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梦与理想区分的备忘录
九月我曾提笔写一封信，甚至不知道是写给谁的，只是在被动、琐碎的生活中逼着自己动笔……现在也一样。
几乎一年了，我被拖入各种事务。这种生活确实可以简化为四个字，即被动、琐碎；但还有那么多无法简化的东西似乎丢失在白天和黑夜交接的地方，悄无声息地聚集。只是若没有声音和文字，它就纯然是一个临近的梦。
我把梦和理想作了一个区分，这个区分类似于痛苦和苦难的区分。在我的经历中，后者都是剥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理想和苦难即使在给予时也是剥夺，特别是在苦难和理想之间只有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指代关系时。苦难是理想的温床，而理想，当然指在彼岸虚幻着的理想，则是苦难的麻痹剂；它们的相互指代构成一个美丽的谎言。
我的父辈中的许多人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们因为已经以整个生命作了代价，而几乎不可能有真正对自己的经历作反省的勇气。而我们，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不是也这样整个地交付了么？
但是重复的交付是不能用重复的许诺偿还的。
谎言一旦成了谎言，无聊和焦虑便成了生活的黯淡的两极。
确定性的追求似乎早已成为过去。破碎的现实中，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脆弱而紧张。仿佛一切在政治冲击中被检验过、升华过的思想、意志、情感，乃至人和人的信任、理解、相互支撑，都因现实关系的挤压和分割重新成了问题。这是一种被撕扯的状况。
思想不再是纯精神的即古典意义上的精神的、意识的反思活动，它必须穿透生活，成为身体性的；意志不再是环绕思想、情感的内驱的力量，而是一种摒弃理性和情感，直面利益、目的、手段的意志的本位；情感不再是以认识论、价值论为前提的对象性的反应，而是人的初始经验的混沌所驱动或固守的单纯，以及在外部世界的展开中包容丑恶的自我调节的、生长的丰富。
但这只是对想固守个体性的人来说才是这样。
只有对真实的个人来说，苦难才敏感为渴望表达的痛苦，在当下建立起真实的追求，而并不指向假想中的理想。
假想中的理想是艾蒂安·卡贝用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给我们描述的理想的暴君的乌托邦。
在刚刚写的一篇短文中我忍不住像审视自己一样审视理想这个概念。
如果人们把18世纪叫作“理性的世纪”，那么19世纪就应该叫作“理想的世纪”。然而，艾蒂安·卡贝和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似乎是一个带着不祥预兆的先知的福音。多么神奇的隐喻，你看，卡贝有着圣人般圣洁的品性，简朴而忘我，像卢梭一样没有怀表，表明生命和时间都是世界、历史和人民的。就是这位“内心唯一的激情是对人类的爱”的圣者，这位“毕生奋斗以博爱精神来解放人类使之摆脱奴役枷锁”的殉道者，竟然以同样炽热的激情把自己推上了“暴君”的权力之巅。这种悲剧诚然不是卡贝个人性格的悲剧；事实上，他的追随者众，覆盖了地球上大片的土地。如果这理想的土地终于荒凉了，肯定是理想太苍白、太贫瘠。这道理就像1-1=0那样简单。
最好的理想只要最好的代表，其他的人除了追随这个灵魂的领导者，难道还有别的身份可信吗？所以，理想成了独裁。最好的人维护最好的理想，当然，要用独裁的纯洁性把可能降低理解、歪曲理解、损害理解乃至反对理解的所有其他人分门别类地压下去，于是理想就成了今天荒凉的景象。
——原谅我这样引用自己。当一种思想借助表达结胎成形后，换一种表达就意味着换一种思想的视角。我远没有这么迅速地变换视角的能力。
理想当然不只是这，不只是这种以最高的完美作为文化建构的动机、目的和基础的理想，即某种意识形态、某种社会形态的理想，亦即任何可以成为同一性根据的合目的性的终极尺度的东西。
还有作为个人的思想、行为和表达准则的理想，也就是一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如“不自由，毋宁死”。
本来二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基督教上帝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大同乌托邦，显然是完全不同形态的社会理想，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形式特征，即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个人，完全可以不因一种社会形态的成败得失而改变个人的自由信仰。
但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中，二者几乎是二而一地混淆着，结果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一种试验的受挫或失败，导致个人普遍的信仰危机。理想、理性，包括知识、科学、道德，一切在人们生活中、在最正统意义上的最好的词，都走向了反面。
我和我的朋友们曾写“无聊”，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无聊，作为生存的零度，几乎成为一代人情绪和生存的混杂状态，这首先是一个事实。
意义被重新追问，或者无聊本身就是意义的质疑，即无聊的悖论，而无聊区别于一切过去意义设置的就在于它一旦脱离意义的肯定和否定的循环，用公然无视表达逃脱既成语言的覆盖，就是一种个人状况，是一种连续性、同一性的中断。即使有“无聊的一代”的说法，无聊本身并不是某种价值尺度的统一。如果说西方的荒诞还因隐含理性的尺度和理性处在一种粘连的关系中，无聊则就是无聊。
中国当代文化在被迫面对无聊的景象和无聊的问题时，简单地用道德的审判和信仰的审判，更多地是为着固守传统道德和信仰而回避事实，问题在于，不仅无聊不简单是传统的痞子化意义上的无聊，而且还有比蔓延着的无聊更强大、更坚硬的进攻性的力量，即金钱的力量。它的实在是像时间一样不可跨越的。
我们以前也总是感到生存的困境，只是把生存困境的精神性看得太高，而并没有真的体会到肉体的恐慌。肉体的恐慌不是在欲望匮乏而是在欲望整个被外部物质世界恶性刺激起来时才出现的。金钱、利益的直接交换使本来就拥挤的世界变得几乎没有回旋和喘息的余地。于是一切以前可以用升华逃避的问题和困境都不再能逃避；人的残缺、破碎、有限性，人和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和理解，人的提前防卫和不讲规则造成的相互伤害，成为刺目的丑陋和难以掩饰的伤痕。
焦虑在黯淡的背景上成为揪心的一团。
几乎所有历史形成的文化圈子都出现裂痕或重新组合。每个人都被迫在和他人的关系中重新调整自己的情感，即奉行用利益规范情感的原则。
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懂得距离感的重要。它像分寸感一样是一个度的范畴。它是在普遍的道德混乱中坚挺起来的高贵、自尊的气质。它恰恰不是以逃避而是以承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为标志的。
它期待着在承担中超出平庸的默契。
我仍然愿意把它称为理想，或者说借用理想这个字眼；只是为了区分，我才想给它另一个称谓：梦或想象。
它是个人的，是一种个人坚持彻底的差异性的姿态，并不归宿到或不具有归宿到任何同一性原则的可能。
它是一种语言行为方式或追求独特表达的语言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求当下性、直接性和身体性。任何抽象和平均化都是它的消失。它的私人性、有限性就像身体性一样是直观的。
我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自由、尊严，并把自由、尊严从用最堂皇的理由和形式剥夺个体的理想、崇高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同样可以理解为存在和价值的剥离，即从覆盖的价值中挣扎出人的边缘性存在的真实。
在这里，自由作为一个存在范畴是比尊严更根本的。尊严之于自由，用一个类比，就像崇高是理想所赋予和投射的一样。作为存在范畴的自由不仅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必然的认识和驾驭，也不是直接从这一定义引申出的不受规范的自由；而是自由的自律或自律的自由。它类似一个人对超验、对神性的领悟。
它是挣扎。
无论是在文字生涯中还是在归根结底是语言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中。
许多年了，我不断地、反复地使用挣扎这个字眼。我真想为这个字眼找到表达的契机，为了把它连带的各种语境烘托出来。它由此关联的各种问题是尖锐的，是因为尖锐而在断裂中突兀着的。
我也只可能在这一根本的关联中理解“梦”“自由和尊严”“痛苦和焦虑”这样一些字眼。失去这样一种力图重新建立的垂直联系，这里的每一个字眼都会迅速地、不假思索地回到它在旧有的观念、逻辑或以旧有的观念、逻辑为前提的各种既成语言的位置中。较之艰难的剥离、澄清，这种反弹、返回是太容易了。如“梦”，要不就是理想，要不就是无意识的造梦机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个人都是消失着的。“痛苦”当然也是这样，如果它同苦难没有区别，它就只是一种普遍困境的被动承受。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复的苦难中，中国人最大的苦难其实是在重复中消失的苦难，正如融蚀灵魂是比消灭肉体更可怕的浩劫，虽然一切灵魂的背叛最终都是因肉体的恐慌所导致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肉体的恐慌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因为生老病死的打击？因为金钱突然这样逼近地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事实？
即使在纯粹的事务中，在被迫面对最琐碎的现实时，我仍然做着梦。
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做梦，即不再期待或设计任何目的；即使不得不调动起全部意志，调动起为着利益而专注的目的和手段像蚂蚁一样为生存的权利而忙碌时，我真正动心的仍然是一种只能规定为一次性的生命的提示：一次无私的援手，一个责任的自我承担，一份自信的宽容……它的一次性的生命就在于或恰恰在于：它是不可要求、不可规定、不可普遍化的，即“一”不可能变为全体，变为普遍。一旦普遍必然虚假。不是那第一次的虚假，而是要求那第一次再现的人的虚假。
只是在具体地纠缠进这些问题时，我才发现区分梦和理想、澄清理想的虚假性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一个自我反省，是在传统的意义上抽掉自己生存的根基……
我真想具体地写出我的纠缠的、撕扯的经历。我想告诉我的朋友们不同于政治冲击和政治高压的另一种压迫感，和另一种像在沼泽里跋涉一样的艰难。
这种艰难除了前面说的梦和理想剥离的自我纠缠和撕扯，还有一种一时说不清的东西，即金钱、利益造成的日常生活性的暧昧和粘连。也许每一种和金钱、利益有直接、间接关系的活动都会带来这种暧昧和粘连。意志的限度常常不得不成为一个需要调动起全部智慧、心力去把握的问题。
这已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在丰富地展开的行为中直观着、同时寻求着表达的问题。它还需要加进另一种描述的文字或文字的描述。
1993年11月10日
九月我曾提笔写一封信，甚至不知道是写给谁的，只是在被动、琐碎的生活中逼着自己动笔……现在也一样。
几乎一年了，我被拖入各种事务。这种生活确实可以简化为四个字，即被动、琐碎；但还有那么多无法简化的东西似乎丢失在白天和黑夜交接的地方，悄无声息地聚集。只是若没有声音和文字，它就纯然是一个临近的梦。
我把梦和理想作了一个区分，这个区分类似于痛苦和苦难的区分。在我的经历中，后者都是剥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理想和苦难即使在给予时也是剥夺，特别是在苦难和理想之间只有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指代关系时。苦难是理想的温床，而理想，当然指在彼岸虚幻着的理想，则是苦难的麻痹剂；它们的相互指代构成一个美丽的谎言。
我的父辈中的许多人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们因为已经以整个生命作了代价，而几乎不可能有真正对自己的经历作反省的勇气。而我们，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不是也这样整个地交付了么？
但是重复的交付是不能用重复的许诺偿还的。
谎言一旦成了谎言，无聊和焦虑便成了生活的黯淡的两极。
确定性的追求似乎早已成为过去。破碎的现实中，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脆弱而紧张。仿佛一切在政治冲击中被检验过、升华过的思想、意志、情感，乃至人和人的信任、理解、相互支撑，都因现实关系的挤压和分割重新成了问题。这是一种被撕扯的状况。
思想不再是纯精神的即古典意义上的精神的、意识的反思活动，它必须穿透生活，成为身体性的；意志不再是环绕思想、情感的内驱的力量，而是一种摒弃理性和情感，直面利益、目的、手段的意志的本位；情感不再是以认识论、价值论为前提的对象性的反应，而是人的初始经验的混沌所驱动或固守的单纯，以及在外部世界的展开中包容丑恶的自我调节的、生长的丰富。
但这只是对想固守个体性的人来说才是这样。
只有对真实的个人来说，苦难才敏感为渴望表达的痛苦，在当下建立起真实的追求，而并不指向假想中的理想。
假想中的理想是艾蒂安·卡贝用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给我们描述的理想的暴君的乌托邦。
在刚刚写的一篇短文中我忍不住像审视自己一样审视理想这个概念。
如果人们把18世纪叫作“理性的世纪”，那么19世纪就应该叫作“理想的世纪”。然而，艾蒂安·卡贝和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似乎是一个带着不祥预兆的先知的福音。多么神奇的隐喻，你看，卡贝有着圣人般圣洁的品性，简朴而忘我，像卢梭一样没有怀表，表明生命和时间都是世界、历史和人民的。就是这位“内心唯一的激情是对人类的爱”的圣者，这位“毕生奋斗以博爱精神来解放人类使之摆脱奴役枷锁”的殉道者，竟然以同样炽热的激情把自己推上了“暴君”的权力之巅。这种悲剧诚然不是卡贝个人性格的悲剧；事实上，他的追随者众，覆盖了地球上大片的土地。如果这理想的土地终于荒凉了，肯定是理想太苍白、太贫瘠。这道理就像1-1=0那样简单。
最好的理想只要最好的代表，其他的人除了追随这个灵魂的领导者，难道还有别的身份可信吗？所以，理想成了独裁。最好的人维护最好的理想，当然，要用独裁的纯洁性把可能降低理解、歪曲理解、损害理解乃至反对理解的所有其他人分门别类地压下去，于是理想就成了今天荒凉的景象。
——原谅我这样引用自己。当一种思想借助表达结胎成形后，换一种表达就意味着换一种思想的视角。我远没有这么迅速地变换视角的能力。
理想当然不只是这，不只是这种以最高的完美作为文化建构的动机、目的和基础的理想，即某种意识形态、某种社会形态的理想，亦即任何可以成为同一性根据的合目的性的终极尺度的东西。
还有作为个人的思想、行为和表达准则的理想，也就是一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如“不自由，毋宁死”。
本来二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基督教上帝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大同乌托邦，显然是完全不同形态的社会理想，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形式特征，即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个人，完全可以不因一种社会形态的成败得失而改变个人的自由信仰。
但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中，二者几乎是二而一地混淆着，结果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一种试验的受挫或失败，导致个人普遍的信仰危机。理想、理性，包括知识、科学、道德，一切在人们生活中、在最正统意义上的最好的词，都走向了反面。
我和我的朋友们曾写“无聊”，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无聊，作为生存的零度，几乎成为一代人情绪和生存的混杂状态，这首先是一个事实。
意义被重新追问，或者无聊本身就是意义的质疑，即无聊的悖论，而无聊区别于一切过去意义设置的就在于它一旦脱离意义的肯定和否定的循环，用公然无视表达逃脱既成语言的覆盖，就是一种个人状况，是一种连续性、同一性的中断。即使有“无聊的一代”的说法，无聊本身并不是某种价值尺度的统一。如果说西方的荒诞还因隐含理性的尺度和理性处在一种粘连的关系中，无聊则就是无聊。
中国当代文化在被迫面对无聊的景象和无聊的问题时，简单地用道德的审判和信仰的审判，更多地是为着固守传统道德和信仰而回避事实，问题在于，不仅无聊不简单是传统的痞子化意义上的无聊，而且还有比蔓延着的无聊更强大、更坚硬的进攻性的力量，即金钱的力量。它的实在是像时间一样不可跨越的。
我们以前也总是感到生存的困境，只是把生存困境的精神性看得太高，而并没有真的体会到肉体的恐慌。肉体的恐慌不是在欲望匮乏而是在欲望整个被外部物质世界恶性刺激起来时才出现的。金钱、利益的直接交换使本来就拥挤的世界变得几乎没有回旋和喘息的余地。于是一切以前可以用升华逃避的问题和困境都不再能逃避；人的残缺、破碎、有限性，人和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和理解，人的提前防卫和不讲规则造成的相互伤害，成为刺目的丑陋和难以掩饰的伤痕。
焦虑在黯淡的背景上成为揪心的一团。
几乎所有历史形成的文化圈子都出现裂痕或重新组合。每个人都被迫在和他人的关系中重新调整自己的情感，即奉行用利益规范情感的原则。
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懂得距离感的重要。它像分寸感一样是一个度的范畴。它是在普遍的道德混乱中坚挺起来的高贵、自尊的气质。它恰恰不是以逃避而是以承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为标志的。
它期待着在承担中超出平庸的默契。
我仍然愿意把它称为理想，或者说借用理想这个字眼；只是为了区分，我才想给它另一个称谓：梦或想象。
它是个人的，是一种个人坚持彻底的差异性的姿态，并不归宿到或不具有归宿到任何同一性原则的可能。
它是一种语言行为方式或追求独特表达的语言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求当下性、直接性和身体性。任何抽象和平均化都是它的消失。它的私人性、有限性就像身体性一样是直观的。
我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自由、尊严，并把自由、尊严从用最堂皇的理由和形式剥夺个体的理想、崇高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同样可以理解为存在和价值的剥离，即从覆盖的价值中挣扎出人的边缘性存在的真实。
在这里，自由作为一个存在范畴是比尊严更根本的。尊严之于自由，用一个类比，就像崇高是理想所赋予和投射的一样。作为存在范畴的自由不仅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必然的认识和驾驭，也不是直接从这一定义引申出的不受规范的自由；而是自由的自律或自律的自由。它类似一个人对超验、对神性的领悟。
它是挣扎。
无论是在文字生涯中还是在归根结底是语言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中。
许多年了，我不断地、反复地使用挣扎这个字眼。我真想为这个字眼找到表达的契机，为了把它连带的各种语境烘托出来。它由此关联的各种问题是尖锐的，是因为尖锐而在断裂中突兀着的。
我也只可能在这一根本的关联中理解“梦”“自由和尊严”“痛苦和焦虑”这样一些字眼。失去这样一种力图重新建立的垂直联系，这里的每一个字眼都会迅速地、不假思索地回到它在旧有的观念、逻辑或以旧有的观念、逻辑为前提的各种既成语言的位置中。较之艰难的剥离、澄清，这种反弹、返回是太容易了。如“梦”，要不就是理想，要不就是无意识的造梦机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个人都是消失着的。“痛苦”当然也是这样，如果它同苦难没有区别，它就只是一种普遍困境的被动承受。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复的苦难中，中国人最大的苦难其实是在重复中消失的苦难，正如融蚀灵魂是比消灭肉体更可怕的浩劫，虽然一切灵魂的背叛最终都是因肉体的恐慌所导致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肉体的恐慌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因为生老病死的打击？因为金钱突然这样逼近地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事实？
即使在纯粹的事务中，在被迫面对最琐碎的现实时，我仍然做着梦。
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做梦，即不再期待或设计任何目的；即使不得不调动起全部意志，调动起为着利益而专注的目的和手段像蚂蚁一样为生存的权利而忙碌时，我真正动心的仍然是一种只能规定为一次性的生命的提示：一次无私的援手，一个责任的自我承担，一份自信的宽容……它的一次性的生命就在于或恰恰在于：它是不可要求、不可规定、不可普遍化的，即“一”不可能变为全体，变为普遍。一旦普遍必然虚假。不是那第一次的虚假，而是要求那第一次再现的人的虚假。
只是在具体地纠缠进这些问题时，我才发现区分梦和理想、澄清理想的虚假性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一个自我反省，是在传统的意义上抽掉自己生存的根基……
我真想具体地写出我的纠缠的、撕扯的经历。我想告诉我的朋友们不同于政治冲击和政治高压的另一种压迫感，和另一种像在沼泽里跋涉一样的艰难。
这种艰难除了前面说的梦和理想剥离的自我纠缠和撕扯，还有一种一时说不清的东西，即金钱、利益造成的日常生活性的暧昧和粘连。也许每一种和金钱、利益有直接、间接关系的活动都会带来这种暧昧和粘连。意志的限度常常不得不成为一个需要调动起全部智慧、心力去把握的问题。
这已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在丰富地展开的行为中直观着、同时寻求着表达的问题。它还需要加进另一种描述的文字或文字的描述。
199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