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
上帝说：一个疯狂的精灵，我将把它引向何处？
一、想象的自溺
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被两个问题搅惑着。
在哪一个时刻，我从襁褓中挣脱出来，成了一个用双脚在地上支撑自己的小姑娘。我开始有了一个最初的、自然的愿望——游戏，即俗话说的“玩”。
我要“玩”。
成人是愿意领着孩子玩的。同孩子玩能使他们回忆起没有任何生活重负的童年和天真的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于是我有了许许多多“玩”的经历：上大街，去公园，到爸爸、妈妈的朋友家做客……
每一次高高兴兴地出去，无论到哪儿，我都一个劲儿地拽住妈妈问：“玩吧，妈妈，玩呢？”每一次，妈妈都告诉我：“这就是玩。”而我总是固执地说：“不是的，这不是玩，我要玩。”我想不通，上大街就是上大街，去公园就是去公园，到朋友家做客就是到朋友家做客，怎么是玩呢？执意地把眼前的真实当作虚幻的东西，拼命去寻找心目中的“玩”。
但“玩”在哪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莫名的焦躁中，哭，闹，不仅自己过不去，也不让周围的人过去。
“玩”在这里已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观念。
或许只有纯粹抽象的观念，才能在最终的尺度上显示想象的纯洁完整，同时反射现实的琐碎和流逝。在这琐碎和流逝中，一个固执于想象的纯洁完整的人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当然那时的我还远不可能懂得这些，但终有一天，当我独立地走进生活，独立地承担自己的命运时，我却不得不为此付出宿命的代价。
随后在哪一个时刻，我踏进了校门，成了一名学生。时间对于我不再是可以随意抛洒的。在学校纪律的约束和做一个好学生的要求的支配下，我害怕迟到，害怕上课的钟声响过后再在同学们的注目下走进教室。
但我太喜欢睡懒觉了，喜欢在妈妈叫醒我后再一次沉入梦乡，做童年做不完的梦。而妈妈永远是那样忙。她忙着工作。我却总是在她踏出门槛的前一刻惊醒，一旦迟到的念头像闪电般闪过，便一下子陷入雷鸣般的恐慌之中，跳下床，堵住门，不由分说地哭叫：“赔我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要妈妈赔时间，认真地将想象的虚幻当作真实。
这种在直接和具体中要求纯粹抽象和把纯粹抽象当作事实要求的怪癖，加上极端的好强任性，使“不能迟到”成为永恒的内心要求。
肉体障碍是难免迟误了，转嫁于人，或遗憾，后悔，要赔偿这迟到的损失，而这种赔偿的内外消耗只是造成加倍的迟误。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一个破坏性后果出现，一切暂告结束。
这就是我最初的问题：纯洁完整和时间。它们互为里表，像我的命运一样。它们甚至不是我面对的，即不是一个对象，而就是我自身的情绪或情结，是在我的生命中流动着、缠绕着的神秘之域，真实地牵动着我的整颗心的焦虑。
这种焦虑隐含追问无限的渴望，它或许可以激发生命的激情，因而可能孕育寻找新的东西生成的契机，但更多的时候却给灵魂带来不堪其扰的纠缠。
企求极高的心，总是要求完整，要求纯洁，乃至要求到这样的程度，宁可破坏或放弃。
因为事实上，这种几乎绝对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它作为高悬的目的对人生有无限希望的意义，但它实际上仅是一个观念，因而只具有观念的意义而已。在事实的世界中，在每一件事的具体处理上，当这种观念的意义一旦被当作现实的尺度时，错位和失误简直不可避免，于是任何微小的差错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哪怕一点小小的差错也会破坏了纯洁的完整的要求。这差错是不能容忍的。它愈是微小愈是不能容忍。它必然造成强烈的惋惜和悔恨。这强烈的惋惜和悔恨同时就会强烈地夸大小小的差错，而造成更加强烈的惋惜和悔恨。这是一种迅速扩展的恶性循环。
因而纯洁完整已经成了无法承受的负担。不破坏它不能维持，然而破坏了它同样也不能维持。这就是我生存的困境。
它最集中地体现在时间感觉上。
我也说不上我已浪费了多少时间。
从小学到中学，高一还没读完，我就像我的所有同代人一样，被一场巨大的风暴卷入社会。革命使任何属于个人的时间都消失在了时间的总值，或更准确地说，消失在了社会时间中。
紧接着，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人一生最宝贵的年华，我是在穷乡僻壤度过的。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转换中，每一天就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天没亮起床，烧火、弄饭、上工，中午吃一顿极简单的午饭，然后再上工，天快黑了收工，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收拾完就该睡了。唯一不同的，是每天上工的内容，即活路，它全然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农村，千百万人这样生活着，那是真正的集体的行动。对于我来说，只有读书，是属于个人的，但这属于个人的读书只能挤睡眠时间——每天深夜在煤油灯下坐几小时，甚至通宵达旦……
而后我有幸进入那个穷乡僻壤的“最高学府”，我以为我终于能名正言顺地用白天整块的时间读书了。这个名正言顺的需要，不仅是为着别人，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我需要自己支撑起自己的理由——在那样一个以劳动和革命（劳动也是革命）为唯一美德的时代，读书是需要理由的。但那里仍然是劳动和革命，仍然是集体：集体开门办学，集体劳动，以及各种没完没了的集体活动。时间是别人安排的，宿舍被各种年龄、经历、性格的同性别同学挤得满满的，用不着操心，更没有空闲让你逗留于你自己选择的书本中。更何况，那时能选择的书是那样地少得可怜！
1979年，已近而立之年的我，才真的又走进了学校，真的开始读书了。我说不清在13年前匆匆离开中学到13年后又奇迹般地跨进大学研究生班这之间漫长的岁月给我留下的得失究竟应如何评价。但有一点清楚地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力已无法承受多方面的时间错位给我带来的整个生命的紧张感。
与小学、中学时代相比，这已是全然不同的读书。它的时间要求已不在“不能迟到”的纯粹外在形式的约束上，而是倾注在每一个单位时间内在的密度中。它是一种真正内在的紧张感，因而它的被追逐的恐慌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
于是无论在日常的琐碎中已经抛洒了、还要抛洒多少时间，在内心的要求上，时间已经紧迫到了没有时间的地步。
这“没有时间”有两层意思。
日常语言的意思：
我没有时间了，一分一秒也不能放过。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我的要求和期待。我已不能忍受任何微小的损失，只要被外在的时间打断一下，心理时间便飞逝而去。
再一层意思是解释学的：
时间呈凝冻状态——没有时间的流动，时间停滞了。换句话说，时间的延续以停止的形式出现。这时内心充满着使这样一种时间具有永恒性、永驻性的渴望。
生命的紧张感就这样造成了一种心理病。
这种心理症的直观表象即内在时间和外在时间的失调乃至脱节。内心时间因为期待或全身心的投注，可以无休止地停止或分秒不能放过。而外在的时间却在均匀地流逝。换句话说，那被外在时间所包容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和事件，会不断地打断内心时间的期待和投注，而造成在自我加强中不堪忍受的紧迫感和紧张感。
这里，心理时间似乎取得了一种绝对的地位或尺度。心理时间，事实上是无限的。正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实际上任何有限都会使它失去从容。它导致了一种对外在时间的忽视，即一种极度紧张中的松弛、一种过分期待中的放弃。
我终于发现，在心理时间中耗费的时间，累积起来已是惊人的数字。当然有获得，但毕竟那获得充其量只是心理财富，它们还没有转化为外在的时间，以可见的形式，一点一点地巩固下来，即构成一个个有意义的事件。
也许只是在濒临绝望时我才懂得：重要的是把内心时间转化为外在时间。这是充实和升华。因为内心时间是无限的、抽象的、无法满足也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它是造成无限度紧张的根源。它将情绪整个地调动到对时间本身的感觉上，使意志瘫痪于一种完全封闭的内心弥散状态。那是一种想象的自溺。
内心时间向外在时间的转化，才能使内心时间获得可感觉的直观形式而使内心时间得到保证，以恢复更深刻的宁静、踏实。
也就是说，不要空洞的、事实上是空洞的想象，因为它是无止境的苛求。
要投身到现在时中去，投身到有限性中去，投身到内心时间的直观形态中去，平凡得混沌的事件，才是比想象更坚韧的真实。
二、生命的断裂
人一生中，并不是每一时刻，生命，都在生命凝聚起的整体感觉之中。
生命原本是破碎的。它的各种需求把它分割在衣、食、住、行，社会历史乃至文化的各个层面上，构成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日常的世俗生活。
并不是一抬手一投足都具有意义或能赋予意义。
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平庸。一抬手一投足地追求意义却是一种不真实。
但我长时间地无法弄清这之间的界限。
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和历史责任感使得我们对“意义”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亲切。我们是在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我们失去的是太多了。在纷繁的历史事件的千变万化和转瞬即逝中，“意义”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着。
而立之年早已过去，不惑之年即将到来，伴随的却是依然不成熟的困惑。这种困惑在时间的追逼下已成为一种无所措手足的困境。
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什么。
我只知道曾有过的感觉——
我从无边的黑暗走来
向无边的黑暗走去
只有想象投射给我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走着，凭借着想象的光明，仿佛走了几个世纪，但终有一天，我会问自己，那投射给我光明的想象究竟是什么呢？
我经常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口，白天，夜晚，看窗外纷扰的人群或灯火。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站着，这样如期待般地注视，隔着透明却不可逾越的玻璃。在这玻璃之外，人群或灯火是那般遥远，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我只是这样固执地站着，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在呼唤着我。
真实和不真实这样地混淆着，我常常分不清是我自己不真实还是生活不真实。生命如同断裂了一般。
对终极事实的迫索和对意义的追问——它们常常就是一件事的两面——已成为一条旋转的绳索，似乎只要有一根头发卷进去，人就整个地卷进去了，陷入一种没有出路的纠缠，一种仿佛是被抛出去了的旋转。在这种疯狂了的想象中，人只想马上停下来，于是死便成了显示自己意志的唯一可能，因为死完全可能是自己选择的。多少次，我对自己的想法着了迷。总有什么事实，是我无能把握的，总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无意义的。死从虚无的背景上凸现出来，成为唯一真实的、可触摸的存在。
是在哪一个白天，中午，在女研究生的集体宿舍里，我突然陷入了死亡的想象，我写了一首题为“死”的诗，这时午休后的音乐正突兀地响了起来，我的一位同学问我做什么，我说：你猜。她脱口而出的竟是劳伦斯的诗句：“我们还没有开始好好地生活/就要死了……”
死困惑着我，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意义，就是因为它真实。或许在有些事实面前，对意义的追问是没有意义的。我就是被一个事实阻拦着，不能跨过去。
这时我才明白，有些事实与意义之间真实地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的问题只能由事实解决。（哈姆雷特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活，还是不活？）死以其不可置疑的真实性证实了生活中有许多像死一样真实的事实是无须附加给它们意义的。它们存在着，像自然一样自然，像风、像云，像落下去又升起的太阳、月亮，像江河湖海，像脚下丰腴而坚实的土地……
这就是生活的世俗性，是人的皮肉朝夕摩擦的沉沦状态，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事实。它的意义正在于它的无意义，在于一切意义实际上都是从它之中产生出来的。
我仿佛做了一个真实的梦，在漫长的飞行、旋转后突然坠落到一片湿润的土地。没有任何外在的奇遇。只是刹那间一种油然而生的温暖缓缓地上升，使坠落变得踏实而安详。几个世纪的疲劳消失了，我的被问题追逼得惊恐的灵魂在坠落中第一次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宁静感。当我忍不住说“在梦中脱落的羽翼覆盖着我/我不再飞翔/也不再渴望飞翔”时，时间的锁链在那一刻是真实地破碎了。
对意义的追问其实是和时间的感觉紧密相关的。它同样是一种单一单向的目的性的行为，即黑格尔所说的“单调的无限性”。而能够打破这一自为的紧张感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在空间层次上展开的更丰富、更浑厚的关系。
只是在这时，在体验了坠落以后，我才懂得了空间，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是懂得了空间才使我体验了坠落。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直观，它超出了时间的地平线。
在人的生存中，空间是比时间更基本，因而也更平凡的。
没有时间的注入，空间固然只是一团原初的混沌，但没有空间像地心引力一样地拖住时间，时间说就会飘浮得漫无边际。
正是在通过原始地返回而直面存在时，人的时间性的生存，才在自然之光的边缘触摸到了厚重得明亮的黑暗，那是如神秘的无一般混沌的空间。
一个文明人，或许更注重的是时间，时间不仅是逻辑赖以延伸的根据，而且是想象赖以延伸的根据。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一个文明人的逻辑和想象，无论怎么丰富，都是在时间层面上展现的。所谓逻辑空间，所谓想象的巨大跨度，实际上只是人与宇宙的混然整体的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的扩展。它充其量是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
回到空间性，就是回到偶然，回到包孕多种可能的机遇，回到自然状态，回到托负着时间的存在本身。
三、本质的还原体
多少世纪了，人们习惯了用一个文明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原本是文明的创造物。它耸立在自然之上，以致人们常常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纯粹的自然。
那著名的“原野上的钟声”就是一个例子。
在荒芜的原野上，在人迹罕到之处，当一个独行的人以为他终于远离了文明的时候，悠然地，传来了隐约的钟声。这钟声，作为人的创造物，一下子就打破了纯粹自然的幻觉，给仿佛在寥廓苍茫中凝固着的自然带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非自然的因素。
人是多么容易遗忘，在人的世界中，最自然的，原本应该是人自己。人创造一切，用技术提供的物质实体改变自然，却永远无法甩掉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原始之根。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原始的需要，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始的情绪。无论文明的果实怎样层层地覆盖起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最时髦的现代服装，都掩盖不了也代替不了生命自身的活力和光彩。
生命就是自然，同自然一样深邃，一样浩渺，一样充溢着原始的魅力和神秘。
哲学总在回答人是什么。整个哲学史都试图赋予一个最高者、中心者，并给予规定，即用一演绎一切，或从一切中归纳出一，在逻辑空间中无休无止地复制时间的各种形态。
直到尼采、克尔凯廓尔提出生命哲学，哲学才第一次回到它的真正始基，将哲学的视野从非自然性差别转移到自然性差别，关注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关注生命的此时性。
这是一个寻求人的非自然差别的消失过程的哲学历程。正是人的非自然差别的消失过程以非优越状态、无中心主义，突出了空间的问题，突出了人的自然差别即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一切生命现象中最神秘的现象。
我沉迷于寻求人的自然差别。虽然这个问题的突出连带着人的非自然差别消失的深阔背景，这背景远远超出了我的视野，我也实在无法顾及了。
我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因而当我试图去理解现象学的还原时，在我的直观中，那撇开观念的简单事实即让人回到人的自然性。而这种“还原”的最本质的还原体可以说就是“女人”。
作为生命现象，这“女人”，当然不复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即既不是一个被男人奴役的工具，也不是一个为女权奋斗的工具。毋宁说，它已蜕去了社会化的躯壳，用特殊的方式在与男人的差异中显示着人或生命作为人或生命整体的无限丰富性。
女人是母性的，母性意味着原初的混沌。
女人是生殖的，生殖意味着从原初混沌的破裂处挤压出新的生命。
问题在于，女人是母性的、生殖的特点，在男人和女人的分裂状态中，只是现实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本身。换一个角度说，倘若单一地强调女人的原初性、强调女人在空间中的混沌一体而找不到生动的转换形式，这“还原体”就失去了还原的可能。这生动的转换形式就是表达，是生命呼唤的互答和融合。
男人是不乏他们的表达的。无论是哲学，无论是诗，无论是绘画，无论是音乐……男人的表达在一代一代的衔接中构筑着炫目的语言的世界。
男人和女人的分裂，是语言和语言本身的断裂，极而言之的，也可以说是语言和思的断裂。
语言原本是思的脱颖而出。
这里，思不是思辨，即不是反思、后思、深思，亦即不是一种达到客体反观自身的认识方式。一旦变为这种认识方式，思就在思的单一的间接性中失去了混沌也失去了生命的张力。
思，毋宁说是把自己和世界、把人和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着的领悟。它是沉入的混沌，一切越出的可能性都纠结在那里。
在那里，新的生命正在悄无声息聚集中聆听着命运的召唤。它的真正脱颖而出永远连带着无法穿透的虚空。
但没有语言，思便纯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神秘。
语言就是表达，是思成形结胎的生命形式。
男人是思的间接性。他构造一个语言世界，在反思、后思、深思这世界中把握自己。这反思、后思、深思往往落入理性的矫饰。
女人是思的直接性，她的单纯的生命力在社会文明硬结的外壳下窒息、萎缩，失去思的本真。这是语言的失落所导致的思的失落。而反过来，思的失落才导致语言的分裂，语言的逻辑化与理性的工具化才成为世界的主宰。
因而，如果说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女人的独立取决于女人在思和语言的结合中获得独立的心灵世界和表达方式。唯有这种独立，才有与另一个心灵世界和表达方式的互答和融合。否则，一个空洞的独立同样是反自然，不过是另一种反自然罢了。在女权运动的旗帜覆盖下，我们看见了。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无论在生命的哪一种展示形式中都纠缠着的命运。强调差异是为了显示整体，显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生命。
四、生命攸关的表达
许多年了，在与时间和纯洁完整纠缠不休中，我懂得了沉沦，懂得了坠落，懂得了空间。我终于在文明的重压下舒展了我的身体，让生命的感觉像复苏的大地孕育的种子一样，充满期待破土而出的单纯的痛苦和欢乐。
女人，你原本就是如同陷阱、如同深渊、如同沼泽地似的用恶的无限性充实着的空间。或许只有回复到这样的空间，感觉、情绪，象征、隐喻，梦想、诗，永恒、瞬间，性爱、死亡，乃至悲剧……才在混沌的包容中获得了原初的、具有生殖力的意义。
它们都不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人的纠葛着的情结，是文明永远无法挣脱的原始的痛苦。
我是女人，我才能够说，在一个女人的思索与感觉中，所有这些问题已沾满血污，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男人的理性的纯正。因为它们已不再是逻辑或想象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再是一种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深深的沉落中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每一个问题都连带着另一个，每一个问题都和原始性相关，每一个问题都在生存的困境中成为一种身体性的承受，在多种可能的界面上，它一旦超出承受的限度就可能搅成疯狂。
我无法诉说这种思索与感觉的沉重。
我无法诉说这种思索与感觉带给我的神秘的命运感。
但我必须表达。还是什么时候读书时抄在笔记本上的一节诗——“关于树叶的哭叫”：
在幻想的贫乏中，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
它们只不过是萦绕耳际的声音
存在于自身中，直到最后
这哭叫不为任何人所聆听
我一度已将这节诗忘记了。我甚至已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读什么书时将它抄在笔记本上的。现在它突然震撼了我，因为它表达了我此时渴望表达的苦恼。是的，不为任何人所聆听的哭叫是最悲惨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被别人听进，而在于它只是在体验的自我沉溺里萦绕在自己的耳际，从来没有变成过真实的声音。
于是表达成为生命攸关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我自己的经历中。
许多年了，我读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到易卜生的日常生活悲剧；到梅特林克；到贝克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是那样全身心地沉浸于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里，从《玩偶之家》到《培尔·金特》，从《罗斯莫庄》到《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我曾不能自已地告诉我的朋友：在中国，我不写易卜生，谁写？
这里无所谓对自己的褒贬，严格说，这只是表达着一种情绪罢了，一种从痛苦的经历中生长出来的弥漫着我的整个生存的情绪。
读易卜生，几乎用不着寻找迷人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在心灵现实的收缩和释放中成为敞开的遮蔽。原始的冲动和超越的激情使铺陈着的日常生活笼罩着神秘的氛围，充溢着生命的张力。于是两种节奏一起搏动：一面是流逝着的悲剧性的日常生活，它散漫而无目的；一面是凝聚着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它的无目的的目的性造成了一种自为的紧张感。
一个内心为纯洁完整、为时间性所纠缠的人怎么能不这样地感应着扑面而来的充满空间感的节奏，如同应和着一个共着生命的呼吸。
易卜生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于他是用灵魂的呼唤将女人从熟睡或沉沦中唤起的。于是无论他的戏剧铺陈出怎样丰富的外部世界，触及何等敏感的社会问题，都有一个女人应和着他，用整个心灵的颤动透露出人的原始的痛苦和期待。这痛苦和期待是无对象的，即不是一个对象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存在因它而真实，而变成可触摸的。
具体说，易卜生把人、社会、传统等外在的历史关系，全部转变成了人与自我的心理困境纠缠的界面关系，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缠绕着的命运。
在日常生活的思索和感觉，乃至每一个心理的闪念和滞留中，易卜生的表达几乎成为我的表达的前语言。
于是“易卜生”，成为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
许多年了，不，应该说是整整一生，我都在倾听着诗的呼唤。
我几乎是在诗中长大的。
我的父亲为诗而受难，也用诗鼓动自己生命的风帆，在死亡的海洋上漂泊，直到黎明。
在监狱里他为我、为孩子们写诗，因为没有纸和笔，只能反复地吟诵，吟诵到能将整首整首的诗背下来。出狱后，他就那样一首一首地读给我听。我是在诗中记住父亲的声音或在父亲的声音中记住诗的。
在孤独的生活里，他用诗为我幼小生命承受的苦难寻找欢乐，用诗给我阳光，给我一片想象的蔚蓝，给我飞翔至死的祝福。
我渴望写诗。
我寻找着，许多年许多年。
我终于写诗了。
因为生命有多么奇妙，在哪一个瞬间，它才使你骤然落入时间的断裂处。于是整个喧嚣的世界仿佛退隐了，消失了，周围是如地心般的炽热、混沌，只有心的跳动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但它仿佛不再被时间所羁绊，也不再为时间所托负。你能感受的，只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你在莫名的躁动和挤压中全身心地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体验着由孤独延伸出的使整个生命都紧张地聆听般的期待——期待无中生有，期待获得一种表达，期待在一次面临深渊的冒险中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期待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辐射为一个新的世界。
我写了，我把纷扰的情绪变成一行行诗句。我的诗纯然是女性的，但它分明包含着一个超出女人的视野。我写“期待”，写“命运”，写“坠落”……就像我用其他的文字形式写“错位”，写“期待的无语”……
如果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是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那么，我的诗则可以摊开一个渗透着理解的世界。它在这里同样是我的表达的前语言。毋宁说，它也是我的自我救治的一种形式，为了走出情绪的沼泽，为了从语言的覆盖和命定的遗忘中挣扎出每一点生命的可能。
1988年1月30日
上帝说：一个疯狂的精灵，我将把它引向何处？
一、想象的自溺
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被两个问题搅惑着。
在哪一个时刻，我从襁褓中挣脱出来，成了一个用双脚在地上支撑自己的小姑娘。我开始有了一个最初的、自然的愿望——游戏，即俗话说的“玩”。
我要“玩”。
成人是愿意领着孩子玩的。同孩子玩能使他们回忆起没有任何生活重负的童年和天真的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于是我有了许许多多“玩”的经历：上大街，去公园，到爸爸、妈妈的朋友家做客……
每一次高高兴兴地出去，无论到哪儿，我都一个劲儿地拽住妈妈问：“玩吧，妈妈，玩呢？”每一次，妈妈都告诉我：“这就是玩。”而我总是固执地说：“不是的，这不是玩，我要玩。”我想不通，上大街就是上大街，去公园就是去公园，到朋友家做客就是到朋友家做客，怎么是玩呢？执意地把眼前的真实当作虚幻的东西，拼命去寻找心目中的“玩”。
但“玩”在哪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莫名的焦躁中，哭，闹，不仅自己过不去，也不让周围的人过去。
“玩”在这里已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观念。
或许只有纯粹抽象的观念，才能在最终的尺度上显示想象的纯洁完整，同时反射现实的琐碎和流逝。在这琐碎和流逝中，一个固执于想象的纯洁完整的人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当然那时的我还远不可能懂得这些，但终有一天，当我独立地走进生活，独立地承担自己的命运时，我却不得不为此付出宿命的代价。
随后在哪一个时刻，我踏进了校门，成了一名学生。时间对于我不再是可以随意抛洒的。在学校纪律的约束和做一个好学生的要求的支配下，我害怕迟到，害怕上课的钟声响过后再在同学们的注目下走进教室。
但我太喜欢睡懒觉了，喜欢在妈妈叫醒我后再一次沉入梦乡，做童年做不完的梦。而妈妈永远是那样忙。她忙着工作。我却总是在她踏出门槛的前一刻惊醒，一旦迟到的念头像闪电般闪过，便一下子陷入雷鸣般的恐慌之中，跳下床，堵住门，不由分说地哭叫：“赔我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要妈妈赔时间，认真地将想象的虚幻当作真实。
这种在直接和具体中要求纯粹抽象和把纯粹抽象当作事实要求的怪癖，加上极端的好强任性，使“不能迟到”成为永恒的内心要求。
肉体障碍是难免迟误了，转嫁于人，或遗憾，后悔，要赔偿这迟到的损失，而这种赔偿的内外消耗只是造成加倍的迟误。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一个破坏性后果出现，一切暂告结束。
这就是我最初的问题：纯洁完整和时间。它们互为里表，像我的命运一样。它们甚至不是我面对的，即不是一个对象，而就是我自身的情绪或情结，是在我的生命中流动着、缠绕着的神秘之域，真实地牵动着我的整颗心的焦虑。
这种焦虑隐含追问无限的渴望，它或许可以激发生命的激情，因而可能孕育寻找新的东西生成的契机，但更多的时候却给灵魂带来不堪其扰的纠缠。
企求极高的心，总是要求完整，要求纯洁，乃至要求到这样的程度，宁可破坏或放弃。
因为事实上，这种几乎绝对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它作为高悬的目的对人生有无限希望的意义，但它实际上仅是一个观念，因而只具有观念的意义而已。在事实的世界中，在每一件事的具体处理上，当这种观念的意义一旦被当作现实的尺度时，错位和失误简直不可避免，于是任何微小的差错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哪怕一点小小的差错也会破坏了纯洁的完整的要求。这差错是不能容忍的。它愈是微小愈是不能容忍。它必然造成强烈的惋惜和悔恨。这强烈的惋惜和悔恨同时就会强烈地夸大小小的差错，而造成更加强烈的惋惜和悔恨。这是一种迅速扩展的恶性循环。
因而纯洁完整已经成了无法承受的负担。不破坏它不能维持，然而破坏了它同样也不能维持。这就是我生存的困境。
它最集中地体现在时间感觉上。
我也说不上我已浪费了多少时间。
从小学到中学，高一还没读完，我就像我的所有同代人一样，被一场巨大的风暴卷入社会。革命使任何属于个人的时间都消失在了时间的总值，或更准确地说，消失在了社会时间中。
紧接着，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人一生最宝贵的年华，我是在穷乡僻壤度过的。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转换中，每一天就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天没亮起床，烧火、弄饭、上工，中午吃一顿极简单的午饭，然后再上工，天快黑了收工，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收拾完就该睡了。唯一不同的，是每天上工的内容，即活路，它全然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农村，千百万人这样生活着，那是真正的集体的行动。对于我来说，只有读书，是属于个人的，但这属于个人的读书只能挤睡眠时间——每天深夜在煤油灯下坐几小时，甚至通宵达旦……
而后我有幸进入那个穷乡僻壤的“最高学府”，我以为我终于能名正言顺地用白天整块的时间读书了。这个名正言顺的需要，不仅是为着别人，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我需要自己支撑起自己的理由——在那样一个以劳动和革命（劳动也是革命）为唯一美德的时代，读书是需要理由的。但那里仍然是劳动和革命，仍然是集体：集体开门办学，集体劳动，以及各种没完没了的集体活动。时间是别人安排的，宿舍被各种年龄、经历、性格的同性别同学挤得满满的，用不着操心，更没有空闲让你逗留于你自己选择的书本中。更何况，那时能选择的书是那样地少得可怜！
1979年，已近而立之年的我，才真的又走进了学校，真的开始读书了。我说不清在13年前匆匆离开中学到13年后又奇迹般地跨进大学研究生班这之间漫长的岁月给我留下的得失究竟应如何评价。但有一点清楚地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力已无法承受多方面的时间错位给我带来的整个生命的紧张感。
与小学、中学时代相比，这已是全然不同的读书。它的时间要求已不在“不能迟到”的纯粹外在形式的约束上，而是倾注在每一个单位时间内在的密度中。它是一种真正内在的紧张感，因而它的被追逐的恐慌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
于是无论在日常的琐碎中已经抛洒了、还要抛洒多少时间，在内心的要求上，时间已经紧迫到了没有时间的地步。
这“没有时间”有两层意思。
日常语言的意思：
我没有时间了，一分一秒也不能放过。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我的要求和期待。我已不能忍受任何微小的损失，只要被外在的时间打断一下，心理时间便飞逝而去。
再一层意思是解释学的：
时间呈凝冻状态——没有时间的流动，时间停滞了。换句话说，时间的延续以停止的形式出现。这时内心充满着使这样一种时间具有永恒性、永驻性的渴望。
生命的紧张感就这样造成了一种心理病。
这种心理症的直观表象即内在时间和外在时间的失调乃至脱节。内心时间因为期待或全身心的投注，可以无休止地停止或分秒不能放过。而外在的时间却在均匀地流逝。换句话说，那被外在时间所包容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和事件，会不断地打断内心时间的期待和投注，而造成在自我加强中不堪忍受的紧迫感和紧张感。
这里，心理时间似乎取得了一种绝对的地位或尺度。心理时间，事实上是无限的。正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实际上任何有限都会使它失去从容。它导致了一种对外在时间的忽视，即一种极度紧张中的松弛、一种过分期待中的放弃。
我终于发现，在心理时间中耗费的时间，累积起来已是惊人的数字。当然有获得，但毕竟那获得充其量只是心理财富，它们还没有转化为外在的时间，以可见的形式，一点一点地巩固下来，即构成一个个有意义的事件。
也许只是在濒临绝望时我才懂得：重要的是把内心时间转化为外在时间。这是充实和升华。因为内心时间是无限的、抽象的、无法满足也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它是造成无限度紧张的根源。它将情绪整个地调动到对时间本身的感觉上，使意志瘫痪于一种完全封闭的内心弥散状态。那是一种想象的自溺。
内心时间向外在时间的转化，才能使内心时间获得可感觉的直观形式而使内心时间得到保证，以恢复更深刻的宁静、踏实。
也就是说，不要空洞的、事实上是空洞的想象，因为它是无止境的苛求。
要投身到现在时中去，投身到有限性中去，投身到内心时间的直观形态中去，平凡得混沌的事件，才是比想象更坚韧的真实。
二、生命的断裂
人一生中，并不是每一时刻，生命，都在生命凝聚起的整体感觉之中。
生命原本是破碎的。它的各种需求把它分割在衣、食、住、行，社会历史乃至文化的各个层面上，构成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日常的世俗生活。
并不是一抬手一投足都具有意义或能赋予意义。
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平庸。一抬手一投足地追求意义却是一种不真实。
但我长时间地无法弄清这之间的界限。
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和历史责任感使得我们对“意义”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亲切。我们是在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我们失去的是太多了。在纷繁的历史事件的千变万化和转瞬即逝中，“意义”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着。
而立之年早已过去，不惑之年即将到来，伴随的却是依然不成熟的困惑。这种困惑在时间的追逼下已成为一种无所措手足的困境。
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什么。
我只知道曾有过的感觉——
我从无边的黑暗走来
向无边的黑暗走去
只有想象投射给我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走着，凭借着想象的光明，仿佛走了几个世纪，但终有一天，我会问自己，那投射给我光明的想象究竟是什么呢？
我经常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口，白天，夜晚，看窗外纷扰的人群或灯火。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站着，这样如期待般地注视，隔着透明却不可逾越的玻璃。在这玻璃之外，人群或灯火是那般遥远，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我只是这样固执地站着，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在呼唤着我。
真实和不真实这样地混淆着，我常常分不清是我自己不真实还是生活不真实。生命如同断裂了一般。
对终极事实的迫索和对意义的追问——它们常常就是一件事的两面——已成为一条旋转的绳索，似乎只要有一根头发卷进去，人就整个地卷进去了，陷入一种没有出路的纠缠，一种仿佛是被抛出去了的旋转。在这种疯狂了的想象中，人只想马上停下来，于是死便成了显示自己意志的唯一可能，因为死完全可能是自己选择的。多少次，我对自己的想法着了迷。总有什么事实，是我无能把握的，总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无意义的。死从虚无的背景上凸现出来，成为唯一真实的、可触摸的存在。
是在哪一个白天，中午，在女研究生的集体宿舍里，我突然陷入了死亡的想象，我写了一首题为“死”的诗，这时午休后的音乐正突兀地响了起来，我的一位同学问我做什么，我说：你猜。她脱口而出的竟是劳伦斯的诗句：“我们还没有开始好好地生活/就要死了……”
死困惑着我，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意义，就是因为它真实。或许在有些事实面前，对意义的追问是没有意义的。我就是被一个事实阻拦着，不能跨过去。
这时我才明白，有些事实与意义之间真实地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的问题只能由事实解决。（哈姆雷特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活，还是不活？）死以其不可置疑的真实性证实了生活中有许多像死一样真实的事实是无须附加给它们意义的。它们存在着，像自然一样自然，像风、像云，像落下去又升起的太阳、月亮，像江河湖海，像脚下丰腴而坚实的土地……
这就是生活的世俗性，是人的皮肉朝夕摩擦的沉沦状态，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事实。它的意义正在于它的无意义，在于一切意义实际上都是从它之中产生出来的。
我仿佛做了一个真实的梦，在漫长的飞行、旋转后突然坠落到一片湿润的土地。没有任何外在的奇遇。只是刹那间一种油然而生的温暖缓缓地上升，使坠落变得踏实而安详。几个世纪的疲劳消失了，我的被问题追逼得惊恐的灵魂在坠落中第一次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宁静感。当我忍不住说“在梦中脱落的羽翼覆盖着我/我不再飞翔/也不再渴望飞翔”时，时间的锁链在那一刻是真实地破碎了。
对意义的追问其实是和时间的感觉紧密相关的。它同样是一种单一单向的目的性的行为，即黑格尔所说的“单调的无限性”。而能够打破这一自为的紧张感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在空间层次上展开的更丰富、更浑厚的关系。
只是在这时，在体验了坠落以后，我才懂得了空间，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是懂得了空间才使我体验了坠落。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直观，它超出了时间的地平线。
在人的生存中，空间是比时间更基本，因而也更平凡的。
没有时间的注入，空间固然只是一团原初的混沌，但没有空间像地心引力一样地拖住时间，时间说就会飘浮得漫无边际。
正是在通过原始地返回而直面存在时，人的时间性的生存，才在自然之光的边缘触摸到了厚重得明亮的黑暗，那是如神秘的无一般混沌的空间。
一个文明人，或许更注重的是时间，时间不仅是逻辑赖以延伸的根据，而且是想象赖以延伸的根据。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一个文明人的逻辑和想象，无论怎么丰富，都是在时间层面上展现的。所谓逻辑空间，所谓想象的巨大跨度，实际上只是人与宇宙的混然整体的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的扩展。它充其量是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
回到空间性，就是回到偶然，回到包孕多种可能的机遇，回到自然状态，回到托负着时间的存在本身。
三、本质的还原体
多少世纪了，人们习惯了用一个文明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原本是文明的创造物。它耸立在自然之上，以致人们常常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纯粹的自然。
那著名的“原野上的钟声”就是一个例子。
在荒芜的原野上，在人迹罕到之处，当一个独行的人以为他终于远离了文明的时候，悠然地，传来了隐约的钟声。这钟声，作为人的创造物，一下子就打破了纯粹自然的幻觉，给仿佛在寥廓苍茫中凝固着的自然带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非自然的因素。
人是多么容易遗忘，在人的世界中，最自然的，原本应该是人自己。人创造一切，用技术提供的物质实体改变自然，却永远无法甩掉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原始之根。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原始的需要，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始的情绪。无论文明的果实怎样层层地覆盖起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最时髦的现代服装，都掩盖不了也代替不了生命自身的活力和光彩。
生命就是自然，同自然一样深邃，一样浩渺，一样充溢着原始的魅力和神秘。
哲学总在回答人是什么。整个哲学史都试图赋予一个最高者、中心者，并给予规定，即用一演绎一切，或从一切中归纳出一，在逻辑空间中无休无止地复制时间的各种形态。
直到尼采、克尔凯廓尔提出生命哲学，哲学才第一次回到它的真正始基，将哲学的视野从非自然性差别转移到自然性差别，关注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关注生命的此时性。
这是一个寻求人的非自然差别的消失过程的哲学历程。正是人的非自然差别的消失过程以非优越状态、无中心主义，突出了空间的问题，突出了人的自然差别即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一切生命现象中最神秘的现象。
我沉迷于寻求人的自然差别。虽然这个问题的突出连带着人的非自然差别消失的深阔背景，这背景远远超出了我的视野，我也实在无法顾及了。
我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因而当我试图去理解现象学的还原时，在我的直观中，那撇开观念的简单事实即让人回到人的自然性。而这种“还原”的最本质的还原体可以说就是“女人”。
作为生命现象，这“女人”，当然不复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即既不是一个被男人奴役的工具，也不是一个为女权奋斗的工具。毋宁说，它已蜕去了社会化的躯壳，用特殊的方式在与男人的差异中显示着人或生命作为人或生命整体的无限丰富性。
女人是母性的，母性意味着原初的混沌。
女人是生殖的，生殖意味着从原初混沌的破裂处挤压出新的生命。
问题在于，女人是母性的、生殖的特点，在男人和女人的分裂状态中，只是现实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本身。换一个角度说，倘若单一地强调女人的原初性、强调女人在空间中的混沌一体而找不到生动的转换形式，这“还原体”就失去了还原的可能。这生动的转换形式就是表达，是生命呼唤的互答和融合。
男人是不乏他们的表达的。无论是哲学，无论是诗，无论是绘画，无论是音乐……男人的表达在一代一代的衔接中构筑着炫目的语言的世界。
男人和女人的分裂，是语言和语言本身的断裂，极而言之的，也可以说是语言和思的断裂。
语言原本是思的脱颖而出。
这里，思不是思辨，即不是反思、后思、深思，亦即不是一种达到客体反观自身的认识方式。一旦变为这种认识方式，思就在思的单一的间接性中失去了混沌也失去了生命的张力。
思，毋宁说是把自己和世界、把人和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着的领悟。它是沉入的混沌，一切越出的可能性都纠结在那里。
在那里，新的生命正在悄无声息聚集中聆听着命运的召唤。它的真正脱颖而出永远连带着无法穿透的虚空。
但没有语言，思便纯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神秘。
语言就是表达，是思成形结胎的生命形式。
男人是思的间接性。他构造一个语言世界，在反思、后思、深思这世界中把握自己。这反思、后思、深思往往落入理性的矫饰。
女人是思的直接性，她的单纯的生命力在社会文明硬结的外壳下窒息、萎缩，失去思的本真。这是语言的失落所导致的思的失落。而反过来，思的失落才导致语言的分裂，语言的逻辑化与理性的工具化才成为世界的主宰。
因而，如果说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女人的独立取决于女人在思和语言的结合中获得独立的心灵世界和表达方式。唯有这种独立，才有与另一个心灵世界和表达方式的互答和融合。否则，一个空洞的独立同样是反自然，不过是另一种反自然罢了。在女权运动的旗帜覆盖下，我们看见了。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无论在生命的哪一种展示形式中都纠缠着的命运。强调差异是为了显示整体，显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生命。
四、生命攸关的表达
许多年了，在与时间和纯洁完整纠缠不休中，我懂得了沉沦，懂得了坠落，懂得了空间。我终于在文明的重压下舒展了我的身体，让生命的感觉像复苏的大地孕育的种子一样，充满期待破土而出的单纯的痛苦和欢乐。
女人，你原本就是如同陷阱、如同深渊、如同沼泽地似的用恶的无限性充实着的空间。或许只有回复到这样的空间，感觉、情绪，象征、隐喻，梦想、诗，永恒、瞬间，性爱、死亡，乃至悲剧……才在混沌的包容中获得了原初的、具有生殖力的意义。
它们都不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人的纠葛着的情结，是文明永远无法挣脱的原始的痛苦。
我是女人，我才能够说，在一个女人的思索与感觉中，所有这些问题已沾满血污，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男人的理性的纯正。因为它们已不再是逻辑或想象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再是一种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深深的沉落中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每一个问题都连带着另一个，每一个问题都和原始性相关，每一个问题都在生存的困境中成为一种身体性的承受，在多种可能的界面上，它一旦超出承受的限度就可能搅成疯狂。
我无法诉说这种思索与感觉的沉重。
我无法诉说这种思索与感觉带给我的神秘的命运感。
但我必须表达。还是什么时候读书时抄在笔记本上的一节诗——“关于树叶的哭叫”：
在幻想的贫乏中，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
它们只不过是萦绕耳际的声音
存在于自身中，直到最后
这哭叫不为任何人所聆听
我一度已将这节诗忘记了。我甚至已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读什么书时将它抄在笔记本上的。现在它突然震撼了我，因为它表达了我此时渴望表达的苦恼。是的，不为任何人所聆听的哭叫是最悲惨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被别人听进，而在于它只是在体验的自我沉溺里萦绕在自己的耳际，从来没有变成过真实的声音。
于是表达成为生命攸关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我自己的经历中。
许多年了，我读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到易卜生的日常生活悲剧；到梅特林克；到贝克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是那样全身心地沉浸于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里，从《玩偶之家》到《培尔·金特》，从《罗斯莫庄》到《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我曾不能自已地告诉我的朋友：在中国，我不写易卜生，谁写？
这里无所谓对自己的褒贬，严格说，这只是表达着一种情绪罢了，一种从痛苦的经历中生长出来的弥漫着我的整个生存的情绪。
读易卜生，几乎用不着寻找迷人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在心灵现实的收缩和释放中成为敞开的遮蔽。原始的冲动和超越的激情使铺陈着的日常生活笼罩着神秘的氛围，充溢着生命的张力。于是两种节奏一起搏动：一面是流逝着的悲剧性的日常生活，它散漫而无目的；一面是凝聚着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它的无目的的目的性造成了一种自为的紧张感。
一个内心为纯洁完整、为时间性所纠缠的人怎么能不这样地感应着扑面而来的充满空间感的节奏，如同应和着一个共着生命的呼吸。
易卜生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在于他是用灵魂的呼唤将女人从熟睡或沉沦中唤起的。于是无论他的戏剧铺陈出怎样丰富的外部世界，触及何等敏感的社会问题，都有一个女人应和着他，用整个心灵的颤动透露出人的原始的痛苦和期待。这痛苦和期待是无对象的，即不是一个对象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存在因它而真实，而变成可触摸的。
具体说，易卜生把人、社会、传统等外在的历史关系，全部转变成了人与自我的心理困境纠缠的界面关系，转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缠绕着的命运。
在日常生活的思索和感觉，乃至每一个心理的闪念和滞留中，易卜生的表达几乎成为我的表达的前语言。
于是“易卜生”，成为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
许多年了，不，应该说是整整一生，我都在倾听着诗的呼唤。
我几乎是在诗中长大的。
我的父亲为诗而受难，也用诗鼓动自己生命的风帆，在死亡的海洋上漂泊，直到黎明。
在监狱里他为我、为孩子们写诗，因为没有纸和笔，只能反复地吟诵，吟诵到能将整首整首的诗背下来。出狱后，他就那样一首一首地读给我听。我是在诗中记住父亲的声音或在父亲的声音中记住诗的。
在孤独的生活里，他用诗为我幼小生命承受的苦难寻找欢乐，用诗给我阳光，给我一片想象的蔚蓝，给我飞翔至死的祝福。
我渴望写诗。
我寻找着，许多年许多年。
我终于写诗了。
因为生命有多么奇妙，在哪一个瞬间，它才使你骤然落入时间的断裂处。于是整个喧嚣的世界仿佛退隐了，消失了，周围是如地心般的炽热、混沌，只有心的跳动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但它仿佛不再被时间所羁绊，也不再为时间所托负。你能感受的，只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你在莫名的躁动和挤压中全身心地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体验着由孤独延伸出的使整个生命都紧张地聆听般的期待——期待无中生有，期待获得一种表达，期待在一次面临深渊的冒险中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期待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辐射为一个新的世界。
我写了，我把纷扰的情绪变成一行行诗句。我的诗纯然是女性的，但它分明包含着一个超出女人的视野。我写“期待”，写“命运”，写“坠落”……就像我用其他的文字形式写“错位”，写“期待的无语”……
如果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是一个可以让理解拼命渗透的领域，那么，我的诗则可以摊开一个渗透着理解的世界。它在这里同样是我的表达的前语言。毋宁说，它也是我的自我救治的一种形式，为了走出情绪的沼泽，为了从语言的覆盖和命定的遗忘中挣扎出每一点生命的可能。
1988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