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广识、文武兼备
博学广识、文武兼备——宗泽
学者王曾瑜曾说：“北宋与南宋之交，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当一大群高官手足无措之际，方得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文士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角色。”老将宗泽的形象，似乎已经跃入今人的视线当中。
“戎人长驱越大河，天下雷惊关阙危。肉食之谋殊未藏，我愤切骨其谁知？”这是宗泽在巴州任上，于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彷徨之时写的诗句。当时金兵大举南侵、围攻都城开封，而南国帝王们仍旧沉湎于宫廷纸醉金迷的生活，尽管朝外一片混乱，国家摇摇欲坠，他们却毫无所觉。作为当时唯一主张抗敌的老将宗泽，看到国家风雨中飘摇的样子，也只能作诗赋志，对于满怀强烈忠君报国之心的他来说，思想上的痛苦是无法名状的。
正当宗泽以为自己不能亲临前线率军御敌之时，爱国官员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奋起抗金，并击退了金兵对开封的围攻，刚即位的宋钦宗为了表示要重振朝纲，下诏朝臣举荐能员和堪任将帅者。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推荐下，朝廷召宗泽进京，出任台谏。宗泽一接到诏书，不顾68岁高龄，立即日夜兼程驰赴京师，抵京后即向钦宗“奏对三策”，力主抗金，反对求和。然而，钦宗同徽宗一样昏庸，把希望寄托在与金的议和上，竟派宗泽充当和议使，赴金营议和。宗泽临行前对同僚说：“此行不生还矣。”决心赴金营以死与之抗争。钦宗深恐宗泽破坏和议，急忙改派他去做磁州知州。
宗泽带了十几个士卒，北上赴任。磁州经金兵上次南侵时的烧杀掳掠和疯狂破坏后，几难再守。但宗泽认定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必能挫败来犯之敌。这也是他敢来的原因。他一到磁州，就大力发动群众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招募士卒，组织义兵，练兵与务农相结合；又尽府库所有库银，还捐出自己的俸银，高价购买粮食数万斤，备足军粮。在宗泽的感召下，百姓纷纷“争献金谷”，支持抗金斗争。不到一个月，磁州的防务重新建立，并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队伍。宗泽清醒地看到，凭一州的力量难以与金兵抗衡，于是上奏朝廷，建议“邢、洺、磁、赵、相五州各养精兵二万，虏攻一郡，四郡应援，则一路常有十万兵”。钦宗对宗泽联防抗金的建议，口头虽表示赞许，却未付诸实施。
靖康之变之后，北宋实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南宋时期从此开始了。当时的宗泽力主抗金，不断上疏陈说中兴拨乱大计。在李纲的极力举荐下，高宗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加职延康殿学士。
开封这座举世闻名的繁华都市，经过金兵的洗劫之后已经满目疮痍，楼橹尽废，破烂不堪。各路来到这里的勤王兵，在宗泽整军布防下，渐渐恢复秩序，他又开始联络与招募义兵，全民抗金是宗泽的一贯主张。他在磁州时发动群众抗金已取得显著成效，到开封后，目睹两河各地民众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武装起来抗击金兵，进一步看清这是夺取抗金斗争彻底胜利的基本力量，积极派人前往联络。这样，宗泽很快就把散处各地的义兵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百万大军，成为抗军的主力军。
历史人物总是有着鲜明的对比，高宗却于建炎元年十月以巡幸为名，从南京逃到扬州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去了，士大夫阶层总体上也已堕落。国难当头，君难以肩负天下重任。即使如此，仍有志在天下、敢说敢为的士大夫，如人所熟知的李纲、陈东和欧阳澈，然而他们实属凤毛麟角，士风极坏，且还在大面积地蔓延。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
宗泽一面筹划北伐，一面加紧上疏乞请高宗回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上了24封《乞回銮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乞回銮二十四疏”。在准备北伐期间，建炎二年一月、三月、五月，宗泽又分别派遣属吏三次赴扬州，面奏北伐准备情况和进兵渡河计划，乞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高宗一再拒绝，而且越来越疑忌宗泽，这是宋朝的可悲之处。同年五月，高宗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宗泽为宋王朝忠心耿耿，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变成泡影，忧愤成疾，背上长疽，病情加剧。
一颗赤诚报国的心，一个有民族大义的英雄，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三朝老将怀着悲愤的心情与世长辞了。在国运难以逆转的危急时刻，尽管无力回天，但宗泽依然不惜“慷慨轻身”，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作殊死的苦斗，其大气魄和大器识可敬，其人生之经历和时代之背景可悲。
学者王曾瑜曾说：“北宋与南宋之交，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当一大群高官手足无措之际，方得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文士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角色。”老将宗泽的形象，似乎已经跃入今人的视线当中。
“戎人长驱越大河，天下雷惊关阙危。肉食之谋殊未藏，我愤切骨其谁知？”这是宗泽在巴州任上，于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彷徨之时写的诗句。当时金兵大举南侵、围攻都城开封，而南国帝王们仍旧沉湎于宫廷纸醉金迷的生活，尽管朝外一片混乱，国家摇摇欲坠，他们却毫无所觉。作为当时唯一主张抗敌的老将宗泽，看到国家风雨中飘摇的样子，也只能作诗赋志，对于满怀强烈忠君报国之心的他来说，思想上的痛苦是无法名状的。
正当宗泽以为自己不能亲临前线率军御敌之时，爱国官员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奋起抗金，并击退了金兵对开封的围攻，刚即位的宋钦宗为了表示要重振朝纲，下诏朝臣举荐能员和堪任将帅者。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推荐下，朝廷召宗泽进京，出任台谏。宗泽一接到诏书，不顾68岁高龄，立即日夜兼程驰赴京师，抵京后即向钦宗“奏对三策”，力主抗金，反对求和。然而，钦宗同徽宗一样昏庸，把希望寄托在与金的议和上，竟派宗泽充当和议使，赴金营议和。宗泽临行前对同僚说：“此行不生还矣。”决心赴金营以死与之抗争。钦宗深恐宗泽破坏和议，急忙改派他去做磁州知州。
宗泽带了十几个士卒，北上赴任。磁州经金兵上次南侵时的烧杀掳掠和疯狂破坏后，几难再守。但宗泽认定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必能挫败来犯之敌。这也是他敢来的原因。他一到磁州，就大力发动群众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招募士卒，组织义兵，练兵与务农相结合；又尽府库所有库银，还捐出自己的俸银，高价购买粮食数万斤，备足军粮。在宗泽的感召下，百姓纷纷“争献金谷”，支持抗金斗争。不到一个月，磁州的防务重新建立，并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队伍。宗泽清醒地看到，凭一州的力量难以与金兵抗衡，于是上奏朝廷，建议“邢、洺、磁、赵、相五州各养精兵二万，虏攻一郡，四郡应援，则一路常有十万兵”。钦宗对宗泽联防抗金的建议，口头虽表示赞许，却未付诸实施。
靖康之变之后，北宋实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南宋时期从此开始了。当时的宗泽力主抗金，不断上疏陈说中兴拨乱大计。在李纲的极力举荐下，高宗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加职延康殿学士。
开封这座举世闻名的繁华都市，经过金兵的洗劫之后已经满目疮痍，楼橹尽废，破烂不堪。各路来到这里的勤王兵，在宗泽整军布防下，渐渐恢复秩序，他又开始联络与招募义兵，全民抗金是宗泽的一贯主张。他在磁州时发动群众抗金已取得显著成效，到开封后，目睹两河各地民众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武装起来抗击金兵，进一步看清这是夺取抗金斗争彻底胜利的基本力量，积极派人前往联络。这样，宗泽很快就把散处各地的义兵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百万大军，成为抗军的主力军。
历史人物总是有着鲜明的对比，高宗却于建炎元年十月以巡幸为名，从南京逃到扬州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去了，士大夫阶层总体上也已堕落。国难当头，君难以肩负天下重任。即使如此，仍有志在天下、敢说敢为的士大夫，如人所熟知的李纲、陈东和欧阳澈，然而他们实属凤毛麟角，士风极坏，且还在大面积地蔓延。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
宗泽一面筹划北伐，一面加紧上疏乞请高宗回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上了24封《乞回銮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乞回銮二十四疏”。在准备北伐期间，建炎二年一月、三月、五月，宗泽又分别派遣属吏三次赴扬州，面奏北伐准备情况和进兵渡河计划，乞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高宗一再拒绝，而且越来越疑忌宗泽，这是宋朝的可悲之处。同年五月，高宗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宗泽为宋王朝忠心耿耿，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变成泡影，忧愤成疾，背上长疽，病情加剧。
一颗赤诚报国的心，一个有民族大义的英雄，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三朝老将怀着悲愤的心情与世长辞了。在国运难以逆转的危急时刻，尽管无力回天，但宗泽依然不惜“慷慨轻身”，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作殊死的苦斗，其大气魄和大器识可敬，其人生之经历和时代之背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