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维纳斯断臂之谜
导言：维纳斯断臂之谜
——萌萌的问题意识
张志扬
一、萌萌的命符——“想象”
借用一个象征：
“维纳斯断臂之谜”——“真实、残缺与想象”
萌萌的问题意识：
一定有一个真实完整的“维纳斯”——隐藏的但丢失了的谜底
现实的维纳斯——“断臂”——残缺的美（一定不是丑）
恢复完整的愿望——“想象”（补全——实践——失败/理想）
三者都是真实的，但每一种真实又是一个问题，如“完整”，假设开始挖掘出来的“维纳斯”完整无缺，所有后来的想象都不会发生，一个平淡无奇的完整。为何完整而不丰富更不神奇？应了康德的说法：“不是完满，而是缺陷，才是一个本质丰富的源泉。”——“残缺”。
维纳斯残缺的丰富，是神话，是观念，是理想，还是事实？如果仅仅是事实，不要任何附加成分，单纯就是事实本身，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不是怎样，而是这样，才是最神秘的。”——“事实”。
维纳斯已经倾斜，断臂更增添倾斜，为什么还是美？恢复完整的愿望是自然的倾向，还是教化的结果？自然什么时候提供了完整？如果硬要应黑格尔的说法，“精神是自然最美丽的花朵”，那么，精神的丰富是应了精神的完整，还是应了精神的残缺？尼采更由此推向“自然的本性高于神的本性”，但尼采高于神性的“权力意志”为何最后总是像打去了黄的空壳被现实抛弃？——游动在“精神”与“神性”之间的“自然”。
三者彼此属人的关联形成更紧张的真实——“不可解决”的真实，或者恰当地说：“必须解决/不可解决”成为真实。
萌萌6岁前，掌上明珠般的公主生活；6岁后，深爱的父亲被捕，接着父母离异。于是，生命整个陷入“维纳斯断臂之谜”……
我想说的是，萌萌一生，做人为学直到她“拒绝衰老”的死亡，几乎就是“维纳斯断臂之谜”上残缺的想象：
“必须解决/不可解决”成为真实。
由此象征着或隐喻着萌萌短暂而灿烂的命运。
二、“曾经”的索引卡：苦难与承诺
为了参加主题为“现象学与艺术”的杭州年会（2002年），萌萌从自己的本雅明研究之一“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释义”
中抽取了本雅明分析保罗·克利油画《新天使》一节，并做了现象学“视觉”的意向性分析，为了置疑“意向性”为何缺席了苦难的意义。当然，置疑的问题在论文中，不在报告中，萌萌是不发言的，结果谁也没有在意。
这里隐伏着一条线索，我就从这里开始进入“萌萌问题意识”的导读吧。
现将萌萌提出的问题摘要如下（重点是我加的，以楷体字标示，下同）：
如果我是一个冷峻的历史主义者——像歌德嘲讽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伤”；像马克思讥讽的，许多实际的大智大贤者，“像牛一样把背对着人类的苦难，只关心自己的皮”；或者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的，前进的历史车轮决不姑息路边被碾碎的花草——那么，我即便像克利、本雅明看见了同样的景象（引者按：天使看见了20世纪的尸骸与废墟堆积如山），也产生不出《新天使》般的“立意与取向”。
只有真正能“背负人类苦难”的人，并把人类的苦难当作“不能背叛的承诺”的人，才会把“苦难”建立为“意向性的基质”，再由它来“综合而同构”此意向性的“关联域”。于是，看来恰好“末世论”能够将“苦难”与“进步”统摄起来。
问题是，没有“末世论”的中国人怎么办？我们如何直面苦难事实？靠“悲天悯人不忍之心”？可是它几乎已经从我们的技术化知识的中立结构中清除了。或者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在现代性的机遇面前，除了个人的那点得与失，早已没有“苦难”的位置了。如果说，以前是“文字失重”，今天恐怕已变成“生活本身失重”——不是因为我们“幸福”了，而是因为我们愈来愈没有作为个人意向的因而仍然我属的整体命运的责任感了——“个人本位主义”啊！
这就产生了另一类问题：苦难是否不再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真实？就像一个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没有苦难或苦难感一样？
在上述问题面前，生产力决定论是不够的，意识现象学是不够的，存在哲学也是不够的，等等，我们一个一个地尝试了，今天又进入了政治哲学的两大范畴——“古今之争”与“诸神之争”——的综合。
我是想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所谓网络信息的时代，作为现象学的视觉是否要把“苦难”悬置起来？或者说，面对苦难，是否要把归咎苦难的“末世论”悬置起来？那么，现象学视觉中的“苦难”是什么？
我没有拿“苦难”作为特权要求现象学给予特别关注的意思。事实上，我的这篇短短文章的问题意向，并不是大家关注的，它既不是学术难题，也不是时尚热点。我也就没有拿它去打搅别人……我突然发觉，它纯然是个人的问题。苦难，竟然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就像宗教变成了“私人的事情”。真使我惊悚！
学术、知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与苦难无关的东西了？难道这也是学术或知识的“进步”吗？
现象学不仅应该像克利和本雅明那样“看”苦难，尤其要看到这个地步，苦难的意义是如何在意识的“意向性”中滑落的，是知识的中立性前置造成的即意向性本身被知识化了，还是兴趣的转移？
不是兴趣转移，而是“兴趣”袒露为“利益”，就像西文直陈的，“兴趣”就是“利益”。因而，苦难是在追求纯粹科学或纯粹逻辑的技术理性膨胀中脱落的。它终究会像脱落的羽毛，让人类再也飞不向善的天穹之顶而陨落下来。人类，宇宙中的生命，在宇宙中消失，绝不是因为它自身的自然性，而是因为它遗忘了“道法自然的智慧”，而偏执功利计算的“智能性”（技巧性），才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我根本不关心被萌萌提问的“现象学”该做如何的回答，我想探寻的是萌萌的问题意识在什么意义上“把‘苦难’建立为‘意向性的基质’”，换句话说，这个意义究竟是个人家世结怨的“复仇”，还是如“新天使”般“拯救”的困惑？
尽管萌萌身上“承诺”着父辈的“曾经”——四分之一世纪的钦点冤案，但她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对“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做了超越个人意向的分析。
萌萌发现，由于中国历来没有个人的位置，“五四”启蒙以来，“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主义”很快遭遇“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主义”的裹胁，正如“启蒙”被“救亡”裹胁一样。“七月派”诗人就是受启蒙感召而呐喊个人理想主义的自我精神的扩张者或主观精神的战斗者。它本身并没有错，几乎无所谓对错。问题是它遭遇到强势力量的裹胁，特别是这强势力量建国后迅速膨胀为统治意识形态，其自设的“真理性”带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性”，首先落到了“七月派”诗人们的头上，不幸就降临了。
黑格尔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对“悲剧”做了这样的规定：“‘是’与‘是’的冲突”。也就是说，悲剧处理的不是“对/错”“是/非”问题。以为在“悲剧”中找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坏人”得势，“好人”遭罪，最后“报应”解决——这是天底下最廉价的迷魂汤，结果是愿望中圆满地“重演”。可是，偏偏人们习惯了这样演悲剧、看悲剧、评价悲剧。麻烦就在这里。事后的所谓“平反”，从正面积极意义的理解，平反所纠正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而往往是处理方法的不当，所谓“扩大化”。之所以方法不当或偏激过重，无疑隐含着方法使用者的理由来自原初的“是”因何之故膨胀为“意识形态”的偏激过重所致。等到最后有权清算了，人们往往只用简单的归咎法取一个“是/非”做道德化批判，除了宣泄积怨，于事于理无补。当然话说回来，要求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完全接受这一点几乎是不近人情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多少显得冷酷无情。
但萌萌是走出来了的人，她走出的是情感陷阱，而洞察的却是历史于修复中的拯救承诺。或许这正是她特别关注本雅明的原因。萌萌读书不同于一般人，往往不是“她去读书”，而几乎是“书来读她”。她的身边可以摆好几本书同时读，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不知道哪本书中的某一段话甚至某个字突然跳出来抓住了她，把她拽进书里，像拽进一个水涡迅速波及开去，而她已深深沉进，通体浸润着窒息般的想象，久久不能自已。你看她一个时期反复念颂着一个词语便可想见了。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研究”几乎都是这样“被读”出来的。
表面上看，好像散漫得很，但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问题的专注已经专注到使命的程度。请看“被读”中的两段对话式的解读：
本雅明的“历史”，用了两个意象：
“神秘的索引（卡）”（a secret index）和“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这里“过去”成为拟人化的主词，或作为代词代表父辈，他带着“索引卡”——在时间中记载着的东西。是哪些东西？不得而知，但肯定要同所“托付”的“救赎”相关。联系前说，多是引起妒意的幸福的欠缺的“欠”。那么“索引卡”实际是一张“欠债单”，不“还清”是不能也不得“救赎”的。
“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我们”——当然是父债子还者，尘世期待着偿还。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我们”。看来，这个“我们”，既是欠债者，又是偿还者。如果，偿还稍稍多于欠负，“我们”也就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力量”。当然，这要看过去欠债多少来确认。此绝非易事。今天，六十年后，“历史唯物主义者”恐怕“知道”得几乎有点抬不起头了吧？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样或应该怎样面对“曾经的欠负”？
比如，我（或我们）曾经遭受的伤害与苦难，在我（或我们）身上沉积为怎样的“曾经”或“记忆”？而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与“曾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
是遗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致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现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谓升华为事业的助纣为虐的“成功”，是积聚强力意志的报复、复仇、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于拯救平和（福祉）中获得救赎？……
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种存在都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来承担起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而不再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
着重点是我加上的，为了突出萌萌被某些“短句”或“词语”抓住的痕迹，以及从中引申出的意义。它从萌萌的文字中流溢出来，思虑谁能掂量它的历史厚重。
萌萌曾经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中记述了早年的一次对话：
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萌萌的自然年龄和今天的年轻人，不过相距二十多年，可在实际承载的历史命运的感受上，它仿佛已经是早被“遗忘的救主”带走了的过去时代的久远的回声了。
有谁遭遇过这样的事实吗？
童年。父亲曾卓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此，萌萌五六岁就从“小公主”被突然抛入了颠覆家庭的政治旋涡之中，父母离异了，自己像野孩子样看着别人家窗口透射出的黄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不愿回到自己家那扇黑漆漆的大门。所以，她常说：“我是自己长大的。”
青少年。读初中正经历着“文革”，因思想激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北最偏僻最穷困的山区郧阳十一年（1969—1979），其中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八年。
八十年代。1979年通过考研回城，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欧洲文学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相对而言，此后十年是萌萌学术生涯最明亮的十年，受到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武汉、北京、上海三地的朋友极为热切的爱护。
九十年代伊始，远走海南，除了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还不得不花去相当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的孩子卷入了长达十三年的经济官司——如不挺身而出，像秋菊那样讨回公道，家庭不仅会倾家荡产，还会再度陷入牢狱之灾——终于赢得了至今不能兑现的一份观念价值，以致始终没有摆脱家计的拖累。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外甚至对自己相知不深的青年朋友极尽关怀，其慷慨解囊已经超出富有者都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后是作为一个卓越而完美的女性，自己在事业、学术、理想、年龄等方面所遭遇的破灭与持守的旷日持久的抗争——这是一种比政治的不自由还要折磨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自由。
总之，我们时代的风云没有不波及她的生活的，从程度上看，她都是被卷入到旋涡的中心：政治、经济、法律、大学文化、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与道德伦理、最后医疗等等。而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青年理想与古典情怀。
几乎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不管亲疏远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专属于她的特有的感觉——这感觉，或许是这个时代早已失去，或许是这个时代尚未到来的那种自古根植在人心中的崇高与优雅、死亡与爱的亲和感。
萌萌不属于时尚，就像她平常喜欢着装的“黑色”，波德莱尔说它是“属于永恒”的。她在《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1991）中已经隐伏着自己始终持守着的一种信念一种行为的回答。
上述图表出奇地应和了孔夫子“素以为绚兮”的诗教，它是我从萌萌如下经典的描述中勾勒出来的：
在晨祷的钟声里，在轻柔得像阳光、像穿过森林的风的歌唱中，索尔薇格不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爱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这纵深的黑暗。
当索尔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对黑暗里的培尔作出等待的承诺时，她承诺的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一个必须承担起培尔的全部丑恶、不洁和破碎，承担起人生的绕道而行的等待。正是这有所待又无可待的等待使她万劫不复地堕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证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完美；拒不证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诗意。她瞎了，像19世纪兴起的黑色晚礼服——人们佩戴死亡的记忆，相互默视那原来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现出多少夸张的真实。
我终于发现，是这黯淡、这黯淡中潜伏和遗忘的意向，使我悸动。这悸动持久而有力，它是宁静蕴涵而牵引的。
通常，我们太着迷于绚烂的色彩了。可我在滑过的遗忘中能驻足回首的，不是培尔的满世界寻找自我的绕道而行，而是在绕道而行的绚烂背后，我惊吓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如果不是性别，就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它们只有在自然人的立足点上自己去展示爱的缺陷与弥补、自己去在爱的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谁也不是谁的指望与尺度。只有女人站立为自然人，男人才不会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爱的化身。
女人瞎了。
——这就是女人终于公开了这个世界失去了的正是它获得的、审视这获得的黑暗的眼光。
这难道不是萌萌和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与其用它去象征或隐喻今天的世界，不如用它来照亮萌萌等待“瞎了”的眼睛。至少，读她文字的读者应该还她一份理解。
是啊，肩负两代人的苦难，面临几乎生死一样的选择——“是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还是从中截止下来承担起来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
正是上述思想的洗礼，使萌萌用自己的“做人为学的一致”，给父辈、给同代人、给学生交了一份超乎寻常的答卷。
三、经验转换“语言”
为了写《创伤记忆》，我对曾卓、巴金、刘小枫等人的记忆倾向指涉思想倾向的言行做了现象学的描述。写完小枫之后，我动过写《断裂的声音》“书评”的念头，还拟了一份细致的提纲：“思想脉络及其范畴表”。萌萌看了，笑着说：“别不好意思，我还不想要你写。这个我留下了，写‘情绪与语式’用得着。”
萌萌既不利用父辈平反后的优势发表自己的诗作，也不利用学界朋友的众势发表对己的评论，两者本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她连想一想都十分难为情地回避了甚至阻止了。她崇尚自然的生长——一如她的遭遇。她常说：“女人就是无意义，在女人是粗野的大自然自生自灭的奥秘的意义上。”（对不起，别字面地理解这句话，它其实也隐含着虚无化的力量。）
但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斥的是“技术性存在”，连沉重的肉身都可以技术化地装备起来，还有什么不可以技术化的呢？或许时代就是这样进步的吧！
遗憾归于她身后的朋友们，如果想让缅怀穿越时空，除了面对文字中的记忆，激活记忆中的想象，谁还能把即兴的凭吊持久地保存在灰飞烟灭的墓碑前？
萌萌一生困惑于经验。
作为一个学者，萌萌从来都承认，她不懂什么叫“经验”，或者说，她永远弄不清楚什么叫“经验”，甚至还根本记不住任何一个学派的“经验”之概念定义。她常常私下里为此苦恼，怀疑自己做不了这样的“学问”。
正因为如此，她特别感谢施特劳斯对伽达默尔提出的置疑：把“解释”变成“解释学”恰恰是违背“解释经验”的。
经验问题，似可看作萌萌始终不渝的问题意识的起点。
常问的几个问题：
经验如何能是个人的？
用先验范畴形成经验是否意味着经验个人性的丧失？
经验的记忆形式，经验如何转化为语言？
语言的逻辑化是否会丢失经验的丰富内容？
等等。总之在经验中，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对于她始终是一个无解的结。
为了避免空泛的说辞，我想用萌萌非常看重的《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作为分析的个案，察看公共经验怎样在“断裂的声音——无语”中脱落而转换为生成性的个体经验。因为这是萌萌于八十年代面对“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问题的一种独特的寻求与解答。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所谓“思想解放”的哲学思考中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伸张并确立被中国传统所抑制、被“文革”意识形态所剥夺的个人“个体性”。而当时所谓“思想解放”似乎只解放到“主体性”上——被社会关注的主要热点始终停留在“主体性”上。
为了帮助理解，必须深入背景，我想描述几个故事，它们作为儿时的记忆在萌萌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痕。
第一个是纯粹的“玩”。她说小时候，家人带她出去玩，没有一次不大闹到让全家人扫兴决不罢休，因为，所有让她玩的事情她都说“不是玩”——“我要玩！”——因为她要的是“玩”本身，不是玩的“东西”或“事情”。她说不清楚，但分得清楚。
第二个是纯粹的“时间”。她有一个口头禅：“赔时间，赔我时间！”她可以闹到把后面的时间都毁掉，为的是要把前面的时间“赔出来”。前面的什么时间其实是很难分辨的，那个时间往往是她自己耽搁的，是她用她特殊的方式耽搁的，比如一连串非常紧凑的时间安排，不知哪一个环节触犯了心理紧张，哪怕那个环节的时间非常短暂，几乎是刹那间的缺口突然使“来不及了”闪现出来，都会爆发一场“赔时间”的心理风暴：要赔的就是那个“属她的特殊时间”。
第三个是纯粹的“声音”。“时间的中断”“声音的中断”“无语”“空白”状态，都是她在情绪中“体验到”或者说“触摸到”的。她说过“走夜路”的经历，她说，她自语，起初可能是某些无所谓的句子，后来变得模糊了，甚至没有了具体的声音，而是毫无意义的无语无声的自语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中生成着“感动”——一个可意识到的“纯粹的感动”。这个时候，她说，她特别相信她“能”，虽然并不清楚能什么。
第四个是纯粹的“纯洁”本身。关于这方面现象的笑话和故事太多了。我们只能沿此洁癖的行为回溯到自我守护的纯洁的心灵。为此她付出了心力交瘁的代价。
最初，我听或看她的这些故事，只当作她个人的情绪体验或情绪表现。后来读她写的《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才恍然明白萌萌说的“情绪”“身体性”“语言的物性”都是她内省经验向语言转换过程的探寻，并把中断现象的“无语”看作转换生成的“底部”，就像海德格尔“此在”基本结构中“去意向性”的“畏”和“死”。
我说“像”，完全是我的类比。我很清楚，萌萌并非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或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受到的启发，她纯然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只当要写的时候，才临时去拿别人的东西做一个“印证”或“装点”，为了对付学术界的学术需要。所以，她深有感触地说：“‘他人的眼光’是我的心结，尽管我一路‘我行我素’。”我懂这个说法的意思，一个中国人很难原生性地面对自己的生存体验，今天，如果你不从西方拿来“概念”硬套以表示“规范性”，别人可以根本不承认你，甚至连你自己都可能失去表达——这不就是慢性的自我扼杀？以致后来积压的伤感演化成“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往后再回到这里来详述。
萌萌把“个人真实性”直观为“身体性”，只有“身体性”才是个人不能被各种观念抽象掉的真实存在。“情绪”是被当作“身体性”理解的；“声音”，即“语言的物性”也是被当作“身体性”理解的。“情感”是社会化的，“情绪”才是个人身体性存在，或“基本在体”。但这种身体性存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自身存在的固置，叫“情结化”情绪，后来往语言上转换成“自居性语式”，与“习惯语”接应；一种是比这种固置更原始的因而不能被完全固置的“虚无化”情绪，后来往语言上转换成“自在性语式”。萌萌根据自身的体验想反省到或深入到情绪的固置与非固置同语言的指向与非指向的转换生成关系，而其中“声音的断裂”以至“无语”，则是转换的中介。
这显然是一种“切入”的思考角度，即针对现实中窒息个人生存的社会板结及其意识形态套话的常态状况。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武汉学界是比较早地转向或进入语言思考的地区之一，加上萌萌天性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所以她把那个抹平个体性的常态现象转换为令她困惑的语言悖论：“人只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人不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而口头表达式为：“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如何可能？”
也就是说，一开始，萌萌就没有把个人的个体性与公共性对立起来，而是力图放到某种深刻的语言“相关性”中考察。后来在《情绪与语式》中，她相应地提出了三种语式：“自在式”“自居式”“相关式”。正缘出于她最初的切入问题的感受方式或初始经验。
作为今天的研究角度，我必须指出，此种“切入”的获得，还有一个自我审视的转换，萌萌其实是经过了痛苦的体验的，那就是，她本人颇长一段时间困惑于“情结化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结化情绪”当然看作是个人的独特存在方式，例如她对电影《弗朗西斯》的分析，对小说《爱与死》的分析。其分析的复活式激情对有心者无疑是一种颤抖的历练。
之所以如此，只能从萌萌自身的“情结化情绪”寻找契机。在她的体验中，“情绪”如果因教化获得“情感”形式，那么，这个人便从自然人进到社会人了。女人尤其被社会或男人需要带入女人的情感状态。但事实上，女人在自然人的意义上，本能地拒绝这种进入。由此而产生的逆反就是情绪的情结化，即女人本能地自我保护。其倾向颇有点与弗洛伊德反动，即“情结”不是“本我”与“超我”的结盟，相反，“情结化情绪”本能地守护着女人不被社会化即情感化的自然性。
但后来，也由于自身的体验，她意识到，“情结化情绪”因其对立也必然忍受着对立带来的固置，仍然没有逃出社会化的规定。所以，情结化情绪的压抑宣泄，一方面本能地伸张着自身的存在要求；另一方面，宣泄并不是存在要求的解决，而是其定型化的自我固置，使自己在对立的僵持中丧失生命的生成性，毋宁是一种自我牺牲。于是，它从情绪的“情结化情绪”中分解出情绪更本源的“虚无化情绪”，为了还原情绪的自在的生成性。
每每想起这段艰难的剥离，萌萌总忍不住叹息自己在“做人为学”上的“自信与不自信”。她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们男人那样做学问？既要把你们强加的规定接受为责任，又要坚持女人作为自然人的权利，还要在双重的不利中被迫忍受你们的鉴定。
剥离仍然来自“情绪——无语”，只是“无语”在还原的非意向性上更侧重原生性，或者，用萌萌后来“归依”的说法：“情结性情绪与虚无化情绪试可看作情绪的‘显隐二重性’，就像你寻求的‘悖论式偶在’一样，但我认为，作为情绪的身体性是抽象不掉的”。所以萌萌说：“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
于是得萌萌的“情绪与语式”的基本图式：
四、经验呈现“意义”
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他们似乎天然地就是“个人”或“个人主义者”——事实上，构成他们生活方式效仿的美国，“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主义”被标榜为三大启蒙原则——因而在他们身上根本不存在必须为个人“正名”这回事。他们当然会很奇怪“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这个命题的提出和论证；他们当然更不理解“文革”，不理解启蒙“个人性”或“个体性”是要用生命和鲜血作为代价的。时间无非一代之隔，然而无法达成“共识”的“代沟”却仿佛坚硬到不能跨越的地步。但这是真的吗？
如果我换一种方式说，比如换一种“当头棒喝”的方式说：“你们是个人吗？你们是一堆‘技术——欲望——大众化’的同质物！”
今天的个人平均化跟四十年前的个人平均化，在抹平个人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区别的是以前用“政治”，今天用“技术和欲望”，因而，在自欺形式上今天更直接更心甘情愿。当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欲望”才是人的本能需要，才是人权的真实存在，谁还会把“欲望”满足看作人的异化呢？我们当年不也普遍认为只有“阶级性”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存在吗？人啦，多么容易入套！
怎样回复人自身回复人的个体性，并没有被启蒙理性解决。萌萌苦苦追求的“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一点没有过时，今天同样有效。而且，在问题及其答案的追求中，萌萌已经成为拒绝“非此即彼”的参照。
《时间和意义——重负、轻负、感受的生成性》和《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可以说是萌萌推进“情绪与语式”的两个主动轮。
在公共语言中寻找个人表达的可能性，跟在历史中寻找个人进入历史的意义及其可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且都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
“几乎”仍有一个时间差。个体语言的生成性前提在于习惯语的断裂，习惯语的断裂也就是统一时间整体的断裂并敞开其他时间形态或向其他时间形态转换，这本身就准备了个体经验的意义呈现。既知道个人在公共语言表达中的困境，也明确同样抹杀个人存在的历史时间整体性，是一回事，这一点萌萌早注意到了；但是，即便尝试了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如何可能，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个人进入历史的个体意义之生成，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恰好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时间形态分梳接应了萌萌的意向。
我说过，书和萌萌的关系，类似上帝自主降临中的信徒接纳。当然，不是信徒的目的性祈祷，而是信徒的虔诚性期待，恰好遭遇了上帝的自主降临。正是有了非目的性祈祷的虔诚性期待，才会有阅读中仿佛那些句子和词语专门跳了出来召唤萌萌的思入。
之所以我深感如此，因为我常常惊奇萌萌“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我相反，总是困顿于“踏破芒鞋无觅处”。
“重负”“轻负”“轻省的重负”，这些在“曾经”中沉睡的混沌者突然被“涌入的语言在那里立起了边界，激发出了语言自身的隐喻的生动性，使反身的观照成为可能”。那“涌进的语言”就是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描述的“时间形态”——“轮回说”“末世论”“进化论”，以及“中心时间”。它们正好里应外合地点燃了萌萌心中聚集的个人进入历史的意义生成性。
应该说明一下，萌萌提出的“个人进入历史的可能”仍然是沿着为个人的个体性寻找真实的立足点的问题方向。它同当时朋友中表达的良好的自我状态，即“现在到了个人进入历史的阶段”，完全是不同层次的取向。
历史阻止个人进入历史，近代史则表现为中国启蒙思想接纳的科学历史观，即历史的时间是一个“过去——现在——将来”之普遍必然的整体，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即便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理性自我完成的一个工具。科学历史观同政治专制主义和哲学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紧紧地束缚着个人对个人真实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个人心智的自由发展。
萌萌知道，无论是个人语言表达的真实性，还是个人历史存在的真实性，都有一个意义生成性环节，而意义生成性是必须同一定的时间形态相关的，所以，“时间和意义”，自然成为萌萌问题意识的焦点。
可以想见，萌萌几乎是一眼就抓住了洛维特的思路：对三种时间形态的描述，“是为了否定或置疑历史进化论的时间观，回到古希腊的轮回说和基督教末世论的时间观这两者融构的视野上。换一个角度，即回到哲学和神学的素朴形态，而对近代历史哲学和历史神学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历史进化论”首当其冲地遭到清算，在对启蒙理性标示的“现代性”进行反省时，敏锐的思想家们发现，以终极目的为超越的终止的“进步概念”乃是一个“虚无主义的基因”，如同柏拉图主义是颠倒的虚无主义一样。
不仅如此，萌萌对于几乎所有以“普遍真理”“终极目的”为标榜的“历史形态”，不管是“历史进化论”，还是“类型轮回说”“末世论”，在其决定论这个基本点上，它们都“使个人进入历史成为虚妄”。
最后，着眼点落到“中间时间”上：“在个人或个人真实的存在状况或个人的生存事件同时间的关联上，《新约》的‘中间时间’敞开了另一个可以引申的理解空间。”
由于“中间时间”既向前计算，也向后计算，因而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大时间段”，使当下之人能够在感受性上直观着全部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段既不是空乏的，也不是繁杂的，它里面一切都可能发生，“从秕糠考验到麦粒甄别的关键时刻”，其稳定的内容是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应”——萌萌把它转换成“苦难与救治”的感受性生成。因为，除了理性对付理性的反证，萌萌最欣赏洛维特的这一句话：“唯一最具权威性的否证只能是苦难”。苦难的否证意味着历史时间整体性的切断，从而敞开当下时间的个人经验性的感受性生成。
现在的问题是，感受性生成的意义转换。接着就是“意义的重负、重负的轻省与轻负”的区分。不管这种区分以怎样的尺度进行，目的并不是把苦难交付给意义就算完事，像进化论等各种历史理论之所为。
为此，萌萌提供了这样一个肯定的意见：苦难不能等同意义，苦难是事实不是意义，在其根本性上，苦难可以否定任何意义，对任何意义形成追问；“正因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存在论的事实同它的种种价值关联和意义关联剥离开来，然后依据存在论的事实重估或重组价值或意义”，只有保持苦难事实的否定性力量，其自身的意义才有可能生成，个人遭受感受性生成的启示才有可能。或许苦难也有可能把个人引向宿命，如果这样，归根结底是被苦难的观念形式所左右，而不是苦难的自身给予。“苦难作为否定的方面，既是个人消亡的根据，同时也是个人生成的根据。”
为了进入个人的感受生成性与意义的转换，萌萌区分了“苦难”与“痛苦”、“理想”与“梦”，并把它们融注到各种评论之中去。有兴趣的读者想必会自己去亲领一番感受的历练过程吧。
五、带走的“记忆”与遗留的问题
小枫曾经送了一本阿赫玛托娃的传记给萌萌，并在电话中问喜不喜欢，萌萌说喜欢，小枫不怀好意地笑着又问：“你的储备也不比她少啊？”萌萌这才听出小枫的反意，也笑着回敬了一句：“这就是你送书给我的目的啊！”
萌萌常常窘迫于人们这样好心地称赞，如“学术活动家”“沙龙女主人”。每当这个时候，她脸上挂着的笑容背后其实是“不知其可”的无奈。以致她旁边的我们这些受益者不得不因歉疚而背上无效解释的责任。一个喜欢做活动的“活动家”为什么偏偏要跑到无活动可做的天涯海角来？好心地称赞者能否感受到“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请息交以绝游，门虽设而常关”的清静，“活动家”的萌萌岂不有悖“活动家”的使命？
人们哪里能够了解，萌萌退到海南岛，除了别的原因，1989年之后，主要还是自身沉寂下来思索的要求，至少最初南下的动机中谁都清楚，海南不是繁华富贵之乡，而是清静无为之地。来海南一十三年，只有很贴近的少数朋友才感受得到我们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了。就像我在一封回信里说的：
它本来就是清扫地基的工作，清扫西方意识形态马厩，总得有人做清洁工对不对，有什么可声张的呢。萌萌做的同样如此，在某些方面她做得比我还要细致，如对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批判性研究。这一份工作，反而在小枫和一部分青年学者、现象学学会甚至分析哲学的“概念帮”中能够得到理解。
做什么仅仅是尽各人的本分。我感谢萌萌的，除了做她自己的阅读、教学和研究工作外，她还为我们（包括陈家琪和其他几个朋友）做了太多的分外事。而这些，你把她叫作“精神团契”之所为。但实际上，萌萌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在这块寂寞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这倒是非常实际的。之所以给人“精神团契”的印象，那只能归于萌萌纯然个人的气质，她太完美、太优雅、太高贵了。但决不是她用心要获取如此美名。这里的安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份代价的沉重，已让我们活着的人承受不起了。
不错，萌萌身上，有非常豪侠义气的一面，但仅此一面而已。她还有更多属于她内心咀嚼的几乎“反刍”样的思虑与承担；她太精细了，有时精细到她无法承受外部朋友的交往。所以，多次在朋友交往中或后，人们只看到她高兴的一面，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遭受委屈和伤害的一面。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大都只把她看作女人，尤其是看作一个漂亮的、富有的、够身份的女人，很少有人认真把她看成她是其所是的学者、思想者，尤其是虔诚到殉道者意义上的朝圣者。最后萌萌当然总是一笑了之，很快也过去了。但，久而久之，即便最无谓的重复也有了挥之不去的意义。所以，很多年前，萌萌其实不知不觉地退回到内心中来了。
而最真实的是，她太向往她视为生命的文字与理想——在毕其一生“向往的单纯”与“至诚的朝拜”上，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1969年，被甄别关管前夕，她几乎用寓言的方式表达过自己的宿命：“让一切检验都来吧，只有不改的目的和不变的理想。”（我的记忆如此，但肯定没有萌萌原话说得好，尤其没有说出她从罗莎·卢森堡那里感悟过来的隽永而优美的革命语言。同今天时尚的网络语言比较起来，令人感慨：两代人的语言，两代人的生存！）
其实，萌萌是个非常自我状态的人，她自始至终关心的是——“我怎样能够做得最好”。她检讨过初中时期的一次行为：在全校大会上领取作文三等奖，她走上台去当众把奖状撕成两半。她说，别人肯定会误解我的行为，但当时我只是对三等奖说不，没有别的意思。一再反复的遭遇使她不得不反省自己“我行我素”的举止与“他人眼光”的环绕并非一致，宁可后者解释前者才构成社会关系的常态，忽略它往往吃罪不起，她才把“他人眼光”看作一面镜子而陷入永不平衡的内心纠缠。先前，不管怎样“事与愿违”，她自信都还“来得及”。直到她突然感到年龄上了心头，似问非问的“还来得及吧”已经掩藏不了无可挽回的沮丧。
萌萌就是这样，一生被将来承诺的信守苦苦追逼着，而生活从各个方面向她索取的责任又把她专注的时间分割得七零八落，即便韶华不再的年龄也不能逼使她退而求其次。一面是向往的“应该”，一面是现实的“责任”，狭路相逼，使萌萌陷入“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之绝地。
近两年来，萌萌早已沉溺于这种意象了。从她的笔记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四个命题”：
一、“人是无意指的指号”：它本来是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中的问题，我想从中引申出人在语言中的能听形式，即触发语式的隐喻结构，让语式呈现出表象意义与自显意义的复调意向张力，为了进一步引申到人与世界、与民族、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更具体地考究“指称与非指称”二重关系是怎样区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意图是，如何走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两难状况。
二、“语言的身体性及其自我救治”：它不同于形式的英美语言哲学，在欧陆德法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着重揭示语言物性的两个方面，即语言的存在界面和说语言人的身体界面，以及两者的互补性。这既是语言哲学与存在神学的难题，也是个人最独特的感悟方式，尤其在今天网络时代对语言的毁坏，它才超出了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担当着汉语言自身的救治。——这应该是我的立足点吧。
三、“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在技术理性和物质欲望占主导的今天技术时代，思想者可能死于无思想的各种自设陷阱，我的经历与见闻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性范例。我原来只想从个体经验出发研究它，也算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回想，后来发觉它隐含着“民族与命运”的政治哲学意义，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种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谓“现代性冲突、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所以，这个命题绝非是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学。
四、“幸存者之幸与不幸”：“幸存者”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的自称，作为“幸与不幸”的未完成责任的反省指令，但它却给我以极大的触动。联系到自身的经历，几乎中国现代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信仰各个层面的危机我都切身地决非常人可比地遭遇着，为此，我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它按自己的思考提升出来、表达出来。
萌萌曾打算病情稍稍好转后，抽时间把它先整理出一个梗概作为“附录”放在《情绪与语式》后再版。我还记得，她要我回到海口请同学们打扫一下房间，把电脑修理好（“七个月没用了”），准备她回海口休养时“要用的”。没想到一个月后病情急转直下，而“要用的”整理竟变成了“遗嘱”。
今天，众多而零乱的笔记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整理出来，我只好对后两点稍做说明，因为它还带着萌萌思想微温的气息，像她在《记忆中“曾经”的承诺》里对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还有解释者蔻眉四人的特有气息所描述的那样：
在今天的世界上，读这样的文字，无异于忍受折磨。我不仅忍受着吕贝卡·寇眉的《拯救复仇》及其转述解释的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他们四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他的概念本身最终都有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还特别忍受着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事实面前的冷峻、冷漠与无力。今天这个已恐怖得疯狂或疯狂得恐怖的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地聆听？
不要说，“从复仇中拯救出来”，或“把复仇转变为拯救”，已不能由哲学家来解释，而政治家早已用最科学最精确的武器强加给它们而解释成“把拯救转变为复仇”了——恐怖与反恐怖不就是“把复仇转变为拯救”或“把拯救转变为复仇”，其间解释之差异的合理度由谁来判断、裁定？“灾难”，只能由“灾难”。可是，无论哪一种解释，“灾难”，当然是“老百姓的灾难”，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记忆就在其中沉积、再沉积，而且只指向“沉积为复仇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延续着历史，或历史就是这样延续为现实，何曾转变为“拯救”或“救赎”？
尼采说：“很多人死得太迟，而有几个人又死得太早。”
寇眉说：哲人死得太迟，因为大多数人死得太早。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尤其是作者说的，历来如此。它们的脱节在于：成事不能在记事中兑现。哲人应会成事也会记事。可是，他们成事却死在前面，民众不记或不会记；当他们死在后面时，死在前面的民众，在他们看来又不会成事，即无事可记。换句话说，要么民众瞎了，要么哲人瞎了。怨谁呢？
我此刻想说的是：哲人和大多数人总是死得太早，政治家总是死得太迟。
这才意味着：
“人活着但没有生命（das leben lebt nicht——生没有活）：
1.救赎已晚；2.救赎已不可能；3.人还活着生命已死。总之，人、哲学尚未成熟。”
至于该不该得出“永远不会成熟”这样悲观的结论，只有存疑。
敏感的读者一定会感觉到，读文字，不是读任何文字都能读出“气”来的，大多文字已死。只在有些人的文字中，你才会感受到“一种气”，而只在极少数人的文字中，“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我读《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笔记，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的特有的“气”正力透纸背地袭来，令人战栗！
（下面是几段“笔记”摘要，楷体字表示着重，非连接处用空行隔开。）
2004年7月20日
我就这样回到写作，从纷乱的生活中突然找到一个词语粘连的头绪，沿着它去扩展问题视阈或已疏离了的知识积累，去串联像笔触或音节一样散漫着却可能藏着契机的经验的点滴，比如“羞愧”。它偶然吗，它会像我听说的阿拉伯图案从一个偶然的线条生长出缠绕得神秘而美丽的命运之花吗？
也许有很多话想说，也许不说它们就消失在白天的喧闹中了。夜晚总比白天宁静、散漫、不确定。于是等着夜晚，等着即使流失也有声响、有色彩、有凝固的形状可以变成记忆的羽毛缓缓飘落的夜晚。（夜的驰骋的光明，点亮多少黯淡的生活。很多年很多年了，有一个句子一直像氛围一样萦绕着我：“有一种生活，永不被黑暗吞没。”）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这个命题既是对一种“困境”的陈述，也是对一种“心境”、一种“思维”的陈述。因此可以将此命题转变成：“人是可能死于自设的语言陷阱的”。
因为在这里，“意识”的暴力与“语言”的暴力同谋，它们从内部夺取了人们的意志。它们是隐蔽的心灵的捕手。
在生存际遇的困境中“死于羞愧”……
在西方学术面前“死于羞愧”……
在自己的学术绝境中“死于羞愧”……
如何寻找自己的学术出路？
人生既经不起比较，也经不起追究。这都是失意者、后悔者的自虐。我们都受过别人不曾受过的特殊遭遇，它是不能拿来做任何形式的等价交换的，他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表达，它就永远无表达。对我们它就是垄断价格。在这里，除了自己对自己负责，谁能对你承担责任？绝对没有。
这就是活着必须做事的意义来源及其动力。为此，我有意无意对将来的结果不闻不问，为了给当下的动机多留余地。换句话说，不让将来的失望夺走眼前应有的希望；不让丛生的欲望夺走回忆的理念。我们曾跟着天神的车队越过天际，有过静静的一瞥留在回忆中。请别让失落的羽毛也失落了回忆的曾经。这是我唯一的时间经济原则。我必须抓住我能利用的每一点时间做事。
我解读过《历史哲学论纲》和《拯救复仇》，当然懂得“记忆与行动”的关系。“曾经”应该成为“一种正在遗忘的记忆”，因而它才能转化为潜能以便给行动以力量；否则，“曾经”就是一块“石头”、一座“牢笼”，激起的不是怨恨，就是复仇，而且是得不到拯救的复仇。所以，本雅明注意到，没有转化的“曾经”，只能是这样的“永恒轮回”：不是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主导的“始终重新等同”，就是神经官能症心理机制主导的“重复冲动强迫症”。
本雅明的这个分析判断是很深刻的。我的经验虽然没有理论先行，却无疑本着的是同样的原则，只是更直接表现为厌恶，即不愿纠缠在过去固置了的心境中，纠缠即固置。我像逃避瘟疫样的只想尽快逃离过去时，为了抓住每一点现在的活生生的时间，只有赢得它，拯救了自己，所谓复仇也就自然在其中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纠缠曾经，而牢牢抓住现在的原因。只有现在打开了，一切心理症都会澄清的。不要用“曾经”捆住现在的手脚，这就是生命的原则。
至于拯救的形式，我看，只能是文字，首先是《被问题审视的记忆》这样的文字，然后是《断裂的声音》与《情绪与语式》这样的形式，后者是为前者铺垫的，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要心境平和，因为它能从容应对，而且根本上是为了集中注意——做最应该做的事。基础在脚下，想象在头中，它们应该像平行线样各施其能。
必须承认，时间改变了，主题改变了。朋友已经在距离中，而且只在距离中。
必须确定自己的主题。写作无疑是第一位的。它确立的是自身，带出的是自己的世界和这世界应有的声音，否则这声音是消失的。要相信这声音我听得最真切、最是人的魂魄所系。
“幸存”之“幸”含有两层反向的意义：
作为事实和语境的是灾难、使命受挫或一次赋予理想的事件的失败，甚至是一个剧烈酝酿变动时代的过去，它或许留下了什么，但随之带走而失去的更多，总之悲壮感过去了，留下平庸的生活；
再一层是要从事实与语境的深层处浮现出来的受命托付中执着的命运（意义），它与现实其实并不切合，甚至现实已经离它而去（生活在别处了），但现实的成功恰恰是以过去最富精神性东西的丧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死亡的是现存活的真实意义，可惜它被现实遗忘了，唯有少数幸存者为它而存在。
幸存、复活、承诺、本雅明、往事与回想，正好构成我的主调。它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范畴来做，也可以结合我的经历甚至结合“文革”来做。只要能静下心来。一定会让你看到“文字中那种自身营构氛围的闪烁与不确定的意谓”。
（这些天萌萌沉浸在对她父亲的哀思中几乎不能自拔。当时，我刚从武汉回来，母亲已经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每次赶回武汉，母亲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为了疏导萌萌的情绪，我把在武汉写的我对父亲的祭奠用邮件发给她——）
今天是清明。
总是一种纪念。但我仍然想听到风过后的沉寂。
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留给我，风中有他的传吗？我该到哪儿去听、去祭奠？我的母亲活到九十却像迷失在野外的童年，还在寻找回家的路。不是在没有人照看的意义上，而是在记忆的死去，一丝感觉像一丝未断的游魂，我只有走到这条路上，才能听见听不见但永远临近的死——没有形式的任何痕迹。我和我父母的联系就是在死的寂灭中抹去的无。我是无。我的命运。我才诞生了。滴一滴泪吧，就是海洋也会干涸。
我用这种心境祭奠我的父亲。只有我能掂量他的逃离、沉默到暗哑的一生。
近来我是深深地陷在这种无言中了。因你的触动，就当它是对我的父母给我的死与生的祭奠。
（没想到，萌萌把我的祭奠与她的回复一并记录在《羞愧》中。）
这就在祭奠中了
深深的无言
在无名的日子
也许真的，只有坟头的青草
才是离去的人的守望
不知何故，这部电影我竟看得伤感之极。“太阳出来了，有一只鹰飞向天空，刹那间，它在天空凝聚不动，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大意）。张国荣演的靳，被叛徒出卖了，敌人来抓他，他散步未回，敌人控制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为了保护他，突然挣脱从高楼跳下。靳在外面看到这种景象：高楼很高，可以在空中有很长的时间飞下，很惨烈，也很美丽。此后，靳每次犯病，处于昏迷状态，都念着那种在空中飞动而凝固的诗句。
没想到，这种意象竟成为张国荣绝命的凝固的飞舞。
其实，我早已发觉，我的意趣的悲剧的本质，即相信在悲剧中有崇高的东西。而那是我的归属。如果不是恩赐，我将在夜行中想象我的太阳。文字就是陡峭山崖上的鹰，以最后的跌落为自己的生命。
我视为生命的文字为何离我而去？
之所以要这样提问，是感受着“父啊，你为何弃我而去”的悲伤气氛。因为我把文字看作更高的生命体。时间纯洁是肉体，而文字是灵魂。时间纯洁仍可以纠缠，文字却事实上淡出了。这是因为我把文字看得太高而出手力不从心所致。但这还是表面的原因。更深的危机在于，我早就处在学术生命的关口上。原来我凭着思维的直观和跳跃的语言很快地进到了你的独特的学术地位，下面紧接着的应该是理论的铺陈和思维的缜密来展开它，因而需要开阔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然而，它既违反我的天性，又恰逢世俗事务的分割，于是阻断在自己的断口上。也因此掩盖在表面事务的承担上了。其实，即使我有充分的时间，深入也是艰难的。每个人都有这样人生的关口或命坎，只是我来得早些，你来得晚些。它已经来了，我知道。所以今天用不着太后悔。如果当处关口之时，我能及时哲学思考或视野向小枫说的文学评论如《爱与死》和哲学随笔转向，情况可能要好得多。但我太爱哲学了，为哲学殉情以至于此。
这大概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困难时刻，好像一切应有尽有的困难都集中到生命的脆弱之点上。如果转去二十年，如果身体无病痛，如果有一个得心应手的专业，如果内心无纠缠，如果经济不拮据，如果朋友理解如初，如果不这般世态炎凉，如果——只要有其中一个“如果”成为支点，怎样？生命就叫轻松幸福了？或许，但生命就不再成其为检验。
不可理解的是，为何这么多的检验偏偏都落到了一个优雅的女人身上？
我曾经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句：“这个女人在受苦”。可我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想过用它来解读你的遭遇。因为它不适合你。因为我相信，检验特别是那些失去成为获得的检验，是你非凡的财富。你从没有为自己的安逸调用你的聪明，你总是在责任降临时被迫应对。你的生命是宽容承纳的象征。不要说处之泰然，不要说无怨无悔，你不是观念，而是蕴涵情绪的想象，所以你才有那些超常的宣泄一如风暴袭击后海岛的凄清，直到阳光透过云层，它才惊叹，原来女人可以是这样的明媚。这一本书何必让别人去读，她原本应是在那儿的。
或许，恰恰是这么多的检验都落到这个女人身上，优雅才成其为优雅。
你天生地就逃出了平庸，你为此而受苦。然而你归根结底还是这样的泰然自若，不计后果。或许老天爷会垂顾那些能为别人慷慨解囊的人，但在今天，人对人的牵手，如果撇开功利和亲情，即便不能说绝迹，也是微乎其微了。而你总在那微乎其微中支撑着一种想象。
只有一件事能够说服我，付出本身是心灵没有枯竭的见证。你的父亲说：“只要你要，只要我有”。你却藏起了难于启齿的“只要你要”，只把设身处地的理解变成直接的动因：“只要我有。”事实上你已经没有了，或者快要没有了，你仍然习惯地做着：“只要我有。”
愿苍天保佑你。
六、深藏不露的“叹息”
萌萌的学术使命至少表面是，如何把自己的经验中承诺下来的父辈、历史的“曾经”转换成向意义开放的语言伦理，从而承担起这一代人非同寻常的“解放”誓言。为此，她一生关注三大论域：
首先，不断转换对经验的追问，目的在于变换角度不断激活经验的生成之源；
然后，在此前提下，同时或交替澄清
1.经验自身的意义索引；
2.经验如何向语言转换。
并在此转换中如何能保证语言的公共表达不掩盖个人的个体性。
……写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我却没有一点轻松感，不单是习惯于“文字就是欠负就是葬礼”的悲哀，而是，有一样东西，就在眼前、耳旁、嘴边，你却不能呼之欲出，深深地困恼着我。
萌萌扭身而去了。重要的还不是她带走的，而是那扭身而去中遗留的……
现代理论，或者说，启蒙理性知识学，难道就是要建立这样的知识自信：
一切将在时间中大白于天下，没有什么不可知晓的，没有什么不可生产再生产的，因此，知识学追求“知识就是力量”的掌控——一个“技术王国的白色神话”。
换句话说，现代知识学，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一目了然的平面结构”，没有深度模式，更没有神秘领域。
是这样吗？
在我写了《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后，萌萌曾经问我：“启蒙理性或自然之光，追求的就是‘白天’，‘黑夜’是可以驱赶的吗？”
类似这样的问话与交谈，即从负面切入，一直伴随着我们近三十年的友谊。于是才有我前面陈述萌萌的索尔薇格的“瞎眼如黑夜”，培尔·金特满世界地“奢华如白昼”这样扣人心弦的隐喻，才有我的“光与死”、“黑暗：在而不是的非意向性”之“西学中的夜行”，等等。
黑暗，并不是在光明之前或之后，而是它警示着光明自身的双重遮蔽。这个光明自身的秘密，难道被启蒙理性启蒙掉了吗？因而现代知识学才变得格外明白无误地坚硬起来？
请别误解，萌萌并不迷恋混沌，她起初追求的明晰使她获得了“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的一片惊呼。后来，她要的是，明晰，或者确定，但不是自在自为的目的，而应该是启示的、向黑暗隐喻的因而也自身限制的临界状态。可惜，她意识到，这种声音太微弱了。
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萌萌仍然咬紧牙坚持自己拿钱把“启示与理性”出了三辑，而且不容分说地不让人过问理由。回想起来，在她深藏不露的叹息中，或许表达着的就是一点来自绚烂色彩背后的“惊吓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还有一点。
萌萌有时较起真儿来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凭什么相信？”
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们、“主义”们，一个一个地过去了，说它们是“堆满头盖骨的战场”的黑格尔也贡献了自己的头盖骨，其实黑格尔只说了一半，除了本体主义的头盖骨，还有虚无主义的头盖骨，反正双方谁也不甘死心地还在不厌其烦地提供。原因就是方法未死，产生本体的方法和消灭本体的方法它们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互相包孕着：本体主义就是虚无主义。
按说，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已经不难，问题是人们奈何它不了。（新的临界思想和临界方法又在摸索中。）更主要的是，它们仍占住着权力和权力意志的优势，当然也就占住着利益分配的优势，至少在被别人砍下头颅之前。价值重估总是后续进行的。
于是滋生着一种现象。
别人把特殊的说成是普遍的，如黑格尔，我们信；别人把特殊的说成是怪诞的，如卡夫卡，我们也信。不仅信，还要用自己的模仿去把自己的信当成真去验证，去支撑。以致，一百多年来，模仿的价格始终高居不下。由此构成我们的西学界，甚至学术界。
它同时还担当着裁判所的职能：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结论：“不读中文，西学东渐”。
长此以往，岂止百年！
呜呼，于里于外，这也是萌萌深藏不露的叹息吧。
2007年4月27日海甸岛
【附记】
去年8月，萌萌走了，9月开学，我给外国哲学专业的同学，老生和新生，还有学校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讲了一个月《萌萌的问题意识》。今后，我想把它作为一门课程定下来，每届新生，第一个月必修《萌萌的问题意识》，作为对本学科点奠基人萌萌的纪念。
——萌萌的问题意识
张志扬
一、萌萌的命符——“想象”
借用一个象征：
“维纳斯断臂之谜”——“真实、残缺与想象”
萌萌的问题意识：
一定有一个真实完整的“维纳斯”——隐藏的但丢失了的谜底
现实的维纳斯——“断臂”——残缺的美（一定不是丑）
恢复完整的愿望——“想象”（补全——实践——失败/理想）
三者都是真实的，但每一种真实又是一个问题，如“完整”，假设开始挖掘出来的“维纳斯”完整无缺，所有后来的想象都不会发生，一个平淡无奇的完整。为何完整而不丰富更不神奇？应了康德的说法：“不是完满，而是缺陷，才是一个本质丰富的源泉。”——“残缺”。
维纳斯残缺的丰富，是神话，是观念，是理想，还是事实？如果仅仅是事实，不要任何附加成分，单纯就是事实本身，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不是怎样，而是这样，才是最神秘的。”——“事实”。
维纳斯已经倾斜，断臂更增添倾斜，为什么还是美？恢复完整的愿望是自然的倾向，还是教化的结果？自然什么时候提供了完整？如果硬要应黑格尔的说法，“精神是自然最美丽的花朵”，那么，精神的丰富是应了精神的完整，还是应了精神的残缺？尼采更由此推向“自然的本性高于神的本性”，但尼采高于神性的“权力意志”为何最后总是像打去了黄的空壳被现实抛弃？——游动在“精神”与“神性”之间的“自然”。
三者彼此属人的关联形成更紧张的真实——“不可解决”的真实，或者恰当地说：“必须解决/不可解决”成为真实。
萌萌6岁前，掌上明珠般的公主生活；6岁后，深爱的父亲被捕，接着父母离异。于是，生命整个陷入“维纳斯断臂之谜”……
我想说的是，萌萌一生，做人为学直到她“拒绝衰老”的死亡，几乎就是“维纳斯断臂之谜”上残缺的想象：
“必须解决/不可解决”成为真实。
由此象征着或隐喻着萌萌短暂而灿烂的命运。
二、“曾经”的索引卡：苦难与承诺
为了参加主题为“现象学与艺术”的杭州年会（2002年），萌萌从自己的本雅明研究之一“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释义”
中抽取了本雅明分析保罗·克利油画《新天使》一节，并做了现象学“视觉”的意向性分析，为了置疑“意向性”为何缺席了苦难的意义。当然，置疑的问题在论文中，不在报告中，萌萌是不发言的，结果谁也没有在意。
这里隐伏着一条线索，我就从这里开始进入“萌萌问题意识”的导读吧。
现将萌萌提出的问题摘要如下（重点是我加的，以楷体字标示，下同）：
如果我是一个冷峻的历史主义者——像歌德嘲讽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伤”；像马克思讥讽的，许多实际的大智大贤者，“像牛一样把背对着人类的苦难，只关心自己的皮”；或者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的，前进的历史车轮决不姑息路边被碾碎的花草——那么，我即便像克利、本雅明看见了同样的景象（引者按：天使看见了20世纪的尸骸与废墟堆积如山），也产生不出《新天使》般的“立意与取向”。
只有真正能“背负人类苦难”的人，并把人类的苦难当作“不能背叛的承诺”的人，才会把“苦难”建立为“意向性的基质”，再由它来“综合而同构”此意向性的“关联域”。于是，看来恰好“末世论”能够将“苦难”与“进步”统摄起来。
问题是，没有“末世论”的中国人怎么办？我们如何直面苦难事实？靠“悲天悯人不忍之心”？可是它几乎已经从我们的技术化知识的中立结构中清除了。或者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在现代性的机遇面前，除了个人的那点得与失，早已没有“苦难”的位置了。如果说，以前是“文字失重”，今天恐怕已变成“生活本身失重”——不是因为我们“幸福”了，而是因为我们愈来愈没有作为个人意向的因而仍然我属的整体命运的责任感了——“个人本位主义”啊！
这就产生了另一类问题：苦难是否不再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真实？就像一个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没有苦难或苦难感一样？
在上述问题面前，生产力决定论是不够的，意识现象学是不够的，存在哲学也是不够的，等等，我们一个一个地尝试了，今天又进入了政治哲学的两大范畴——“古今之争”与“诸神之争”——的综合。
我是想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所谓网络信息的时代，作为现象学的视觉是否要把“苦难”悬置起来？或者说，面对苦难，是否要把归咎苦难的“末世论”悬置起来？那么，现象学视觉中的“苦难”是什么？
我没有拿“苦难”作为特权要求现象学给予特别关注的意思。事实上，我的这篇短短文章的问题意向，并不是大家关注的，它既不是学术难题，也不是时尚热点。我也就没有拿它去打搅别人……我突然发觉，它纯然是个人的问题。苦难，竟然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就像宗教变成了“私人的事情”。真使我惊悚！
学术、知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与苦难无关的东西了？难道这也是学术或知识的“进步”吗？
现象学不仅应该像克利和本雅明那样“看”苦难，尤其要看到这个地步，苦难的意义是如何在意识的“意向性”中滑落的，是知识的中立性前置造成的即意向性本身被知识化了，还是兴趣的转移？
不是兴趣转移，而是“兴趣”袒露为“利益”，就像西文直陈的，“兴趣”就是“利益”。因而，苦难是在追求纯粹科学或纯粹逻辑的技术理性膨胀中脱落的。它终究会像脱落的羽毛，让人类再也飞不向善的天穹之顶而陨落下来。人类，宇宙中的生命，在宇宙中消失，绝不是因为它自身的自然性，而是因为它遗忘了“道法自然的智慧”，而偏执功利计算的“智能性”（技巧性），才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我根本不关心被萌萌提问的“现象学”该做如何的回答，我想探寻的是萌萌的问题意识在什么意义上“把‘苦难’建立为‘意向性的基质’”，换句话说，这个意义究竟是个人家世结怨的“复仇”，还是如“新天使”般“拯救”的困惑？
尽管萌萌身上“承诺”着父辈的“曾经”——四分之一世纪的钦点冤案，但她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对“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做了超越个人意向的分析。
萌萌发现，由于中国历来没有个人的位置，“五四”启蒙以来，“以个人为本位的理想主义”很快遭遇“以国家为本位的理想主义”的裹胁，正如“启蒙”被“救亡”裹胁一样。“七月派”诗人就是受启蒙感召而呐喊个人理想主义的自我精神的扩张者或主观精神的战斗者。它本身并没有错，几乎无所谓对错。问题是它遭遇到强势力量的裹胁，特别是这强势力量建国后迅速膨胀为统治意识形态，其自设的“真理性”带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性”，首先落到了“七月派”诗人们的头上，不幸就降临了。
黑格尔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对“悲剧”做了这样的规定：“‘是’与‘是’的冲突”。也就是说，悲剧处理的不是“对/错”“是/非”问题。以为在“悲剧”中找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坏人”得势，“好人”遭罪，最后“报应”解决——这是天底下最廉价的迷魂汤，结果是愿望中圆满地“重演”。可是，偏偏人们习惯了这样演悲剧、看悲剧、评价悲剧。麻烦就在这里。事后的所谓“平反”，从正面积极意义的理解，平反所纠正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与错，而往往是处理方法的不当，所谓“扩大化”。之所以方法不当或偏激过重，无疑隐含着方法使用者的理由来自原初的“是”因何之故膨胀为“意识形态”的偏激过重所致。等到最后有权清算了，人们往往只用简单的归咎法取一个“是/非”做道德化批判，除了宣泄积怨，于事于理无补。当然话说回来，要求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完全接受这一点几乎是不近人情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多少显得冷酷无情。
但萌萌是走出来了的人，她走出的是情感陷阱，而洞察的却是历史于修复中的拯救承诺。或许这正是她特别关注本雅明的原因。萌萌读书不同于一般人，往往不是“她去读书”，而几乎是“书来读她”。她的身边可以摆好几本书同时读，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不知道哪本书中的某一段话甚至某个字突然跳出来抓住了她，把她拽进书里，像拽进一个水涡迅速波及开去，而她已深深沉进，通体浸润着窒息般的想象，久久不能自已。你看她一个时期反复念颂着一个词语便可想见了。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研究”几乎都是这样“被读”出来的。
表面上看，好像散漫得很，但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问题的专注已经专注到使命的程度。请看“被读”中的两段对话式的解读：
本雅明的“历史”，用了两个意象：
“神秘的索引（卡）”（a secret index）和“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这里“过去”成为拟人化的主词，或作为代词代表父辈，他带着“索引卡”——在时间中记载着的东西。是哪些东西？不得而知，但肯定要同所“托付”的“救赎”相关。联系前说，多是引起妒意的幸福的欠缺的“欠”。那么“索引卡”实际是一张“欠债单”，不“还清”是不能也不得“救赎”的。
“我们也带有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我们”——当然是父债子还者，尘世期待着偿还。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我们”。看来，这个“我们”，既是欠债者，又是偿还者。如果，偿还稍稍多于欠负，“我们”也就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力量”。当然，这要看过去欠债多少来确认。此绝非易事。今天，六十年后，“历史唯物主义者”恐怕“知道”得几乎有点抬不起头了吧？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样或应该怎样面对“曾经的欠负”？
比如，我（或我们）曾经遭受的伤害与苦难，在我（或我们）身上沉积为怎样的“曾经”或“记忆”？而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与“曾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
是遗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致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现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谓升华为事业的助纣为虐的“成功”，是积聚强力意志的报复、复仇、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于拯救平和（福祉）中获得救赎？……
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种存在都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来承担起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而不再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
着重点是我加上的，为了突出萌萌被某些“短句”或“词语”抓住的痕迹，以及从中引申出的意义。它从萌萌的文字中流溢出来，思虑谁能掂量它的历史厚重。
萌萌曾经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中记述了早年的一次对话：
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萌萌的自然年龄和今天的年轻人，不过相距二十多年，可在实际承载的历史命运的感受上，它仿佛已经是早被“遗忘的救主”带走了的过去时代的久远的回声了。
有谁遭遇过这样的事实吗？
童年。父亲曾卓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此，萌萌五六岁就从“小公主”被突然抛入了颠覆家庭的政治旋涡之中，父母离异了，自己像野孩子样看着别人家窗口透射出的黄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不愿回到自己家那扇黑漆漆的大门。所以，她常说：“我是自己长大的。”
青少年。读初中正经历着“文革”，因思想激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北最偏僻最穷困的山区郧阳十一年（1969—1979），其中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八年。
八十年代。1979年通过考研回城，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欧洲文学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相对而言，此后十年是萌萌学术生涯最明亮的十年，受到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武汉、北京、上海三地的朋友极为热切的爱护。
九十年代伊始，远走海南，除了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还不得不花去相当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的孩子卷入了长达十三年的经济官司——如不挺身而出，像秋菊那样讨回公道，家庭不仅会倾家荡产，还会再度陷入牢狱之灾——终于赢得了至今不能兑现的一份观念价值，以致始终没有摆脱家计的拖累。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外甚至对自己相知不深的青年朋友极尽关怀，其慷慨解囊已经超出富有者都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后是作为一个卓越而完美的女性，自己在事业、学术、理想、年龄等方面所遭遇的破灭与持守的旷日持久的抗争——这是一种比政治的不自由还要折磨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自由。
总之，我们时代的风云没有不波及她的生活的，从程度上看，她都是被卷入到旋涡的中心：政治、经济、法律、大学文化、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与道德伦理、最后医疗等等。而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青年理想与古典情怀。
几乎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不管亲疏远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专属于她的特有的感觉——这感觉，或许是这个时代早已失去，或许是这个时代尚未到来的那种自古根植在人心中的崇高与优雅、死亡与爱的亲和感。
萌萌不属于时尚，就像她平常喜欢着装的“黑色”，波德莱尔说它是“属于永恒”的。她在《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1991）中已经隐伏着自己始终持守着的一种信念一种行为的回答。
上述图表出奇地应和了孔夫子“素以为绚兮”的诗教，它是我从萌萌如下经典的描述中勾勒出来的：
在晨祷的钟声里，在轻柔得像阳光、像穿过森林的风的歌唱中，索尔薇格不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爱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这纵深的黑暗。
当索尔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对黑暗里的培尔作出等待的承诺时，她承诺的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一个必须承担起培尔的全部丑恶、不洁和破碎，承担起人生的绕道而行的等待。正是这有所待又无可待的等待使她万劫不复地堕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证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完美；拒不证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诗意。她瞎了，像19世纪兴起的黑色晚礼服——人们佩戴死亡的记忆，相互默视那原来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现出多少夸张的真实。
我终于发现，是这黯淡、这黯淡中潜伏和遗忘的意向，使我悸动。这悸动持久而有力，它是宁静蕴涵而牵引的。
通常，我们太着迷于绚烂的色彩了。可我在滑过的遗忘中能驻足回首的，不是培尔的满世界寻找自我的绕道而行，而是在绕道而行的绚烂背后，我惊吓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如果不是性别，就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它们只有在自然人的立足点上自己去展示爱的缺陷与弥补、自己去在爱的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谁也不是谁的指望与尺度。只有女人站立为自然人，男人才不会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爱的化身。
女人瞎了。
——这就是女人终于公开了这个世界失去了的正是它获得的、审视这获得的黑暗的眼光。
这难道不是萌萌和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与其用它去象征或隐喻今天的世界，不如用它来照亮萌萌等待“瞎了”的眼睛。至少，读她文字的读者应该还她一份理解。
是啊，肩负两代人的苦难，面临几乎生死一样的选择——“是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还是从中截止下来承担起来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
正是上述思想的洗礼，使萌萌用自己的“做人为学的一致”，给父辈、给同代人、给学生交了一份超乎寻常的答卷。
三、经验转换“语言”
为了写《创伤记忆》，我对曾卓、巴金、刘小枫等人的记忆倾向指涉思想倾向的言行做了现象学的描述。写完小枫之后，我动过写《断裂的声音》“书评”的念头，还拟了一份细致的提纲：“思想脉络及其范畴表”。萌萌看了，笑着说：“别不好意思，我还不想要你写。这个我留下了，写‘情绪与语式’用得着。”
萌萌既不利用父辈平反后的优势发表自己的诗作，也不利用学界朋友的众势发表对己的评论，两者本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她连想一想都十分难为情地回避了甚至阻止了。她崇尚自然的生长——一如她的遭遇。她常说：“女人就是无意义，在女人是粗野的大自然自生自灭的奥秘的意义上。”（对不起，别字面地理解这句话，它其实也隐含着虚无化的力量。）
但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斥的是“技术性存在”，连沉重的肉身都可以技术化地装备起来，还有什么不可以技术化的呢？或许时代就是这样进步的吧！
遗憾归于她身后的朋友们，如果想让缅怀穿越时空，除了面对文字中的记忆，激活记忆中的想象，谁还能把即兴的凭吊持久地保存在灰飞烟灭的墓碑前？
萌萌一生困惑于经验。
作为一个学者，萌萌从来都承认，她不懂什么叫“经验”，或者说，她永远弄不清楚什么叫“经验”，甚至还根本记不住任何一个学派的“经验”之概念定义。她常常私下里为此苦恼，怀疑自己做不了这样的“学问”。
正因为如此，她特别感谢施特劳斯对伽达默尔提出的置疑：把“解释”变成“解释学”恰恰是违背“解释经验”的。
经验问题，似可看作萌萌始终不渝的问题意识的起点。
常问的几个问题：
经验如何能是个人的？
用先验范畴形成经验是否意味着经验个人性的丧失？
经验的记忆形式，经验如何转化为语言？
语言的逻辑化是否会丢失经验的丰富内容？
等等。总之在经验中，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对于她始终是一个无解的结。
为了避免空泛的说辞，我想用萌萌非常看重的《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作为分析的个案，察看公共经验怎样在“断裂的声音——无语”中脱落而转换为生成性的个体经验。因为这是萌萌于八十年代面对“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问题的一种独特的寻求与解答。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所谓“思想解放”的哲学思考中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伸张并确立被中国传统所抑制、被“文革”意识形态所剥夺的个人“个体性”。而当时所谓“思想解放”似乎只解放到“主体性”上——被社会关注的主要热点始终停留在“主体性”上。
为了帮助理解，必须深入背景，我想描述几个故事，它们作为儿时的记忆在萌萌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痕。
第一个是纯粹的“玩”。她说小时候，家人带她出去玩，没有一次不大闹到让全家人扫兴决不罢休，因为，所有让她玩的事情她都说“不是玩”——“我要玩！”——因为她要的是“玩”本身，不是玩的“东西”或“事情”。她说不清楚，但分得清楚。
第二个是纯粹的“时间”。她有一个口头禅：“赔时间，赔我时间！”她可以闹到把后面的时间都毁掉，为的是要把前面的时间“赔出来”。前面的什么时间其实是很难分辨的，那个时间往往是她自己耽搁的，是她用她特殊的方式耽搁的，比如一连串非常紧凑的时间安排，不知哪一个环节触犯了心理紧张，哪怕那个环节的时间非常短暂，几乎是刹那间的缺口突然使“来不及了”闪现出来，都会爆发一场“赔时间”的心理风暴：要赔的就是那个“属她的特殊时间”。
第三个是纯粹的“声音”。“时间的中断”“声音的中断”“无语”“空白”状态，都是她在情绪中“体验到”或者说“触摸到”的。她说过“走夜路”的经历，她说，她自语，起初可能是某些无所谓的句子，后来变得模糊了，甚至没有了具体的声音，而是毫无意义的无语无声的自语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中生成着“感动”——一个可意识到的“纯粹的感动”。这个时候，她说，她特别相信她“能”，虽然并不清楚能什么。
第四个是纯粹的“纯洁”本身。关于这方面现象的笑话和故事太多了。我们只能沿此洁癖的行为回溯到自我守护的纯洁的心灵。为此她付出了心力交瘁的代价。
最初，我听或看她的这些故事，只当作她个人的情绪体验或情绪表现。后来读她写的《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才恍然明白萌萌说的“情绪”“身体性”“语言的物性”都是她内省经验向语言转换过程的探寻，并把中断现象的“无语”看作转换生成的“底部”，就像海德格尔“此在”基本结构中“去意向性”的“畏”和“死”。
我说“像”，完全是我的类比。我很清楚，萌萌并非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或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受到的启发，她纯然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只当要写的时候，才临时去拿别人的东西做一个“印证”或“装点”，为了对付学术界的学术需要。所以，她深有感触地说：“‘他人的眼光’是我的心结，尽管我一路‘我行我素’。”我懂这个说法的意思，一个中国人很难原生性地面对自己的生存体验，今天，如果你不从西方拿来“概念”硬套以表示“规范性”，别人可以根本不承认你，甚至连你自己都可能失去表达——这不就是慢性的自我扼杀？以致后来积压的伤感演化成“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往后再回到这里来详述。
萌萌把“个人真实性”直观为“身体性”，只有“身体性”才是个人不能被各种观念抽象掉的真实存在。“情绪”是被当作“身体性”理解的；“声音”，即“语言的物性”也是被当作“身体性”理解的。“情感”是社会化的，“情绪”才是个人身体性存在，或“基本在体”。但这种身体性存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自身存在的固置，叫“情结化”情绪，后来往语言上转换成“自居性语式”，与“习惯语”接应；一种是比这种固置更原始的因而不能被完全固置的“虚无化”情绪，后来往语言上转换成“自在性语式”。萌萌根据自身的体验想反省到或深入到情绪的固置与非固置同语言的指向与非指向的转换生成关系，而其中“声音的断裂”以至“无语”，则是转换的中介。
这显然是一种“切入”的思考角度，即针对现实中窒息个人生存的社会板结及其意识形态套话的常态状况。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武汉学界是比较早地转向或进入语言思考的地区之一，加上萌萌天性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所以她把那个抹平个体性的常态现象转换为令她困惑的语言悖论：“人只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人不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而口头表达式为：“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如何可能？”
也就是说，一开始，萌萌就没有把个人的个体性与公共性对立起来，而是力图放到某种深刻的语言“相关性”中考察。后来在《情绪与语式》中，她相应地提出了三种语式：“自在式”“自居式”“相关式”。正缘出于她最初的切入问题的感受方式或初始经验。
作为今天的研究角度，我必须指出，此种“切入”的获得，还有一个自我审视的转换，萌萌其实是经过了痛苦的体验的，那就是，她本人颇长一段时间困惑于“情结化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结化情绪”当然看作是个人的独特存在方式，例如她对电影《弗朗西斯》的分析，对小说《爱与死》的分析。其分析的复活式激情对有心者无疑是一种颤抖的历练。
之所以如此，只能从萌萌自身的“情结化情绪”寻找契机。在她的体验中，“情绪”如果因教化获得“情感”形式，那么，这个人便从自然人进到社会人了。女人尤其被社会或男人需要带入女人的情感状态。但事实上，女人在自然人的意义上，本能地拒绝这种进入。由此而产生的逆反就是情绪的情结化，即女人本能地自我保护。其倾向颇有点与弗洛伊德反动，即“情结”不是“本我”与“超我”的结盟，相反，“情结化情绪”本能地守护着女人不被社会化即情感化的自然性。
但后来，也由于自身的体验，她意识到，“情结化情绪”因其对立也必然忍受着对立带来的固置，仍然没有逃出社会化的规定。所以，情结化情绪的压抑宣泄，一方面本能地伸张着自身的存在要求；另一方面，宣泄并不是存在要求的解决，而是其定型化的自我固置，使自己在对立的僵持中丧失生命的生成性，毋宁是一种自我牺牲。于是，它从情绪的“情结化情绪”中分解出情绪更本源的“虚无化情绪”，为了还原情绪的自在的生成性。
每每想起这段艰难的剥离，萌萌总忍不住叹息自己在“做人为学”上的“自信与不自信”。她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们男人那样做学问？既要把你们强加的规定接受为责任，又要坚持女人作为自然人的权利，还要在双重的不利中被迫忍受你们的鉴定。
剥离仍然来自“情绪——无语”，只是“无语”在还原的非意向性上更侧重原生性，或者，用萌萌后来“归依”的说法：“情结性情绪与虚无化情绪试可看作情绪的‘显隐二重性’，就像你寻求的‘悖论式偶在’一样，但我认为，作为情绪的身体性是抽象不掉的”。所以萌萌说：“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
于是得萌萌的“情绪与语式”的基本图式：
四、经验呈现“意义”
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他们似乎天然地就是“个人”或“个人主义者”——事实上，构成他们生活方式效仿的美国，“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主义”被标榜为三大启蒙原则——因而在他们身上根本不存在必须为个人“正名”这回事。他们当然会很奇怪“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这个命题的提出和论证；他们当然更不理解“文革”，不理解启蒙“个人性”或“个体性”是要用生命和鲜血作为代价的。时间无非一代之隔，然而无法达成“共识”的“代沟”却仿佛坚硬到不能跨越的地步。但这是真的吗？
如果我换一种方式说，比如换一种“当头棒喝”的方式说：“你们是个人吗？你们是一堆‘技术——欲望——大众化’的同质物！”
今天的个人平均化跟四十年前的个人平均化，在抹平个人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区别的是以前用“政治”，今天用“技术和欲望”，因而，在自欺形式上今天更直接更心甘情愿。当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欲望”才是人的本能需要，才是人权的真实存在，谁还会把“欲望”满足看作人的异化呢？我们当年不也普遍认为只有“阶级性”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存在吗？人啦，多么容易入套！
怎样回复人自身回复人的个体性，并没有被启蒙理性解决。萌萌苦苦追求的“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一点没有过时，今天同样有效。而且，在问题及其答案的追求中，萌萌已经成为拒绝“非此即彼”的参照。
《时间和意义——重负、轻负、感受的生成性》和《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可以说是萌萌推进“情绪与语式”的两个主动轮。
在公共语言中寻找个人表达的可能性，跟在历史中寻找个人进入历史的意义及其可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且都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
“几乎”仍有一个时间差。个体语言的生成性前提在于习惯语的断裂，习惯语的断裂也就是统一时间整体的断裂并敞开其他时间形态或向其他时间形态转换，这本身就准备了个体经验的意义呈现。既知道个人在公共语言表达中的困境，也明确同样抹杀个人存在的历史时间整体性，是一回事，这一点萌萌早注意到了；但是，即便尝试了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如何可能，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个人进入历史的个体意义之生成，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恰好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时间形态分梳接应了萌萌的意向。
我说过，书和萌萌的关系，类似上帝自主降临中的信徒接纳。当然，不是信徒的目的性祈祷，而是信徒的虔诚性期待，恰好遭遇了上帝的自主降临。正是有了非目的性祈祷的虔诚性期待，才会有阅读中仿佛那些句子和词语专门跳了出来召唤萌萌的思入。
之所以我深感如此，因为我常常惊奇萌萌“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我相反，总是困顿于“踏破芒鞋无觅处”。
“重负”“轻负”“轻省的重负”，这些在“曾经”中沉睡的混沌者突然被“涌入的语言在那里立起了边界，激发出了语言自身的隐喻的生动性，使反身的观照成为可能”。那“涌进的语言”就是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描述的“时间形态”——“轮回说”“末世论”“进化论”，以及“中心时间”。它们正好里应外合地点燃了萌萌心中聚集的个人进入历史的意义生成性。
应该说明一下，萌萌提出的“个人进入历史的可能”仍然是沿着为个人的个体性寻找真实的立足点的问题方向。它同当时朋友中表达的良好的自我状态，即“现在到了个人进入历史的阶段”，完全是不同层次的取向。
历史阻止个人进入历史，近代史则表现为中国启蒙思想接纳的科学历史观，即历史的时间是一个“过去——现在——将来”之普遍必然的整体，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即便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理性自我完成的一个工具。科学历史观同政治专制主义和哲学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紧紧地束缚着个人对个人真实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个人心智的自由发展。
萌萌知道，无论是个人语言表达的真实性，还是个人历史存在的真实性，都有一个意义生成性环节，而意义生成性是必须同一定的时间形态相关的，所以，“时间和意义”，自然成为萌萌问题意识的焦点。
可以想见，萌萌几乎是一眼就抓住了洛维特的思路：对三种时间形态的描述，“是为了否定或置疑历史进化论的时间观，回到古希腊的轮回说和基督教末世论的时间观这两者融构的视野上。换一个角度，即回到哲学和神学的素朴形态，而对近代历史哲学和历史神学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历史进化论”首当其冲地遭到清算，在对启蒙理性标示的“现代性”进行反省时，敏锐的思想家们发现，以终极目的为超越的终止的“进步概念”乃是一个“虚无主义的基因”，如同柏拉图主义是颠倒的虚无主义一样。
不仅如此，萌萌对于几乎所有以“普遍真理”“终极目的”为标榜的“历史形态”，不管是“历史进化论”，还是“类型轮回说”“末世论”，在其决定论这个基本点上，它们都“使个人进入历史成为虚妄”。
最后，着眼点落到“中间时间”上：“在个人或个人真实的存在状况或个人的生存事件同时间的关联上，《新约》的‘中间时间’敞开了另一个可以引申的理解空间。”
由于“中间时间”既向前计算，也向后计算，因而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大时间段”，使当下之人能够在感受性上直观着全部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段既不是空乏的，也不是繁杂的，它里面一切都可能发生，“从秕糠考验到麦粒甄别的关键时刻”，其稳定的内容是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应”——萌萌把它转换成“苦难与救治”的感受性生成。因为，除了理性对付理性的反证，萌萌最欣赏洛维特的这一句话：“唯一最具权威性的否证只能是苦难”。苦难的否证意味着历史时间整体性的切断，从而敞开当下时间的个人经验性的感受性生成。
现在的问题是，感受性生成的意义转换。接着就是“意义的重负、重负的轻省与轻负”的区分。不管这种区分以怎样的尺度进行，目的并不是把苦难交付给意义就算完事，像进化论等各种历史理论之所为。
为此，萌萌提供了这样一个肯定的意见：苦难不能等同意义，苦难是事实不是意义，在其根本性上，苦难可以否定任何意义，对任何意义形成追问；“正因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存在论的事实同它的种种价值关联和意义关联剥离开来，然后依据存在论的事实重估或重组价值或意义”，只有保持苦难事实的否定性力量，其自身的意义才有可能生成，个人遭受感受性生成的启示才有可能。或许苦难也有可能把个人引向宿命，如果这样，归根结底是被苦难的观念形式所左右，而不是苦难的自身给予。“苦难作为否定的方面，既是个人消亡的根据，同时也是个人生成的根据。”
为了进入个人的感受生成性与意义的转换，萌萌区分了“苦难”与“痛苦”、“理想”与“梦”，并把它们融注到各种评论之中去。有兴趣的读者想必会自己去亲领一番感受的历练过程吧。
五、带走的“记忆”与遗留的问题
小枫曾经送了一本阿赫玛托娃的传记给萌萌，并在电话中问喜不喜欢，萌萌说喜欢，小枫不怀好意地笑着又问：“你的储备也不比她少啊？”萌萌这才听出小枫的反意，也笑着回敬了一句：“这就是你送书给我的目的啊！”
萌萌常常窘迫于人们这样好心地称赞，如“学术活动家”“沙龙女主人”。每当这个时候，她脸上挂着的笑容背后其实是“不知其可”的无奈。以致她旁边的我们这些受益者不得不因歉疚而背上无效解释的责任。一个喜欢做活动的“活动家”为什么偏偏要跑到无活动可做的天涯海角来？好心地称赞者能否感受到“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请息交以绝游，门虽设而常关”的清静，“活动家”的萌萌岂不有悖“活动家”的使命？
人们哪里能够了解，萌萌退到海南岛，除了别的原因，1989年之后，主要还是自身沉寂下来思索的要求，至少最初南下的动机中谁都清楚，海南不是繁华富贵之乡，而是清静无为之地。来海南一十三年，只有很贴近的少数朋友才感受得到我们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了。就像我在一封回信里说的：
它本来就是清扫地基的工作，清扫西方意识形态马厩，总得有人做清洁工对不对，有什么可声张的呢。萌萌做的同样如此，在某些方面她做得比我还要细致，如对薇依、洛维特、本雅明的批判性研究。这一份工作，反而在小枫和一部分青年学者、现象学学会甚至分析哲学的“概念帮”中能够得到理解。
做什么仅仅是尽各人的本分。我感谢萌萌的，除了做她自己的阅读、教学和研究工作外，她还为我们（包括陈家琪和其他几个朋友）做了太多的分外事。而这些，你把她叫作“精神团契”之所为。但实际上，萌萌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在这块寂寞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这倒是非常实际的。之所以给人“精神团契”的印象，那只能归于萌萌纯然个人的气质，她太完美、太优雅、太高贵了。但决不是她用心要获取如此美名。这里的安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份代价的沉重，已让我们活着的人承受不起了。
不错，萌萌身上，有非常豪侠义气的一面，但仅此一面而已。她还有更多属于她内心咀嚼的几乎“反刍”样的思虑与承担；她太精细了，有时精细到她无法承受外部朋友的交往。所以，多次在朋友交往中或后，人们只看到她高兴的一面，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遭受委屈和伤害的一面。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大都只把她看作女人，尤其是看作一个漂亮的、富有的、够身份的女人，很少有人认真把她看成她是其所是的学者、思想者，尤其是虔诚到殉道者意义上的朝圣者。最后萌萌当然总是一笑了之，很快也过去了。但，久而久之，即便最无谓的重复也有了挥之不去的意义。所以，很多年前，萌萌其实不知不觉地退回到内心中来了。
而最真实的是，她太向往她视为生命的文字与理想——在毕其一生“向往的单纯”与“至诚的朝拜”上，没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1969年，被甄别关管前夕，她几乎用寓言的方式表达过自己的宿命：“让一切检验都来吧，只有不改的目的和不变的理想。”（我的记忆如此，但肯定没有萌萌原话说得好，尤其没有说出她从罗莎·卢森堡那里感悟过来的隽永而优美的革命语言。同今天时尚的网络语言比较起来，令人感慨：两代人的语言，两代人的生存！）
其实，萌萌是个非常自我状态的人，她自始至终关心的是——“我怎样能够做得最好”。她检讨过初中时期的一次行为：在全校大会上领取作文三等奖，她走上台去当众把奖状撕成两半。她说，别人肯定会误解我的行为，但当时我只是对三等奖说不，没有别的意思。一再反复的遭遇使她不得不反省自己“我行我素”的举止与“他人眼光”的环绕并非一致，宁可后者解释前者才构成社会关系的常态，忽略它往往吃罪不起，她才把“他人眼光”看作一面镜子而陷入永不平衡的内心纠缠。先前，不管怎样“事与愿违”，她自信都还“来得及”。直到她突然感到年龄上了心头，似问非问的“还来得及吧”已经掩藏不了无可挽回的沮丧。
萌萌就是这样，一生被将来承诺的信守苦苦追逼着，而生活从各个方面向她索取的责任又把她专注的时间分割得七零八落，即便韶华不再的年龄也不能逼使她退而求其次。一面是向往的“应该”，一面是现实的“责任”，狭路相逼，使萌萌陷入“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之绝地。
近两年来，萌萌早已沉溺于这种意象了。从她的笔记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四个命题”：
一、“人是无意指的指号”：它本来是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中的问题，我想从中引申出人在语言中的能听形式，即触发语式的隐喻结构，让语式呈现出表象意义与自显意义的复调意向张力，为了进一步引申到人与世界、与民族、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更具体地考究“指称与非指称”二重关系是怎样区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意图是，如何走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两难状况。
二、“语言的身体性及其自我救治”：它不同于形式的英美语言哲学，在欧陆德法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着重揭示语言物性的两个方面，即语言的存在界面和说语言人的身体界面，以及两者的互补性。这既是语言哲学与存在神学的难题，也是个人最独特的感悟方式，尤其在今天网络时代对语言的毁坏，它才超出了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担当着汉语言自身的救治。——这应该是我的立足点吧。
三、“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在技术理性和物质欲望占主导的今天技术时代，思想者可能死于无思想的各种自设陷阱，我的经历与见闻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性范例。我原来只想从个体经验出发研究它，也算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回想，后来发觉它隐含着“民族与命运”的政治哲学意义，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种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谓“现代性冲突、危机以及恐怖主义”。所以，这个命题绝非是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学。
四、“幸存者之幸与不幸”：“幸存者”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的自称，作为“幸与不幸”的未完成责任的反省指令，但它却给我以极大的触动。联系到自身的经历，几乎中国现代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信仰各个层面的危机我都切身地决非常人可比地遭遇着，为此，我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它按自己的思考提升出来、表达出来。
萌萌曾打算病情稍稍好转后，抽时间把它先整理出一个梗概作为“附录”放在《情绪与语式》后再版。我还记得，她要我回到海口请同学们打扫一下房间，把电脑修理好（“七个月没用了”），准备她回海口休养时“要用的”。没想到一个月后病情急转直下，而“要用的”整理竟变成了“遗嘱”。
今天，众多而零乱的笔记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整理出来，我只好对后两点稍做说明，因为它还带着萌萌思想微温的气息，像她在《记忆中“曾经”的承诺》里对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还有解释者蔻眉四人的特有气息所描述的那样：
在今天的世界上，读这样的文字，无异于忍受折磨。我不仅忍受着吕贝卡·寇眉的《拯救复仇》及其转述解释的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他们四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他的概念本身最终都有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还特别忍受着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事实面前的冷峻、冷漠与无力。今天这个已恐怖得疯狂或疯狂得恐怖的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地聆听？
不要说，“从复仇中拯救出来”，或“把复仇转变为拯救”，已不能由哲学家来解释，而政治家早已用最科学最精确的武器强加给它们而解释成“把拯救转变为复仇”了——恐怖与反恐怖不就是“把复仇转变为拯救”或“把拯救转变为复仇”，其间解释之差异的合理度由谁来判断、裁定？“灾难”，只能由“灾难”。可是，无论哪一种解释，“灾难”，当然是“老百姓的灾难”，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记忆就在其中沉积、再沉积，而且只指向“沉积为复仇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延续着历史，或历史就是这样延续为现实，何曾转变为“拯救”或“救赎”？
尼采说：“很多人死得太迟，而有几个人又死得太早。”
寇眉说：哲人死得太迟，因为大多数人死得太早。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尤其是作者说的，历来如此。它们的脱节在于：成事不能在记事中兑现。哲人应会成事也会记事。可是，他们成事却死在前面，民众不记或不会记；当他们死在后面时，死在前面的民众，在他们看来又不会成事，即无事可记。换句话说，要么民众瞎了，要么哲人瞎了。怨谁呢？
我此刻想说的是：哲人和大多数人总是死得太早，政治家总是死得太迟。
这才意味着：
“人活着但没有生命（das leben lebt nicht——生没有活）：
1.救赎已晚；2.救赎已不可能；3.人还活着生命已死。总之，人、哲学尚未成熟。”
至于该不该得出“永远不会成熟”这样悲观的结论，只有存疑。
敏感的读者一定会感觉到，读文字，不是读任何文字都能读出“气”来的，大多文字已死。只在有些人的文字中，你才会感受到“一种气”，而只在极少数人的文字中，“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我读《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笔记，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的特有的“气”正力透纸背地袭来，令人战栗！
（下面是几段“笔记”摘要，楷体字表示着重，非连接处用空行隔开。）
2004年7月20日
我就这样回到写作，从纷乱的生活中突然找到一个词语粘连的头绪，沿着它去扩展问题视阈或已疏离了的知识积累，去串联像笔触或音节一样散漫着却可能藏着契机的经验的点滴，比如“羞愧”。它偶然吗，它会像我听说的阿拉伯图案从一个偶然的线条生长出缠绕得神秘而美丽的命运之花吗？
也许有很多话想说，也许不说它们就消失在白天的喧闹中了。夜晚总比白天宁静、散漫、不确定。于是等着夜晚，等着即使流失也有声响、有色彩、有凝固的形状可以变成记忆的羽毛缓缓飘落的夜晚。（夜的驰骋的光明，点亮多少黯淡的生活。很多年很多年了，有一个句子一直像氛围一样萦绕着我：“有一种生活，永不被黑暗吞没。”）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这个命题既是对一种“困境”的陈述，也是对一种“心境”、一种“思维”的陈述。因此可以将此命题转变成：“人是可能死于自设的语言陷阱的”。
因为在这里，“意识”的暴力与“语言”的暴力同谋，它们从内部夺取了人们的意志。它们是隐蔽的心灵的捕手。
在生存际遇的困境中“死于羞愧”……
在西方学术面前“死于羞愧”……
在自己的学术绝境中“死于羞愧”……
如何寻找自己的学术出路？
人生既经不起比较，也经不起追究。这都是失意者、后悔者的自虐。我们都受过别人不曾受过的特殊遭遇，它是不能拿来做任何形式的等价交换的，他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表达，它就永远无表达。对我们它就是垄断价格。在这里，除了自己对自己负责，谁能对你承担责任？绝对没有。
这就是活着必须做事的意义来源及其动力。为此，我有意无意对将来的结果不闻不问，为了给当下的动机多留余地。换句话说，不让将来的失望夺走眼前应有的希望；不让丛生的欲望夺走回忆的理念。我们曾跟着天神的车队越过天际，有过静静的一瞥留在回忆中。请别让失落的羽毛也失落了回忆的曾经。这是我唯一的时间经济原则。我必须抓住我能利用的每一点时间做事。
我解读过《历史哲学论纲》和《拯救复仇》，当然懂得“记忆与行动”的关系。“曾经”应该成为“一种正在遗忘的记忆”，因而它才能转化为潜能以便给行动以力量；否则，“曾经”就是一块“石头”、一座“牢笼”，激起的不是怨恨，就是复仇，而且是得不到拯救的复仇。所以，本雅明注意到，没有转化的“曾经”，只能是这样的“永恒轮回”：不是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主导的“始终重新等同”，就是神经官能症心理机制主导的“重复冲动强迫症”。
本雅明的这个分析判断是很深刻的。我的经验虽然没有理论先行，却无疑本着的是同样的原则，只是更直接表现为厌恶，即不愿纠缠在过去固置了的心境中，纠缠即固置。我像逃避瘟疫样的只想尽快逃离过去时，为了抓住每一点现在的活生生的时间，只有赢得它，拯救了自己，所谓复仇也就自然在其中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纠缠曾经，而牢牢抓住现在的原因。只有现在打开了，一切心理症都会澄清的。不要用“曾经”捆住现在的手脚，这就是生命的原则。
至于拯救的形式，我看，只能是文字，首先是《被问题审视的记忆》这样的文字，然后是《断裂的声音》与《情绪与语式》这样的形式，后者是为前者铺垫的，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要心境平和，因为它能从容应对，而且根本上是为了集中注意——做最应该做的事。基础在脚下，想象在头中，它们应该像平行线样各施其能。
必须承认，时间改变了，主题改变了。朋友已经在距离中，而且只在距离中。
必须确定自己的主题。写作无疑是第一位的。它确立的是自身，带出的是自己的世界和这世界应有的声音，否则这声音是消失的。要相信这声音我听得最真切、最是人的魂魄所系。
“幸存”之“幸”含有两层反向的意义：
作为事实和语境的是灾难、使命受挫或一次赋予理想的事件的失败，甚至是一个剧烈酝酿变动时代的过去，它或许留下了什么，但随之带走而失去的更多，总之悲壮感过去了，留下平庸的生活；
再一层是要从事实与语境的深层处浮现出来的受命托付中执着的命运（意义），它与现实其实并不切合，甚至现实已经离它而去（生活在别处了），但现实的成功恰恰是以过去最富精神性东西的丧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死亡的是现存活的真实意义，可惜它被现实遗忘了，唯有少数幸存者为它而存在。
幸存、复活、承诺、本雅明、往事与回想，正好构成我的主调。它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范畴来做，也可以结合我的经历甚至结合“文革”来做。只要能静下心来。一定会让你看到“文字中那种自身营构氛围的闪烁与不确定的意谓”。
（这些天萌萌沉浸在对她父亲的哀思中几乎不能自拔。当时，我刚从武汉回来，母亲已经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每次赶回武汉，母亲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为了疏导萌萌的情绪，我把在武汉写的我对父亲的祭奠用邮件发给她——）
今天是清明。
总是一种纪念。但我仍然想听到风过后的沉寂。
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留给我，风中有他的传吗？我该到哪儿去听、去祭奠？我的母亲活到九十却像迷失在野外的童年，还在寻找回家的路。不是在没有人照看的意义上，而是在记忆的死去，一丝感觉像一丝未断的游魂，我只有走到这条路上，才能听见听不见但永远临近的死——没有形式的任何痕迹。我和我父母的联系就是在死的寂灭中抹去的无。我是无。我的命运。我才诞生了。滴一滴泪吧，就是海洋也会干涸。
我用这种心境祭奠我的父亲。只有我能掂量他的逃离、沉默到暗哑的一生。
近来我是深深地陷在这种无言中了。因你的触动，就当它是对我的父母给我的死与生的祭奠。
（没想到，萌萌把我的祭奠与她的回复一并记录在《羞愧》中。）
这就在祭奠中了
深深的无言
在无名的日子
也许真的，只有坟头的青草
才是离去的人的守望
不知何故，这部电影我竟看得伤感之极。“太阳出来了，有一只鹰飞向天空，刹那间，它在天空凝聚不动，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大意）。张国荣演的靳，被叛徒出卖了，敌人来抓他，他散步未回，敌人控制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为了保护他，突然挣脱从高楼跳下。靳在外面看到这种景象：高楼很高，可以在空中有很长的时间飞下，很惨烈，也很美丽。此后，靳每次犯病，处于昏迷状态，都念着那种在空中飞动而凝固的诗句。
没想到，这种意象竟成为张国荣绝命的凝固的飞舞。
其实，我早已发觉，我的意趣的悲剧的本质，即相信在悲剧中有崇高的东西。而那是我的归属。如果不是恩赐，我将在夜行中想象我的太阳。文字就是陡峭山崖上的鹰，以最后的跌落为自己的生命。
我视为生命的文字为何离我而去？
之所以要这样提问，是感受着“父啊，你为何弃我而去”的悲伤气氛。因为我把文字看作更高的生命体。时间纯洁是肉体，而文字是灵魂。时间纯洁仍可以纠缠，文字却事实上淡出了。这是因为我把文字看得太高而出手力不从心所致。但这还是表面的原因。更深的危机在于，我早就处在学术生命的关口上。原来我凭着思维的直观和跳跃的语言很快地进到了你的独特的学术地位，下面紧接着的应该是理论的铺陈和思维的缜密来展开它，因而需要开阔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然而，它既违反我的天性，又恰逢世俗事务的分割，于是阻断在自己的断口上。也因此掩盖在表面事务的承担上了。其实，即使我有充分的时间，深入也是艰难的。每个人都有这样人生的关口或命坎，只是我来得早些，你来得晚些。它已经来了，我知道。所以今天用不着太后悔。如果当处关口之时，我能及时哲学思考或视野向小枫说的文学评论如《爱与死》和哲学随笔转向，情况可能要好得多。但我太爱哲学了，为哲学殉情以至于此。
这大概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困难时刻，好像一切应有尽有的困难都集中到生命的脆弱之点上。如果转去二十年，如果身体无病痛，如果有一个得心应手的专业，如果内心无纠缠，如果经济不拮据，如果朋友理解如初，如果不这般世态炎凉，如果——只要有其中一个“如果”成为支点，怎样？生命就叫轻松幸福了？或许，但生命就不再成其为检验。
不可理解的是，为何这么多的检验偏偏都落到了一个优雅的女人身上？
我曾经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句：“这个女人在受苦”。可我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想过用它来解读你的遭遇。因为它不适合你。因为我相信，检验特别是那些失去成为获得的检验，是你非凡的财富。你从没有为自己的安逸调用你的聪明，你总是在责任降临时被迫应对。你的生命是宽容承纳的象征。不要说处之泰然，不要说无怨无悔，你不是观念，而是蕴涵情绪的想象，所以你才有那些超常的宣泄一如风暴袭击后海岛的凄清，直到阳光透过云层，它才惊叹，原来女人可以是这样的明媚。这一本书何必让别人去读，她原本应是在那儿的。
或许，恰恰是这么多的检验都落到这个女人身上，优雅才成其为优雅。
你天生地就逃出了平庸，你为此而受苦。然而你归根结底还是这样的泰然自若，不计后果。或许老天爷会垂顾那些能为别人慷慨解囊的人，但在今天，人对人的牵手，如果撇开功利和亲情，即便不能说绝迹，也是微乎其微了。而你总在那微乎其微中支撑着一种想象。
只有一件事能够说服我，付出本身是心灵没有枯竭的见证。你的父亲说：“只要你要，只要我有”。你却藏起了难于启齿的“只要你要”，只把设身处地的理解变成直接的动因：“只要我有。”事实上你已经没有了，或者快要没有了，你仍然习惯地做着：“只要我有。”
愿苍天保佑你。
六、深藏不露的“叹息”
萌萌的学术使命至少表面是，如何把自己的经验中承诺下来的父辈、历史的“曾经”转换成向意义开放的语言伦理，从而承担起这一代人非同寻常的“解放”誓言。为此，她一生关注三大论域：
首先，不断转换对经验的追问，目的在于变换角度不断激活经验的生成之源；
然后，在此前提下，同时或交替澄清
1.经验自身的意义索引；
2.经验如何向语言转换。
并在此转换中如何能保证语言的公共表达不掩盖个人的个体性。
……写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我却没有一点轻松感，不单是习惯于“文字就是欠负就是葬礼”的悲哀，而是，有一样东西，就在眼前、耳旁、嘴边，你却不能呼之欲出，深深地困恼着我。
萌萌扭身而去了。重要的还不是她带走的，而是那扭身而去中遗留的……
现代理论，或者说，启蒙理性知识学，难道就是要建立这样的知识自信：
一切将在时间中大白于天下，没有什么不可知晓的，没有什么不可生产再生产的，因此，知识学追求“知识就是力量”的掌控——一个“技术王国的白色神话”。
换句话说，现代知识学，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一目了然的平面结构”，没有深度模式，更没有神秘领域。
是这样吗？
在我写了《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后，萌萌曾经问我：“启蒙理性或自然之光，追求的就是‘白天’，‘黑夜’是可以驱赶的吗？”
类似这样的问话与交谈，即从负面切入，一直伴随着我们近三十年的友谊。于是才有我前面陈述萌萌的索尔薇格的“瞎眼如黑夜”，培尔·金特满世界地“奢华如白昼”这样扣人心弦的隐喻，才有我的“光与死”、“黑暗：在而不是的非意向性”之“西学中的夜行”，等等。
黑暗，并不是在光明之前或之后，而是它警示着光明自身的双重遮蔽。这个光明自身的秘密，难道被启蒙理性启蒙掉了吗？因而现代知识学才变得格外明白无误地坚硬起来？
请别误解，萌萌并不迷恋混沌，她起初追求的明晰使她获得了“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的一片惊呼。后来，她要的是，明晰，或者确定，但不是自在自为的目的，而应该是启示的、向黑暗隐喻的因而也自身限制的临界状态。可惜，她意识到，这种声音太微弱了。
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萌萌仍然咬紧牙坚持自己拿钱把“启示与理性”出了三辑，而且不容分说地不让人过问理由。回想起来，在她深藏不露的叹息中，或许表达着的就是一点来自绚烂色彩背后的“惊吓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还有一点。
萌萌有时较起真儿来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凭什么相信？”
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们、“主义”们，一个一个地过去了，说它们是“堆满头盖骨的战场”的黑格尔也贡献了自己的头盖骨，其实黑格尔只说了一半，除了本体主义的头盖骨，还有虚无主义的头盖骨，反正双方谁也不甘死心地还在不厌其烦地提供。原因就是方法未死，产生本体的方法和消灭本体的方法它们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互相包孕着：本体主义就是虚无主义。
按说，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已经不难，问题是人们奈何它不了。（新的临界思想和临界方法又在摸索中。）更主要的是，它们仍占住着权力和权力意志的优势，当然也就占住着利益分配的优势，至少在被别人砍下头颅之前。价值重估总是后续进行的。
于是滋生着一种现象。
别人把特殊的说成是普遍的，如黑格尔，我们信；别人把特殊的说成是怪诞的，如卡夫卡，我们也信。不仅信，还要用自己的模仿去把自己的信当成真去验证，去支撑。以致，一百多年来，模仿的价格始终高居不下。由此构成我们的西学界，甚至学术界。
它同时还担当着裁判所的职能：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结论：“不读中文，西学东渐”。
长此以往，岂止百年！
呜呼，于里于外，这也是萌萌深藏不露的叹息吧。
2007年4月27日海甸岛
【附记】
去年8月，萌萌走了，9月开学，我给外国哲学专业的同学，老生和新生，还有学校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讲了一个月《萌萌的问题意识》。今后，我想把它作为一门课程定下来，每届新生，第一个月必修《萌萌的问题意识》，作为对本学科点奠基人萌萌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