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象的国度里
1
翼南是一位已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从《乌龙湖边》到纪实小说系列《中国的亚当和夏娃》，作者都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乃至自己经历过的人和事。只有一篇例外：《西班牙母亲》。这部短篇小说给读者描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事件。
但想象有多么奇妙。无论你走到哪里，怎样远离知心人，它都能照亮你探幽入微的足迹；照亮你为沉浸于血火中的西班牙致哀的黑色丧服；照亮你一言不语，像海样沉默，像海样蕴蓄着的融冰消雪的赤热；照亮你在死亡中凝聚的永生的微笑；照亮那一罐永恒的生命之泉在西班牙被硝烟污染的屋顶闪亮的粼粼波光……在想象里，遥远的飘荡着唐·吉诃德的梦、麦哲伦的帆、唐卡罗斯临刑前屠伯的祈祷声的西班牙，是这样近！这个曾经对古老的玛雅文化犯下弥天之罪的土地，一旦遭到拿破仑大炮的轰击，我们的曾被愤怒燃烧的心，又在西班牙母亲的塑像前，为人类的希望致敬。
2
《西班牙母亲》中人物的生命，不是作者叙说出来的，而是人物在想象的真实里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的。它也遵守着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西班牙女人，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她只有一个行动，像索命的死神，要用“不死的死抓住有死的生”。
作者的心，在西班牙母亲那隆起的胸脯中执着地跳着。
但是，在他的艺术表现上，我们可是随着维龙上尉那搜索、警戒的视线而逐渐深入的，像是一尊塑像，徐徐揭去笼罩着她的帷幔，直到最后，我们才看见通向心灵的窗口——眼睛。
“女人抬起头来，她的眼睛却朝着墙上被维龙上尉打中的圣母像望去，在这张印刷得很拙劣的圣母像上，那颗子弹恰好打中了抱在圣母怀中的、幼儿般的基督的小手，但站在云端的圣母仍然庄严地凝视着前方……这种神情显示出一个母性身上所蕴藏的伟大的爱。由于这种爱，母亲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生，甚至微笑着走向死亡……此刻，圣母的嘴边也有一丝微笑，她似乎微笑着望着屋里所有的人们——包括维龙上尉。”
维龙上尉和他的士兵们，被“西班牙人和水”这两个“关系着他们的生存”的死神追赶了整整一天一夜，他们好不容易来到这个“没有敌人”——如果不算这女人和孩子——的小村子里，以为得到了安全。
不懂得人的尊严的这群拿破仑的沙文们，只领略到“猎枪、镰刀、木棍、拳头……甚至牙齿”这样的外在武器的恐怖，哪里想得到柔弱的女人和孩子那一深藏着挚爱的心，会是致蹂躏者于死命的仇恨的子弹呢？
的确，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求得解放”。维龙上尉面前的女人和孩子，自有他们求得自我解放的方式。这是谁也料所不及的，何况愚蠢的铁蹄！
女人很美，“嘴边还有一颗很小的黑痣，这颗黑痣更衬出她脸的白净和嘴的红艳”。这或许是一种象征吧？这位年轻的西班牙母亲正是用死神的威严保卫着祖国、民族和自己生命的纯洁与光彩！
维龙上尉命令邪恶的化身阿尔克把水和面包要女人喝下吃掉。
《西班牙母亲》的作者，在这里捕捉到了铭心刻骨的细节，看看人的心灵的激情，是怎样高于生的本能！
女人“低下了头，紧挨着女儿惊恐的脸”。不是因为生的留恋，而是因为对女儿的爱，也就是对为生而死的未来的无限希望。接着，她“突然伸出手来，接过面包，很快吃了下去”，飞快地——几乎是夺过杯子，贪婪地一口喝掉那杯水”。
但是，当维龙上尉冷酷地要她的女儿也跟着试验时，读者，怎能不喘息着，同时，让另一个自我在耳边迟疑：天啦，海底的巨澜怎样透过平静的海面？仅仅是“又一次俯下脸去，亲吻女儿苹果般的脸蛋和鲜艳的小嘴”吗？如果是，至少，艺术的表现对博大精深的内心世界已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
不，作者像是一位指挥若定的军事艺术家，把战略的内线防御转为战役的外线迂回进攻了。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兴的手法，让一张画着圣母抱小基督的彩色古版画，外现出西班牙母亲内心蕴含的拯救人类于苦难的母爱和献身精神的全部力量。
恩格斯在论宗教的时候指出，在基督教世界，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群众的感情是仅仅由宗教食物来养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
圣母玛丽娅，为了拯救人类的苦难，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寓生于死的崇高的母性，笼罩着宗教的神圣之火，此刻也燃烧着西班牙母亲的灵魂，使她把对女儿的爱和对敌人的恨融铸在托体同山阿的死亡里。
但是，女儿的死毕竟是超出自己死的极限了。母亲，或许是想把女儿的生命的流逝挽留片刻；或许是从圣母那里汲取了超出自身的力量，能够静观十字架上女儿与基督同在，而基督的死是象征着人类永生的。于是，和自己“飞快地”吞食死亡不同，母亲让女儿“慢慢地”把面包吃掉，“一口口地”把水喝下……
死亡在进行！
是高尔基在风雪里久久仰望着参天的白杨时说的一句话：
“多么大的力量啊！”
结果是注定了的。母亲倒在地上，异常痛苦，但仍然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亲吻着已没有生气、嘴角流着血的女儿。“当她发现门口的人影便抬起头来，用黑色的眼睛盯着维龙上尉，而且嘴角露出一丝上尉第一次见到的使他发抖的冷笑。”
凝固着蹂躏者毁灭的胜利的冷笑，完成了西班牙母亲那死亡的雕塑美的最后一笔。
3
作者想象的触角，是这样缜密地沿着西班牙女人无言的行动，沿着环绕着她的维龙上尉和阿尔克、卡拉埃、玛莫特这几个各个不同的法国士兵的行为和话语，铺陈出令人不能怀疑其真实性的细节。作者的语言简洁而明确，没有着意的渲染，没有精神的雕饰，只有一股可以触摸的情感的潜流在语言下缓缓地流去。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作者的被想象驱动的笔，让我们沿着西班牙干硬得像铁一样的路，沿着空旷的赤红色的土地，沿着维龙上尉和他的士兵的饥渴、劳累、恐慌和诅咒，沿着他们不同的性格、心理、经历展示的丰富性，一步步接近了那个村子，那三间西班牙常见的小土屋，那闪动着金色光斑的门，那穿着丧服般的黑衣服、用一条黑色头巾紧遮住面孔的女人。正是在被作者情绪笼罩着充满细节真实的环境中，西班牙女人真实地靠近着我们。
想象能使主体的知、情、意和谐运动，自由飞翔，但想象如果只能在细节和语言的表层展开，归根结底，是想象的无力。虽然它仍可能不失丰富，却只是一种无生殖力的联想的丰富而已。只有达到思的深度，想象才能在预感和洞见的鼓动下，自由地飞翔到那个生命之点上。
我们听到了《西班牙母亲》在那生命之点上的灵魂的喘息。
整部小说的内在线索发端于一个深思着的动机：
在生命的历程上，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生的渴望造成生命的断裂，一次性的生命由此在死亡中获得永生，这种自行选择的死亡因之和微笑相伴随。这个人的心灵选择使历史具有生命。历史因而被赋予动机。
这动机包藏在这个近两百年来流传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故事中，或者换一个角度说，这动机几乎就是这题材直接蕴含着的。但在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它还是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是作者用自己的心田接收了它，让它在丰腴的土壤里开花、结果，一俟春回大地，冰雪消融，便把它撒在这块正在开垦的处女地上。
4
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堆满了伟人的头骨。每一个头骨的下面，都标记着一段历史。仿佛这段历史不过是这个头骨的注脚，这个头骨也就是这段历史的总称。历史以此命名。
拿破仑死了。可是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文学家们，甚至哲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写着他的即那个历史的传记，以便在他的头骨下面，为他那凝固了的“思想”——“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追挽着数不清的说明和注解。
其中，黑格尔的评注最为奇特：
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至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制度，给历史带来了怎样的进步，只要这进步的本质中仍然隐蔽着对人这样或那样的践踏，那终归是导致它最后毁灭的基因。
历史是人民的主权不断扩大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人民的范畴和主权也发展着、扩大着。因此，历史上的伟人和人民的作用，正好在历史本身的进步中成反比例地变化着。马克思为他的小拿破仑“政变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强调的正是这个被列宁称为“最深刻”的思想。
人民不是“类”的抽象，不是盲动的整体，毋宁说，它是与伟人对立的、萌动着新的个体意识的整体性趋向和可能，它生长在平凡的个体的心灵发现中。
《西班牙母亲》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
维龙上尉，正是拿破仑使命的无情的工具。正是他们这些拿破仑使命自身的产物，最能无碍地体现拿破仑的使命。因而，当他们在实现拿破仑的事业而导致拿破仑毁灭时，那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拿破仑命运的必然结果：顶峰即没落。他们既是拿破仑事业的生命，也是这生命中孕育着的死亡和种子。
维龙上尉作为一个工具，他具备着完成他的使命的一切优点。但作为一个人，他就错误地理解了人本身所应有的一切。例如，他懂得人有求生的本能，也懂得母爱的普泛，并自觉地利用着这两点人的特性作为自己求生的保障。可是他忘了，或他根本不懂得，人的真正本性是捍卫、恢复、发展人之作为人的一切权利与尊严。人的本性只有在符合人性的环境里才能伸张和发展。既然你维龙首先造成了非人性的环境，那么被剥夺了生之权利的人民就必然以死同山河的气概，引炼狱之火，焕新非人的世界。
蹂躏者的“安全感”恰恰是极不安全的。
他们视为生命的东西，例如水，也恰恰是致命的东西。
维龙上尉和他的士兵们现在多么需要水救命。维龙知道仇恨别人，也知道别人的仇恨，但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被蹂躏者的仇恨像大海一样是深不可测的。当他从水罐里舀半杯清凉的水时，他意识到西班牙人民的仇恨——“他停住了，然后迅速转过身来”，想在西班牙女人的脸上得到证实，是的，这个女人在背后用锋利的眼光注视着他，此时“正低下头去”。维龙上尉得意了。他要用女人的生命做一次检验。在维龙上尉这样蹂躏生命的人看来，正是因为生命的珍贵，才成为他蹂躏生命的目的。所以，他以为，眼前，不能有比女人的生命更好的检验办法了。女人的死正是他生的保障。这是铁的逻辑。他冷笑了。
正是这冷笑点燃了西班牙女人心灵的火花，这火花是能引来炼狱之火的。
阿尔克，——如果说，维龙上尉是隐蔽着的丑恶的本质，那么，阿尔克就是裸露着的丑恶的现象。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用自己的黑暗显示光明，因为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卡拉埃，拿破仑末日的象征，心力衰竭，生机窒息。
玛莫特，他几乎是那些不得不执行这统治阶级的侵略与殖民政策的欧洲人民的一般形象，恩格斯曾经这样历史地看待人民这一范畴，说：“政府的不中用，就可用人民的相应的不中用来辩护和说明。”换句话说，一旦人民觉醒了，原来的政府和政策的合理性也就消失了，从而让位于符合人民觉醒程度的新政府和新政策。不是政府造就它的人民，而是人民选择它的政府。历史的主动权终归属于人民。只是历史转折点的契机总在个人心灵的发现，在此时、当下的灵魂的震颤中。
《西班牙母亲》本来提示着这个历史的真理，但遗憾的是，作者为什么要得而复失，在结束语中让玛莫特“失去了一只手臂”？这岂不是说，这个曾经“走进被太阳的余辉映得通亮的小屋，站在一个躺在地上的西班牙女人和被她紧紧抱着的小女孩面前，垂下了他沉重的头”的玛莫特，掉转头来又追随拿破仑继续着“对西班牙的战争”，甚至“失去了一只手臂”？难道他垂下沉重的头是为了再失去一只臂？岂止一只臂？他不整个失去了西班牙母亲的尊严和自己刚刚觉醒的心灵？
不，让他走自己的路吧，玛莫特早就在西班牙母亲的遗体前脱下了法兰西军装。他不再是拿破仑士兵了。他从西班牙母女的死亡里，看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看到了自己对欧洲人民应承担的义务。
——请允许读者的想象。
这想象同样植根于那个“深思着的动机”中。
它呼应着玛莫特灵魂的震颤。
这灵魂震颤的呼应才真正使西班牙母亲在死亡的微笑中永生。
5
除《西班牙母亲》描述着遥远的事件，翼南的小说，多是在追逐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意义。虽然这日常生活有些已属于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但它还真切地留着我们的体温。它们是切近的。
人们多么容易在熟视无睹中让浮现的意义消失在逝去的旋涡里。能于平淡中透彻这意义的，是难能可贵的成功者。翼南的其他小说当然不乏成功之作，而成功之作首推《乌龙湖边》。《乌龙湖边》可以说是有震人心弦的力量的，它带出了一个“作者曾经陷于其中、有切肤之感、十分熟悉的生活领域”，它几乎就是作者一段真实生活经历的一个缩影。
“1969年的年底，我被押送到农村一个生产队去接受再教育。”——这是小说的题记。它造成一种被淡化的进入角度，使想象和日常生活的真实重叠起来。同时，读者在这里直接走进作者的内心，获得“我”的眼睛、“我”的心的搏动。
于是随着四小队长冷漠的交待，读者和“我”一起在苍茫的暮色里环视了那间四十多平方米、堆放着一袋袋水泥和许多发锈农具的工棚，那些充作床铺的钉在碗口粗的树桩上的弯弯扭扭的树条条；一起躺在湿漉漉的稻草上，任一股股从门缝里挤进来的冷风一阵阵钻进脚下，一起迎着割面的晨风走下河堤，在凌辱、嘲弄的眼光下，挑那一头推得像金字塔、一头只有几块淤泥的担子去爬足有五十度的、满是泥水的陡坡……赵大利、老社和老章构成“我”的生存环境，扭曲“我”的，不是他们作为坏分子、地主和富农的身份，而是在诸如赵大利装狗叫、捏造事实告密等行为背后的非人化了的心灵。“从赵大利干涩的嘶哑的喉咙里发出狗吠起初使我发笑，继而使我痛苦，后来使我难以忍受了——我突然想到他已经由人变为一条狗了，而且，我也渐渐跨入了狗的行列。”
作者几乎是在再现那一段生活。那一段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被作者以惊人的细致、准确一点点地铺陈出来。而在它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下，你都能听到作者痛苦的喘息。
这是真实，同时也是想象。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而整体却是想象的凝聚。没有想象，作者怎么能从那样的生活中走出来，并返身让经历成为心灵洞察的对象；没有想象，铭心刻骨的生活经历也会散失。当作者在铺陈的非人生活中小心地固守着自己的内心真实并让强烈的情绪渗透整部作品时，这部中篇小说几乎是本然地站在“生命之点”上。
6
《乌龙湖边》和《西班牙母亲》在翼南的小说中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物。它们唯一相同的是，都在某种情绪笼罩中形成了“氛围”。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显示深度的思想，从来不是直白的。它甚至根本没法从混沌的情绪中拔身出来，而是混合在情绪里，借助想象，渗透到作品的每一个因素中。氛围，即是作品透射出来的整体感觉。
但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能形成氛围，给人一种透射出来的整体感觉的。
比起《西班牙母亲》和《乌龙湖边》，翼南的有些小说，毕竟是太淡了一点，几乎只是从语言、细节、意义的表层滑过。它们，或多或少也能造成情调，造成一种特殊的韵致，却达不到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的深度。所谓情调，也无非是一种突出的局部情感性质，它达不到整体的感觉，不能真正给人以震动。
这些小说都是写的作者熟悉的生活，如《五月的风》《夏雨》等，之缺乏开掘的深度，或许恰恰是由于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想象更容易被习惯性的联想拖住，而迷失在细节上。
想象不是作为感觉之残余的印象的产生，它永远在提出新的世界，也就是说，它永远要提示生活或心灵的新的方面。在想象的国度里，离现实最远的，可能成为离现实最近的，西班牙母亲曾紧贴着我们的心跳；而迷失于细节，离现实最近的，也可能离现实最远——它是那样轻松地附着在时间之流的表层，随浪花一起流去。
1988年底
（此文系与墨哲兰先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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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南是一位已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从《乌龙湖边》到纪实小说系列《中国的亚当和夏娃》，作者都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乃至自己经历过的人和事。只有一篇例外：《西班牙母亲》。这部短篇小说给读者描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事件。
但想象有多么奇妙。无论你走到哪里，怎样远离知心人，它都能照亮你探幽入微的足迹；照亮你为沉浸于血火中的西班牙致哀的黑色丧服；照亮你一言不语，像海样沉默，像海样蕴蓄着的融冰消雪的赤热；照亮你在死亡中凝聚的永生的微笑；照亮那一罐永恒的生命之泉在西班牙被硝烟污染的屋顶闪亮的粼粼波光……在想象里，遥远的飘荡着唐·吉诃德的梦、麦哲伦的帆、唐卡罗斯临刑前屠伯的祈祷声的西班牙，是这样近！这个曾经对古老的玛雅文化犯下弥天之罪的土地，一旦遭到拿破仑大炮的轰击，我们的曾被愤怒燃烧的心，又在西班牙母亲的塑像前，为人类的希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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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母亲》中人物的生命，不是作者叙说出来的，而是人物在想象的真实里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的。它也遵守着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西班牙女人，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她只有一个行动，像索命的死神，要用“不死的死抓住有死的生”。
作者的心，在西班牙母亲那隆起的胸脯中执着地跳着。
但是，在他的艺术表现上，我们可是随着维龙上尉那搜索、警戒的视线而逐渐深入的，像是一尊塑像，徐徐揭去笼罩着她的帷幔，直到最后，我们才看见通向心灵的窗口——眼睛。
“女人抬起头来，她的眼睛却朝着墙上被维龙上尉打中的圣母像望去，在这张印刷得很拙劣的圣母像上，那颗子弹恰好打中了抱在圣母怀中的、幼儿般的基督的小手，但站在云端的圣母仍然庄严地凝视着前方……这种神情显示出一个母性身上所蕴藏的伟大的爱。由于这种爱，母亲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生，甚至微笑着走向死亡……此刻，圣母的嘴边也有一丝微笑，她似乎微笑着望着屋里所有的人们——包括维龙上尉。”
维龙上尉和他的士兵们，被“西班牙人和水”这两个“关系着他们的生存”的死神追赶了整整一天一夜，他们好不容易来到这个“没有敌人”——如果不算这女人和孩子——的小村子里，以为得到了安全。
不懂得人的尊严的这群拿破仑的沙文们，只领略到“猎枪、镰刀、木棍、拳头……甚至牙齿”这样的外在武器的恐怖，哪里想得到柔弱的女人和孩子那一深藏着挚爱的心，会是致蹂躏者于死命的仇恨的子弹呢？
的确，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求得解放”。维龙上尉面前的女人和孩子，自有他们求得自我解放的方式。这是谁也料所不及的，何况愚蠢的铁蹄！
女人很美，“嘴边还有一颗很小的黑痣，这颗黑痣更衬出她脸的白净和嘴的红艳”。这或许是一种象征吧？这位年轻的西班牙母亲正是用死神的威严保卫着祖国、民族和自己生命的纯洁与光彩！
维龙上尉命令邪恶的化身阿尔克把水和面包要女人喝下吃掉。
《西班牙母亲》的作者，在这里捕捉到了铭心刻骨的细节，看看人的心灵的激情，是怎样高于生的本能！
女人“低下了头，紧挨着女儿惊恐的脸”。不是因为生的留恋，而是因为对女儿的爱，也就是对为生而死的未来的无限希望。接着，她“突然伸出手来，接过面包，很快吃了下去”，飞快地——几乎是夺过杯子，贪婪地一口喝掉那杯水”。
但是，当维龙上尉冷酷地要她的女儿也跟着试验时，读者，怎能不喘息着，同时，让另一个自我在耳边迟疑：天啦，海底的巨澜怎样透过平静的海面？仅仅是“又一次俯下脸去，亲吻女儿苹果般的脸蛋和鲜艳的小嘴”吗？如果是，至少，艺术的表现对博大精深的内心世界已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
不，作者像是一位指挥若定的军事艺术家，把战略的内线防御转为战役的外线迂回进攻了。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兴的手法，让一张画着圣母抱小基督的彩色古版画，外现出西班牙母亲内心蕴含的拯救人类于苦难的母爱和献身精神的全部力量。
恩格斯在论宗教的时候指出，在基督教世界，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群众的感情是仅仅由宗教食物来养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
圣母玛丽娅，为了拯救人类的苦难，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寓生于死的崇高的母性，笼罩着宗教的神圣之火，此刻也燃烧着西班牙母亲的灵魂，使她把对女儿的爱和对敌人的恨融铸在托体同山阿的死亡里。
但是，女儿的死毕竟是超出自己死的极限了。母亲，或许是想把女儿的生命的流逝挽留片刻；或许是从圣母那里汲取了超出自身的力量，能够静观十字架上女儿与基督同在，而基督的死是象征着人类永生的。于是，和自己“飞快地”吞食死亡不同，母亲让女儿“慢慢地”把面包吃掉，“一口口地”把水喝下……
死亡在进行！
是高尔基在风雪里久久仰望着参天的白杨时说的一句话：
“多么大的力量啊！”
结果是注定了的。母亲倒在地上，异常痛苦，但仍然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亲吻着已没有生气、嘴角流着血的女儿。“当她发现门口的人影便抬起头来，用黑色的眼睛盯着维龙上尉，而且嘴角露出一丝上尉第一次见到的使他发抖的冷笑。”
凝固着蹂躏者毁灭的胜利的冷笑，完成了西班牙母亲那死亡的雕塑美的最后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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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想象的触角，是这样缜密地沿着西班牙女人无言的行动，沿着环绕着她的维龙上尉和阿尔克、卡拉埃、玛莫特这几个各个不同的法国士兵的行为和话语，铺陈出令人不能怀疑其真实性的细节。作者的语言简洁而明确，没有着意的渲染，没有精神的雕饰，只有一股可以触摸的情感的潜流在语言下缓缓地流去。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作者的被想象驱动的笔，让我们沿着西班牙干硬得像铁一样的路，沿着空旷的赤红色的土地，沿着维龙上尉和他的士兵的饥渴、劳累、恐慌和诅咒，沿着他们不同的性格、心理、经历展示的丰富性，一步步接近了那个村子，那三间西班牙常见的小土屋，那闪动着金色光斑的门，那穿着丧服般的黑衣服、用一条黑色头巾紧遮住面孔的女人。正是在被作者情绪笼罩着充满细节真实的环境中，西班牙女人真实地靠近着我们。
想象能使主体的知、情、意和谐运动，自由飞翔，但想象如果只能在细节和语言的表层展开，归根结底，是想象的无力。虽然它仍可能不失丰富，却只是一种无生殖力的联想的丰富而已。只有达到思的深度，想象才能在预感和洞见的鼓动下，自由地飞翔到那个生命之点上。
我们听到了《西班牙母亲》在那生命之点上的灵魂的喘息。
整部小说的内在线索发端于一个深思着的动机：
在生命的历程上，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生的渴望造成生命的断裂，一次性的生命由此在死亡中获得永生，这种自行选择的死亡因之和微笑相伴随。这个人的心灵选择使历史具有生命。历史因而被赋予动机。
这动机包藏在这个近两百年来流传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故事中，或者换一个角度说，这动机几乎就是这题材直接蕴含着的。但在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它还是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是作者用自己的心田接收了它，让它在丰腴的土壤里开花、结果，一俟春回大地，冰雪消融，便把它撒在这块正在开垦的处女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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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堆满了伟人的头骨。每一个头骨的下面，都标记着一段历史。仿佛这段历史不过是这个头骨的注脚，这个头骨也就是这段历史的总称。历史以此命名。
拿破仑死了。可是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文学家们，甚至哲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写着他的即那个历史的传记，以便在他的头骨下面，为他那凝固了的“思想”——“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追挽着数不清的说明和注解。
其中，黑格尔的评注最为奇特：
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至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制度，给历史带来了怎样的进步，只要这进步的本质中仍然隐蔽着对人这样或那样的践踏，那终归是导致它最后毁灭的基因。
历史是人民的主权不断扩大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人民的范畴和主权也发展着、扩大着。因此，历史上的伟人和人民的作用，正好在历史本身的进步中成反比例地变化着。马克思为他的小拿破仑“政变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强调的正是这个被列宁称为“最深刻”的思想。
人民不是“类”的抽象，不是盲动的整体，毋宁说，它是与伟人对立的、萌动着新的个体意识的整体性趋向和可能，它生长在平凡的个体的心灵发现中。
《西班牙母亲》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
维龙上尉，正是拿破仑使命的无情的工具。正是他们这些拿破仑使命自身的产物，最能无碍地体现拿破仑的使命。因而，当他们在实现拿破仑的事业而导致拿破仑毁灭时，那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拿破仑命运的必然结果：顶峰即没落。他们既是拿破仑事业的生命，也是这生命中孕育着的死亡和种子。
维龙上尉作为一个工具，他具备着完成他的使命的一切优点。但作为一个人，他就错误地理解了人本身所应有的一切。例如，他懂得人有求生的本能，也懂得母爱的普泛，并自觉地利用着这两点人的特性作为自己求生的保障。可是他忘了，或他根本不懂得，人的真正本性是捍卫、恢复、发展人之作为人的一切权利与尊严。人的本性只有在符合人性的环境里才能伸张和发展。既然你维龙首先造成了非人性的环境，那么被剥夺了生之权利的人民就必然以死同山河的气概，引炼狱之火，焕新非人的世界。
蹂躏者的“安全感”恰恰是极不安全的。
他们视为生命的东西，例如水，也恰恰是致命的东西。
维龙上尉和他的士兵们现在多么需要水救命。维龙知道仇恨别人，也知道别人的仇恨，但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被蹂躏者的仇恨像大海一样是深不可测的。当他从水罐里舀半杯清凉的水时，他意识到西班牙人民的仇恨——“他停住了，然后迅速转过身来”，想在西班牙女人的脸上得到证实，是的，这个女人在背后用锋利的眼光注视着他，此时“正低下头去”。维龙上尉得意了。他要用女人的生命做一次检验。在维龙上尉这样蹂躏生命的人看来，正是因为生命的珍贵，才成为他蹂躏生命的目的。所以，他以为，眼前，不能有比女人的生命更好的检验办法了。女人的死正是他生的保障。这是铁的逻辑。他冷笑了。
正是这冷笑点燃了西班牙女人心灵的火花，这火花是能引来炼狱之火的。
阿尔克，——如果说，维龙上尉是隐蔽着的丑恶的本质，那么，阿尔克就是裸露着的丑恶的现象。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用自己的黑暗显示光明，因为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卡拉埃，拿破仑末日的象征，心力衰竭，生机窒息。
玛莫特，他几乎是那些不得不执行这统治阶级的侵略与殖民政策的欧洲人民的一般形象，恩格斯曾经这样历史地看待人民这一范畴，说：“政府的不中用，就可用人民的相应的不中用来辩护和说明。”换句话说，一旦人民觉醒了，原来的政府和政策的合理性也就消失了，从而让位于符合人民觉醒程度的新政府和新政策。不是政府造就它的人民，而是人民选择它的政府。历史的主动权终归属于人民。只是历史转折点的契机总在个人心灵的发现，在此时、当下的灵魂的震颤中。
《西班牙母亲》本来提示着这个历史的真理，但遗憾的是，作者为什么要得而复失，在结束语中让玛莫特“失去了一只手臂”？这岂不是说，这个曾经“走进被太阳的余辉映得通亮的小屋，站在一个躺在地上的西班牙女人和被她紧紧抱着的小女孩面前，垂下了他沉重的头”的玛莫特，掉转头来又追随拿破仑继续着“对西班牙的战争”，甚至“失去了一只手臂”？难道他垂下沉重的头是为了再失去一只臂？岂止一只臂？他不整个失去了西班牙母亲的尊严和自己刚刚觉醒的心灵？
不，让他走自己的路吧，玛莫特早就在西班牙母亲的遗体前脱下了法兰西军装。他不再是拿破仑士兵了。他从西班牙母女的死亡里，看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看到了自己对欧洲人民应承担的义务。
——请允许读者的想象。
这想象同样植根于那个“深思着的动机”中。
它呼应着玛莫特灵魂的震颤。
这灵魂震颤的呼应才真正使西班牙母亲在死亡的微笑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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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西班牙母亲》描述着遥远的事件，翼南的小说，多是在追逐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意义。虽然这日常生活有些已属于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但它还真切地留着我们的体温。它们是切近的。
人们多么容易在熟视无睹中让浮现的意义消失在逝去的旋涡里。能于平淡中透彻这意义的，是难能可贵的成功者。翼南的其他小说当然不乏成功之作，而成功之作首推《乌龙湖边》。《乌龙湖边》可以说是有震人心弦的力量的，它带出了一个“作者曾经陷于其中、有切肤之感、十分熟悉的生活领域”，它几乎就是作者一段真实生活经历的一个缩影。
“1969年的年底，我被押送到农村一个生产队去接受再教育。”——这是小说的题记。它造成一种被淡化的进入角度，使想象和日常生活的真实重叠起来。同时，读者在这里直接走进作者的内心，获得“我”的眼睛、“我”的心的搏动。
于是随着四小队长冷漠的交待，读者和“我”一起在苍茫的暮色里环视了那间四十多平方米、堆放着一袋袋水泥和许多发锈农具的工棚，那些充作床铺的钉在碗口粗的树桩上的弯弯扭扭的树条条；一起躺在湿漉漉的稻草上，任一股股从门缝里挤进来的冷风一阵阵钻进脚下，一起迎着割面的晨风走下河堤，在凌辱、嘲弄的眼光下，挑那一头推得像金字塔、一头只有几块淤泥的担子去爬足有五十度的、满是泥水的陡坡……赵大利、老社和老章构成“我”的生存环境，扭曲“我”的，不是他们作为坏分子、地主和富农的身份，而是在诸如赵大利装狗叫、捏造事实告密等行为背后的非人化了的心灵。“从赵大利干涩的嘶哑的喉咙里发出狗吠起初使我发笑，继而使我痛苦，后来使我难以忍受了——我突然想到他已经由人变为一条狗了，而且，我也渐渐跨入了狗的行列。”
作者几乎是在再现那一段生活。那一段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被作者以惊人的细致、准确一点点地铺陈出来。而在它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下，你都能听到作者痛苦的喘息。
这是真实，同时也是想象。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而整体却是想象的凝聚。没有想象，作者怎么能从那样的生活中走出来，并返身让经历成为心灵洞察的对象；没有想象，铭心刻骨的生活经历也会散失。当作者在铺陈的非人生活中小心地固守着自己的内心真实并让强烈的情绪渗透整部作品时，这部中篇小说几乎是本然地站在“生命之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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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湖边》和《西班牙母亲》在翼南的小说中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物。它们唯一相同的是，都在某种情绪笼罩中形成了“氛围”。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显示深度的思想，从来不是直白的。它甚至根本没法从混沌的情绪中拔身出来，而是混合在情绪里，借助想象，渗透到作品的每一个因素中。氛围，即是作品透射出来的整体感觉。
但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能形成氛围，给人一种透射出来的整体感觉的。
比起《西班牙母亲》和《乌龙湖边》，翼南的有些小说，毕竟是太淡了一点，几乎只是从语言、细节、意义的表层滑过。它们，或多或少也能造成情调，造成一种特殊的韵致，却达不到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的深度。所谓情调，也无非是一种突出的局部情感性质，它达不到整体的感觉，不能真正给人以震动。
这些小说都是写的作者熟悉的生活，如《五月的风》《夏雨》等，之缺乏开掘的深度，或许恰恰是由于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想象更容易被习惯性的联想拖住，而迷失在细节上。
想象不是作为感觉之残余的印象的产生，它永远在提出新的世界，也就是说，它永远要提示生活或心灵的新的方面。在想象的国度里，离现实最远的，可能成为离现实最近的，西班牙母亲曾紧贴着我们的心跳；而迷失于细节，离现实最近的，也可能离现实最远——它是那样轻松地附着在时间之流的表层，随浪花一起流去。
1988年底
（此文系与墨哲兰先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