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读《月亮和六便士》《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写于1919年。它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为素材酿造而成。作品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在40岁的时候，离弃了伦敦的妻子，只身来到巴黎，与一位曾救过他性命的画家的妻子勃朗什同居，又因苦于画的探索而离弃了勃朗什，导致勃朗什的自杀。最后，他远离欧洲，流落到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与一个土著女人爱塔生活在一起，直到得麻风病死于画室。死后，爱塔按照遗嘱将思特里克兰德同他的画室一起焚毁。爱塔所以能善终，据思特里克兰德说，“她是这样一个女人，给了女人能给的一切而又不打搅我画画。”
女人理应如此吗？
两年来我被一个问题折磨着：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在关于《月亮和六便士》其实是关于“爱——个性——天才”的讨论中，不能没有一个女人的感觉与思索。
在纯粹的男人角度里，即使是最独特的见解，也往往笼罩着社会规定意识的阴影。它沉迷于美妙升华的瞬间，却把日常的、沉沦的现实变成空无。
于是女人消失着，成为追求美的抽象手段。
于是男人拥有的永远只是爱的单相思。
人们怎么会对这阴影视而不见？它遮蔽着人的生存基础的断裂这一可怕的真实。
我恐惧，迷惘。
我被我的恐惧和迷惘紧逼着站在这个问题前，仿佛倾听自己遥远而悠长的回声。
时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终于发现，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能是什么。我的整个心智、情感都在这绝望面前如腾空而下的飞瀑一样溅成一片雾状的泡沫，在五彩的霓虹中，弥散。
我真想沉默。
但我面前，站着你们；我的身旁，无数的女人已经走过或正在走过；而我的背后，是有如我的命运一样鼓动着翅膀的想象，它抚慰或抽打我，驱逐我无目的地走去……
那被层层文明矫饰包裹起来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不是我。
在伦敦的思特里克兰德夫妇的生活，几乎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是一种井然有序的幸福。在这种幸福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样自如而志得意满地编织着自己平庸的幻象：靠请作家、艺术家吃饭而跻身于文学艺术光彩四溢的舞台上。直到有一天，思特里克兰德——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一个克尽职责的丈夫和父亲——突然出走了，她才想起一个从不曾想过的问题：以后怎么活下去？她已习惯了靠男人生活，正如从小靠父母生活一样。而用爱情这浪漫的字眼将依赖性和实用性装饰起来，对于她这样一类女人几乎是一种社会化的本能。甚至当她向别人诉说自己被抛弃的不幸时，人们也很难分清她的眼泪有多少是在涌流着爱，有多少是在挥洒对利益损失的考虑和怕别人议论的虚荣。而正是后者，使她们拥有的那一份情感也被投掷上了一层不真挚的暗影。
思特里克兰德没作任何解释地离开了她，如同随手脱下一件不合身的外衣。对于作者的责问，他的平静的回答要多坦然就有多坦然：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为什么阿美不重新嫁人呢？她年纪并不老，也还有吸引人的地方。我还可以推荐一下：她是个贤妻。如果她想同我离婚，我完全可以制造她需要的借口。
就像童年当画家的梦想，一旦在一个包孕着的闪念中出现，就不能不冲破一切束缚地成为现实一样，孩子般直白的真理，在这里是丝毫也不为老于世故的道德观念所约束的。
但阿美，你能真挚地直面这坦诚吗？即或是你的宽容，你到老以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自居的矜持，都如同你那闪亮在客厅里的可爱笑容一样，终归也只是在一片紧跟风尚的光怪陆离的颜色中炫耀着一个文明人的教养罢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至死也不懂什么是真实。她很快淡忘了她曾不得不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艰难日子。她比那些喧嚣着被夸大了的苦难的女人更彻底的地方在于：不仅相信依赖男人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虔诚地认为只有依靠别人养活自己才是规矩的行为。于是自我欺瞒招之即来，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那样轻而易举地在记忆的显示板上被抹去了。她轻松地对她当年经历的见证人作者“我”说：“当年我开那家打字所主要也是为了觉得好玩，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她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介绍思特里克兰德的情况，用极其温柔的语气，“尽管她没有说一句不真实的话，却充分暗示了她同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从来没有任何嫌隙”。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这该是一种义务吧。”
但这是何等惊人的恣意剥夺死人宁静的义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唯一武器是那个曾把她和思特里克兰德公开联系在一起的家庭。
人世间是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对方不是唯一的，只是某种外在原因造成的结果。这外在原因是强制性的，或是政治、宗教、金钱、地位，或是本能的一时冲动，甚或就是一种放弃。在这种组合中，人们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共同的生活可能培植出一定的、不同程度的情感，但绝不是爱的情感。人们默认着这种命运，过去不曾、将来也不准备企求更多的东西。这是家庭和爱情分裂的单一状态。
还有这样的结合，一个男人和女人相爱，将爱构成生命，构成美、快乐和幸福。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但还不够，情感还要求把这自在自为的世界扩大到所有的社会面上，在这所有的社会面上都只看到你和我的影子。于是爱情变成社会化的形态，被家庭规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结合方式，一种扩大了的、稳固的结合方式。但正是这种扩散性的状况，打破了核心的自在状态，使家庭成为爱情自设的陷阱。
无论在第一种情况还是在第二种情况，或者是在两种情况交织的更为复杂的情况中，“家庭”都往往成为悖论：
一方面是由内向外的扩展，
一方面是自外而内的侵蚀；
一方面是在扩展中巩固，
一方面是在巩固中毒化、窒息。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最典型的侵蚀形式。
她在社会上并不需要丈夫的影子，她需要的就是社会喧嚣的声名。她的肆无忌惮说明她从未担心情感在由内向外的扩展中被毒化，因为本来就无所谓爱的前提。
思特里克兰德的出走正是把对象连同家庭当作社会一样地抛弃。没有任何内在的牵扯，他因而平静、坦然。但这只是单方面对于思特里克兰德来说才是这样。
对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来说，青春、红颜、肉体作为自然性差异是一笔“一次性”交付的、永久的定金，从此再用不着付任何代价。因为它们即使不能一劳永逸地拴住一个男人的心，那崇尚文明的社会也会逼着这个男人作无限期的偿还。于是无论思特里克兰德能有幸躲避得怎样彻底，从巴黎一直躲到塔希提岛，他也没有能够斩断那无形的联系。作为社会化的存在，家庭原本就是文明矫饰在隐蔽中敞开的结果。它可能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同时也使女人逃避面临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飘浮在生活的表层。既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从未准备直面一个人的真实存在，那她当然会用整个虚荣鼓动它的幡旗，或换取廉价的同情，或赢得无价的荣耀，是前者还是后者则具体视情况而定。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能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找到远离文明社会的一块原始的绿荫呢？于是即使思特里克兰德在历经苦难之后能幸运地在那原始的风尚中摆脱家庭的有形枷锁，而一旦作为一个文明人重新出现在文明社会的记忆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就不会让他安宁。与他的同类一样，他归根结底得承担家庭，承担他从被抛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就得背负起的外在的既定前提，正如人不能进入真空去追求自由一样。
那在纯粹的被动中散发着原始的单一气息的爱塔，不是我。
在塔希提岛，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家庭、爱情的思特里克兰德找到了他宁静的归宿——爱塔。或者换句话说，思特里克兰德那骚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在爱塔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憩息的躯壳。
思特里克兰德曾那样地渴望洁净，渴望一种灵魂把肉体甩脱掉的感觉、一种精神脱离形体的感觉。在那一刹那，他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美，“美”在想象中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抚摸得到的实体。但他却不得不拖着满脚的污泥，甚至常常不得不全身躺在烂泥塘里翻滚——他能躲避家庭、爱情，无论是名义上的，或是事实上的，却不能躲避自己肉体的冲动着的欲望。他需要女人。正是这种摆脱不掉的需要才使他对洁净的渴望变得疯狂。
而现在，爱塔站在他的面前。她是从塔希提岛弥漫着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以及椰子树、榕树、火焰花、鳄梨花香的醉人的神奇诱惑中走出来的。她是女人。但更是有形的原始的氛围，是一片野性的稚拙的大自然，那样地牵动着他童年的梦想。
在这环境里，精神和肉体是浑然一体的，呈现着宇宙未分的原初的混沌。既然一草一木都忽闪着灵性的光辉，人的美的形体怎么会不空灵而透明呢？
思特里克兰德不再感受到精神和肉体分裂的痛苦。仿佛他已回到大自然的隐秘里，被这隐秘所震慑，他的整个精神和肉体都驱使他做一件事，就是不停地画画，把这孕育着无法预知的未来的隐秘表达出来。
爱塔不是模特儿，如果勃朗什曾是的话。
爱塔是引导他走进这大自然隐秘的本然的象征。
即或他终身做着一个单纯而原始的童稚和野朴的梦；即或他曾像一个长途跋涉的香客，寻找着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庙宇，却始终怀着不渝的信念；当他骤然踏上这块蛮荒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时，惊喜若狂的他，依然不能完全丢掉四五十年历史给他的文明的眼光。因为他可以跨出空间的界限，从一个空间飘洋过海到另一个空间，却不能把漫长的时间一笔勾销。他需要真正进入这块土地。爱塔，这倾慕文化的土著女人正站在入口处。似乎唯有她引导，他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去。
他几乎是不停地画。画爱塔，画他们的儿子，画那毫无牵挂地到他们那儿落户的小伙子，画那满脸皱纹、皮包骨头的老太婆和她的孙女，画所有这些人组成的神圣家庭，画环绕着这家庭的生得密密匝匝、开着绚烂花朵的巴豆和那结满金黄果实的椰子林，画芒果树，画那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草木……直到把住房画成壁画——活着，伴随他；死了，也随之而去——从此一个追求着的梦想被永恒地涂抹在了生存和死亡的背景上。在每一个逝去的瞬间，它逼视着你飘忽而来，又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遁入你的心底。那是宇宙初创时的图景，是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的大自然本身，是无限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一句话，是一个浸透着痛苦意识的“自我”把握到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
与其说爱塔是女人，不如说她是被创造着的艺术，她因思特里克兰德想象的注入而被高扬。但爱塔毕竟是女人。在这里，女人和艺术惊人地合而为一其实是一种稀有的现象：这女人附着于南太平洋的原始孤岛；这艺术从一开始就包孕在一个“原始性”的追求里，注定了，只能在那块土地上成形、结胎。于是命运牵引着思特里克兰德，从伦敦到巴黎、马赛，然后向东，迎着水天苍茫一色的荒凉大海，一直驶入一片辉耀着原始单纯的炫目色彩之中。
爱塔是一个女人，一个尚未真正被文明侵蚀的女人。和男人结合在一起在她几乎是一件完全自然的事。她给思特里克兰德干活、做饭、养孩子，虽然谈不上任何理解，却可以不厌其烦地看他画画，为他购买绘画用品。她从不打扰他，却为他做了他要求于她的一切。
在思特里克兰德看来，从此精神不再为肉欲所累，也用不着再担心身体在烂泥塘里翻滚。比起巴黎那些粗野、低贱、俗不可耐的女人，那些性感毕露、卖弄风情的、畜类般的女人，爱塔那半裸的褐色身体在人与人的单一关系中，是洁净的；而比起阿美那一类工于心计的女人，她的无知又是那样的单纯——虽然这无意识的洁净和单纯是如此脆弱，一旦离开它的尚未被污染的土壤，很快就会被巨大的文明所吞蚀而沾满世俗的污秽。
作为男人和女人，他们或许是吻合的。
在神话的笼罩下，不意识的个体存在，在那一个瞬间从无选择中产生了朦胧的选择，从此有了吻合的感觉。吻合造成冲突，造成对抗，造成在对象的结合中的我和你——男人和女人的意识。
在思特里克兰德面前，爱塔是一个纯粹被动的给予者——一个是主动地要，一个是被动地给，这被动地给也是一种需要，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原始的、在冲突和对抗中吻合的关系，赤裸裸的、没有掺杂任何观念意识却孕育着复杂的心理差异的关系。
在文明的发展史上，无论男女的两性关系怎么变化，只要不是社会物化了的，就一定深藏着这原始结合形式的种子。文化气质的渗透，不是它的萎缩，不是背离原始性的单纯的社会化趋向的发展，而是一种转化着的现时历史的生命时间的注入。
在生命感觉的全面吻合中——
男人说：你整个是为我的精神而存在，你是我的精神的载体，精神可以自由地出入，融合，或抽身而去。
于是女人无言地迎上，连同精神一起升腾。
那展示着女人特有心理时空感觉所带来的迷人悲剧性的勃朗什，不是我。
思特里克兰德离开伦敦，离开和他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生了两个孩子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时，是平静的、坦然的；而当他被陌生感驱使，流落辗转，历经艰辛，终于寻到了塔希提岛，寻到了爱塔之后，一种真正深刻的宁静感，几乎是像原始丛林幽深的静谧悄无声息地升腾、弥漫，直到整个笼罩住了他的永不安宁的魂灵。前者是出于对传统文明和社会规范无需用强烈情感表达的蔑视，后者则源于对艺术追求的神圣的、近乎宗教情绪的执着，他自信而自持，习惯地以沉默、以嘲讽或虔诚的笑容来补充他简短的话语。但有一次，他却失去了这种惯有的自信和自持。那就是他和勃朗什邂逅、分手，勃朗什饮草酸自杀以后，他给作者“我”讲这件事，讲他为什么要招惹勃朗什·施特略夫……他的语气竟奇特地表示出他当时强烈的欲望，这欲望似乎使他惊惶不安，甚至可以说非常恐怖。他迫不及待地用他的惊叹的语调、他的面部表情、他的手势，将一些平凡、陈腐的词句串联起来，为自己作各种辩解。他毫不在意地自顾自地说，以致作者惊叹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么多的话：
为什么我要内疚？施特略夫为我服务，那是为了满足他心灵的需要。勃朗什离开他，是因为女人可以原谅男人对她的伤害，却永远不能原谅男人对她作出的牺牲，她不能忍受比自己更弱的男人的恩赐。勃朗什讨厌我，害怕我，因为她需要我。她不仅需要我强有力的身体，也需要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冒险。这种冒险是从她的软弱和依赖中产生出来的。她想用爱情来囚禁我，就像藤蔓缠绕着大树一样，让她受尽侮辱的心找到多余的偿还。她要我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而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的东西，对我为之奋斗的精神和理想视之如仇寇，因为那不属于她。这种爱情是一种疾病。我只需要情欲。女人只是我发泄情欲的工具。事情一过，我会感到出奇的纯净、轻盈，仿佛灵魂甩脱了肉体的桎梏，昂首于星汉之际，伸手就可触摸着我日夜追慕的没有任何矫饰的美。可怜的朋友，生命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它远离自己的目的。也不，目的也无非是追求着的梦幻本身。凡是我得到了的，能够得到的，我都不需要或不再需要了。这一切我早就警告过勃朗什。勃朗什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因为她除了爱情就从来没有真实地生活过。
我不知道这辩解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不真实的，也不知道这“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在思特里克兰德感觉的定向伸展中是如何地搅在一起而变成一番振振有词、无懈可击的道理，但我记住了那随着一阵上撞的怒火冲出口的话：“去她妈的，我需要她”；我记住了他其实是像逃脱一个危险一样逃脱勃朗什的惧怕心理。
生活中有这样的一刹那，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偶然相遇，因对方引起恐惧、紧张，但它牵动的复杂心理往往掩盖在各种外在原因之下，甚至这种恐惧、紧张本身就转移成了其他情绪，于是它往往随着这一刹那的过去而过去了，连痕迹都不会留下。
正是这一刹那，整个地改变了勃朗什的命运。
如果不是因为思特里克兰德生了重病，如果不是因为施特略夫崇拜天才而非要把思特里克兰德接到家里不可，这一刹那在勃朗什的记忆里只是对思特里克兰德鄙视自己丈夫的由衷的反感。而此时，这昔日夏尔丹笔下的沉静、温柔的可爱主妇，面对施特略夫的请求一下子愤怒得脸色惨白、浑身颤抖、惊惧不安的样子，透露着内心清晰地浮现出的恐惧、紧张，几乎是要发疯。
她拒绝了施特略夫的请求。施特略夫说：“但是他会死的。”
她回答的声音冷漠而遥远：“让他死去吧。”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死。她却死了。轮到思特里克兰德来表达他的近在咫尺的冷漠了：“勃朗什·施特略夫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难道你（人们）真的那么关心吗？”
思特里克兰德的感觉紧紧地追踪着勃朗什的感觉。在人类细微情感的瞬息万变和体验上，一个天才的男人也是赶不上一个敏感的女人的。他的恐惧、紧张和这恐惧、紧张掩盖着的真实需要，一刹那就在意识筑起的全部防线中消隐得不知去向。
他将他的需要归结为纯粹的情欲。他忘记了，在巴黎是怎么也可以找到一个泄欲的工具的。他不是曾断然拒绝过一个对他倾心相与的年轻妓女吗？
他为了把勃朗什划为他的太太那样的女人而极尽攻击之能事，他怨恨她用整个生命作的奉献，却想都没想到，这种可以视作弱点的完整是他的太太从来不曾有过的：“为了我，世界上任何事情她都愿意做，只有一件事除外：不来打搅我。”
在思特里克兰德一生的经历中，这是一次和女人的真正的对抗。
在纯粹的原始性的肉体关系中，纯粹的自然性差异无所谓对抗。爱塔是一种非纯粹状态的例外。在文明条件下，男女的两性关系被纳入一定的社会规范里得到协调。思特里克兰德和他太太的关系是一种典型、一种普遍形式，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对抗是原始性渗透文化气质的丰富展开，它是肉体和精神在拒斥中的全面吻合，是纯个别性的，只存在于社会化阴影褪去的临界线上。天然地把握这临界线几乎是富有灵性的女人独特的生命表现。
勃朗什曾那样地充满恐惧——因恐惧而恐惧，因说不清的复杂而恐惧。那震慑她的一瞥究竟传递给了她什么？
思特里克兰德那极度削瘦的脸、那皮包骨头却蕴藏着一股无比的力量的身体、那大而有力的双手，决不仅仅给人性感。勃朗什的恐惧也不单是和性相联系，仿佛汽成为水滴凝结在一点上，包含着性又不只是性；带着很多的东西——不仅带着经历、身世，而且带着当下感觉的全部丰富性。
思特里克兰德真的不懂得这一点么？有时候促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合的，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的力量。除了服饰、相貌、金钱、地位这所有外在的、显然可置换的条件可以忽略之外，甚至思想、意志、能力和心智、情感、理解这所有内在的素质也都退隐到背景上，什么理由都成为多余。它就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在现在、此时、当下的直观的默契，这就是命运，是冥冥中操纵着我们的力量。
勃朗什曾是怎样地用歇斯底里的疯狂来拒绝这命运。因为需要，也因为这现在、此时、当下的经验的事实超出了她一生的理解。那一生是苦难的，那苦难曾使她直面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给了她超出一般女人的明晰的理性、深挚的情感和善于忍耐的能力。那颗因施特略夫的泛滥的怜悯和抚爱而紧缩的心怎么能在瞬息的感受中一下子勃发出这样的冲动？而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她就不得不走下去，从精神、肉体混纯不分的感觉一直走向高深莫测的精神世界，去经历一次灵魂的生死冒险。
勃朗什是凝聚起整个生命去爱的。或者换句话说，她的整个的生命时间和生存空间都投注在了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爱中。爱因封闭而完满，这几乎是女人特有的心理时空感觉。不属于爱的时间是不存在的，不属于爱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心理时间成为生命的唯一的绝对的尺度，使日常的、沉沦的生活透射着内在的空灵，使瞬间在社会意识的淡化中成为精神性的存在。这种女人的骚动不安，一方面是内聚的、被动的，一方面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迅速更迭的心理闪念中，蕴含着巨大的破坏性。这是女人心中爱和恨、生和死两极相逢的情结，是女人的、深藏着大自然奥秘的惊心动魄的真实。
没有这真实，男人的真实总是被阉割了的。但是多少男人敢于整个地唤起这真实从而在灵魂的生死冒险中去追逐人的完整？
思特里克兰德是不需要这完整的。他早已把他的生命时间一次性地支付给了追求“原始性”的艺术，支付给了那人性中燃烧着、蔓延着的天才的表现力——“用单纯的色彩、光和影的神秘暗示奏出魔术式的音乐，去攫取人的心灵的深层战栗”。是的，这本身已经是近乎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了。因了这，他牺牲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女人——那命中注定了可能给他揭示人的真谛的另一半。他甚至没有时间去体味和她分离时所感受到的艰难的内在撕扯，那分明是一种连带着精神性东西的血肉模糊的断裂。他也没有来得及去比较这生离死别留给他的瑟瑟发抖的感觉和几年前断然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轻松有何等的不同。
但勃朗什并没有像泪珠儿一样地消失。天才又怎么样呢？如果人的历史不仅仅是天才超越的历史，如果时间的地平线终归只能从平凡的生活现实中升起，那么勃朗什用她的震慑理性的毁灭留下的，就不单纯是一个有如大自然般粗野的、自生自灭的奥秘，而且也是人的哲学的活生生的反思对象。这是勃朗什的完整得令人心碎的美所拥有的悲剧性本质。
那无数作为爱和美的化身而存在的女人，不是我。
多少世纪了，将女人看作爱和美的化身是对女人的最大的尊重。这几乎是文明炫耀着的果实。
你们是对的：
是有思特里克兰德这一类艺术家，他们可以撇开爱的中介，把性欲和美感截然分开，直接触摸美，实现性本能向美的升华，他们不需要设置一个爱的对象，更不会把她作为审美对象来观照，他们的审美对象是他们自己天才创造的；
也是有不同于思特里克兰德的另一类艺术家，非有爱的对象不能萌发创造的冲动，善于把爱的对象和自己内心对美的追求混为一体，使性本能直接诉诸爱的形式，使自身和对象同时升华为美，爱这个中间环节似乎成了目的本身，爱就是美。
如果说前一类艺术家往往沉溺于原始性的冲动的话，那么后一类艺术家则容易醉心于文化的熏陶，在浪漫主义的升华中落入理性的矫饰。在前者，女人是纯粹的性的对象；在后者，女人不过是一个追求美的抽象手段。因而无论在前者还是后者那里，也都是没有爱情的地位的。把它高扬为目的，不过是使它成为艺术的心造的幻影，戴着爱情光环的勃朗什早已在卓越的鉴赏家施特略夫那里体验过了。
女人不是追求美的抽象手段。艺术家，甚至政治家、实业家们从事事业，这事业不是干枯的根茎，因而期望花蕾的点缀与装扮，使它具有丰富的意义和驱动得本能的欲望。这时那些秉赋极高的女人就担负着如此调剂的重任，即选择他们或被他们选择。这尊重也是需要，男人对爱和美的需要和女人对作为爱和美的化身的需要。然而人们怎能不看到：只有唯一的，才是普遍的，相反那普遍的选择也普遍地消失着。
爱情不是目的。如你们所感受，人是有心理上的厌倦，心力的疲惫，生理感觉上的迟钝、麻木，但并不是只有使它成为艺术作品它才能作为瞬间凝聚成永恒的一点。舍弃爱的目的性，而只求爱自身，这爱便是一个中介过程，一种持久的想象力方式。它使精神、肉体在混沌感觉中全面吻合的瞬息成为当下、常驻，使爱成为日常生活的平凡的美。
爱情的悲剧性的形而上学本质在于，男人和女人具有本体上的差异却又必须在向对方的转化中才能实现自身，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感觉要在重叠的生命时间中去创造同一个生存空间。
有无数次，我在我的想象中达到一种单纯的境界，一切外在的障碍都拆除了，我直面我的目的，却突然发现它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这个时候，我真想颓然地倒下，倒在湿润的土地上，永远不再站起来。勃朗什的绝望如此真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被医生抢救过来的她安安静静地仰面躺在病床上，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却不停地任眼泪从脸上往下淌，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凝视着半空，好像在望着死神的降临……但我没有倒下。
我寻求理解。这理解不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理智的交流。它就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方式。它带动着我的意识和我的原始活力中的全部无意识成分去追逐新的生命，在每一个瞬间，我都不再是我，但也不只是我的“你”，甚至也不只是“我——你”。我的理解在哪儿呢？
在以爱为前提的结合中，男人和女人以相爱为生命，但爱并不满足爱的直接形式，而是要把生命的全部社会内容，都纳入爱的直接性中；或者将爱的直接形式铺陈扩展到生命的全部社会内容上，在其中直观我的爱本身。但是，生命的社会形式毕竟已不再是爱情本身了，而是爱的牺牲或转化。如果爱没有这种悲剧精神而仍然执着于爱的直接现实性，则必然导致爱的悖论：爱不扩展为生命的社会形式是爱的狭隘，爱扩展为生命的社会形式，要么是爱的牺牲，要么是爱的消失，仍然是狭隘导致死亡。问题在于这爱不懂得自身的转化既是自己的牺牲又是自己的实现。
勃朗什不懂。她一旦爱上，她的女人的自然气质——情感、灵性，就使她整个儿地沉入了独特的生命感觉，将生命艺术化，构成生活本身，因为爱原本就是生活的艺术。她是自在的。在这种自在中，她被动地、内聚地固守着自己的个别性，固守着自己爱的直接形式上的纯洁、完整。
但思特里克兰德懂吗？他本来就无所谓执着于爱的现实性。他的生动的外展的天性那样自然地向整个世界渗透。他追求艺术。这艺术无论其本身是如何地特殊，如何地在对“原始性”的追求中无意识地表现着男人和女人原始未分的混沌，却被赋予一种使命而成为普遍性的。艺术变成事业，变成生命铺陈扩展开去的社会内容，而与爱对立，成为对爱的单纯利用。
理解就这样地被堵塞于一个分裂的事实。正是这分裂，改变着人的生存状况，使“转化”几乎成为彼岸的想象。
我曾沉迷于一个表达，还在沉迷着：女人是男人净化的力量又是男人罪恶的渊薮；女人作为本然的象征在引导着男人又期待着男人的高扬而成为神圣的——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纠缠着的命运。
这是爱情向超出爱情的更高东西转化的更具体化的表达，带着男人和女人的原始性关系的展开了的丰富。如果强调转化侧重于目的，强调男人和女人纠缠着的命运却侧重于包孕着目的的生命过程本身。因而在生活中，它以一种特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逼视着渴求生命完整的男人和女人。只有拥有完整的生命，爱情向事业的转化才具有现时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是不乏事业的。或许应反过来说，正是事业组成了这个世界。这世界无非是科学、技术、制度等等，是男人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
男人原本就是一种力，追求确定，“给不确定者以确定”；追求创造的结果，在结果上印证自己的力量。
事业当作哲学范畴来看，就是展示的结果。它天然地带着男性的气质，带着男人向外拓展的时空感觉。女人从事事业却是一种文明现象。因而没有这种展示是女性的狭隘，局限这种展示又必然带着男性的矫饰。因为肯定向事业的转化，并不是把事业当作目的来追求，而是对创造本身的追求。如果把结果当作目的来追求，局限在有限的结果上，变成文明累积的果实，则会失去创造，失去运动，失去生殖力。
女人就是直接的生殖力。
女人不是单纯的自然性、物质。毋宁说，女人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一种虚无化的力量。她的气质天然是诗化的。她对世界的灵性的、情感的把握隐含着一种拒斥，同时又渗透着一种理解。她本然地要在男人建立的巨大世界面前显示出它的虚无并重返大地。因而那在世界的硬结中理解着、化有于无的女人，才真正是回复到女人的自然性。
在这里，消逝即女性力量的表现、生殖本身的表现。这生殖是再生殖，即不终止于结果而回复生殖即创造本身。
敢于否定自己的结果，是男人对女人的领悟和女人对男人的渗透，它是更男性的，或是更女性的，总之是人的完整性的表现。
没有这种否定，男人和女人不可能创造同一个生存空间。在肢解了的生命里，男性无生殖力，女性同样也失去生殖力，失去女人的自然性。所以按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来，人们，特别是男人们那样物化自己的本能，并在这种物化上拼命维持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是男人性无能的恐慌症，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所依据的理性必须消解于诗化中，这个世界才能重返大地而恢复自己的自然性。
爱塔过去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过去了，勃朗什过去了，那无数作为爱和美的化身而存在的女人过去了……我在我的沉沦的现实中期待着，我“应该是”的记忆已那么遥远。
我依然不知道我是什么，能是什么，但我的命运已默许我无限的可能性。
当人们如此沉溺在理性的狂欢中时，夜已升起。曙光也会升起的。我在夜中祈祷：即使我什么也不是，也要用这什么也不是的拒斥显示于理性的世界。
愿大地重光。
1986年9月
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
——易卜生：《玩偶之家》
你以为我会惧怕这些新得势的神，会向他们屈服吗？我才不怕呢，绝对不怕。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女人理应如此吗？
两年来我被一个问题折磨着：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在关于《月亮和六便士》其实是关于“爱——个性——天才”的讨论中，不能没有一个女人的感觉与思索。
在纯粹的男人角度里，即使是最独特的见解，也往往笼罩着社会规定意识的阴影。它沉迷于美妙升华的瞬间，却把日常的、沉沦的现实变成空无。
于是女人消失着，成为追求美的抽象手段。
于是男人拥有的永远只是爱的单相思。
人们怎么会对这阴影视而不见？它遮蔽着人的生存基础的断裂这一可怕的真实。
我恐惧，迷惘。
我被我的恐惧和迷惘紧逼着站在这个问题前，仿佛倾听自己遥远而悠长的回声。
时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终于发现，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能是什么。我的整个心智、情感都在这绝望面前如腾空而下的飞瀑一样溅成一片雾状的泡沫，在五彩的霓虹中，弥散。
我真想沉默。
但我面前，站着你们；我的身旁，无数的女人已经走过或正在走过；而我的背后，是有如我的命运一样鼓动着翅膀的想象，它抚慰或抽打我，驱逐我无目的地走去……
那被层层文明矫饰包裹起来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不是我。
在伦敦的思特里克兰德夫妇的生活，几乎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是一种井然有序的幸福。在这种幸福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样自如而志得意满地编织着自己平庸的幻象：靠请作家、艺术家吃饭而跻身于文学艺术光彩四溢的舞台上。直到有一天，思特里克兰德——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一个克尽职责的丈夫和父亲——突然出走了，她才想起一个从不曾想过的问题：以后怎么活下去？她已习惯了靠男人生活，正如从小靠父母生活一样。而用爱情这浪漫的字眼将依赖性和实用性装饰起来，对于她这样一类女人几乎是一种社会化的本能。甚至当她向别人诉说自己被抛弃的不幸时，人们也很难分清她的眼泪有多少是在涌流着爱，有多少是在挥洒对利益损失的考虑和怕别人议论的虚荣。而正是后者，使她们拥有的那一份情感也被投掷上了一层不真挚的暗影。
思特里克兰德没作任何解释地离开了她，如同随手脱下一件不合身的外衣。对于作者的责问，他的平静的回答要多坦然就有多坦然：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为什么阿美不重新嫁人呢？她年纪并不老，也还有吸引人的地方。我还可以推荐一下：她是个贤妻。如果她想同我离婚，我完全可以制造她需要的借口。
就像童年当画家的梦想，一旦在一个包孕着的闪念中出现，就不能不冲破一切束缚地成为现实一样，孩子般直白的真理，在这里是丝毫也不为老于世故的道德观念所约束的。
但阿美，你能真挚地直面这坦诚吗？即或是你的宽容，你到老以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自居的矜持，都如同你那闪亮在客厅里的可爱笑容一样，终归也只是在一片紧跟风尚的光怪陆离的颜色中炫耀着一个文明人的教养罢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至死也不懂什么是真实。她很快淡忘了她曾不得不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艰难日子。她比那些喧嚣着被夸大了的苦难的女人更彻底的地方在于：不仅相信依赖男人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虔诚地认为只有依靠别人养活自己才是规矩的行为。于是自我欺瞒招之即来，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那样轻而易举地在记忆的显示板上被抹去了。她轻松地对她当年经历的见证人作者“我”说：“当年我开那家打字所主要也是为了觉得好玩，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她不厌其烦地向来访者介绍思特里克兰德的情况，用极其温柔的语气，“尽管她没有说一句不真实的话，却充分暗示了她同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从来没有任何嫌隙”。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伟大天才的未亡人，这该是一种义务吧。”
但这是何等惊人的恣意剥夺死人宁静的义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唯一武器是那个曾把她和思特里克兰德公开联系在一起的家庭。
人世间是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对方不是唯一的，只是某种外在原因造成的结果。这外在原因是强制性的，或是政治、宗教、金钱、地位，或是本能的一时冲动，甚或就是一种放弃。在这种组合中，人们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共同的生活可能培植出一定的、不同程度的情感，但绝不是爱的情感。人们默认着这种命运，过去不曾、将来也不准备企求更多的东西。这是家庭和爱情分裂的单一状态。
还有这样的结合，一个男人和女人相爱，将爱构成生命，构成美、快乐和幸福。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但还不够，情感还要求把这自在自为的世界扩大到所有的社会面上，在这所有的社会面上都只看到你和我的影子。于是爱情变成社会化的形态，被家庭规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结合方式，一种扩大了的、稳固的结合方式。但正是这种扩散性的状况，打破了核心的自在状态，使家庭成为爱情自设的陷阱。
无论在第一种情况还是在第二种情况，或者是在两种情况交织的更为复杂的情况中，“家庭”都往往成为悖论：
一方面是由内向外的扩展，
一方面是自外而内的侵蚀；
一方面是在扩展中巩固，
一方面是在巩固中毒化、窒息。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最典型的侵蚀形式。
她在社会上并不需要丈夫的影子，她需要的就是社会喧嚣的声名。她的肆无忌惮说明她从未担心情感在由内向外的扩展中被毒化，因为本来就无所谓爱的前提。
思特里克兰德的出走正是把对象连同家庭当作社会一样地抛弃。没有任何内在的牵扯，他因而平静、坦然。但这只是单方面对于思特里克兰德来说才是这样。
对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来说，青春、红颜、肉体作为自然性差异是一笔“一次性”交付的、永久的定金，从此再用不着付任何代价。因为它们即使不能一劳永逸地拴住一个男人的心，那崇尚文明的社会也会逼着这个男人作无限期的偿还。于是无论思特里克兰德能有幸躲避得怎样彻底，从巴黎一直躲到塔希提岛，他也没有能够斩断那无形的联系。作为社会化的存在，家庭原本就是文明矫饰在隐蔽中敞开的结果。它可能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同时也使女人逃避面临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飘浮在生活的表层。既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从未准备直面一个人的真实存在，那她当然会用整个虚荣鼓动它的幡旗，或换取廉价的同情，或赢得无价的荣耀，是前者还是后者则具体视情况而定。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能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找到远离文明社会的一块原始的绿荫呢？于是即使思特里克兰德在历经苦难之后能幸运地在那原始的风尚中摆脱家庭的有形枷锁，而一旦作为一个文明人重新出现在文明社会的记忆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就不会让他安宁。与他的同类一样，他归根结底得承担家庭，承担他从被抛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就得背负起的外在的既定前提，正如人不能进入真空去追求自由一样。
那在纯粹的被动中散发着原始的单一气息的爱塔，不是我。
在塔希提岛，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家庭、爱情的思特里克兰德找到了他宁静的归宿——爱塔。或者换句话说，思特里克兰德那骚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在爱塔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憩息的躯壳。
思特里克兰德曾那样地渴望洁净，渴望一种灵魂把肉体甩脱掉的感觉、一种精神脱离形体的感觉。在那一刹那，他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美，“美”在想象中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抚摸得到的实体。但他却不得不拖着满脚的污泥，甚至常常不得不全身躺在烂泥塘里翻滚——他能躲避家庭、爱情，无论是名义上的，或是事实上的，却不能躲避自己肉体的冲动着的欲望。他需要女人。正是这种摆脱不掉的需要才使他对洁净的渴望变得疯狂。
而现在，爱塔站在他的面前。她是从塔希提岛弥漫着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以及椰子树、榕树、火焰花、鳄梨花香的醉人的神奇诱惑中走出来的。她是女人。但更是有形的原始的氛围，是一片野性的稚拙的大自然，那样地牵动着他童年的梦想。
在这环境里，精神和肉体是浑然一体的，呈现着宇宙未分的原初的混沌。既然一草一木都忽闪着灵性的光辉，人的美的形体怎么会不空灵而透明呢？
思特里克兰德不再感受到精神和肉体分裂的痛苦。仿佛他已回到大自然的隐秘里，被这隐秘所震慑，他的整个精神和肉体都驱使他做一件事，就是不停地画画，把这孕育着无法预知的未来的隐秘表达出来。
爱塔不是模特儿，如果勃朗什曾是的话。
爱塔是引导他走进这大自然隐秘的本然的象征。
即或他终身做着一个单纯而原始的童稚和野朴的梦；即或他曾像一个长途跋涉的香客，寻找着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庙宇，却始终怀着不渝的信念；当他骤然踏上这块蛮荒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时，惊喜若狂的他，依然不能完全丢掉四五十年历史给他的文明的眼光。因为他可以跨出空间的界限，从一个空间飘洋过海到另一个空间，却不能把漫长的时间一笔勾销。他需要真正进入这块土地。爱塔，这倾慕文化的土著女人正站在入口处。似乎唯有她引导，他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去。
他几乎是不停地画。画爱塔，画他们的儿子，画那毫无牵挂地到他们那儿落户的小伙子，画那满脸皱纹、皮包骨头的老太婆和她的孙女，画所有这些人组成的神圣家庭，画环绕着这家庭的生得密密匝匝、开着绚烂花朵的巴豆和那结满金黄果实的椰子林，画芒果树，画那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草木……直到把住房画成壁画——活着，伴随他；死了，也随之而去——从此一个追求着的梦想被永恒地涂抹在了生存和死亡的背景上。在每一个逝去的瞬间，它逼视着你飘忽而来，又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遁入你的心底。那是宇宙初创时的图景，是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的大自然本身，是无限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一句话，是一个浸透着痛苦意识的“自我”把握到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
与其说爱塔是女人，不如说她是被创造着的艺术，她因思特里克兰德想象的注入而被高扬。但爱塔毕竟是女人。在这里，女人和艺术惊人地合而为一其实是一种稀有的现象：这女人附着于南太平洋的原始孤岛；这艺术从一开始就包孕在一个“原始性”的追求里，注定了，只能在那块土地上成形、结胎。于是命运牵引着思特里克兰德，从伦敦到巴黎、马赛，然后向东，迎着水天苍茫一色的荒凉大海，一直驶入一片辉耀着原始单纯的炫目色彩之中。
爱塔是一个女人，一个尚未真正被文明侵蚀的女人。和男人结合在一起在她几乎是一件完全自然的事。她给思特里克兰德干活、做饭、养孩子，虽然谈不上任何理解，却可以不厌其烦地看他画画，为他购买绘画用品。她从不打扰他，却为他做了他要求于她的一切。
在思特里克兰德看来，从此精神不再为肉欲所累，也用不着再担心身体在烂泥塘里翻滚。比起巴黎那些粗野、低贱、俗不可耐的女人，那些性感毕露、卖弄风情的、畜类般的女人，爱塔那半裸的褐色身体在人与人的单一关系中，是洁净的；而比起阿美那一类工于心计的女人，她的无知又是那样的单纯——虽然这无意识的洁净和单纯是如此脆弱，一旦离开它的尚未被污染的土壤，很快就会被巨大的文明所吞蚀而沾满世俗的污秽。
作为男人和女人，他们或许是吻合的。
在神话的笼罩下，不意识的个体存在，在那一个瞬间从无选择中产生了朦胧的选择，从此有了吻合的感觉。吻合造成冲突，造成对抗，造成在对象的结合中的我和你——男人和女人的意识。
在思特里克兰德面前，爱塔是一个纯粹被动的给予者——一个是主动地要，一个是被动地给，这被动地给也是一种需要，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原始的、在冲突和对抗中吻合的关系，赤裸裸的、没有掺杂任何观念意识却孕育着复杂的心理差异的关系。
在文明的发展史上，无论男女的两性关系怎么变化，只要不是社会物化了的，就一定深藏着这原始结合形式的种子。文化气质的渗透，不是它的萎缩，不是背离原始性的单纯的社会化趋向的发展，而是一种转化着的现时历史的生命时间的注入。
在生命感觉的全面吻合中——
男人说：你整个是为我的精神而存在，你是我的精神的载体，精神可以自由地出入，融合，或抽身而去。
于是女人无言地迎上，连同精神一起升腾。
那展示着女人特有心理时空感觉所带来的迷人悲剧性的勃朗什，不是我。
思特里克兰德离开伦敦，离开和他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生了两个孩子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时，是平静的、坦然的；而当他被陌生感驱使，流落辗转，历经艰辛，终于寻到了塔希提岛，寻到了爱塔之后，一种真正深刻的宁静感，几乎是像原始丛林幽深的静谧悄无声息地升腾、弥漫，直到整个笼罩住了他的永不安宁的魂灵。前者是出于对传统文明和社会规范无需用强烈情感表达的蔑视，后者则源于对艺术追求的神圣的、近乎宗教情绪的执着，他自信而自持，习惯地以沉默、以嘲讽或虔诚的笑容来补充他简短的话语。但有一次，他却失去了这种惯有的自信和自持。那就是他和勃朗什邂逅、分手，勃朗什饮草酸自杀以后，他给作者“我”讲这件事，讲他为什么要招惹勃朗什·施特略夫……他的语气竟奇特地表示出他当时强烈的欲望，这欲望似乎使他惊惶不安，甚至可以说非常恐怖。他迫不及待地用他的惊叹的语调、他的面部表情、他的手势，将一些平凡、陈腐的词句串联起来，为自己作各种辩解。他毫不在意地自顾自地说，以致作者惊叹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么多的话：
为什么我要内疚？施特略夫为我服务，那是为了满足他心灵的需要。勃朗什离开他，是因为女人可以原谅男人对她的伤害，却永远不能原谅男人对她作出的牺牲，她不能忍受比自己更弱的男人的恩赐。勃朗什讨厌我，害怕我，因为她需要我。她不仅需要我强有力的身体，也需要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冒险。这种冒险是从她的软弱和依赖中产生出来的。她想用爱情来囚禁我，就像藤蔓缠绕着大树一样，让她受尽侮辱的心找到多余的偿还。她要我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而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的东西，对我为之奋斗的精神和理想视之如仇寇，因为那不属于她。这种爱情是一种疾病。我只需要情欲。女人只是我发泄情欲的工具。事情一过，我会感到出奇的纯净、轻盈，仿佛灵魂甩脱了肉体的桎梏，昂首于星汉之际，伸手就可触摸着我日夜追慕的没有任何矫饰的美。可怜的朋友，生命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它远离自己的目的。也不，目的也无非是追求着的梦幻本身。凡是我得到了的，能够得到的，我都不需要或不再需要了。这一切我早就警告过勃朗什。勃朗什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因为她除了爱情就从来没有真实地生活过。
我不知道这辩解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不真实的，也不知道这“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在思特里克兰德感觉的定向伸展中是如何地搅在一起而变成一番振振有词、无懈可击的道理，但我记住了那随着一阵上撞的怒火冲出口的话：“去她妈的，我需要她”；我记住了他其实是像逃脱一个危险一样逃脱勃朗什的惧怕心理。
生活中有这样的一刹那，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偶然相遇，因对方引起恐惧、紧张，但它牵动的复杂心理往往掩盖在各种外在原因之下，甚至这种恐惧、紧张本身就转移成了其他情绪，于是它往往随着这一刹那的过去而过去了，连痕迹都不会留下。
正是这一刹那，整个地改变了勃朗什的命运。
如果不是因为思特里克兰德生了重病，如果不是因为施特略夫崇拜天才而非要把思特里克兰德接到家里不可，这一刹那在勃朗什的记忆里只是对思特里克兰德鄙视自己丈夫的由衷的反感。而此时，这昔日夏尔丹笔下的沉静、温柔的可爱主妇，面对施特略夫的请求一下子愤怒得脸色惨白、浑身颤抖、惊惧不安的样子，透露着内心清晰地浮现出的恐惧、紧张，几乎是要发疯。
她拒绝了施特略夫的请求。施特略夫说：“但是他会死的。”
她回答的声音冷漠而遥远：“让他死去吧。”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死。她却死了。轮到思特里克兰德来表达他的近在咫尺的冷漠了：“勃朗什·施特略夫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难道你（人们）真的那么关心吗？”
思特里克兰德的感觉紧紧地追踪着勃朗什的感觉。在人类细微情感的瞬息万变和体验上，一个天才的男人也是赶不上一个敏感的女人的。他的恐惧、紧张和这恐惧、紧张掩盖着的真实需要，一刹那就在意识筑起的全部防线中消隐得不知去向。
他将他的需要归结为纯粹的情欲。他忘记了，在巴黎是怎么也可以找到一个泄欲的工具的。他不是曾断然拒绝过一个对他倾心相与的年轻妓女吗？
他为了把勃朗什划为他的太太那样的女人而极尽攻击之能事，他怨恨她用整个生命作的奉献，却想都没想到，这种可以视作弱点的完整是他的太太从来不曾有过的：“为了我，世界上任何事情她都愿意做，只有一件事除外：不来打搅我。”
在思特里克兰德一生的经历中，这是一次和女人的真正的对抗。
在纯粹的原始性的肉体关系中，纯粹的自然性差异无所谓对抗。爱塔是一种非纯粹状态的例外。在文明条件下，男女的两性关系被纳入一定的社会规范里得到协调。思特里克兰德和他太太的关系是一种典型、一种普遍形式，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的对抗是原始性渗透文化气质的丰富展开，它是肉体和精神在拒斥中的全面吻合，是纯个别性的，只存在于社会化阴影褪去的临界线上。天然地把握这临界线几乎是富有灵性的女人独特的生命表现。
勃朗什曾那样地充满恐惧——因恐惧而恐惧，因说不清的复杂而恐惧。那震慑她的一瞥究竟传递给了她什么？
思特里克兰德那极度削瘦的脸、那皮包骨头却蕴藏着一股无比的力量的身体、那大而有力的双手，决不仅仅给人性感。勃朗什的恐惧也不单是和性相联系，仿佛汽成为水滴凝结在一点上，包含着性又不只是性；带着很多的东西——不仅带着经历、身世，而且带着当下感觉的全部丰富性。
思特里克兰德真的不懂得这一点么？有时候促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合的，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的力量。除了服饰、相貌、金钱、地位这所有外在的、显然可置换的条件可以忽略之外，甚至思想、意志、能力和心智、情感、理解这所有内在的素质也都退隐到背景上，什么理由都成为多余。它就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在现在、此时、当下的直观的默契，这就是命运，是冥冥中操纵着我们的力量。
勃朗什曾是怎样地用歇斯底里的疯狂来拒绝这命运。因为需要，也因为这现在、此时、当下的经验的事实超出了她一生的理解。那一生是苦难的，那苦难曾使她直面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给了她超出一般女人的明晰的理性、深挚的情感和善于忍耐的能力。那颗因施特略夫的泛滥的怜悯和抚爱而紧缩的心怎么能在瞬息的感受中一下子勃发出这样的冲动？而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她就不得不走下去，从精神、肉体混纯不分的感觉一直走向高深莫测的精神世界，去经历一次灵魂的生死冒险。
勃朗什是凝聚起整个生命去爱的。或者换句话说，她的整个的生命时间和生存空间都投注在了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爱中。爱因封闭而完满，这几乎是女人特有的心理时空感觉。不属于爱的时间是不存在的，不属于爱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心理时间成为生命的唯一的绝对的尺度，使日常的、沉沦的生活透射着内在的空灵，使瞬间在社会意识的淡化中成为精神性的存在。这种女人的骚动不安，一方面是内聚的、被动的，一方面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迅速更迭的心理闪念中，蕴含着巨大的破坏性。这是女人心中爱和恨、生和死两极相逢的情结，是女人的、深藏着大自然奥秘的惊心动魄的真实。
没有这真实，男人的真实总是被阉割了的。但是多少男人敢于整个地唤起这真实从而在灵魂的生死冒险中去追逐人的完整？
思特里克兰德是不需要这完整的。他早已把他的生命时间一次性地支付给了追求“原始性”的艺术，支付给了那人性中燃烧着、蔓延着的天才的表现力——“用单纯的色彩、光和影的神秘暗示奏出魔术式的音乐，去攫取人的心灵的深层战栗”。是的，这本身已经是近乎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了。因了这，他牺牲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女人——那命中注定了可能给他揭示人的真谛的另一半。他甚至没有时间去体味和她分离时所感受到的艰难的内在撕扯，那分明是一种连带着精神性东西的血肉模糊的断裂。他也没有来得及去比较这生离死别留给他的瑟瑟发抖的感觉和几年前断然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轻松有何等的不同。
但勃朗什并没有像泪珠儿一样地消失。天才又怎么样呢？如果人的历史不仅仅是天才超越的历史，如果时间的地平线终归只能从平凡的生活现实中升起，那么勃朗什用她的震慑理性的毁灭留下的，就不单纯是一个有如大自然般粗野的、自生自灭的奥秘，而且也是人的哲学的活生生的反思对象。这是勃朗什的完整得令人心碎的美所拥有的悲剧性本质。
那无数作为爱和美的化身而存在的女人，不是我。
多少世纪了，将女人看作爱和美的化身是对女人的最大的尊重。这几乎是文明炫耀着的果实。
你们是对的：
是有思特里克兰德这一类艺术家，他们可以撇开爱的中介，把性欲和美感截然分开，直接触摸美，实现性本能向美的升华，他们不需要设置一个爱的对象，更不会把她作为审美对象来观照，他们的审美对象是他们自己天才创造的；
也是有不同于思特里克兰德的另一类艺术家，非有爱的对象不能萌发创造的冲动，善于把爱的对象和自己内心对美的追求混为一体，使性本能直接诉诸爱的形式，使自身和对象同时升华为美，爱这个中间环节似乎成了目的本身，爱就是美。
如果说前一类艺术家往往沉溺于原始性的冲动的话，那么后一类艺术家则容易醉心于文化的熏陶，在浪漫主义的升华中落入理性的矫饰。在前者，女人是纯粹的性的对象；在后者，女人不过是一个追求美的抽象手段。因而无论在前者还是后者那里，也都是没有爱情的地位的。把它高扬为目的，不过是使它成为艺术的心造的幻影，戴着爱情光环的勃朗什早已在卓越的鉴赏家施特略夫那里体验过了。
女人不是追求美的抽象手段。艺术家，甚至政治家、实业家们从事事业，这事业不是干枯的根茎，因而期望花蕾的点缀与装扮，使它具有丰富的意义和驱动得本能的欲望。这时那些秉赋极高的女人就担负着如此调剂的重任，即选择他们或被他们选择。这尊重也是需要，男人对爱和美的需要和女人对作为爱和美的化身的需要。然而人们怎能不看到：只有唯一的，才是普遍的，相反那普遍的选择也普遍地消失着。
爱情不是目的。如你们所感受，人是有心理上的厌倦，心力的疲惫，生理感觉上的迟钝、麻木，但并不是只有使它成为艺术作品它才能作为瞬间凝聚成永恒的一点。舍弃爱的目的性，而只求爱自身，这爱便是一个中介过程，一种持久的想象力方式。它使精神、肉体在混沌感觉中全面吻合的瞬息成为当下、常驻，使爱成为日常生活的平凡的美。
爱情的悲剧性的形而上学本质在于，男人和女人具有本体上的差异却又必须在向对方的转化中才能实现自身，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感觉要在重叠的生命时间中去创造同一个生存空间。
有无数次，我在我的想象中达到一种单纯的境界，一切外在的障碍都拆除了，我直面我的目的，却突然发现它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这个时候，我真想颓然地倒下，倒在湿润的土地上，永远不再站起来。勃朗什的绝望如此真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被医生抢救过来的她安安静静地仰面躺在病床上，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却不停地任眼泪从脸上往下淌，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凝视着半空，好像在望着死神的降临……但我没有倒下。
我寻求理解。这理解不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理智的交流。它就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方式。它带动着我的意识和我的原始活力中的全部无意识成分去追逐新的生命，在每一个瞬间，我都不再是我，但也不只是我的“你”，甚至也不只是“我——你”。我的理解在哪儿呢？
在以爱为前提的结合中，男人和女人以相爱为生命，但爱并不满足爱的直接形式，而是要把生命的全部社会内容，都纳入爱的直接性中；或者将爱的直接形式铺陈扩展到生命的全部社会内容上，在其中直观我的爱本身。但是，生命的社会形式毕竟已不再是爱情本身了，而是爱的牺牲或转化。如果爱没有这种悲剧精神而仍然执着于爱的直接现实性，则必然导致爱的悖论：爱不扩展为生命的社会形式是爱的狭隘，爱扩展为生命的社会形式，要么是爱的牺牲，要么是爱的消失，仍然是狭隘导致死亡。问题在于这爱不懂得自身的转化既是自己的牺牲又是自己的实现。
勃朗什不懂。她一旦爱上，她的女人的自然气质——情感、灵性，就使她整个儿地沉入了独特的生命感觉，将生命艺术化，构成生活本身，因为爱原本就是生活的艺术。她是自在的。在这种自在中，她被动地、内聚地固守着自己的个别性，固守着自己爱的直接形式上的纯洁、完整。
但思特里克兰德懂吗？他本来就无所谓执着于爱的现实性。他的生动的外展的天性那样自然地向整个世界渗透。他追求艺术。这艺术无论其本身是如何地特殊，如何地在对“原始性”的追求中无意识地表现着男人和女人原始未分的混沌，却被赋予一种使命而成为普遍性的。艺术变成事业，变成生命铺陈扩展开去的社会内容，而与爱对立，成为对爱的单纯利用。
理解就这样地被堵塞于一个分裂的事实。正是这分裂，改变着人的生存状况，使“转化”几乎成为彼岸的想象。
我曾沉迷于一个表达，还在沉迷着：女人是男人净化的力量又是男人罪恶的渊薮；女人作为本然的象征在引导着男人又期待着男人的高扬而成为神圣的——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纠缠着的命运。
这是爱情向超出爱情的更高东西转化的更具体化的表达，带着男人和女人的原始性关系的展开了的丰富。如果强调转化侧重于目的，强调男人和女人纠缠着的命运却侧重于包孕着目的的生命过程本身。因而在生活中，它以一种特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逼视着渴求生命完整的男人和女人。只有拥有完整的生命，爱情向事业的转化才具有现时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是不乏事业的。或许应反过来说，正是事业组成了这个世界。这世界无非是科学、技术、制度等等，是男人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
男人原本就是一种力，追求确定，“给不确定者以确定”；追求创造的结果，在结果上印证自己的力量。
事业当作哲学范畴来看，就是展示的结果。它天然地带着男性的气质，带着男人向外拓展的时空感觉。女人从事事业却是一种文明现象。因而没有这种展示是女性的狭隘，局限这种展示又必然带着男性的矫饰。因为肯定向事业的转化，并不是把事业当作目的来追求，而是对创造本身的追求。如果把结果当作目的来追求，局限在有限的结果上，变成文明累积的果实，则会失去创造，失去运动，失去生殖力。
女人就是直接的生殖力。
女人不是单纯的自然性、物质。毋宁说，女人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一种虚无化的力量。她的气质天然是诗化的。她对世界的灵性的、情感的把握隐含着一种拒斥，同时又渗透着一种理解。她本然地要在男人建立的巨大世界面前显示出它的虚无并重返大地。因而那在世界的硬结中理解着、化有于无的女人，才真正是回复到女人的自然性。
在这里，消逝即女性力量的表现、生殖本身的表现。这生殖是再生殖，即不终止于结果而回复生殖即创造本身。
敢于否定自己的结果，是男人对女人的领悟和女人对男人的渗透，它是更男性的，或是更女性的，总之是人的完整性的表现。
没有这种否定，男人和女人不可能创造同一个生存空间。在肢解了的生命里，男性无生殖力，女性同样也失去生殖力，失去女人的自然性。所以按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来，人们，特别是男人们那样物化自己的本能，并在这种物化上拼命维持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是男人性无能的恐慌症，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所依据的理性必须消解于诗化中，这个世界才能重返大地而恢复自己的自然性。
爱塔过去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过去了，勃朗什过去了，那无数作为爱和美的化身而存在的女人过去了……我在我的沉沦的现实中期待着，我“应该是”的记忆已那么遥远。
我依然不知道我是什么，能是什么，但我的命运已默许我无限的可能性。
当人们如此沉溺在理性的狂欢中时，夜已升起。曙光也会升起的。我在夜中祈祷：即使我什么也不是，也要用这什么也不是的拒斥显示于理性的世界。
愿大地重光。
1986年9月
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
——易卜生：《玩偶之家》
你以为我会惧怕这些新得势的神，会向他们屈服吗？我才不怕呢，绝对不怕。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