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利刃出鞘神州动
蔚蓝的天空上，慵懒的飘着几朵白云，随风飘来荡去，不时的变幻着形状，有微风吹过，淡淡的花香随风游走。
富丽堂皇的总督府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这片不断增加的庞大建筑，如今已经被分成了两片，最核心的一部分，成了秦浩明及其家人的住所，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而其它部分，如今已经被围墙分隔开来，一处处院落挂上了新的牌子，成为新成立的总督府各个部门的办公场所。
秦浩明将几乎所有的部门，尽可能的集中在一起，这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办事时间。基本符合总督府一直以来的办事风格，简洁而实效。
除了秦浩明想要的效率之外，另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警卫什么的，便由他的亲卫营一股脑的包圆了。
与其他府衙的清闲相比，正月十六的总督府衙门已经和往常时候没什么区别，官吏们进进出出，忙碌不停。
总督府的会议室里，徐鸿轩和胖八爷正在汇报治安司和天地会在春节期间的进展。
“醉红楼服软之后，其他的那些赌坊青楼的东家掌柜，都规规矩矩的在治安司排队等待……
所说的东西倒是千篇一律，无非是自己这几日被什么天上掉石头，家里死人的事情纠缠住，没来得及领经营许可证，真是罪该万死。
现在来了，愿意多花些银子把牌子请回去，求个平安，请治安司应允之类的废话……
挂了经营许可证，末将已经吩咐兄弟们就要保他们平安，今后不许去克扣吃拿，不许去寻衅滋事，反倒要用心维护。
至于没有挂的，那就是小胖天地会的事情了。”
“末将……小的已经调查过，除了那些有背景的大商家，别的商户经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
地痞无赖、当差的差役前往搔扰敲诈，店铺里也要损失，还要耽误正常的生意。
经营许可证收取的数目不比这敲诈勒索损失的多，而且还让人放心做生意，不能说是坏事，而且大生意交的多些，小生意交的少些，也是公道。
秉承秦督的意思，做早点夜食的是辛苦钱，孤儿寡母、身体残疾、岁数偏大……的不许骚扰，不许收费……
其它的根据各家的生意进出数额来定，正常之后，由治安司派出吏目去查各家的账簿，然后根据这个数目收钱……
耍无赖的才是天地会的事情……一句话，天地会就是干脏活累活，不服就干！”
胖八爷粗鲁的话语，惹得听汇报的众人哄然大笑。
“你们别笑，不错，八爷说得好，不服就干！这不仅是对无赖的商户，对背后有势力的更要如此，总督府不要欺软怕硬的怂货。
另外，你们不要觉得现在很顺，事情很容易搞定，本督跟你们说，他们还没有出招呢？
征收商税要是有这么简单，大明这么年中难道就没有明白人？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准备干！”
等众人笑过之后，秦浩明站起身，朝总督府的文人武将们严肃说道。
经营许可证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商税，只是变了名目，但不代表大家看不明白，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没有人是只读圣贤书的傻子，谁都明白其中意义。
商税一事，之所以这么难，有其历史背景。
明初山西有位巡抚，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
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
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义的。
那时，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的破坏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
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的事迹相提并论。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那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
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大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姓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的繁荣富贵，是和工商业分不开的。
或许在初始的时候是依靠土地进行剥削，但真正的增长是在工商业繁盛起来之后，江南大富之家，或许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们和海上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是商税的税基主体，所以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收取商税，就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构成了损害，任何试图进行这个举动的人都被视为敌人，都会面临整个江南士绅阶层的压力。
谁去谈收取商税，谁就是和这个阶层为敌。说是和天下士子为敌，和天下文官为敌，或许牵强了些，但绝不能说是错误。
这也是大明朝廷派出税监、矿监、织造等等内监前往各地，为内库搜刮收取钱财，各地的文官总是前赴后继的进行斗争。
要知道这些敢于斗争的文官并不是什么清廉之辈，他们平日搜刮贪墨的钱财并不比这些宦官们少多少，而且宦官们搜刮的还有些入内库花在公处，而这些文官们搜刮的则是尽入私囊。
可每次有这么出来斗争的一人，全天下无论朝野，舆论肯定是偏向这文臣。
什么铁骨铮铮，风骨凛然的评语纷纷加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此人维护了士绅阶层的利益。
士绅即是官绅，有功名者无需缴纳赋税，土地这一块国家已经无钱可收。
可商税也不能动，否则就是公敌。
一代代的下来，工商地主，江南士绅已经成了在大明帝国身上吸血的怪物和寄生虫，他们越繁荣，可大明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有害。
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总是谈天下财赋总有定数，只是清丈土地，改革农业的赋税徭役，而不去触碰油水要丰厚许多的工商业，因为他也不敢与这个阶层为敌。
为什么福州巡抚张肯堂死活不敢跟秦浩明一致，宁可巡抚衙门一分钱不要，也不掺和此事，皆是此理！
所以，秦浩明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州其他衙门现在之所以没有发声反对，甚至让他侵害自己的利益，或许只是等待一个时机。
更或许，是有人想让他入局更深点，如此才有理由、有证据一举干掉他。
当然，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他永远无法彻底掌握福建。
ps:感谢书书友20170411132658683打赏，铭感盛情，故土难离敬上！
蔚蓝的天空上，慵懒的飘着几朵白云，随风飘来荡去，不时的变幻着形状，有微风吹过，淡淡的花香随风游走。
富丽堂皇的总督府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这片不断增加的庞大建筑，如今已经被分成了两片，最核心的一部分，成了秦浩明及其家人的住所，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而其它部分，如今已经被围墙分隔开来，一处处院落挂上了新的牌子，成为新成立的总督府各个部门的办公场所。
秦浩明将几乎所有的部门，尽可能的集中在一起，这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办事时间。基本符合总督府一直以来的办事风格，简洁而实效。
除了秦浩明想要的效率之外，另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警卫什么的，便由他的亲卫营一股脑的包圆了。
与其他府衙的清闲相比，正月十六的总督府衙门已经和往常时候没什么区别，官吏们进进出出，忙碌不停。
总督府的会议室里，徐鸿轩和胖八爷正在汇报治安司和天地会在春节期间的进展。
“醉红楼服软之后，其他的那些赌坊青楼的东家掌柜，都规规矩矩的在治安司排队等待……
所说的东西倒是千篇一律，无非是自己这几日被什么天上掉石头，家里死人的事情纠缠住，没来得及领经营许可证，真是罪该万死。
现在来了，愿意多花些银子把牌子请回去，求个平安，请治安司应允之类的废话……
挂了经营许可证，末将已经吩咐兄弟们就要保他们平安，今后不许去克扣吃拿，不许去寻衅滋事，反倒要用心维护。
至于没有挂的，那就是小胖天地会的事情了。”
“末将……小的已经调查过，除了那些有背景的大商家，别的商户经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
地痞无赖、当差的差役前往搔扰敲诈，店铺里也要损失，还要耽误正常的生意。
经营许可证收取的数目不比这敲诈勒索损失的多，而且还让人放心做生意，不能说是坏事，而且大生意交的多些，小生意交的少些，也是公道。
秉承秦督的意思，做早点夜食的是辛苦钱，孤儿寡母、身体残疾、岁数偏大……的不许骚扰，不许收费……
其它的根据各家的生意进出数额来定，正常之后，由治安司派出吏目去查各家的账簿，然后根据这个数目收钱……
耍无赖的才是天地会的事情……一句话，天地会就是干脏活累活，不服就干！”
胖八爷粗鲁的话语，惹得听汇报的众人哄然大笑。
“你们别笑，不错，八爷说得好，不服就干！这不仅是对无赖的商户，对背后有势力的更要如此，总督府不要欺软怕硬的怂货。
另外，你们不要觉得现在很顺，事情很容易搞定，本督跟你们说，他们还没有出招呢？
征收商税要是有这么简单，大明这么年中难道就没有明白人？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准备干！”
等众人笑过之后，秦浩明站起身，朝总督府的文人武将们严肃说道。
经营许可证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商税，只是变了名目，但不代表大家看不明白，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没有人是只读圣贤书的傻子，谁都明白其中意义。
商税一事，之所以这么难，有其历史背景。
明初山西有位巡抚，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
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
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义的。
那时，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的破坏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
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的事迹相提并论。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那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
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大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姓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的繁荣富贵，是和工商业分不开的。
或许在初始的时候是依靠土地进行剥削，但真正的增长是在工商业繁盛起来之后，江南大富之家，或许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们和海上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是商税的税基主体，所以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收取商税，就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构成了损害，任何试图进行这个举动的人都被视为敌人，都会面临整个江南士绅阶层的压力。
谁去谈收取商税，谁就是和这个阶层为敌。说是和天下士子为敌，和天下文官为敌，或许牵强了些，但绝不能说是错误。
这也是大明朝廷派出税监、矿监、织造等等内监前往各地，为内库搜刮收取钱财，各地的文官总是前赴后继的进行斗争。
要知道这些敢于斗争的文官并不是什么清廉之辈，他们平日搜刮贪墨的钱财并不比这些宦官们少多少，而且宦官们搜刮的还有些入内库花在公处，而这些文官们搜刮的则是尽入私囊。
可每次有这么出来斗争的一人，全天下无论朝野，舆论肯定是偏向这文臣。
什么铁骨铮铮，风骨凛然的评语纷纷加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此人维护了士绅阶层的利益。
士绅即是官绅，有功名者无需缴纳赋税，土地这一块国家已经无钱可收。
可商税也不能动，否则就是公敌。
一代代的下来，工商地主，江南士绅已经成了在大明帝国身上吸血的怪物和寄生虫，他们越繁荣，可大明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有害。
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总是谈天下财赋总有定数，只是清丈土地，改革农业的赋税徭役，而不去触碰油水要丰厚许多的工商业，因为他也不敢与这个阶层为敌。
为什么福州巡抚张肯堂死活不敢跟秦浩明一致，宁可巡抚衙门一分钱不要，也不掺和此事，皆是此理！
所以，秦浩明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州其他衙门现在之所以没有发声反对，甚至让他侵害自己的利益，或许只是等待一个时机。
更或许，是有人想让他入局更深点，如此才有理由、有证据一举干掉他。
当然，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他永远无法彻底掌握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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