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奇女子萌萌
忆奇女子萌萌
文/邓晓芒
我认识萌萌已有25年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几届的研究生们则成了时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当时我们住同一栋研究生楼的同窗们来往自然频繁，和我经常聚谈的除了同门师兄陈家琪、陈宣良外，还有搞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萧帆、陈自龙。再就是我在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以及辗转相识的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萌萌是萧帆的夫人，和我同一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生。初见萌萌，我惊异于她的美丽高贵的气质，以及她侃侃而谈的风度。那时我们的年龄都是30出头，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单身汉，萧帆和萌萌以及志扬兄等朋友好一阵子忙活，为我物色对象，我戏称为“会诊”，直到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为止。其中尤以萌萌最为热情，她简直就认为帮我介绍女朋友是她责无旁贷的义务，谁叫她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呢！
在后来的日子里，和萌萌的交往使我越来越吃惊，我很快就将她上升为可以倾心恳谈的少数几个对象之一。而由于她的特殊的女性身份，与她的谈话给我带来了其他人所没有的一种境界，一种柔美而深沉的诗的境界。她经常把她的诗给我看，让我当即做出品评，有的是过去写的，有的是刚刚写的。我后来知道，她父亲就是著名的“七月诗人”曾卓先生。通过女儿认识父亲后，我和曾老有过多次接触，参加过曾卓诗歌研讨会并发言，还获曾老赠送诗集。他是我极其敬佩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布满沧桑的脸上透着坚毅，有着复杂坎坷的遭遇和丰富的情感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永远乐观开朗，有一颗童心。萌萌继承了父亲的诗人气质，但显然比她父亲思想更复杂，也完全没有老一辈人所不可避免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和“革命”的情结，她的诗纯美的情调更浓，精神更自由、更开阔。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终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诗人，而是从诗走入了哲学。我读过她的不少文章，印象较深的一篇是关于《培尔·金特》的，另一篇是关于哈姆雷特的（好像是她的硕士论文），其中甚至还有关于黑格尔的美学观的讨论。当时最打动我的是论培尔·金特的那一篇，我觉得那是天下最优美的文章，充满朝霞一般绚丽的情感和思绪，而有关黑格尔的交谈则使我大开了眼界。此前我认为哲学的事业应该“让女人走开”，我认同人们所说的：女人从事哲学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但萌萌打破了我的偏见。她是我见过的唯一既能够漂亮地谈哲学又能够漂亮地做女人的女性。据我的评价，她对黑格尔的把握比很多专门研究过黑格尔的男人还要好。她不害怕抽象的概念分析，但同时她也能够从那些概念底下领会到多彩的生命的内容，而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魅力所在。
整个80年代，湖北省青年美学学会是湖北最活跃的学术团体，其骨干力量就是我们这个中青年群体，后来被称为武汉的“清流”。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好几次学术活动，除了严肃而深入地讨论学术问题以外，我们的会后聚谈是那么的富有情趣。尚扬的笑话使人捧腹，志扬的男低音令人震撼，连我都抛开了一贯的拘谨，独唱了一段我所喜欢的《芒比》。萌萌的节目是《孔雀舞》。但由于羞怯，她总是跳了个开头就完了，理由是“距离太近”，“没有音乐伴奏”。这两个理由都很专业，显然她不是不能跳，她的几个开头的舞姿极为优美，只有受过专门训练才做得出来。但她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舞蹈是需要一定的观赏距离的，只有与观众在一定距离之外，例如在舞台上，又由伴奏营造出一个独立的空间环境，舞者才能进入自己的个人世界，发挥出自己最真实的自我来。不过，我也由此看出萌萌的另一面，就是她实际上像她父亲一样单纯，她的复杂是生活教给她的一层保护色，而在朋友们面前，她如同小女孩一样害羞。
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萌萌在朋友们当中总是显得那么自然和随意，甚至有点疯闹。她毫不掩饰她的乱扔东西的习惯，反正有萧帆在。她一急就喊：“萧帆萧帆萧帆……！”于是萧帆应声而至，问题就迎刃而解。她有一次告诉我，她和萧帆从中学起就谈恋爱，在“文革”中双双挨整，被发配到鄂西山区，分别安插在相距100多里的村子监督劳动，她有时连夜孤身一人走100多里山路去和萧帆会一面，然后又偷偷赶回来。我觉得这真是像小说里的故事，太浪漫了！一个人一生有这样一段浪漫情感，也不枉此生了。令人感佩的是，她的这些受迫害的复杂经历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给人的感觉是精致而优雅，甚至有点“养尊处优”。其实她对农活一点也不陌生，她在十余年的不论是当知青还是受监督的农村劳动中也从来都不甘人后，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做手”。但她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有某种韵律在她心中流淌。一看她走路的姿态，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内心生活的人。当然，如果你要了解她的内心生活，你还必须去读她的书，从《升腾与坠落》（1989）、《人与命运》（1990）、《临界的倾听》（1995）、《断裂的声音》（1996），直到《情绪与语式》（2001）等等。单从这些书名，你已经可以大致感受到她内心世界中那股巨大的情绪，那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够拥有的精神财富。
和朋友们一起到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开学术会议，这是萌萌最高兴的一大乐事。我记得第一次是1985年应黄克剑兄之邀，武汉一行六人到福建去开会和讲学，顺访厦门大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萌萌可能也是第一次，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还在鼓浪屿合了影。后来还一起去过成都四川师大，到过当时在师大的高尔泰家，欣赏了他满墙的油画和国画，已是有名的美术评论家的皮道坚对高尔泰的那幅《钟馗》评价很高。我们参观了都江堰，在青城山合影。还有一次是1989年在陕西师大开会，我们顺便爬了华山，上了华山西峰即最高峰。华山顶上恰好有家琪的一个老同学在管理处工作，除了安排我们在顶上住宿一晚外，居然还发电让我们看上了电视，节目正是胡耀邦逝世的追悼大会。90年代还开过几次会，如南京、杭州和武汉的几次现象学会议，每次都是朋友们的节日。志扬、家琪和萌萌三人大约是1994年离开武汉到海南去的，人称“海南三剑客”。我没有一起去，除了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主要还是一种惰性，不想挪动，只想埋头干自己的活。和他们相比，我也许过早地失去了浪漫情怀。2002年我在武汉主办了一次西方哲学东渐的讨论会，把海南的三位朋友都邀请来了。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我们都谈到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并不是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但一见面就发现我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完全了解，就像每天都在一起交谈一样。
那些年，萌萌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主编《1999独白》，主编“启示与理性”，发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在当代中国最具学术素养的一批学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她以罕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组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外国哲学硕士点的工作，长期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我知道她这样不顾一切地做事是为了什么，她是在完成一项使命，一项历史使命，要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受的苦难和所获得的思想做成一笔前无古人的精神财富，奉献在人类面前。这种心情在她的《情绪与语式》中所讲的一件往事里透露了出来：
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10年的朋友的对话。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跋”）
读到这里，我以为这也是对我的发问。是啊，我们有那么多财富吗？
这取决于我们的思维的勇气和努力，取决于我们思想上的勤奋。那种懒于思想或是不敢直面人生、习惯于以“往事不堪回首”来逃避反思的人，即使历史给了他再多的财富，他也只能将它们带入墓穴。每一代人首先必须清理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才能更深地理解上一代人的遗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所特有的历史使命，没有别人来为你负责，你也不能够或没有资格为其他几代人负责。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凝聚、打造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思想贫乏不是由于历史给我们赠予得太少，而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努力，而我们也不能借用别人的思想使自己富有起来。我感到，萌萌用她短暂的一生所证明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能性，就是历史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任何人的公平性。她证明了她，以及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精神的丰富，并由此为她的父辈即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的存在价值做了最好的证明。正如萌萌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一文中所清楚地指出的：
也许“七月派”诗人的苦难是太深重了。25年的时间的剥夺，几乎就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25年的内心的咀嚼和挣扎，如果不能转化成个人表达的语言，它就纯然是一个时间的空白；而真正的诗人是必须逃脱公共话语的覆盖在未开垦的陌生土地上捕捉自己独特的表达的。
在这样严酷的挑战中，“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的抽象，和因抽象而不可避免的脆弱，才成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中断了时间的连接；而那中断了的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永远填补不了历史的真相了。
真正能用痛苦承担起苦难的，恰恰是活着的自己，就看你用什么语言把自己重新端出来。否则，恐怕别想有人能够用什么方式——包括平反的方式——来补偿那湮没的岁月中湮没的生命。
在受难者死而复活的象征上去伸张个人应有的权利，这或许正是“七月派”留给新一代人的启示。（《情绪与语式》）
对“七月派”的这样一种反思和评价是闻所未闻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儿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父亲的精神和生命获得拯救的，可萌萌做到了。因为当她把父亲的苦难和她自己的苦难合为一体时，她拯救了她自己。
2006年9月21日
文/邓晓芒
我认识萌萌已有25年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几届的研究生们则成了时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当时我们住同一栋研究生楼的同窗们来往自然频繁，和我经常聚谈的除了同门师兄陈家琪、陈宣良外，还有搞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萧帆、陈自龙。再就是我在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以及辗转相识的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萌萌是萧帆的夫人，和我同一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生。初见萌萌，我惊异于她的美丽高贵的气质，以及她侃侃而谈的风度。那时我们的年龄都是30出头，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单身汉，萧帆和萌萌以及志扬兄等朋友好一阵子忙活，为我物色对象，我戏称为“会诊”，直到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为止。其中尤以萌萌最为热情，她简直就认为帮我介绍女朋友是她责无旁贷的义务，谁叫她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呢！
在后来的日子里，和萌萌的交往使我越来越吃惊，我很快就将她上升为可以倾心恳谈的少数几个对象之一。而由于她的特殊的女性身份，与她的谈话给我带来了其他人所没有的一种境界，一种柔美而深沉的诗的境界。她经常把她的诗给我看，让我当即做出品评，有的是过去写的，有的是刚刚写的。我后来知道，她父亲就是著名的“七月诗人”曾卓先生。通过女儿认识父亲后，我和曾老有过多次接触，参加过曾卓诗歌研讨会并发言，还获曾老赠送诗集。他是我极其敬佩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布满沧桑的脸上透着坚毅，有着复杂坎坷的遭遇和丰富的情感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永远乐观开朗，有一颗童心。萌萌继承了父亲的诗人气质，但显然比她父亲思想更复杂，也完全没有老一辈人所不可避免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和“革命”的情结，她的诗纯美的情调更浓，精神更自由、更开阔。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终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诗人，而是从诗走入了哲学。我读过她的不少文章，印象较深的一篇是关于《培尔·金特》的，另一篇是关于哈姆雷特的（好像是她的硕士论文），其中甚至还有关于黑格尔的美学观的讨论。当时最打动我的是论培尔·金特的那一篇，我觉得那是天下最优美的文章，充满朝霞一般绚丽的情感和思绪，而有关黑格尔的交谈则使我大开了眼界。此前我认为哲学的事业应该“让女人走开”，我认同人们所说的：女人从事哲学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但萌萌打破了我的偏见。她是我见过的唯一既能够漂亮地谈哲学又能够漂亮地做女人的女性。据我的评价，她对黑格尔的把握比很多专门研究过黑格尔的男人还要好。她不害怕抽象的概念分析，但同时她也能够从那些概念底下领会到多彩的生命的内容，而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魅力所在。
整个80年代，湖北省青年美学学会是湖北最活跃的学术团体，其骨干力量就是我们这个中青年群体，后来被称为武汉的“清流”。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好几次学术活动，除了严肃而深入地讨论学术问题以外，我们的会后聚谈是那么的富有情趣。尚扬的笑话使人捧腹，志扬的男低音令人震撼，连我都抛开了一贯的拘谨，独唱了一段我所喜欢的《芒比》。萌萌的节目是《孔雀舞》。但由于羞怯，她总是跳了个开头就完了，理由是“距离太近”，“没有音乐伴奏”。这两个理由都很专业，显然她不是不能跳，她的几个开头的舞姿极为优美，只有受过专门训练才做得出来。但她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舞蹈是需要一定的观赏距离的，只有与观众在一定距离之外，例如在舞台上，又由伴奏营造出一个独立的空间环境，舞者才能进入自己的个人世界，发挥出自己最真实的自我来。不过，我也由此看出萌萌的另一面，就是她实际上像她父亲一样单纯，她的复杂是生活教给她的一层保护色，而在朋友们面前，她如同小女孩一样害羞。
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萌萌在朋友们当中总是显得那么自然和随意，甚至有点疯闹。她毫不掩饰她的乱扔东西的习惯，反正有萧帆在。她一急就喊：“萧帆萧帆萧帆……！”于是萧帆应声而至，问题就迎刃而解。她有一次告诉我，她和萧帆从中学起就谈恋爱，在“文革”中双双挨整，被发配到鄂西山区，分别安插在相距100多里的村子监督劳动，她有时连夜孤身一人走100多里山路去和萧帆会一面，然后又偷偷赶回来。我觉得这真是像小说里的故事，太浪漫了！一个人一生有这样一段浪漫情感，也不枉此生了。令人感佩的是，她的这些受迫害的复杂经历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给人的感觉是精致而优雅，甚至有点“养尊处优”。其实她对农活一点也不陌生，她在十余年的不论是当知青还是受监督的农村劳动中也从来都不甘人后，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做手”。但她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有某种韵律在她心中流淌。一看她走路的姿态，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内心生活的人。当然，如果你要了解她的内心生活，你还必须去读她的书，从《升腾与坠落》（1989）、《人与命运》（1990）、《临界的倾听》（1995）、《断裂的声音》（1996），直到《情绪与语式》（2001）等等。单从这些书名，你已经可以大致感受到她内心世界中那股巨大的情绪，那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够拥有的精神财富。
和朋友们一起到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开学术会议，这是萌萌最高兴的一大乐事。我记得第一次是1985年应黄克剑兄之邀，武汉一行六人到福建去开会和讲学，顺访厦门大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萌萌可能也是第一次，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还在鼓浪屿合了影。后来还一起去过成都四川师大，到过当时在师大的高尔泰家，欣赏了他满墙的油画和国画，已是有名的美术评论家的皮道坚对高尔泰的那幅《钟馗》评价很高。我们参观了都江堰，在青城山合影。还有一次是1989年在陕西师大开会，我们顺便爬了华山，上了华山西峰即最高峰。华山顶上恰好有家琪的一个老同学在管理处工作，除了安排我们在顶上住宿一晚外，居然还发电让我们看上了电视，节目正是胡耀邦逝世的追悼大会。90年代还开过几次会，如南京、杭州和武汉的几次现象学会议，每次都是朋友们的节日。志扬、家琪和萌萌三人大约是1994年离开武汉到海南去的，人称“海南三剑客”。我没有一起去，除了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主要还是一种惰性，不想挪动，只想埋头干自己的活。和他们相比，我也许过早地失去了浪漫情怀。2002年我在武汉主办了一次西方哲学东渐的讨论会，把海南的三位朋友都邀请来了。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我们都谈到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并不是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但一见面就发现我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完全了解，就像每天都在一起交谈一样。
那些年，萌萌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主编《1999独白》，主编“启示与理性”，发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在当代中国最具学术素养的一批学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她以罕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组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外国哲学硕士点的工作，长期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我知道她这样不顾一切地做事是为了什么，她是在完成一项使命，一项历史使命，要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受的苦难和所获得的思想做成一笔前无古人的精神财富，奉献在人类面前。这种心情在她的《情绪与语式》中所讲的一件往事里透露了出来：
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10年的朋友的对话。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跋”）
读到这里，我以为这也是对我的发问。是啊，我们有那么多财富吗？
这取决于我们的思维的勇气和努力，取决于我们思想上的勤奋。那种懒于思想或是不敢直面人生、习惯于以“往事不堪回首”来逃避反思的人，即使历史给了他再多的财富，他也只能将它们带入墓穴。每一代人首先必须清理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才能更深地理解上一代人的遗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所特有的历史使命，没有别人来为你负责，你也不能够或没有资格为其他几代人负责。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凝聚、打造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思想贫乏不是由于历史给我们赠予得太少，而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努力，而我们也不能借用别人的思想使自己富有起来。我感到，萌萌用她短暂的一生所证明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能性，就是历史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任何人的公平性。她证明了她，以及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精神的丰富，并由此为她的父辈即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的存在价值做了最好的证明。正如萌萌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一文中所清楚地指出的：
也许“七月派”诗人的苦难是太深重了。25年的时间的剥夺，几乎就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25年的内心的咀嚼和挣扎，如果不能转化成个人表达的语言，它就纯然是一个时间的空白；而真正的诗人是必须逃脱公共话语的覆盖在未开垦的陌生土地上捕捉自己独特的表达的。
在这样严酷的挑战中，“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的抽象，和因抽象而不可避免的脆弱，才成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中断了时间的连接；而那中断了的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永远填补不了历史的真相了。
真正能用痛苦承担起苦难的，恰恰是活着的自己，就看你用什么语言把自己重新端出来。否则，恐怕别想有人能够用什么方式——包括平反的方式——来补偿那湮没的岁月中湮没的生命。
在受难者死而复活的象征上去伸张个人应有的权利，这或许正是“七月派”留给新一代人的启示。（《情绪与语式》）
对“七月派”的这样一种反思和评价是闻所未闻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儿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父亲的精神和生命获得拯救的，可萌萌做到了。因为当她把父亲的苦难和她自己的苦难合为一体时，她拯救了她自己。
2006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