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来自土地深处
    文/刘小枫
    萌萌离去以后,我一直害怕想起她。碰到有朋友要给我看萌萌过去的照片,我总不敢看。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轻的本科生问我一个问题:该怎样理解学问与个人生命热情的关系。这个问题让我在没有任何提示的场合突然想起萌萌。
    我跟萌萌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当时我们都是“文革”后最初的两届硕士研究生,她高我半届,但我们的专业靠得很近,基本上算同行。她在外国文学专业,我在西方美学专业,见面就谈得很对胃口,而且越谈越对胃口……我们都来自土地深处,当然,萌萌在这方面的资历比我深多了,她是“老红军”,我勉强算个“三八式”。总之,我们都感到,有满腹的生命感受需要表达,做学问的方向自然成为特别投合的话题。萌萌熟悉莎士比亚和易卜生,我自以为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相约要尝试文学化的哲学之路:通过解读文学名著来表达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那个时候,志扬是我们的榜样,一文《夜行的驿车》让我们仿效,却怎么也学不像,但我们都很有热情。
    没过多久,强劲而起的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热潮把我们卷走了——在这次热潮中,我和萌萌都改行进入了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决意走出来。那时,我和萌萌相约两件事:第一,结清现象学解释学这笔老账,第二,回到80年代的想法,即以解读古典文学名著的方式表达出自土地的感觉。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但我们这代人的土地感觉的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来自的土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这场革命的确“史无前例”,但就观念而言,很可能并非“史无前例”。对我们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痉挛,我们必须做出反思。这是我们的命相和财富,学问的热情来自于此。问题在于,我们当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现代西方哲学是否能够承载我们的反思?十多年的西方现代学问的问学经历让我们有如经历了另一个“文革”,这一经历并非必须的,但与“文革”一样,是命运让我们经受的。
    萌萌突然离开之前,我们已经在商议具体的计划,怎样以文学的看似如此和必然如此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土地感觉。我害怕想到她,是因为害怕她瞪着大眼睛问我:你答应的事情做得怎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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