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年代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识字”就是理性的起步。《孟子》解释忧患：“君子多忧小人多患”。在孟子看来，常怀千岁之忧是理性人格的应有之义，是各类优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征——他们以字得忧，以字传忧，以语言对世界进行远程认知和远程规划，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来之利，超越个体之利而谋群体之利。
大利者，义也，道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道德的技术前提。这也是欧洲一些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如法国思想家孔德就认为，唯语言与宗教这两件神物可确保道德建设（见《实证哲学教程》）。历史上的豪杰之士均有过人之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忧其民……这一切匹夫之不能为，有赖于语言的支撑，有赖于语言所组成的信念，适时节制个人肉体的欲望，适时禁闭个人生理的本能，使人达到精神高蹈的境界。我们似乎可以说，语言所编织的理性是人生的现实镇痛剂和理想兴奋剂，语言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载体使古今中外的圣者烈士成为了可能，使视苦为乐和视死如归的超人品格成为了可能。
理性主义者可能忽略的是：语言毕竟是一种抽象符号，只能承担一种简化的表达，一开始也就伏下隐患。哪怕是解释一个杯子，也有“开口便错”（禅宗语）的窘境。说“杯子是一种用具”，但用具并不等于杯子；说“用具是物质的”，但物质的并不等于用具；说“物质是有属性的”，但有属性的并不等于物质……在无数个由“是”所联结的阐述中，在思维和言说的远行过程之中，每个环节的简化在悄悄地叠加累积，每个环节都有义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后可能绕出一个严重偏执的逻辑——酿出一幕幕历史悲剧也就不难想象。这还只是语言事故的寻常一种，远不是事故的全部。“宗教”，“民族”，“阶级”，“文明”等等言词，就是在这样的事故中曾经由真理滑入荒谬，成为一些极端化思潮的病灶。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他回顾二十世纪百年风云的著作命名为《极端的年代》，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没有提到的是：极端者，教条之别名也，危害公益的语言疯魔也。最为极端的时代，恰是心智中语言最为富积的时代，是人类教育规模最为膨胀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巧合。
语言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实践有任何须臾的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大范围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觉以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教育机构，也许出于眼界的局限，也许出于行业利益的需要，重知轻行的根本性积弊难除。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还是有的，但更多的情况下，经济学教授没有当过工人也没当过商人，新闻学教授没有做过采访也没有做过编辑，伦理学教授也不一定是个道德楷模，拍马屁讲假话可能很不伦理。这就像自然科学的结论不是从大量试验中产生，或是在大量失败的试验中产生，言之滔滔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即便这些照本宣科是认真的知识传播，但知识从来都是特定实践经验的产物，倘若没有与学生们的实践经验碰上，就不会被激活，学得再多也是用不上的纸上谈兵，充其量是一些半成品，算不得严格意义下的知识。因此，所谓学习是一个把他人的知识重新激活的过程，是每一项知识都须从头开始生长的过程，没法直接照搬，无由抵减实践，而且读书越多就越需要实践的跟进和配套，重新激活知识的负担倒越重。同样可惜的是，在当今很多教育机构那里，“实践”一词变得有些暧昧了，似乎意味着下等人的劳作，是学子们额外的公益性奉献，在很多人看来只是道德的义务而不是专业求知的必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资格的考察只有关学历，而无关专业操作的资历；论文索引只罗列有关文献，而无须标注作者的生活实践背景。教育日益变得以文凭为中心，而文凭总是预订就业机会，是进入社会金字塔上层的高价直通车票，使所有无关应试的活动都越来越受到忽略和挤压。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只是指书本知识的爆炸。时间太不够用了，人的受教育期成倍扩展，就业期从十多岁推迟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有的人从挂着鼻涕进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后，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都淹没在书海里，鲜有机会走出校门。如果是当教授，则整辈子不出校门。即便有一点假日旅游，也远远不足以把空心化的语言转换成活生生的生命体验。
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的说法，关于“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的一系列说法（见毛泽东1964至于968年有关谈话和批语），不幸已被人们淡忘。随着重建等级制成为潮流，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的往事，已成为人们争相诅咒和忘却的一场噩梦——尽管在某些外国人那里还余韵残存——他们或是身处西方发达国家，对高价身份直通车的积弊有切肤之痛；或是身处最不发达的国家，根本无法搭上高价身份直通车。其实，改造教育的理想并非始于毛泽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王阳明语）”等，一直是中国先人的古训；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到民间去”、“教学做合一”、“穷苦和学问是好友”等（见《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论》等），至少也倡导在毛泽东之前。但毛泽东以国家最高权力发动教育革命，导演了世界知识史上风云壮阔的一幕，同时也不幸与领袖和人民的双重神化纠缠在一起，与革命的强迫化、简单化以及冤案迫害等纠缠在一起，代价过于昂贵，很多方面乱得不可收拾。这使任何相关讨论都变得敏感而棘手。这里的问题是，真知与谬见的混杂正是历史中的常态，我们无由对此束手无策。这里的问题还在于，“文革”中的极端政策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结束于言语的冲撞和理念的消长，从最根本上说，是结束于知识群体主流对国情现实真切的感受，对底层人民大众大规模的接近和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毛泽东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说获得了成果，那么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扎稳了根基，打掉了知识界的软骨症和幻视症，矛头首先直指“文革”的人权灾难，从而剥弃了教育革命污秽的外壳。
一个人用一只手打败了自己的另一只手，在失败中获得胜利，在胜利中遭到失败。这种奇怪的结果可能为当局始料不及。
人民与实践是消除极端思潮的良药。在中国当代史上，美式或苏式的体制神话，有关富人或穷人的阶级神话，瓦解于知识群体的汗水、伤口以及晒黑了的一张脸，瓦解于他们心灵中难以磨灭的生活印痕，也就是一场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这种生命底蕴在后来几十年反左或反右的思想冲突中一再隐约可见，深深影响着历史——并且以七十年代后期的抗议浪潮为显现起点。我与大川就是在那个时候到了北京，经过电话联系，经过对方反复盘问，凭着手里一本杂志作为暗号，在北师大门口的一个汽车站与陌生人接头。来人叫徐晓，后来成了北京一个活跃的编辑和散文作家。她领着我们见到了更多热情的陌生人，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在东四张自忠路一个私人住宅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无数的地下社团聚会在那时偷偷举行，油印的诗歌和论文在偷偷散发。我不想记述那个年头更多的人和事，只想说说那时候警察恐怖之下的交流气氛，简直到了一拍即合、一呼百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
朋友中有工人，教师，画家，工农兵学生，无业人员，当然绝大多数都有知青或五七干校学员的经历，但职业和专业的差别根本不构成交流的障碍，不构成利益立场之间的沟壑。朋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托派，有唯美主义者，有谈佛论道者，有什么主义也不信或什么主义也不懂的人，但观念的分歧几乎微不足道，观念的标签下都有相似的感受，都有结束贫困和专制的急迫要求——观念只是抗议的不同方式。
多少年后，当我发现有道理没法同别人说通的时候，发现对话总是搅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当年，对当年几乎全民性的默契深感惊疑。我不是说当年没有分歧，没有激烈甚至固执的辩论，而是说言语之争从来不被人们过分看重。当时真正的观念都写在脸上，一张来自北大荒风吹雨打过的脸，会使你无端地觉得信任；观念也写在眼里，一双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烈日烤灼过的眼睛，会使你无端地觉得可靠；观念也写在手上，一双挖过煤矿的粗硬大手，握一握就是无言的自我立场介绍；观念还会写在衣装上，一条脏兮兮的工装裤，带着车间里的油渍，会成为此人无须提防戒备的有力证明。观念不一定表现为理论，可以表现为一句民间的俗语或粗话，让旁人心领神会，相视一笑，省却很多说理的罗嗦；还可以表现为做饭时哼出的一句知青常听的歌，狭小蜗居里一个从五七干校带回城的粗木箱子，或是墙头一张报纸上铰下来的周恩来画相——主人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不言自明。这一切使大家很容易找到话题，甚至用不着话题就能兴致勃勃并且情意相投。总之，一种相近的生活经验，使人们很容易用面容、眼睛、手掌、衣装等一切具象之物来说话，一种感觉的交融使言语之争即便没有迎刃而解，至少也可明绝暗通。
当时的言语一接上就有电，一接上就温暖。
有人可能并不这么看，可能认为“文革”的结束应归因于西方思潮的舶入，归因于中国人理性的恢复和重建，与荒废教育耽误学业的瞎折腾没什么关系。如果学校一直照常办下来，悲剧可能结束更早，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说未尝不可，而且一度也成为我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忽略了“文革”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灾难：巴尔干半岛，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一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高班生或绩优生，从未停止过西方式的世俗教育或宗教教育，其大批执政精英甚至直接留学于欧美院校，他们所统治的地域眼下却是世界上流血最多的环绕带。连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最初也都以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和亲西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为温床。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西方思潮即便是一笔最伟大的理性财富，如果止于语言复制品的大宗进口，是完全不能保证极端力量绝育的。不久前，我与作家格非一同出行。他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一个高才生班的班主任，说他班上的学生十分了得，刚进大学本科，英语就统统过六级，法语或西班牙语也各有绝招。明明是中文课的作业，有人偏偏写来英文一大叠，累得中文教师又翻字典又打电话求教，汗流浃背，胆颤心惊，一个星期才能批改得下来。讲授外国文学也得千万小心，说不定就有学生在教室里站起来，把法文原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哗啦啦背上一段，证明老师对小说语言风格的判断完全不对。你难以想象这些小毛孩是受的什么教育，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小年纪怎么就掌握了那么多知识。格非还惊讶地说到一件事：开学时他让同学们竞选班长，两个候选人在自我介绍时都自称钢琴达到十级，厉害吧？但第三个走上台去大不以为然，说“钢琴就不要说了，这里谁不会呢？怎么还算得上竞选条件？”
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
就是这一群天之骄子，这一批现代教育最为成功的精品，一批从吃奶的时候就被西方现代文明全方位喂养的当代人杰，有些看法却让格老师迷惑：一崇洋就恨不得马上废掉中国字，一反台独就恨不得明天开战，一谈环保就恨不得对污染企业扔炸弹，一骂“文革”就视父辈统统为白痴，每一种声音都尖锐得高八度，都是精神的易爆品。有一位学生还曾对他说：“老师，文革有那么沉重么？都是你们这些作家虚构出来骗钱的吧？我就佩服毛泽东。说毛泽东整了人，哪个政治家不整人？不整人还玩什么政治呵？”
这位学生一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更是愤愤地宣布：“我看还是要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一批人，把他们关到牛棚里去！”
他对“文革”的满心向往不知从何而来。
“文革”当然是太久远了，完全是历史了。对于这些少年来说，毛泽东就同曹操、曾国蕃、汉武帝、秦始皇一样，不过是些历史人物。而历史是一些可能有趣也可能乏味的文字，一些看也行不看也行的文字，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大疑大破？当清算教育革命的努力，一种关注人民和注重实践的努力，转眼之间被纳入了轻人民和轻实践的流行思想框架，一切信口开河已不足为奇。连法国这个民主自由之乡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奥斯维辛涉嫌虚构，酷吧？绝吧？很法国吧？连美国这个经济超级大国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孔子压根就没有这个人，酷吧？绝吧？很美国吧？为什么中国“文革”的历史就不容所谓后现代式的胡涂乱抹？
细想一下，我对高才生们的看法都无须较真。他们对中国和外国还缺少亲历性的真情实感，即兴态度大多来自书本，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旅行，对与错都不是太重要。哪一天，他们突然有了新的旅行，进入了新的文字幻境，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恐怕也不是一件难事。
我对格非说，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两年前，两位外国朋友邀我与他们同过复活节，一起去看城堡和地中海海岸。海边的亚裔人很少，红男绿女的游客中常冒出几个洋娃娃，楞头楞脑地冲着我发问：你是日本和尚吗？你能表演中国功夫？……那里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海潮说来就来，刚才还只听到天边隐隐的哗哗声，转眼间就有冰凉的海水淹至大腿——我们离开那里只比公告牌规定时间晚了十分钟。我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安排，感谢他们对中国的一片热心。斯特劳教授正在写有关中国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委员会的论文，能历数中国的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地，能流利说出“知青”、“老插”、“三结合”、“四类分子”一类新式成语。“我们今天就是要当知青，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沿着毛泽东的五七道路前进！”他发动汽车后这样宣布。
离开城堡以后，我们的车驶出大公路，沿着海滩颠簸着驶入了一片偏僻乡间。“鸡！你们听，有鸡叫！”斯特劳欣喜若狂，停下车，朝一个废弃的农舍跑去，在那里寻找了好一阵，希望找到鸡的藏身之处。
“牛粪！”莫莉也有伟大的发现，“我闻到牛粪的气味了！太棒了！”
他们发现了一台收割机，上去摆弄了一下，遗憾这家伙太先进了，太不够意思。他们似乎想在这里发现一张木犁，一担粪桶，或者是几双草鞋，配上这蓝天绿地，那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和怀念，才能使今天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模有样，才能够让我这位中国人多一点他乡有故乡的亲切。
我们“插队”一天，用面包屑喂鸡，用矿泉水浇花，躺在干草堆上一边听鸡叫一边遥看蓝天，在海滩上脱得一丝不挂地享受天体日光浴——他们体谅我是个中国老土，不在乎我保留了一条比较下流的裤衩。在一个点着蜡烛的海边乡间饭店里，我们还发现一个来自美国的主妇很像阿庆嫂。美国的贫下中农大娘！是不是？斯特劳模仿她美国式发音，说要到屋后去寻找美国的胡传魁或刁德一，引得我们捂嘴而笑。此时的窗外月上中天，银色的光雾弥漫在这一片海滩，还有远处的山脉，给人一种山脉正在变软的感觉，正在远退的感觉。我们很不像知青地酒醉饭饱杯盘狼藉，很像知青地在烛光里唱了意大利的歌，唱了俄国歌，也唱了中国歌——他们居然会唱《造反有理》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居然会唱《北京的金山上》。他们都是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崇拜者，认为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制度使工人农民成了真正的历史主人，是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大创造。
我感到交谈的困难，不明白他们何以认定劳动人民在“文革”中成了国家的主人，更不明白他们后来主张中国应该解体为十多个国家的大分裂论，与他们对“文革”的热情万丈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能说什么。我们今天是“插队”了，有了鸡叫，有了牛粪味，还有一个美国的阿庆嫂，道具和布景差不多齐全。我们走进这样一个舞台空间就可以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还可以在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地“插队”，在各种关于中国的论文和论文和论文和论文里“插队”，于是就可以在地中海岸度过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美好夜晚？我知道他们志在打破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怀疑他们心存好意，但我无法追随一种纸上的纠错，也无法信任任何对纸上纠错的纸上再纠错。
德国啤酒很爽。因为太爽才使我扫兴。两位朋友太热情，因为太热情才使我悲哀。我真不愿意跟他们来这里上山下乡，不愿意在这个欧洲小酒店里排演过去的岁月，而且说不出什么道理。
地中海的月光很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过，东方的美不光是美，同时也是悲，是痛，是怜。
斯特劳和莫莉不知道我为什么兴奋不起来，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胃不舒服，还没走到住房门前就扶着墙哇哇大吐，把德国啤酒和整个地中海的美丽通通吐成一地污秽。他们说我肯定是受凉了，娇气得不适应插队了。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识字”就是理性的起步。《孟子》解释忧患：“君子多忧小人多患”。在孟子看来，常怀千岁之忧是理性人格的应有之义，是各类优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征——他们以字得忧，以字传忧，以语言对世界进行远程认知和远程规划，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来之利，超越个体之利而谋群体之利。
大利者，义也，道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道德的技术前提。这也是欧洲一些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如法国思想家孔德就认为，唯语言与宗教这两件神物可确保道德建设（见《实证哲学教程》）。历史上的豪杰之士均有过人之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忧其民……这一切匹夫之不能为，有赖于语言的支撑，有赖于语言所组成的信念，适时节制个人肉体的欲望，适时禁闭个人生理的本能，使人达到精神高蹈的境界。我们似乎可以说，语言所编织的理性是人生的现实镇痛剂和理想兴奋剂，语言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载体使古今中外的圣者烈士成为了可能，使视苦为乐和视死如归的超人品格成为了可能。
理性主义者可能忽略的是：语言毕竟是一种抽象符号，只能承担一种简化的表达，一开始也就伏下隐患。哪怕是解释一个杯子，也有“开口便错”（禅宗语）的窘境。说“杯子是一种用具”，但用具并不等于杯子；说“用具是物质的”，但物质的并不等于用具；说“物质是有属性的”，但有属性的并不等于物质……在无数个由“是”所联结的阐述中，在思维和言说的远行过程之中，每个环节的简化在悄悄地叠加累积，每个环节都有义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后可能绕出一个严重偏执的逻辑——酿出一幕幕历史悲剧也就不难想象。这还只是语言事故的寻常一种，远不是事故的全部。“宗教”，“民族”，“阶级”，“文明”等等言词，就是在这样的事故中曾经由真理滑入荒谬，成为一些极端化思潮的病灶。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他回顾二十世纪百年风云的著作命名为《极端的年代》，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没有提到的是：极端者，教条之别名也，危害公益的语言疯魔也。最为极端的时代，恰是心智中语言最为富积的时代，是人类教育规模最为膨胀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巧合。
语言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实践有任何须臾的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大范围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觉以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教育机构，也许出于眼界的局限，也许出于行业利益的需要，重知轻行的根本性积弊难除。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还是有的，但更多的情况下，经济学教授没有当过工人也没当过商人，新闻学教授没有做过采访也没有做过编辑，伦理学教授也不一定是个道德楷模，拍马屁讲假话可能很不伦理。这就像自然科学的结论不是从大量试验中产生，或是在大量失败的试验中产生，言之滔滔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即便这些照本宣科是认真的知识传播，但知识从来都是特定实践经验的产物，倘若没有与学生们的实践经验碰上，就不会被激活，学得再多也是用不上的纸上谈兵，充其量是一些半成品，算不得严格意义下的知识。因此，所谓学习是一个把他人的知识重新激活的过程，是每一项知识都须从头开始生长的过程，没法直接照搬，无由抵减实践，而且读书越多就越需要实践的跟进和配套，重新激活知识的负担倒越重。同样可惜的是，在当今很多教育机构那里，“实践”一词变得有些暧昧了，似乎意味着下等人的劳作，是学子们额外的公益性奉献，在很多人看来只是道德的义务而不是专业求知的必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资格的考察只有关学历，而无关专业操作的资历；论文索引只罗列有关文献，而无须标注作者的生活实践背景。教育日益变得以文凭为中心，而文凭总是预订就业机会，是进入社会金字塔上层的高价直通车票，使所有无关应试的活动都越来越受到忽略和挤压。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只是指书本知识的爆炸。时间太不够用了，人的受教育期成倍扩展，就业期从十多岁推迟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有的人从挂着鼻涕进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后，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都淹没在书海里，鲜有机会走出校门。如果是当教授，则整辈子不出校门。即便有一点假日旅游，也远远不足以把空心化的语言转换成活生生的生命体验。
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的说法，关于“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的一系列说法（见毛泽东1964至于968年有关谈话和批语），不幸已被人们淡忘。随着重建等级制成为潮流，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的往事，已成为人们争相诅咒和忘却的一场噩梦——尽管在某些外国人那里还余韵残存——他们或是身处西方发达国家，对高价身份直通车的积弊有切肤之痛；或是身处最不发达的国家，根本无法搭上高价身份直通车。其实，改造教育的理想并非始于毛泽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王阳明语）”等，一直是中国先人的古训；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到民间去”、“教学做合一”、“穷苦和学问是好友”等（见《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论》等），至少也倡导在毛泽东之前。但毛泽东以国家最高权力发动教育革命，导演了世界知识史上风云壮阔的一幕，同时也不幸与领袖和人民的双重神化纠缠在一起，与革命的强迫化、简单化以及冤案迫害等纠缠在一起，代价过于昂贵，很多方面乱得不可收拾。这使任何相关讨论都变得敏感而棘手。这里的问题是，真知与谬见的混杂正是历史中的常态，我们无由对此束手无策。这里的问题还在于，“文革”中的极端政策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结束于言语的冲撞和理念的消长，从最根本上说，是结束于知识群体主流对国情现实真切的感受，对底层人民大众大规模的接近和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毛泽东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说获得了成果，那么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扎稳了根基，打掉了知识界的软骨症和幻视症，矛头首先直指“文革”的人权灾难，从而剥弃了教育革命污秽的外壳。
一个人用一只手打败了自己的另一只手，在失败中获得胜利，在胜利中遭到失败。这种奇怪的结果可能为当局始料不及。
人民与实践是消除极端思潮的良药。在中国当代史上，美式或苏式的体制神话，有关富人或穷人的阶级神话，瓦解于知识群体的汗水、伤口以及晒黑了的一张脸，瓦解于他们心灵中难以磨灭的生活印痕，也就是一场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这种生命底蕴在后来几十年反左或反右的思想冲突中一再隐约可见，深深影响着历史——并且以七十年代后期的抗议浪潮为显现起点。我与大川就是在那个时候到了北京，经过电话联系，经过对方反复盘问，凭着手里一本杂志作为暗号，在北师大门口的一个汽车站与陌生人接头。来人叫徐晓，后来成了北京一个活跃的编辑和散文作家。她领着我们见到了更多热情的陌生人，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在东四张自忠路一个私人住宅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无数的地下社团聚会在那时偷偷举行，油印的诗歌和论文在偷偷散发。我不想记述那个年头更多的人和事，只想说说那时候警察恐怖之下的交流气氛，简直到了一拍即合、一呼百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
朋友中有工人，教师，画家，工农兵学生，无业人员，当然绝大多数都有知青或五七干校学员的经历，但职业和专业的差别根本不构成交流的障碍，不构成利益立场之间的沟壑。朋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托派，有唯美主义者，有谈佛论道者，有什么主义也不信或什么主义也不懂的人，但观念的分歧几乎微不足道，观念的标签下都有相似的感受，都有结束贫困和专制的急迫要求——观念只是抗议的不同方式。
多少年后，当我发现有道理没法同别人说通的时候，发现对话总是搅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当年，对当年几乎全民性的默契深感惊疑。我不是说当年没有分歧，没有激烈甚至固执的辩论，而是说言语之争从来不被人们过分看重。当时真正的观念都写在脸上，一张来自北大荒风吹雨打过的脸，会使你无端地觉得信任；观念也写在眼里，一双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烈日烤灼过的眼睛，会使你无端地觉得可靠；观念也写在手上，一双挖过煤矿的粗硬大手，握一握就是无言的自我立场介绍；观念还会写在衣装上，一条脏兮兮的工装裤，带着车间里的油渍，会成为此人无须提防戒备的有力证明。观念不一定表现为理论，可以表现为一句民间的俗语或粗话，让旁人心领神会，相视一笑，省却很多说理的罗嗦；还可以表现为做饭时哼出的一句知青常听的歌，狭小蜗居里一个从五七干校带回城的粗木箱子，或是墙头一张报纸上铰下来的周恩来画相——主人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不言自明。这一切使大家很容易找到话题，甚至用不着话题就能兴致勃勃并且情意相投。总之，一种相近的生活经验，使人们很容易用面容、眼睛、手掌、衣装等一切具象之物来说话，一种感觉的交融使言语之争即便没有迎刃而解，至少也可明绝暗通。
当时的言语一接上就有电，一接上就温暖。
有人可能并不这么看，可能认为“文革”的结束应归因于西方思潮的舶入，归因于中国人理性的恢复和重建，与荒废教育耽误学业的瞎折腾没什么关系。如果学校一直照常办下来，悲剧可能结束更早，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说未尝不可，而且一度也成为我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忽略了“文革”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灾难：巴尔干半岛，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一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高班生或绩优生，从未停止过西方式的世俗教育或宗教教育，其大批执政精英甚至直接留学于欧美院校，他们所统治的地域眼下却是世界上流血最多的环绕带。连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最初也都以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和亲西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为温床。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西方思潮即便是一笔最伟大的理性财富，如果止于语言复制品的大宗进口，是完全不能保证极端力量绝育的。不久前，我与作家格非一同出行。他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一个高才生班的班主任，说他班上的学生十分了得，刚进大学本科，英语就统统过六级，法语或西班牙语也各有绝招。明明是中文课的作业，有人偏偏写来英文一大叠，累得中文教师又翻字典又打电话求教，汗流浃背，胆颤心惊，一个星期才能批改得下来。讲授外国文学也得千万小心，说不定就有学生在教室里站起来，把法文原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哗啦啦背上一段，证明老师对小说语言风格的判断完全不对。你难以想象这些小毛孩是受的什么教育，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小年纪怎么就掌握了那么多知识。格非还惊讶地说到一件事：开学时他让同学们竞选班长，两个候选人在自我介绍时都自称钢琴达到十级，厉害吧？但第三个走上台去大不以为然，说“钢琴就不要说了，这里谁不会呢？怎么还算得上竞选条件？”
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
就是这一群天之骄子，这一批现代教育最为成功的精品，一批从吃奶的时候就被西方现代文明全方位喂养的当代人杰，有些看法却让格老师迷惑：一崇洋就恨不得马上废掉中国字，一反台独就恨不得明天开战，一谈环保就恨不得对污染企业扔炸弹，一骂“文革”就视父辈统统为白痴，每一种声音都尖锐得高八度，都是精神的易爆品。有一位学生还曾对他说：“老师，文革有那么沉重么？都是你们这些作家虚构出来骗钱的吧？我就佩服毛泽东。说毛泽东整了人，哪个政治家不整人？不整人还玩什么政治呵？”
这位学生一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更是愤愤地宣布：“我看还是要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一批人，把他们关到牛棚里去！”
他对“文革”的满心向往不知从何而来。
“文革”当然是太久远了，完全是历史了。对于这些少年来说，毛泽东就同曹操、曾国蕃、汉武帝、秦始皇一样，不过是些历史人物。而历史是一些可能有趣也可能乏味的文字，一些看也行不看也行的文字，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大疑大破？当清算教育革命的努力，一种关注人民和注重实践的努力，转眼之间被纳入了轻人民和轻实践的流行思想框架，一切信口开河已不足为奇。连法国这个民主自由之乡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奥斯维辛涉嫌虚构，酷吧？绝吧？很法国吧？连美国这个经济超级大国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孔子压根就没有这个人，酷吧？绝吧？很美国吧？为什么中国“文革”的历史就不容所谓后现代式的胡涂乱抹？
细想一下，我对高才生们的看法都无须较真。他们对中国和外国还缺少亲历性的真情实感，即兴态度大多来自书本，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旅行，对与错都不是太重要。哪一天，他们突然有了新的旅行，进入了新的文字幻境，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恐怕也不是一件难事。
我对格非说，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两年前，两位外国朋友邀我与他们同过复活节，一起去看城堡和地中海海岸。海边的亚裔人很少，红男绿女的游客中常冒出几个洋娃娃，楞头楞脑地冲着我发问：你是日本和尚吗？你能表演中国功夫？……那里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海潮说来就来，刚才还只听到天边隐隐的哗哗声，转眼间就有冰凉的海水淹至大腿——我们离开那里只比公告牌规定时间晚了十分钟。我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安排，感谢他们对中国的一片热心。斯特劳教授正在写有关中国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委员会的论文，能历数中国的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地，能流利说出“知青”、“老插”、“三结合”、“四类分子”一类新式成语。“我们今天就是要当知青，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沿着毛泽东的五七道路前进！”他发动汽车后这样宣布。
离开城堡以后，我们的车驶出大公路，沿着海滩颠簸着驶入了一片偏僻乡间。“鸡！你们听，有鸡叫！”斯特劳欣喜若狂，停下车，朝一个废弃的农舍跑去，在那里寻找了好一阵，希望找到鸡的藏身之处。
“牛粪！”莫莉也有伟大的发现，“我闻到牛粪的气味了！太棒了！”
他们发现了一台收割机，上去摆弄了一下，遗憾这家伙太先进了，太不够意思。他们似乎想在这里发现一张木犁，一担粪桶，或者是几双草鞋，配上这蓝天绿地，那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和怀念，才能使今天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模有样，才能够让我这位中国人多一点他乡有故乡的亲切。
我们“插队”一天，用面包屑喂鸡，用矿泉水浇花，躺在干草堆上一边听鸡叫一边遥看蓝天，在海滩上脱得一丝不挂地享受天体日光浴——他们体谅我是个中国老土，不在乎我保留了一条比较下流的裤衩。在一个点着蜡烛的海边乡间饭店里，我们还发现一个来自美国的主妇很像阿庆嫂。美国的贫下中农大娘！是不是？斯特劳模仿她美国式发音，说要到屋后去寻找美国的胡传魁或刁德一，引得我们捂嘴而笑。此时的窗外月上中天，银色的光雾弥漫在这一片海滩，还有远处的山脉，给人一种山脉正在变软的感觉，正在远退的感觉。我们很不像知青地酒醉饭饱杯盘狼藉，很像知青地在烛光里唱了意大利的歌，唱了俄国歌，也唱了中国歌——他们居然会唱《造反有理》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居然会唱《北京的金山上》。他们都是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崇拜者，认为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制度使工人农民成了真正的历史主人，是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大创造。
我感到交谈的困难，不明白他们何以认定劳动人民在“文革”中成了国家的主人，更不明白他们后来主张中国应该解体为十多个国家的大分裂论，与他们对“文革”的热情万丈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能说什么。我们今天是“插队”了，有了鸡叫，有了牛粪味，还有一个美国的阿庆嫂，道具和布景差不多齐全。我们走进这样一个舞台空间就可以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还可以在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地“插队”，在各种关于中国的论文和论文和论文和论文里“插队”，于是就可以在地中海岸度过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美好夜晚？我知道他们志在打破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怀疑他们心存好意，但我无法追随一种纸上的纠错，也无法信任任何对纸上纠错的纸上再纠错。
德国啤酒很爽。因为太爽才使我扫兴。两位朋友太热情，因为太热情才使我悲哀。我真不愿意跟他们来这里上山下乡，不愿意在这个欧洲小酒店里排演过去的岁月，而且说不出什么道理。
地中海的月光很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过，东方的美不光是美，同时也是悲，是痛，是怜。
斯特劳和莫莉不知道我为什么兴奋不起来，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胃不舒服，还没走到住房门前就扶着墙哇哇大吐，把德国啤酒和整个地中海的美丽通通吐成一地污秽。他们说我肯定是受凉了，娇气得不适应插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