行事、对他人的信赖之心已经裂纹丛生的人。对于这样的我来说，良子那种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就恰如绿叶掩映的瀑布一般赏心悦目。谁知它却在一夜之间蜕变为发黄的污水。这不，从那夜起，良子甚至对我的一颦一笑都开始大加注意了。
“喂，”我的一声叫喊便会让她胆战心惊。她似乎不知道该把视线投向哪里。无论我多么想逗她发笑而大肆进行滑稽表演，她都一直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甚至在和我说话时滥用敬语。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真的是罪恶之源吗？
我四处搜罗那些描写妻子被人奸污的故事书来看，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女人遭到良子那样悲惨的奸污。她的遭遇是不能成其为故事的。在那个小个子商人与良子之间，倘若存在着哪怕是一丁点儿近似于恋爱的情感，那么，或许我的心境反而会获得拯救。然而，就是在夏天的那个夜晚，良子相信了那个家伙。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却害得我被人迎面砍伤了额头，声音变得嘎哑，头发出现少年白，而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提心吊胆了。大部分故事都把重点放在丈夫是否原谅妻子那种“行为”之上，但这一点对我来说，却并不是那么令人苦恼的重大问题。原谅与不原谅，拥有这种权利的丈夫无疑是幸运的，倘若认为自己无法原谅妻子，那么也毋用大声喧哗，只要立即与她分道扬镳，然后再娶一个新娘子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好“原谅”对方，自我忍耐罢了。不管怎么说，单凭丈夫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息八方事态的吧。总之，在我看来，即使是那种事件是对丈夫的一个巨大打击，但也仅限于“打击”而已。与那种永不休止地冲击海岸的波涛不同，它是一种可以借助拥有权利的丈夫的愤怒来加以处置和化解的纠葛。而我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作为丈夫不具备任何权利，不用说发怒，甚至连一句怨言也不能吐露。而妻子恰恰是被她自己的那种罕见的美好品质残酷地奸污了。并且，那种美好的品质正好是丈夫久已向往的、被称之为“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的这样一种可怜之物。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也算是罪过吗？
我甚至对这种唯一值得依傍的美好品质也产生了疑惑，一切的一切都变得越发不可理喻，以致于我的前方只剩下了酒精。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度的卑微，一大早就喝开了烧酒，而牙齿也落得残缺不全了，手头的漫画也只是一些近似于淫画的东西了。不，还是让我坦白地说吧。那时候我开始复制春画进行秘密贩卖，因为我急需喝酒的钱。每当我看到良子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一副惴惴不安的模样时，我甚至会胡思乱想到：她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防备别人的女人，没准和那个商人之间并非只有一次吧？——疑心生疑心，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可我却没有勇气去加以证实，以致于被那惯有的不安和恐惧纠缠着，只能在喝得醉醺醺之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试着进行卑屈的诱导性审讯。尽管内心深处是忽而高兴忽而沮丧，可表面上我却拼命地进行滑稽表演，在对良子施加地狱般可憎的爱抚之后，如同一滩烂泥似的酣然大睡。
那一年的年末，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我才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当时我很想喝一杯白糖开水，可良子像是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只好自个儿去厨房找出白糖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却没有白糖，只有一个细长的黑色纸盒。我漫不经心地拿在手里一看，只见盒子上贴着一张标签，使我目瞪口呆。尽管那标签被人用指甲抠去了一大半，但标有洋文的部分却留了下来，上面一目了然地写着：dial。
巴比妥酸。那时我全是喝烧酒，并没有服用安眠药。不过，不眠症似乎成了我的宿疴，所以对大部分安眠药都相当了解。单凭这一盒巴比妥酸就足以致人于死地。盒子尚未开封，想必她曾经涌起过轻生的念头，才会撕掉上面的标签把药盒子隐藏在这种地方吧。也真够可怜的，这孩子因为读不懂标签上的洋文，所以只用指甲抠掉其中的一半，以为这样一来就无人知晓了。（你是无辜的。）
我没有发出声响，只是悄悄地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地给盒子开了封，一口气把药全部塞进了嘴巴里，冷静地喝干杯中的水，随即关掉电灯就那么躺下睡了。
据说整整三个昼夜，我就像死掉了一般。医生认为是过失所致，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报警。据说我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回家”。所谓的“家”，究竟指的哪儿，就连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总之，听说我是那么说了，并且号啕大哭了一场。
渐渐地眼前的雾散开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比目鱼”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坐在我的枕边。
“上一次也是发生在年末的时候。这种时候谁不是忙得个团团转呐。可他偏偏爱挑准年末来干这种事，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在一旁听比目鱼发牢骚的，是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
“夫人。”我叫道。
“嗯，有什么事？你醒过来了？”
老板娘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那张笑脸贴在了我的脸上。
我不由得泪如泉涌。
“就让我和良子分手吧。”
脱口而出的竟是这样一句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
老板娘欠起身，流露出轻微的叹息。
接下来我又失言了，而且这一次的失言是那么唐突，简直无法断言到底是滑稽还是愚蠢。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
“哈——哈——哈—”首先是“比目鱼”大声地笑了，然后老板娘也哧哧地笑出了声。最后连我自己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红着脸苦笑了起来。
“唔，那样倒是好呀。”“比目鱼”一直在粗俗地笑着，他说道，“最好是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要是有女人的话，怎么着都不行，去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倒是个好主意呐。”
没有女人的地方。但我这近于痴人说梦般的胡言乱语，不久居然悲惨地化作了现实。
良子似乎一直认为，我是作为她的替代而吞下毒品的，因此在我面前比过去更加胆战心惊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苟言笑，所以，呆在公寓的房间里我会感到胸闷气短，忍不住又跑到外面酗酒去了。但自从巴比妥酸事件以后，我的身体明显消瘦了，手脚也变得软弱兀立，画漫画稿时也常常偷懒怠工。那时，作为探望费，“比目鱼”留给我一笔钱（“比目鱼”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随即递给我那笔钱，就好像是从他自己的荷包里掏出来的一样。可事实上这也是老家的哥哥们寄来的钱。这时，我已经不同于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的我了，能够隐隐约约地看穿“比目鱼”那种装腔作势的把戏了，所以我也就能狡猾地装出不知内情的样子，向“比目鱼”道了谢。但是，“比目鱼”等人干吗要弃简从繁，不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呢？其中的缘由我似懂非懂，觉得十分蹊跷）。我打定主意用那笔钱独自道南伊豆温泉去看看。不过，我不属于那种能够长时间地绕着温泉悠闲旅行的人，一想到良子，我就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我自己与那种透过旅馆房间的窗户眺望山峦的平和心境更是相距甚远，在那里我既没有换穿棉和服，也没有泡温泉澡，只是跑进外面一家并不干净的茶馆似的地方，拼命地喝酒，把身体糟蹋得更加羸弱之后才回到了东京。
那是在一场大雪降临于东京的某个夜晚。我醉醺醺地沿着银座的背街漫步走着，一边小声地反复哼唱着“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我一边唱一边用鞋尖踹开街头的积雪，突然间我呕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吐血。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面硕大的太阳旗。好一阵子我都蹲在原地，然后用双手捧起那些没有弄脏的白雪，一面洗脸一面哭了起来。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一个女孩哀婉的歌声恍若幻听一般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了过来。不幸。在这个世上不乏不幸之人，不，尽是些不幸之人。即使这么说也绝非过激之辞。但是，他们的不幸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世间发出抗议，并且，“世间”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可是，我的不幸却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所以不可能向任何人进行抗议。假如我斗胆结巴着说出某一句近于抗议的话，不仅是“比目鱼”，甚至世间的所有人都无疑会因我口出狂言而惊讶无比的。到底我是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刚愎自用”呢？还是与此相反，显得过去怯懦萎缩呢？这一点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总之，我是罪孽的凝固体，所以，我只能变得越来越不幸，而这是无法阻止和防范的。
我站起身来，琢磨着：应该先吃点什么对症的药。于是，我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就在我与店老板双目交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就像是被闪光灯照花了眼睛一样，抬起头瞪大了双眼，呆呆地伫立着。但那瞪大的眼睛里既没有惊愕的神色，也没有厌恶的感觉，而是流露出一副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充满了渴慕般的表情。啊，她也肯定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不幸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不幸敏感万分。正当我如此思忖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女人是柱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立着的。我遏制住了朝她飞奔过去的念头，在她和我面面相觑之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于是，从她那双睁大的眼睛里也流出了泪水。
仅此而已。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那家药店，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公寓，让良子化了杯盐水给我喝。然后默默地睡下了。第二天我慌称是感冒，昏睡了一整天。晚上，我对自己的吐血（尽管谁也不知道）感到很是不安，于是起身去了那家药店。这一次我是笑着向老板娘坦诉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向她咨询治疗方法。
“你必须得戒酒。”
我们就像是亲生骨肉一般。
“或许是酒精中毒吧。我现在都还想喝酒呐。”
“那可不行。我的丈夫得了肺结核，却偏说酒可以杀菌，整天都泡在酒里，结果是自己缩短了自己的寿命。”
“我真是担心得很。我好害怕，我已经不行了。”
“我这就给你药。可唯独酒这一样，你必须得戒掉哟。”
老板娘（她是个寡妇，膝下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或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不久就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个中风的公公，而她自己在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有一只脚已经彻底不行了）柱着松树的拐杖，翻箱倒柜地找出各种药品来了。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而这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这是淀粉酶，可以治疗肠胃不好。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满怀爱心地给我介绍了五六种药品。但这个不幸的夫人的爱情，对我来说是过于深厚了。最后她说道“这是你实在忍不住想喝酒时用的药”，说罢迅速地将那种药品包在了一个纸盒子里。
原来这是吗啡的注射液。
夫人说“这药至少比酒的危害要小”，我也就听信了她的话，再则那正好是在我自己也认为酗酒颇为丢人现眼的当口，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吗啡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不安、焦躁、腼腆等等，一下子全都被扫荡一空了，我甚至变成了一个神清气爽的雄辩家。而且每当注射了吗啡以后，我就会忘记自己身体的虚弱，而拼命地工作，一边创作漫画，一边在脑子里构思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绝妙方案。
本打算一天注射一针的，没想到一天增加到了两针，最后增加到一天四针的时候，一旦缺少了那玩意儿，我就简直无法工作了。
“那可不行哟。一旦中了毒，那就要命了。”
经药店的夫人一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中毒者（我这个人天性脆弱，动不动就听信别人的暗示。比如有人说，尽管这笔钱是用不得的，可既然是你嘛，那就……一听这话，我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不用掉那笔钱，反倒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似的，于是马上把它花掉了）。出于对中毒的担心，我反倒开始大肆需求那种药品了。
“拜托，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会付钱的。”
“钱嘛，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只是警察管起来就很讨厌了。”
啊，我的周围总是笼罩着某种浑浊而灰暗的、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氛。
“请你无论如何得搪塞过去，求求你了，夫人。让我吻你一下吧。”
夫人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趁势央求道：
“如果没有药的话，工作就一点也进展不了。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强精剂一样。”
“那样的话，还不如注射荷尔蒙吧。”
“你开什么玩笑呀。要么是借助酒，要么是用那种药，否则我是没法工作的。”
“酒可不行。”
“对吧？自从我用那种药以后，就一直滴酒未沾呐。多亏了这样，我的身体状况可谓好得很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画蹩脚的漫画，从今以后，我要把酒戒掉，调节好身体、努力地学习，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给你们瞧瞧。眼下正处于节骨眼上，所以我求求你啦，让我吻你吧。”
夫人噗哧笑了起来：
“这可为难啊，自个儿中毒了还不知道呐。”
她“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从药品架上取下那种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整盒，你马上就会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哎，没办法呀。”
回到家以后，我立即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那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即使不愿意也得这样啊。这阵子我很精神吧？好，我这就开始工作。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着。
我甚至还在夜深人静之时扣打过药店的店门。夫人身上裹着睡衣，“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走了出来。我扑上去抱住她，一边吻她，一边做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
夫人只是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盒药品。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更讨厌更龌龊的东西——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中毒者。那真可谓无耻至极。为了得到药品，我又开始了复制春画，并且与那家药店的残废女老板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恶关系。
我想死。索性死掉算了。事态已经不可挽回。无论干什么，都是徒劳一场，都只会丢人现眼，雪上加霜。骑自行车去观赏绿叶掩映的瀑布，这只是我难以企及的奢望罢了。只会在污秽的罪恶上增添可耻的罪恶，让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尽管我如此这般地左思右想着，却依旧不改那种半疯狂的模样，只是往返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无论我多么拼命地工作，由于药品的用量随之递增，所以，欠下的药费也达到了令人恐惧的额度。夫人一看到我的脸，就会泪流满面，而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地狱。
倘若为了逃出地狱的最后手段也归于失败了的话，那么，往后便只有勒颈自尽了。我决定不惜把神的存在与否作为赌注，斗胆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坦白地告诉他关于我自己的一切实情（有关女人的事儿，最终还是没能写上）。
没想到结果更加糟糕。无论我怎么等待，都一直杳无音讯。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使我加大了药量。
今夜，索性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死方休——就在我如此暗下决心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是用恶魔的直觉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掘木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咳血了。”
掘木说着，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脸上的微笑荡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温柔的微笑使我感激涕零，兴奋不已，以致于我不由得背过身子潸然泪下。仅仅因为他那温柔的微笑，我便被彻底打碎了，被一下子埋葬了。
他们把我强行送上汽车。无论如何我必须得住院治疗，而且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们解决，“比目鱼”就这样用平静的语气规劝着我（那是一种平静得甚至可以形容为大慈大悲的语调）。我就俨然是一个＄意志、没有判断力的人一般，只是抽抽嗒嗒地哭着，唯唯诺诺地服从他们俩的指示。加上良子，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的时候，才抵达了森林中一所大医院的门口。
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我接受了一个年轻医生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
“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比目鱼”、掘木和良子撂下我一个人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接着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给我。她还蒙在鼓里，以为那是强精剂。
“不，我不要那个。”
这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在别人劝我的情况下，敢于加以拒绝，这是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能力的人的不幸。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以为如果别人劝我干什么而自己加以拒绝的话，就会在对方的心灵和自己的心灵中剜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可是，在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自然而然地拒绝了自己几近疯狂地四处寻求的吗啡。或许是我被良子那种“神灵一般的无知”所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难道我不是并没有中毒吗？
我被那个有些腼腆地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着，进入了某一栋病房。大门上“喀嚓”一声挂上了大锁。原来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然奇妙地化作了现实。在这栋病房里，全部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不再是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不曾疯狂过。但是，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面对掘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曾经感激涕零，甚至忘记了判断和反抗便坐上了汽车，被他们带进这儿，变成了一个狂人。即使再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狂人”，不，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一个人了。
来到这儿时，还是在初夏时节。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的红色睡莲花，又是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开始绽放出波斯菊花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本正经而又不失紧张的语气说道：“父亲在上个月的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也不想让你为生活操心费神，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尽管你肯定是依依不舍的，但必须离开东京，回老家去过一种疗养生活。你在东京所闯下的祸，涩田先生已大体帮你了解了，你不必记挂在心。”
蓦然间故乡的山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后，我越发变得委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作为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的、一种可亲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了，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陡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曾经那么沉重，也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于是我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
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在从我生长的城镇坐火车南下四五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的海滨温泉。村边有五栋破旧的茅屋，里面的墙壁已经剥落，柱子也被虫蛀了，几乎无法修缮。但大哥却为我买下了那些房子，并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多次奇妙地遭到那个名叫阿铁的老女佣的强暴。有时我和她甚至还像一对夫妻似的吵架顶嘴。我肺上的毛病时好时坏，忽而胖了，忽然瘦了，甚至还咳出了血痰。昨天我让阿铁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一种烈性镇静安眠药]谁知她买回来的药和我平时服用的那种药，其药盒形状上就大为不同。对此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可睡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的，于是急急忙忙地跑进厕所，结果腹泻得厉害。那以后又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觉得好生奇怪，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装药的盒子，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恨不得对阿铁发一通牢骚。
“你呀，这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呐。”
我刚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这的确像是一个喜剧名词。本想入睡，却吃成了泻药，而那泻药的名字正好叫海诺莫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着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今年我才刚满二十七岁。因为白发明显增多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了。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是一个个头不大的女人，脸色苍白，细细的眼睛向上挑着，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的“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然而今年二月，我去拜访了疏散在千叶县船桥的一位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所谓学友，现在是某女子大学的讲师。事实上，我曾经拜托这个朋友给我的一个亲戚说媒，也因为有这层原因，再加上我打算顺道采购一下新鲜的海产品给家里人吃，所以就背上帆布包向船桥出发了。
船桥是一个濒临泥海的大城镇。无论我怎样告诉当地人那个朋友的门牌号数，因为是新搬过去的缘故，也没人知道。天气格外寒冷，我背着帆布包的肩膀也早已疼痛不已，这时我被唱机里发出的提琴声吸引住了，于是我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大门。
那儿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似的。我们彼此都很吃惊，然后又相视而笑了。我们没有像当时的惯例那样彼此询问遭到空袭的经历，而是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
“你呀，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呐。”
“不，都成老太婆了。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呐。”
“哪里哪里。小孩都有三个了。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买东西的。”
我们彼此寒暄着，说了一通久别重逢的人之间常说的话，然后相互打听着共同的朋友以后的消息。过了一会儿，老板娘突然改变了语调问我道：“你认识阿叶吗？”我说“不认识。”老板娘走到里面去，拿来了三本笔记本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道：
“或许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呐。”
我的天性如此，对于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是无法加工写成小说的，所以，我当场就打算还给她，但却被那些照片吸引住了（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我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以致于决定暂且保管一下那些笔记本。我说：“我回来时还会顺道来的，不过，你认识xx街xx号的xx人吗？他在女子大学当老师。”毕竟她也是新近搬来的，所以她倒认识。她还说，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那里。直到早晨我都没能入眠，一直出神地阅读那三篇手记。
手记上所记述的都是些过去的事了，但即使现代的人们读来，想必也会兴致勃勃的。我想，与其拙劣地加以添笔，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让哪家杂志社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给孩子买的海产品，尽是一些干货。背上帆布包，告别了朋友，我又折进那家酒吧。
“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我马上直奔主题，说道，“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行啊，你就拿去吧。”
“这个人还活着吗？”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倒了京桥的店里。寄件人肯定是阿叶，不过，邮包上却没有写阿叶的住址和名字。在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竟然神奇地逃过了劫难，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了……”
“你哭了？”
“不，与其说是哭，……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不行了。”
“如果是已经过了十年，那么，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这是作为对你的感谢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好像的确是蒙受了相当大的磨难呐。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么，说不定我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都是他的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是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
“法律。”掘木平静地回答道。
我不由得再一次审视着掘木的面孔。附近那栋大楼上的霓虹灯闪烁着照耀在掘木身上，使他的脸看起来就像是魔鬼刑警一般威风凛凛。我煞是惊讶地说道：
“你说什么呀？罪的反义词不会是那种东西吧。”
他竟然说罪的反义词是法律！或许世人都是抱着那样一种简单的想法而装模作样地生活着。以为罪恶只是在没有警察的地方蠢蠢欲动。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是神吧？因为在你身上有一种恍若僧侣的东西，真让人讨厌。”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让我们俩再想想看吧。不过，这不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吗？我觉得，单凭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就可以知晓那个人的全部秘密。”
“未必吧。……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别再开这种玩笑了。不过，善是恶的反义词，而不是罪的反义词呐。”
“恶与罪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我想是不同的。善恶的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随随便便创造出来的道德词语。”
“真讨厌呐。那么，还是神吧。神，神。把什么都归结为神，总不会有错吧。哎呀，我的肚子都饿了呐。”
“良子现在正在楼下煮蚕豆呐。”
“那太棒了。那可是好东西呀。”
他把两只手交叉着枕在脑袋后面，仰面躺在了地上。
“你好像对罪一点兴趣也没有。”
“说来也是，因为我不像你那样是个罪人呀。即使我玩女人，也决不会让女人去死，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
并不是我让女人去死的，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只听见我的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回荡着这低沉的、但却竭尽全力的抗议之声。随即我又转念想到，那一切都是自己的不是。而这正是我奇特的特性。
我怎么也无法与人当面抗辩。我拼命克制着，不让自己的心情因烧酒阴郁的醉意而变得更加阴森可怕。我几乎是在自言自语的嗫嚅着：
“不过，唯有被关进监狱这一点，不算是我的罪。我觉得，只要弄清了罪的反义词，那么也就把握住了罪的实体。神……拯救……爱……光明……但是，神本身有撒旦这个反义词，而拯救的反义词却是苦恼，爱的反义词则是恨，光明的反义词则是黑暗，善的反义词则是恶。罪与祈祷，罪与忏悔，罪与告白，罪与……呜呼，全是同义词。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呢？”
“罪的反义词是蜜，如蜂蜜般甘甜。哎呀，我肚子都恶了，快去拿点吃的东西来吧。“
“你自己去拿来不就得了吗？”
我用平生从未有过的愤怒的声音说道。
“好吧，拿我就到楼下去，和良子一起犯罪后再上来吧。与其空谈大论，还不如实地考察呐。罪的反义词是蜜兜，不，是蚕豆吗？”
他已经酩酊大醉，语无伦次了。
“随你的便，随你滚到哪儿去都行！”
“罪与饥饿，饥饿与蚕豆，不对，这是同义词吧？”
他一边信口雌黄，一边站了起来。
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念头倏然间掠过了我大脑的某个角落，使我大吃一惊。倘若那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把罪与罚作为同义词，而是作为反义词并列在一切的话，那么……罪与罚，绝无相通之处的两样东西，水火不相容的两样东西。把罪与罚作为反义词的陀氏，他笔下的绿藻，腐烂的水池、一团乱麻的内心世界……我开始明白了，不，还没有……这一个个念头如走马灯一般闪过我的脑海。这时，忽然传来了掘木的叫声：
“喂，他妈的什么蚕豆呀！快来看！”
他的声音和脸色都恍然变了个人。他是刚刚才蹒跚着起身下楼去的，没想到马上就折了回来。
“什么事？！”
周围的气氛蓦然变得紧张起来。我和他从楼顶上下到二楼，又从二楼往下走。在中途的楼梯上掘木停下了脚步，用手指着说道：
“瞧！”
我自己那间屋子上方的小窗户正敞开着，从那儿可以看到房间的里面。只见房间里亮着电灯，有两只“动物”正在干着什么。
我感到头晕目眩，呼吸急促。“这也不失为人间景象之一。这也是人类的面目之一。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我在心里嘀咕着，以致于忘记了该去救出良子，而只是久久地呆立在楼梯上。
掘木大声地咳嗽。我就像是一个人逃命似的又跑回到了屋顶上，躺在地上仰望着夏夜布满水汽的天空，此时，席卷我心灵的情感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悲哀，而是剧烈的恐惧。它并非那种对墓地幽灵的恐惧，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中撞上身着白衣的神体时所感到的那种不容分说的来自远古的极端的恐惧。从那天夜里起，我的头发开始出现少年白，对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丧失了信心，对他人越来越感到怀疑，从此永久地远离了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等等。事实上，这在我的整个生涯中也是一件决定性的事件，仿佛有人迎面砍伤了我前额的中央，使我无论与谁接近，都会感到那道伤口在隐隐作痛。
“尽管我很同情你、但你也该多少识点相吧。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这儿完全是一座地狱。……不过，关于良子嘛，你可得原谅她哟。因为你自己也不是一条好汉呐。我这就告辞了。”
掘木绝不是那种傻瓜蛋，会甘愿驻留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
我站起身来，兀自一个人喝着烧酒，然后便“哇”地一声放声痛哭起来。哭啊，哭啊，我就那么一直痛哭着。
不知不觉间，良子已怔怔地站在我身后，手里端着盛满蚕豆的盘子。
“要是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好啦，好啦什么都别说了。你是一个不知道怀疑别人的人。坐下一起吃蚕豆吧。”
我们并排坐下吃着蚕豆。呜呼，难道信赖别人也算是罪过？！对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十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他常常请我给他画一点漫画，然后煞有介事地留下很多报酬扬长而去。
打那以后，那个商人就再也没来过。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商人，我倒是更恨掘木。是他第一个目睹了那幅场景，可他却什么都没有做——比如故意干咳一声等等——就直接折回到屋顶上诡秘地通知了我。对掘木的憎恶和愤怒会在不眠之夜油然而生，使我叹息呻吟。
不存在什么原谅与不原谅的问题。良子是一个信赖的天才。她不知道怀疑他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愈加悲惨。
我不禁问神灵：难道信赖他人也算是罪过吗？
在我看来，比起良子的身体遭到玷污，倒是良子对他人的信赖遭到玷污这件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埋下了我无法生活下去的苦恼的种子。我是一个畏畏缩缩、光看别人脸色行事、对他人的信赖之心已经裂纹丛生的人。对于这样的我来说，良子那种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就恰如绿叶掩映的瀑布一般赏心悦目。谁知它却在一夜之间蜕变为发黄的污水。这不，从那夜起，良子甚至对我的一颦一笑都开始大加注意了。
“喂，”我的一声叫喊便会让她胆战心惊。她似乎不知道该把视线投向哪里。无论我多么想逗她发笑而大肆进行滑稽表演，她都一直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甚至在和我说话时滥用敬语。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真的是罪恶之源吗？
我四处搜罗那些描写妻子被人奸污的故事书来看，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女人遭到良子那样悲惨的奸污。她的遭遇是不能成其为故事的。在那个小个子商人与良子之间，倘若存在着哪怕是一丁点儿近似于恋爱的情感，那么，或许我的心境反而会获得拯救。然而，就是在夏天的那个夜晚，良子相信了那个家伙。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却害得我被人迎面砍伤了额头，声音变得嘎哑，头发出现少年白，而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提心吊胆了。大部分故事都把重点放在丈夫是否原谅妻子那种“行为”之上，但这一点对我来说，却并不是那么令人苦恼的重大问题。原谅与不原谅，拥有这种权利的丈夫无疑是幸运的，倘若认为自己无法原谅妻子，那么也毋用大声喧哗，只要立即与她分道扬镳，然后再娶一个新娘子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好“原谅”对方，自我忍耐罢了。不管怎么说，单凭丈夫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息八方事态的吧。总之，在我看来，即使是那种事件是对丈夫的一个巨大打击，但也仅限于“打击”而已。与那种永不休止地冲击海岸的波涛不同，它是一种可以借助拥有权利的丈夫的愤怒来加以处置和化解的纠葛。而我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作为丈夫不具备任何权利，不用说发怒，甚至连一句怨言也不能吐露。而妻子恰恰是被她自己的那种罕见的美好品质残酷地奸污了。并且，那种美好的品质正好是丈夫久已向往的、被称之为“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的这样一种可怜之物。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也算是罪过吗？
我甚至对这种唯一值得依傍的美好品质也产生了疑惑，一切的一切都变得越发不可理喻，以致于我的前方只剩下了酒精。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度的卑微，一大早就喝开了烧酒，而牙齿也落得残缺不全了，手头的漫画也只是一些近似于淫画的东西了。不，还是让我坦白地说吧。那时候我开始复制春画进行秘密贩卖，因为我急需喝酒的钱。每当我看到良子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一副惴惴不安的模样时，我甚至会胡思乱想到：她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防备别人的女人，没准和那个商人之间并非只有一次吧？——疑心生疑心，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可我却没有勇气去加以证实，以致于被那惯有的不安和恐惧纠缠着，只能在喝得醉醺醺之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试着进行卑屈的诱导性审讯。尽管内心深处是忽而高兴忽而沮丧，可表面上我却拼命地进行滑稽表演，在对良子施加地狱般可憎的爱抚之后，如同一滩烂泥似的酣然大睡。
那一年的年末，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我才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当时我很想喝一杯白糖开水，可良子像是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只好自个儿去厨房找出白糖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却没有白糖，只有一个细长的黑色纸盒。我漫不经心地拿在手里一看，只见盒子上贴着一张标签，使我目瞪口呆。尽管那标签被人用指甲抠去了一大半，但标有洋文的部分却留了下来，上面一目了然地写着：dial。
巴比妥酸。那时我全是喝烧酒，并没有服用安眠药。不过，不眠症似乎成了我的宿疴，所以对大部分安眠药都相当了解。单凭这一盒巴比妥酸就足以致人于死地。盒子尚未开封，想必她曾经涌起过轻生的念头，才会撕掉上面的标签把药盒子隐藏在这种地方吧。也真够可怜的，这孩子因为读不懂标签上的洋文，所以只用指甲抠掉其中的一半，以为这样一来就无人知晓了。（你是无辜的。）
我没有发出声响，只是悄悄地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地给盒子开了封，一口气把药全部塞进了嘴巴里，冷静地喝干杯中的水，随即关掉电灯就那么躺下睡了。
据说整整三个昼夜，我就像死掉了一般。医生认为是过失所致，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报警。据说我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回家”。所谓的“家”，究竟指的哪儿，就连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总之，听说我是那么说了，并且号啕大哭了一场。
渐渐地眼前的雾散开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比目鱼”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坐在我的枕边。
“上一次也是发生在年末的时候。这种时候谁不是忙得个团团转呐。可他偏偏爱挑准年末来干这种事，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在一旁听比目鱼发牢骚的，是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
“夫人。”我叫道。
“嗯，有什么事？你醒过来了？”
老板娘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那张笑脸贴在了我的脸上。
我不由得泪如泉涌。
“就让我和良子分手吧。”
脱口而出的竟是这样一句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
老板娘欠起身，流露出轻微的叹息。
接下来我又失言了，而且这一次的失言是那么唐突，简直无法断言到底是滑稽还是愚蠢。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
“哈——哈——哈—”首先是“比目鱼”大声地笑了，然后老板娘也哧哧地笑出了声。最后连我自己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红着脸苦笑了起来。
“唔，那样倒是好呀。”“比目鱼”一直在粗俗地笑着，他说道，“最好是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要是有女人的话，怎么着都不行，去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倒是个好主意呐。”
没有女人的地方。但我这近于痴人说梦般的胡言乱语，不久居然悲惨地化作了现实。
良子似乎一直认为，我是作为她的替代而吞下毒品的，因此在我面前比过去更加胆战心惊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苟言笑，所以，呆在公寓的房间里我会感到胸闷气短，忍不住又跑到外面酗酒去了。但自从巴比妥酸事件以后，我的身体明显消瘦了，手脚也变得软弱兀立，画漫画稿时也常常偷懒怠工。那时，作为探望费，“比目鱼”留给我一笔钱（“比目鱼”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随即递给我那笔钱，就好像是从他自己的荷包里掏出来的一样。可事实上这也是老家的哥哥们寄来的钱。这时，我已经不同于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的我了，能够隐隐约约地看穿“比目鱼”那种装腔作势的把戏了，所以我也就能狡猾地装出不知内情的样子，向“比目鱼”道了谢。但是，“比目鱼”等人干吗要弃简从繁，不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呢？其中的缘由我似懂非懂，觉得十分蹊跷）。我打定主意用那笔钱独自道南伊豆温泉去看看。不过，我不属于那种能够长时间地绕着温泉悠闲旅行的人，一想到良子，我就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我自己与那种透过旅馆房间的窗户眺望山峦的平和心境更是相距甚远，在那里我既没有换穿棉和服，也没有泡温泉澡，只是跑进外面一家并不干净的茶馆似的地方，拼命地喝酒，把身体糟蹋得更加羸弱之后才回到了东京。
那是在一场大雪降临于东京的某个夜晚。我醉醺醺地沿着银座的背街漫步走着，一边小声地反复哼唱着“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我一边唱一边用鞋尖踹开街头的积雪，突然间我呕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吐血。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面硕大的太阳旗。好一阵子我都蹲在原地，然后用双手捧起那些没有弄脏的白雪，一面洗脸一面哭了起来。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一个女孩哀婉的歌声恍若幻听一般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了过来。不幸。在这个世上不乏不幸之人，不，尽是些不幸之人。即使这么说也绝非过激之辞。但是，他们的不幸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世间发出抗议，并且，“世间”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可是，我的不幸却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所以不可能向任何人进行抗议。假如我斗胆结巴着说出某一句近于抗议的话，不仅是“比目鱼”，甚至世间的所有人都无疑会因我口出狂言而惊讶无比的。到底我是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刚愎自用”呢？还是与此相反，显得过去怯懦萎缩呢？这一点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总之，我是罪孽的凝固体，所以，我只能变得越来越不幸，而这是无法阻止和防范的。
我站起身来，琢磨着：应该先吃点什么对症的药。于是，我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就在我与店老板双目交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就像是被闪光灯照花了眼睛一样，抬起头瞪大了双眼，呆呆地伫立着。但那瞪大的眼睛里既没有惊愕的神色，也没有厌恶的感觉，而是流露出一副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充满了渴慕般的表情。啊，她也肯定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不幸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不幸敏感万分。正当我如此思忖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女人是柱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立着的。我遏制住了朝她飞奔过去的念头，在她和我面面相觑之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于是，从她那双睁大的眼睛里也流出了泪水。
仅此而已。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那家药店，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公寓，让良子化了杯盐水给我喝。然后默默地睡下了。第二天我慌称是感冒，昏睡了一整天。晚上，我对自己的吐血（尽管谁也不知道）感到很是不安，于是起身去了那家药店。这一次我是笑着向老板娘坦诉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向她咨询治疗方法。
“你必须得戒酒。”
我们就像是亲生骨肉一般。
“或许是酒精中毒吧。我现在都还想喝酒呐。”
“那可不行。我的丈夫得了肺结核，却偏说酒可以杀菌，整天都泡在酒里，结果是自己缩短了自己的寿命。”
“我真是担心得很。我好害怕，我已经不行了。”
“我这就给你药。可唯独酒这一样，你必须得戒掉哟。”
老板娘（她是个寡妇，膝下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或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不久就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个中风的公公，而她自己在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有一只脚已经彻底不行了）柱着松树的拐杖，翻箱倒柜地找出各种药品来了。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而这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这是淀粉酶，可以治疗肠胃不好。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满怀爱心地给我介绍了五六种药品。但这个不幸的夫人的爱情，对我来说是过于深厚了。最后她说道“这是你实在忍不住想喝酒时用的药”，说罢迅速地将那种药品包在了一个纸盒子里。
原来这是吗啡的注射液。
夫人说“这药至少比酒的危害要小”，我也就听信了她的话，再则那正好是在我自己也认为酗酒颇为丢人现眼的当口，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吗啡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不安、焦躁、腼腆等等，一下子全都被扫荡一空了，我甚至变成了一个神清气爽的雄辩家。而且每当注射了吗啡以后，我就会忘记自己身体的虚弱，而拼命地工作，一边创作漫画，一边在脑子里构思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绝妙方案。
本打算一天注射一针的，没想到一天增加到了两针，最后增加到一天四针的时候，一旦缺少了那玩意儿，我就简直无法工作了。
“那可不行哟。一旦中了毒，那就要命了。”
经药店的夫人一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中毒者（我这个人天性脆弱，动不动就听信别人的暗示。比如有人说，尽管这笔钱是用不得的，可既然是你嘛，那就……一听这话，我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不用掉那笔钱，反倒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似的，于是马上把它花掉了）。出于对中毒的担心，我反倒开始大肆需求那种药品了。
“拜托，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会付钱的。”
“钱嘛，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只是警察管起来就很讨厌了。”
啊，我的周围总是笼罩着某种浑浊而灰暗的、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氛。
“请你无论如何得搪塞过去，求求你了，夫人。让我吻你一下吧。”
夫人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趁势央求道：
“如果没有药的话，工作就一点也进展不了。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强精剂一样。”
“那样的话，还不如注射荷尔蒙吧。”
“你开什么玩笑呀。要么是借助酒，要么是用那种药，否则我是没法工作的。”
“酒可不行。”
“对吧？自从我用那种药以后，就一直滴酒未沾呐。多亏了这样，我的身体状况可谓好得很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画蹩脚的漫画，从今以后，我要把酒戒掉，调节好身体、努力地学习，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给你们瞧瞧。眼下正处于节骨眼上，所以我求求你啦，让我吻你吧。”
夫人噗哧笑了起来：
“这可为难啊，自个儿中毒了还不知道呐。”
她“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从药品架上取下那种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整盒，你马上就会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哎，没办法呀。”
回到家以后，我立即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那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即使不愿意也得这样啊。这阵子我很精神吧？好，我这就开始工作。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着。
我甚至还在夜深人静之时扣打过药店的店门。夫人身上裹着睡衣，“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走了出来。我扑上去抱住她，一边吻她，一边做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
夫人只是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盒药品。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更讨厌更龌龊的东西——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中毒者。那真可谓无耻至极。为了得到药品，我又开始了复制春画，并且与那家药店的残废女老板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恶关系。
我想死。索性死掉算了。事态已经不可挽回。无论干什么，都是徒劳一场，都只会丢人现眼，雪上加霜。骑自行车去观赏绿叶掩映的瀑布，这只是我难以企及的奢望罢了。只会在污秽的罪恶上增添可耻的罪恶，让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尽管我如此这般地左思右想着，却依旧不改那种半疯狂的模样，只是往返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无论我多么拼命地工作，由于药品的用量随之递增，所以，欠下的药费也达到了令人恐惧的额度。夫人一看到我的脸，就会泪流满面，而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地狱。
倘若为了逃出地狱的最后手段也归于失败了的话，那么，往后便只有勒颈自尽了。我决定不惜把神的存在与否作为赌注，斗胆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坦白地告诉他关于我自己的一切实情（有关女人的事儿，最终还是没能写上）。
没想到结果更加糟糕。无论我怎么等待，都一直杳无音讯。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使我加大了药量。
今夜，索性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死方休——就在我如此暗下决心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是用恶魔的直觉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掘木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咳血了。”
掘木说着，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脸上的微笑荡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温柔的微笑使我感激涕零，兴奋不已，以致于我不由得背过身子潸然泪下。仅仅因为他那温柔的微笑，我便被彻底打碎了，被一下子埋葬了。
他们把我强行送上汽车。无论如何我必须得住院治疗，而且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们解决，“比目鱼”就这样用平静的语气规劝着我（那是一种平静得甚至可以形容为大慈大悲的语调）。我就俨然是一个＄意志、没有判断力的人一般，只是抽抽嗒嗒地哭着，唯唯诺诺地服从他们俩的指示。加上良子，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的时候，才抵达了森林中一所大医院的门口。
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我接受了一个年轻医生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
“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比目鱼”、掘木和良子撂下我一个人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接着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给我。她还蒙在鼓里，以为那是强精剂。
“不，我不要那个。”
这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在别人劝我的情况下，敢于加以拒绝，这是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能力的人的不幸。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以为如果别人劝我干什么而自己加以拒绝的话，就会在对方的心灵和自己的心灵中剜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可是，在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自然而然地拒绝了自己几近疯狂地四处寻求的吗啡。或许是我被良子那种“神灵一般的无知”所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难道我不是并没有中毒吗？
我被那个有些腼腆地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着，进入了某一栋病房。大门上“喀嚓”一声挂上了大锁。原来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然奇妙地化作了现实。在这栋病房里，全部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不再是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不曾疯狂过。但是，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面对掘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曾经感激涕零，甚至忘记了判断和反抗便坐上了汽车，被他们带进这儿，变成了一个狂人。即使再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狂人”，不，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一个人了。
来到这儿时，还是在初夏时节。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的红色睡莲花，又是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开始绽放出波斯菊花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本正经而又不失紧张的语气说道：“父亲在上个月的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也不想让你为生活操心费神，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尽管你肯定是依依不舍的，但必须离开东京，回老家去过一种疗养生活。你在东京所闯下的祸，涩田先生已大体帮你了解了，你不必记挂在心。”
蓦然间故乡的山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后，我越发变得委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作为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的、一种可亲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了，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陡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曾经那么沉重，也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于是我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
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在从我生长的城镇坐火车南下四五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的海滨温泉。村边有五栋破旧的茅屋，里面的墙壁已经剥落，柱子也被虫蛀了，几乎无法修缮。但大哥却为我买下了那些房子，并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多次奇妙地遭到那个名叫阿铁的老女佣的强暴。有时我和她甚至还像一对夫妻似的吵架顶嘴。我肺上的毛病时好时坏，忽而胖了，忽然瘦了，甚至还咳出了血痰。昨天我让阿铁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一种烈性镇静安眠药]谁知她买回来的药和我平时服用的那种药，其药盒形状上就大为不同。对此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可睡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的，于是急急忙忙地跑进厕所，结果腹泻得厉害。那以后又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觉得好生奇怪，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装药的盒子，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恨不得对阿铁发一通牢骚。
“你呀，这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呐。”
我刚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这的确像是一个喜剧名词。本想入睡，却吃成了泻药，而那泻药的名字正好叫海诺莫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着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今年我才刚满二十七岁。因为白发明显增多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了。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是一个个头不大的女人，脸色苍白，细细的眼睛向上挑着，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的“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然而今年二月，我去拜访了疏散在千叶县船桥的一位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所谓学友，现在是某女子大学的讲师。事实上，我曾经拜托这个朋友给我的一个亲戚说媒，也因为有这层原因，再加上我打算顺道采购一下新鲜的海产品给家里人吃，所以就背上帆布包向船桥出发了。
船桥是一个濒临泥海的大城镇。无论我怎样告诉当地人那个朋友的门牌号数，因为是新搬过去的缘故，也没人知道。天气格外寒冷，我背着帆布包的肩膀也早已疼痛不已，这时我被唱机里发出的提琴声吸引住了，于是我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大门。
那儿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似的。我们彼此都很吃惊，然后又相视而笑了。我们没有像当时的惯例那样彼此询问遭到空袭的经历，而是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
“你呀，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呐。”
“不，都成老太婆了。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呐。”
“哪里哪里。小孩都有三个了。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买东西的。”
我们彼此寒暄着，说了一通久别重逢的人之间常说的话，然后相互打听着共同的朋友以后的消息。过了一会儿，老板娘突然改变了语调问我道：“你认识阿叶吗？”我说“不认识。”老板娘走到里面去，拿来了三本笔记本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道：
“或许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呐。”
我的天性如此，对于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是无法加工写成小说的，所以，我当场就打算还给她，但却被那些照片吸引住了（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我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以致于决定暂且保管一下那些笔记本。我说：“我回来时还会顺道来的，不过，你认识xx街xx号的xx人吗？他在女子大学当老师。”毕竟她也是新近搬来的，所以她倒认识。她还说，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那里。直到早晨我都没能入眠，一直出神地阅读那三篇手记。
手记上所记述的都是些过去的事了，但即使现代的人们读来，想必也会兴致勃勃的。我想，与其拙劣地加以添笔，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让哪家杂志社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给孩子买的海产品，尽是一些干货。背上帆布包，告别了朋友，我又折进那家酒吧。
“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我马上直奔主题，说道，“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行啊，你就拿去吧。”
“这个人还活着吗？”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倒了京桥的店里。寄件人肯定是阿叶，不过，邮包上却没有写阿叶的住址和名字。在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竟然神奇地逃过了劫难，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了……”
“你哭了？”
“不，与其说是哭，……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不行了。”
“如果是已经过了十年，那么，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这是作为对你的感谢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好像的确是蒙受了相当大的磨难呐。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么，说不定我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都是他的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是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