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
关于弗洛伊德与笛卡尔的分歧，不需要我在这里饶舌。我倒是很愿意看一看他们对语言共同的迷恋。
弗洛伊德常被看作一个注重具象的人，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解。疯态与梦境确是他最喜欢观察的对象。梦中一顶上帝头上的尖顶纸帽，被他破译成梦者对“上帝”地位的渴慕；梦中一个形状奇特的桌子，被他破译成梦者那里“特殊的父子关系”；梦中一次登高远望，被他破译出梦者“自以为是”的品格……他的《梦的释义》和《精神分析引论》堪称解梦的示范之作，让很多追随者亦步亦趋，民间普及版的弗洛伊德大量涌现：深渊暗喻“孤独”，山峰暗喻“艰难”，飞龙暗喻“情感”，跌落暗喻“负疚”，裸体暗喻“丢脸”或“独立的愿望”，玻璃暗喻“担心”，隧道暗喻“软弱”或“缺乏自我认识”（载德国1999年10月3日《星期日图片报》）。到后来，一切凸出尖物暗喻“男性生殖器”，一切凹陷容器暗喻“女性生殖器”，则是更多现代解梦者的共识，并一再出现在某些现代小说里。
显然，这一类释梦并未优待具象，恰恰相反，一象一言的机械对译，大大低估了象的多义性，大大低估了象在认识中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只是把象贬为言的一些固定图示。如果说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立言，曾经把感性具象逐出了知识圣殿，那么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确实将其请了回来，可惜的是，仍然只是视之为言语的臣仆，视之为一种理性的包装材料，当然只能等待剥除然后抛弃。他们对理性的独尊一如既往，明之于象又昧之于象，正如美国哲学家弗洛姆说：弗洛伊德“给理性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又是“理性主义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一语点破了弗洛伊德与笛卡尔在基本点上的暗中结盟（见《弗洛伊德及其哲学》）。
弗洛伊德一度支持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战争，与他对人类理性的过于盲从和轻信，不一定完全没有关系。与笛卡尔的不同之外在于，笛卡尔主义是一个数学家的哲学，相信“精神是一种理智（见《沉思二》）”，相信理智是人世的救赎，数学公式的理性当然是善的实现；弗洛伊德主义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的哲学，相信本能、欲望以及“潜意识”是更重要的生命本质，疯人院里的理性当然是恶的释放。“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见《精神分析引论》）”他曾经这样惊讶地发现。“人对人是豺狼——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和历史上的一切证据，谁有勇气站起来说不？（见《文明及其不满》）”他是这样大声疾呼。他是现代挥舞着科学大旗的一位性恶论者，虽然对传统道德偶有忸怩不安的骑墙态度，但寒意逼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其本质来说，与纳粹军队的铁蹄声和全球法西斯侵略战火形成了并非巧合的呼应——他是对战争的学术许可和学术宽赦。
1914年至1939年的欧洲大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动摇和摧毁了欧洲人辉煌的理性大厦。如果说大战的兴起打击了笛卡尔善的理性，击破了理性主义美梦；那么大战的终止则打击了弗洛伊德恶的理性，击碎了非理性主义迷乱——虽然“非理性主义”的命名并不妥当，严格地说只是理性主义的新一代变体。弗洛伊德也许没法解释，一场“人对人是豺狼”的战争，一场再自然不过和再正当不过的战争，一场在他看来完全是生命本质体现的战争，为什么终究山穷水尽不得人心？他也许没法解释，终止这场战争的只是恶还是另有强大的力量？在他所描述的“潜意识”这个心理密柜里，人们除了恶就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
弗洛伊德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得到必要的反省，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一个理想逐渐冷却和利欲不断膨胀的时代被奉为隐秘的精神教父之一，似乎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善是一种精神伪装，如果他以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为预期读者，以官府机关、学界院校、宗教殿堂、鸡尾酒会以及各种高雅场所为他的预期理解情境，他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是石破惊天的真理；但如果他以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世界为预期理解情境，以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的流氓强盗为预期读者，包括众口一词的舆论之下不是流氓强盗也要学成流氓强盗的人，他还能说恶是一种本能、欲望而不是一种外在意识形态的高压？
本能在他的笔下蒙诬。大多数禽兽有欲望而没有贪欲，不需要温饱以外的珠宝、金砖以及貂皮衣，不需要发情期以外的春药、性具以及三x级影片，而且有舔犊的本能，有乐群的欲望，利己之余还有利他的一面。我见过的一条狗，武妹子家那条大母狗，叼到一只兔子都舍不得吃，一定要翻两座山跑三公里路，送到它狗儿子放养的那户人家去，其劳苦之状让人动心。你还要人类恶到这条狗的生理水准之下？当很多人因为利益争夺而变得六亲不认的时候，连禽兽都不如的时候，支撑这种恶行的力量到底是“本能”、“欲望”、“潜意识”还是某种意识形态？那些人在并不必要也并不实惠的贪欲驱使之下骨肉相残，到底是缘于自然本性还是缘于文化潮流的反复洗脑？
意识在他的笔下腰斩。意识常以文化招牌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以文化暗流的形式出现，并不一定体现为冠冕堂皇的官方公开宣传，很多情况下是用不着说破的流行舆论，比如并不诉诸言词的表情，并不进入教育的声色感染，并不形成理论体系的情境暗示及钳制，再加上一些暗语化的插科打诨和闲言碎语，就像用“潇洒”或“个性化”暗示声色犬马，用“超脱”或“专业化”暗示袖手纵恶。一句话，意识更多地表现为“言下之意”，而言下之意总是充盈着言下之象，是象符主导而不是语符主导。这些东西作为“沉默的论述”（阿尔都塞语），作为超语言的意义示现，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畅行无阻，声势逼人，比很多“虚壳子”（王晓明语）式的官方口号更具有洗脑作用，是不折不扣的意识而不是什么混沌神秘的“潜意识”。
这位奥地利医生把“善”与“恶”的二元结构，僵硬对应于“意识”与“潜意识”的二元结构，制造了善伪而恶真的形而上新模式，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施压的不同方式，忽视了生活与人的复杂性，包括老木的复杂性。
老木这个人一直让我有些困惑：
一，他口口声声自称“流氓”和“混蛋”，以这种自称为荣，以敢于这样自称为荣。用他的话来说，他早就看透了这个世界，已经开天目了，这辈子要彻头彻尾做个恶人，哪怕死后下九重地狱。在这里，他的恶似乎不再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仅仅是暗示于梦境的“潜意识”，而是明明白白成天挂在嘴上的宣言，何“潜”之有？
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只要是他主动来电话，只要是他在电话里慈祥可亲，没有什么正事，嬉皮笑脸地问寒问暖，甚至豪情万丈地突然对诗歌或徒步旅行有了兴趣，那一定是他喝醉了。我虽然不能从话筒里嗅出酒气，但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眼下飘飘欲仙的模样，拿着电话机跌跌撞撞要对世界上所有人表示爱心的急迫。然而只要他酒醒三分，口气和话题就完全回归日常。如果你在这时候打电话过去，最先听到的肯定只是一声低八度的“唔”，重浊之极，冷漠之极，好像他昨天刚刚约你徒步旅行，今天你就欠了他三百吊大洋，即便你给他报喜，说他手里的股票今天大涨，他也会深深警惕，掂量这个电话暗藏着的阴谋，思忖着迎头通击你的周密战略。最后一声“再见”，也必是万钧巨石挤压出来的一份生硬，毫无口舌的温润。
从这一发现开始，我注意到人与人真是不一样，“酒后吐真言”和“酒后现原形”也真是不一样，如果说有些人是一醉酒就恶，那么老木这样的人就是一醉酒就亲切，或者说一糊涂就亲切。他曾经说真他妈的真想抽自己一个耳光，因为那一天他居然在大街上给一个外地人指路，还用汽车捎了对方一程，事后一想，不是犯了脑膜炎么？不是应该到医院里去看病么？又有一次，他痛悔自己给受灾的太平墟学校捐款两万元，一不小心就当雷锋他爹了。他怒气冲冲跑来指着熟人们开骂，“你们这些王八蛋，昨天是谁给老子下套？是谁灌的酒？把老子当冤大头呵！”
他是崇拜弗洛伊德的，有趣的是，恰好是他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尖锐证伪：他的“潜意识”远远比不上“意识”那样恶，一旦神志昏乱，一旦非理性，就成了自己清醒时最为厌恶和最为痛悔的好心人。
关于弗洛伊德与笛卡尔的分歧，不需要我在这里饶舌。我倒是很愿意看一看他们对语言共同的迷恋。
弗洛伊德常被看作一个注重具象的人，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解。疯态与梦境确是他最喜欢观察的对象。梦中一顶上帝头上的尖顶纸帽，被他破译成梦者对“上帝”地位的渴慕；梦中一个形状奇特的桌子，被他破译成梦者那里“特殊的父子关系”；梦中一次登高远望，被他破译出梦者“自以为是”的品格……他的《梦的释义》和《精神分析引论》堪称解梦的示范之作，让很多追随者亦步亦趋，民间普及版的弗洛伊德大量涌现：深渊暗喻“孤独”，山峰暗喻“艰难”，飞龙暗喻“情感”，跌落暗喻“负疚”，裸体暗喻“丢脸”或“独立的愿望”，玻璃暗喻“担心”，隧道暗喻“软弱”或“缺乏自我认识”（载德国1999年10月3日《星期日图片报》）。到后来，一切凸出尖物暗喻“男性生殖器”，一切凹陷容器暗喻“女性生殖器”，则是更多现代解梦者的共识，并一再出现在某些现代小说里。
显然，这一类释梦并未优待具象，恰恰相反，一象一言的机械对译，大大低估了象的多义性，大大低估了象在认识中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只是把象贬为言的一些固定图示。如果说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立言，曾经把感性具象逐出了知识圣殿，那么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确实将其请了回来，可惜的是，仍然只是视之为言语的臣仆，视之为一种理性的包装材料，当然只能等待剥除然后抛弃。他们对理性的独尊一如既往，明之于象又昧之于象，正如美国哲学家弗洛姆说：弗洛伊德“给理性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又是“理性主义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一语点破了弗洛伊德与笛卡尔在基本点上的暗中结盟（见《弗洛伊德及其哲学》）。
弗洛伊德一度支持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战争，与他对人类理性的过于盲从和轻信，不一定完全没有关系。与笛卡尔的不同之外在于，笛卡尔主义是一个数学家的哲学，相信“精神是一种理智（见《沉思二》）”，相信理智是人世的救赎，数学公式的理性当然是善的实现；弗洛伊德主义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的哲学，相信本能、欲望以及“潜意识”是更重要的生命本质，疯人院里的理性当然是恶的释放。“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见《精神分析引论》）”他曾经这样惊讶地发现。“人对人是豺狼——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和历史上的一切证据，谁有勇气站起来说不？（见《文明及其不满》）”他是这样大声疾呼。他是现代挥舞着科学大旗的一位性恶论者，虽然对传统道德偶有忸怩不安的骑墙态度，但寒意逼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其本质来说，与纳粹军队的铁蹄声和全球法西斯侵略战火形成了并非巧合的呼应——他是对战争的学术许可和学术宽赦。
1914年至1939年的欧洲大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动摇和摧毁了欧洲人辉煌的理性大厦。如果说大战的兴起打击了笛卡尔善的理性，击破了理性主义美梦；那么大战的终止则打击了弗洛伊德恶的理性，击碎了非理性主义迷乱——虽然“非理性主义”的命名并不妥当，严格地说只是理性主义的新一代变体。弗洛伊德也许没法解释，一场“人对人是豺狼”的战争，一场再自然不过和再正当不过的战争，一场在他看来完全是生命本质体现的战争，为什么终究山穷水尽不得人心？他也许没法解释，终止这场战争的只是恶还是另有强大的力量？在他所描述的“潜意识”这个心理密柜里，人们除了恶就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
弗洛伊德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得到必要的反省，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一个理想逐渐冷却和利欲不断膨胀的时代被奉为隐秘的精神教父之一，似乎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善是一种精神伪装，如果他以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为预期读者，以官府机关、学界院校、宗教殿堂、鸡尾酒会以及各种高雅场所为他的预期理解情境，他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是石破惊天的真理；但如果他以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世界为预期理解情境，以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的流氓强盗为预期读者，包括众口一词的舆论之下不是流氓强盗也要学成流氓强盗的人，他还能说恶是一种本能、欲望而不是一种外在意识形态的高压？
本能在他的笔下蒙诬。大多数禽兽有欲望而没有贪欲，不需要温饱以外的珠宝、金砖以及貂皮衣，不需要发情期以外的春药、性具以及三x级影片，而且有舔犊的本能，有乐群的欲望，利己之余还有利他的一面。我见过的一条狗，武妹子家那条大母狗，叼到一只兔子都舍不得吃，一定要翻两座山跑三公里路，送到它狗儿子放养的那户人家去，其劳苦之状让人动心。你还要人类恶到这条狗的生理水准之下？当很多人因为利益争夺而变得六亲不认的时候，连禽兽都不如的时候，支撑这种恶行的力量到底是“本能”、“欲望”、“潜意识”还是某种意识形态？那些人在并不必要也并不实惠的贪欲驱使之下骨肉相残，到底是缘于自然本性还是缘于文化潮流的反复洗脑？
意识在他的笔下腰斩。意识常以文化招牌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以文化暗流的形式出现，并不一定体现为冠冕堂皇的官方公开宣传，很多情况下是用不着说破的流行舆论，比如并不诉诸言词的表情，并不进入教育的声色感染，并不形成理论体系的情境暗示及钳制，再加上一些暗语化的插科打诨和闲言碎语，就像用“潇洒”或“个性化”暗示声色犬马，用“超脱”或“专业化”暗示袖手纵恶。一句话，意识更多地表现为“言下之意”，而言下之意总是充盈着言下之象，是象符主导而不是语符主导。这些东西作为“沉默的论述”（阿尔都塞语），作为超语言的意义示现，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畅行无阻，声势逼人，比很多“虚壳子”（王晓明语）式的官方口号更具有洗脑作用，是不折不扣的意识而不是什么混沌神秘的“潜意识”。
这位奥地利医生把“善”与“恶”的二元结构，僵硬对应于“意识”与“潜意识”的二元结构，制造了善伪而恶真的形而上新模式，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施压的不同方式，忽视了生活与人的复杂性，包括老木的复杂性。
老木这个人一直让我有些困惑：
一，他口口声声自称“流氓”和“混蛋”，以这种自称为荣，以敢于这样自称为荣。用他的话来说，他早就看透了这个世界，已经开天目了，这辈子要彻头彻尾做个恶人，哪怕死后下九重地狱。在这里，他的恶似乎不再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仅仅是暗示于梦境的“潜意识”，而是明明白白成天挂在嘴上的宣言，何“潜”之有？
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只要是他主动来电话，只要是他在电话里慈祥可亲，没有什么正事，嬉皮笑脸地问寒问暖，甚至豪情万丈地突然对诗歌或徒步旅行有了兴趣，那一定是他喝醉了。我虽然不能从话筒里嗅出酒气，但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眼下飘飘欲仙的模样，拿着电话机跌跌撞撞要对世界上所有人表示爱心的急迫。然而只要他酒醒三分，口气和话题就完全回归日常。如果你在这时候打电话过去，最先听到的肯定只是一声低八度的“唔”，重浊之极，冷漠之极，好像他昨天刚刚约你徒步旅行，今天你就欠了他三百吊大洋，即便你给他报喜，说他手里的股票今天大涨，他也会深深警惕，掂量这个电话暗藏着的阴谋，思忖着迎头通击你的周密战略。最后一声“再见”，也必是万钧巨石挤压出来的一份生硬，毫无口舌的温润。
从这一发现开始，我注意到人与人真是不一样，“酒后吐真言”和“酒后现原形”也真是不一样，如果说有些人是一醉酒就恶，那么老木这样的人就是一醉酒就亲切，或者说一糊涂就亲切。他曾经说真他妈的真想抽自己一个耳光，因为那一天他居然在大街上给一个外地人指路，还用汽车捎了对方一程，事后一想，不是犯了脑膜炎么？不是应该到医院里去看病么？又有一次，他痛悔自己给受灾的太平墟学校捐款两万元，一不小心就当雷锋他爹了。他怒气冲冲跑来指着熟人们开骂，“你们这些王八蛋，昨天是谁给老子下套？是谁灌的酒？把老子当冤大头呵！”
他是崇拜弗洛伊德的，有趣的是，恰好是他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尖锐证伪：他的“潜意识”远远比不上“意识”那样恶，一旦神志昏乱，一旦非理性，就成了自己清醒时最为厌恶和最为痛悔的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