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
1981年的大学学潮，事情本来很简单。k大学校园里来了几个小流氓，在女生宿舍区滋事，打伤了一位女生。学生愤怒地要求校方追究凶手，校方也答应报警缉凶，双方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但学生指责校方在修复围墙一事上行动缓慢，收回外单位违规占地方面也办事不力，这就牵涉到官僚主义的问题了。还指责校学生会在此次请愿中藏头缩脑，完全不能代表学生利益，这就牵涉到“伪学生会”必须改选的问题了，牵涉到民主、自由一类大事了。
校方掉以轻心，没料到一件寻常的刑事案会越闹越大。校学生会主席是个乡下来的人，见夏天饮水困难，只知道挑着水桶为大家挑开水灌水瓶，照例当他的抗旱模范，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吆喝同学们都回到教室里去上课，不要围在行政楼前影响领导们的工作，这一态度被视为对学生人身安全的漠不关心，引起了很多同学的愤怒。当即就有人喊出口号：打倒学贼！打倒御用消防队！诸如此类。
面对闹轰轰的一群，学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校领导习惯于老一套，层层召开的党、团员师生会议，部署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打击——事后被高层调查组斥之为官僚主义的简单化，在所难免。他们对八十年代同样缺少必要的敏感，以为学生们在唱了邓丽君之后，在跳了迪斯科以后，在看了各种西方影视并且翻了几本萨特、尼采、弗洛伊德以后，还会以恭顺听话为荣。这些人连父母的话都不爱听，怎么可能乖乖地听命于政工部门的官员？学生会其实看到了这一点，曾经想树立一点亲民形象，比如擅自举办过一、两次舞会，擅自召开过一次改革座谈会，但立刻被校方整肃，差点落下个自由化的黑帽子，大有楚大夫心中“不察余之衷情”的委屈。
学生会主席想必焦心于这种急死人的作茧自缚，不过他是一个听话的人，不可能纠正高层决策而只能急得满头大汗地在同学中跑来跑去，在周围的起哄、奚落、口哨以及反对声浪中结结巴巴。
大川就是这个时候出山的。他对学生闹事本来不以为然，权当小儿科付之一笑，见闹大了，不知为何又半道上杀出，似乎学生娃娃们不能没有他的指点。历史既已拉开新的一幕，就不能断送在无能之辈的手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由别人去创造。当我们几位老插友知道消息时，已经很难找到他了，听说他在与领导谈判，听说他在与学潮骨干们开会，又听说他去其它大学演讲，传闻种种，反正是见不到他的人影。
绝食是后来发生的。是出于大川的主意，还是出于他对群众的失控，不得而知。不管如何，绝食触及到特殊的感觉区位，把言语之争引向了身体摧残，无异于自我加刑，使请愿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在省委大院门前的绝食，几乎自动继承了历史上各种绝食的悲壮情调，可以让人联想到往昔无数仁人志士的动人牺牲。男女青年躺满大门前的马路和人行道，躺在一长排武警战士的脚下，躺在粗陋而颜色各异的旗帜之下，面色苍白，身肢困乏，目光深沉而坚定，头上缠着标语布条，两指不时向围观者举示一个表示必胜的v。一瓶糖水，或者一瓶果汁，在人群中传递，感情交流也就有了最好的机会和最好的形式；谁也不喝，谁也不愿意多喝，总是把生命的机会让给别人，英雄品质的表现也就有了最好的道具和最好的台词。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躺在多瑙河河谷送走晚霞，是枕着高加索群山面对星斗。朝霞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躺在街垒或者营地，守卫着曾经爆发光荣“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带着人类历史上一切受难者必不可免的饥饿和寒冷，正在迎接世界上最早的一束阳光。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人身体出现了险情，于是出现了氧气包，出现了点滴针和血压计，甚至出现了白色救护车，这种情形让人恐慌，也让人悲愤。
悲愤出诗人，于是他们写诗，朗诵诗，更多地唱歌，唱一切鼓舞斗志和不畏牺牲的歌，在歌声中深深感动，也把围观者们感动。一次崇高的大展演终于进入高潮，很多围观者情不自禁地高呼声援口号，或者开始捐钱，捐食品或饮料，包括把烟盒撕破然后一把香烟雨点般撒向男女同学——这些围观市民的行为，虽然庸俗可笑却也无关紧要，还是得到同学们的掌声感谢。
场景是极有感染力的。省委机关旁边是东方宾馆，正好有一个电影摄制组住在这里，一位头戴法式贝雷帽和身着英国花呢西服的老导演，握着大烟斗来看了一眼，带着几位青年男女给捐款箱里塞钱，很快就成了众多新闻中的最新一条，而且一百元捐款最终被讹传成万元，导演姓名则被讹传成另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姓名。大川的将军伯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电话，也被讹传成“中央来电”，内容不明的电话则被讹传成“中央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切小道消息都在被放大，都被沸腾的情感自动地添油加醋并且反过来再对沸腾的情感火上浇油。即便最终被证实为谣言也没关系。民主的谣言就不算谣言而只是说错了的真理，正像民主的暴力就不算暴力而只是做过了头的德行——民主所反对的专制，也标举过这同样的逻辑。
我本来是一个局外人，后来也在歌声和掌声中激动。当一个不认识的小同学扑在我怀里大声哭诉的时候，我乖乖地热泪涨涌，在一个陌生的肩头仰望长空，感到时间的消失和寂静。这真是很奇妙的情绪传染，是典型的情绪拉动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卷进来的，都是在民主的美学形式面前有身不由己的冲动——这至少是原因之一。照理说，警方已经抓到凶手，围墙修复和占地收回一类工作近来也进展很快，学生们的要求得到基本满足。至于有些管理干部的态度生硬和方法简单，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还得有待整个社会的改进，学生不宜要求太急和太苛。这就是说，k大校方勉力而为，但不知学潮为何反而越闹越大，不知庞大的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为何就压不住大川这种乳臭未干的学生头。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控制是太粗心于形式感了，太缺乏美学冲击力了。开会，文件，指示，全是文字，全是文字的重叠和累积，依赖逻辑和概念的强制，再加上管理干部大多穿戴老气过时的中山装和黑呢帽，走着清朝衙门里常见的四方步和八字步，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不能接通青年人的情感。相比之下，身处一个视听时代，一个域外文化正在涌入国门的时代，反对派在形式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演讲、集会、游行、朗诵、漫画、热泪、旗帜、舞会、西装、募捐、牛仔裤、立体声、飞吻、女子长发、v型手势、bbc广播、缠头标语、搭人梯登高以及其它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使冲突双方一边是公文，一边是诗歌；一边是工作日，一边是狂欢节；一边是白开水，一边是美食大套餐：强弱对比显而易见。
青少年是最好玩的年龄，也就是对形式最敏感的年龄。k大学生三舍前灯光球场上曾有一次集会，突然有人拉闸断电，造成球场上一片漆黑——据说是校方秘书长干的。拉闸者没有料到学生还是不散，纷纷点起了蜡烛、火柴、打火机，或者打开了手电筒，一时间灯火如海，闪闪烁烁，与天上的星空交相辉映，集会更有了无限温柔和无限浪漫的诗意图景，让人留连往返心醉神迷，烛光舞会的美妙也不过如此。这一个夜晚，学校附近商店里的蜡烛和火柴被抢购一空，电池也被抢购一空。灯光球场上到处留下烧过的木炭和纸灰。
这次拉闸当然是弄巧成拙，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给学生们一种专横和粗暴的印象。而且由此逼出来的一场星火集会，反而大增学潮的光彩，把大川及其同伙进一步送入了星海闪烁之中的圣主地位。
可惜的是，大川手里的形式牌并非无穷无尽。随着学潮规模的扩大，组织混乱令人恼火，不能不强化领导，民主美学也就不容易贯彻到底了。他不能不开会，不能不下文件，还学会了设定干部的级别和制订管理的纪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学联”和“省改革联系会议”的班底——做的事与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态度未见得更温和，方法未见得更高明。我与易眼镜、小雁等老朋友去见他的时候，被体育系那些粗壮“警卫”挡在外面，被他的男女“秘书”一再盘问，满鼻子都是对方喷过来的桔汁气味和胃酸气味，还有现场的汗臭和尘土气味。经过长时间的通报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张油印的通行证，得以穿越森严警戒的人墙，走进一间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见的一位美国记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后面。我不想记述这次与他的面谈过程，不想记述这次学潮中更多的事情。我只想说出我走进小房子时的一丝惊讶：他忙碌而烦恼，正在背着手向几个学生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工人在哪里？总罢工为什么还没开始？北山区的农民也要抓紧联系！”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不知因为什么事大光其火，竟拍着桌子大骂一个蓄平头的男生“你们这是暴动，是违法，是草寇行为，我马上开除你们！滚出去！滚！”
他又对着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说：“我只能给你一分钟，如果你一分钟谈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部长，你就应该马上给我辞职！”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个大首长。当他提到“中央来电”但必须向我们严格保密时，教导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的时候，其做派更像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首长了——一个他心目中应该打倒的那种官僚。
显然，到了这一步，大川要反对的形式几乎成了大川正在恢复的形式，事情离结束也就不会太远。形式的优势毕竟有限，不构成胜败因素的全部。轰轰烈烈的学潮外观，一开始就掩盖着参与者们的诸多内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说目标日渐多样和散乱，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争取多读书还是少读书？是要改选学生会还是干脆不要学生会？是要恢复革命的民主还是要推行宪政的民主？要参加这个政府还是要推翻这个政府？是要倡导利己主义还是要指责官员们那里的利己主义？……这种乌合之态当然严重限制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学生以及市民不过是来共享一次形式的怀旧（中国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欧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诗歌、狂欢节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过足了瘾，一旦没有更新的节目出现，事情似乎就只会有两种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学生要去拦截火车并且抢夺枪弹，这被大川愤怒地反对；既然如此，学生们那就只好向旧的形式回归，离开街头和广场，回到校园里去，回到课本、食堂、运动场等等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种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适和轻松的生活。
大多数参与者很快选择了后者，在狂热和浪漫够了以后陆续还俗。他们重新算计自己的成绩、学位以及即将逼近的毕业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与官员的人际关系，对学生头的后事如何并不特别关心。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敲着饭盆评头品足，说说领袖们的无能和弱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摘出来，徒劳无功的学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实惠，还可以像不久前狂热地叛逆一样，转过来狂热地效忠和媚上，颇繁出入校领导办公楼，抹着鼻涕大举揭发同学的劣迹，其薄情寡义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预料。他们面临着另一些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有机会把他们一个多月来的领袖描述成一个野心家，一个狂人，从不接受劝说和批评，从来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别人打伞，抽烟要别人点火，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人为他提包……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揭发，校方当时被中央调查组批评得自顾不暇，还不至于发现大川的诸多把柄，不至于取消他的入党对象资格和扣下他的学位。
大川住进医院的时候，没有多少同学去看他，倒是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走道里观察着来访者。我默默地坐在床头，发现大川已经人瘦毛长，听他激动地大声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他们怎么都成了犹大？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都给狗吃了吗？好吧，走着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们总有一天要为今天的背叛感到耻辱！”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他坐起来，让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药片。
1981年的大学学潮，事情本来很简单。k大学校园里来了几个小流氓，在女生宿舍区滋事，打伤了一位女生。学生愤怒地要求校方追究凶手，校方也答应报警缉凶，双方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但学生指责校方在修复围墙一事上行动缓慢，收回外单位违规占地方面也办事不力，这就牵涉到官僚主义的问题了。还指责校学生会在此次请愿中藏头缩脑，完全不能代表学生利益，这就牵涉到“伪学生会”必须改选的问题了，牵涉到民主、自由一类大事了。
校方掉以轻心，没料到一件寻常的刑事案会越闹越大。校学生会主席是个乡下来的人，见夏天饮水困难，只知道挑着水桶为大家挑开水灌水瓶，照例当他的抗旱模范，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吆喝同学们都回到教室里去上课，不要围在行政楼前影响领导们的工作，这一态度被视为对学生人身安全的漠不关心，引起了很多同学的愤怒。当即就有人喊出口号：打倒学贼！打倒御用消防队！诸如此类。
面对闹轰轰的一群，学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校领导习惯于老一套，层层召开的党、团员师生会议，部署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打击——事后被高层调查组斥之为官僚主义的简单化，在所难免。他们对八十年代同样缺少必要的敏感，以为学生们在唱了邓丽君之后，在跳了迪斯科以后，在看了各种西方影视并且翻了几本萨特、尼采、弗洛伊德以后，还会以恭顺听话为荣。这些人连父母的话都不爱听，怎么可能乖乖地听命于政工部门的官员？学生会其实看到了这一点，曾经想树立一点亲民形象，比如擅自举办过一、两次舞会，擅自召开过一次改革座谈会，但立刻被校方整肃，差点落下个自由化的黑帽子，大有楚大夫心中“不察余之衷情”的委屈。
学生会主席想必焦心于这种急死人的作茧自缚，不过他是一个听话的人，不可能纠正高层决策而只能急得满头大汗地在同学中跑来跑去，在周围的起哄、奚落、口哨以及反对声浪中结结巴巴。
大川就是这个时候出山的。他对学生闹事本来不以为然，权当小儿科付之一笑，见闹大了，不知为何又半道上杀出，似乎学生娃娃们不能没有他的指点。历史既已拉开新的一幕，就不能断送在无能之辈的手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由别人去创造。当我们几位老插友知道消息时，已经很难找到他了，听说他在与领导谈判，听说他在与学潮骨干们开会，又听说他去其它大学演讲，传闻种种，反正是见不到他的人影。
绝食是后来发生的。是出于大川的主意，还是出于他对群众的失控，不得而知。不管如何，绝食触及到特殊的感觉区位，把言语之争引向了身体摧残，无异于自我加刑，使请愿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在省委大院门前的绝食，几乎自动继承了历史上各种绝食的悲壮情调，可以让人联想到往昔无数仁人志士的动人牺牲。男女青年躺满大门前的马路和人行道，躺在一长排武警战士的脚下，躺在粗陋而颜色各异的旗帜之下，面色苍白，身肢困乏，目光深沉而坚定，头上缠着标语布条，两指不时向围观者举示一个表示必胜的v。一瓶糖水，或者一瓶果汁，在人群中传递，感情交流也就有了最好的机会和最好的形式；谁也不喝，谁也不愿意多喝，总是把生命的机会让给别人，英雄品质的表现也就有了最好的道具和最好的台词。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躺在多瑙河河谷送走晚霞，是枕着高加索群山面对星斗。朝霞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躺在街垒或者营地，守卫着曾经爆发光荣“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带着人类历史上一切受难者必不可免的饥饿和寒冷，正在迎接世界上最早的一束阳光。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人身体出现了险情，于是出现了氧气包，出现了点滴针和血压计，甚至出现了白色救护车，这种情形让人恐慌，也让人悲愤。
悲愤出诗人，于是他们写诗，朗诵诗，更多地唱歌，唱一切鼓舞斗志和不畏牺牲的歌，在歌声中深深感动，也把围观者们感动。一次崇高的大展演终于进入高潮，很多围观者情不自禁地高呼声援口号，或者开始捐钱，捐食品或饮料，包括把烟盒撕破然后一把香烟雨点般撒向男女同学——这些围观市民的行为，虽然庸俗可笑却也无关紧要，还是得到同学们的掌声感谢。
场景是极有感染力的。省委机关旁边是东方宾馆，正好有一个电影摄制组住在这里，一位头戴法式贝雷帽和身着英国花呢西服的老导演，握着大烟斗来看了一眼，带着几位青年男女给捐款箱里塞钱，很快就成了众多新闻中的最新一条，而且一百元捐款最终被讹传成万元，导演姓名则被讹传成另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姓名。大川的将军伯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电话，也被讹传成“中央来电”，内容不明的电话则被讹传成“中央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切小道消息都在被放大，都被沸腾的情感自动地添油加醋并且反过来再对沸腾的情感火上浇油。即便最终被证实为谣言也没关系。民主的谣言就不算谣言而只是说错了的真理，正像民主的暴力就不算暴力而只是做过了头的德行——民主所反对的专制，也标举过这同样的逻辑。
我本来是一个局外人，后来也在歌声和掌声中激动。当一个不认识的小同学扑在我怀里大声哭诉的时候，我乖乖地热泪涨涌，在一个陌生的肩头仰望长空，感到时间的消失和寂静。这真是很奇妙的情绪传染，是典型的情绪拉动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卷进来的，都是在民主的美学形式面前有身不由己的冲动——这至少是原因之一。照理说，警方已经抓到凶手，围墙修复和占地收回一类工作近来也进展很快，学生们的要求得到基本满足。至于有些管理干部的态度生硬和方法简单，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还得有待整个社会的改进，学生不宜要求太急和太苛。这就是说，k大校方勉力而为，但不知学潮为何反而越闹越大，不知庞大的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为何就压不住大川这种乳臭未干的学生头。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控制是太粗心于形式感了，太缺乏美学冲击力了。开会，文件，指示，全是文字，全是文字的重叠和累积，依赖逻辑和概念的强制，再加上管理干部大多穿戴老气过时的中山装和黑呢帽，走着清朝衙门里常见的四方步和八字步，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不能接通青年人的情感。相比之下，身处一个视听时代，一个域外文化正在涌入国门的时代，反对派在形式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演讲、集会、游行、朗诵、漫画、热泪、旗帜、舞会、西装、募捐、牛仔裤、立体声、飞吻、女子长发、v型手势、bbc广播、缠头标语、搭人梯登高以及其它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使冲突双方一边是公文，一边是诗歌；一边是工作日，一边是狂欢节；一边是白开水，一边是美食大套餐：强弱对比显而易见。
青少年是最好玩的年龄，也就是对形式最敏感的年龄。k大学生三舍前灯光球场上曾有一次集会，突然有人拉闸断电，造成球场上一片漆黑——据说是校方秘书长干的。拉闸者没有料到学生还是不散，纷纷点起了蜡烛、火柴、打火机，或者打开了手电筒，一时间灯火如海，闪闪烁烁，与天上的星空交相辉映，集会更有了无限温柔和无限浪漫的诗意图景，让人留连往返心醉神迷，烛光舞会的美妙也不过如此。这一个夜晚，学校附近商店里的蜡烛和火柴被抢购一空，电池也被抢购一空。灯光球场上到处留下烧过的木炭和纸灰。
这次拉闸当然是弄巧成拙，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给学生们一种专横和粗暴的印象。而且由此逼出来的一场星火集会，反而大增学潮的光彩，把大川及其同伙进一步送入了星海闪烁之中的圣主地位。
可惜的是，大川手里的形式牌并非无穷无尽。随着学潮规模的扩大，组织混乱令人恼火，不能不强化领导，民主美学也就不容易贯彻到底了。他不能不开会，不能不下文件，还学会了设定干部的级别和制订管理的纪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学联”和“省改革联系会议”的班底——做的事与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态度未见得更温和，方法未见得更高明。我与易眼镜、小雁等老朋友去见他的时候，被体育系那些粗壮“警卫”挡在外面，被他的男女“秘书”一再盘问，满鼻子都是对方喷过来的桔汁气味和胃酸气味，还有现场的汗臭和尘土气味。经过长时间的通报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张油印的通行证，得以穿越森严警戒的人墙，走进一间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见的一位美国记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后面。我不想记述这次与他的面谈过程，不想记述这次学潮中更多的事情。我只想说出我走进小房子时的一丝惊讶：他忙碌而烦恼，正在背着手向几个学生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工人在哪里？总罢工为什么还没开始？北山区的农民也要抓紧联系！”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不知因为什么事大光其火，竟拍着桌子大骂一个蓄平头的男生“你们这是暴动，是违法，是草寇行为，我马上开除你们！滚出去！滚！”
他又对着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说：“我只能给你一分钟，如果你一分钟谈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部长，你就应该马上给我辞职！”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个大首长。当他提到“中央来电”但必须向我们严格保密时，教导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的时候，其做派更像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首长了——一个他心目中应该打倒的那种官僚。
显然，到了这一步，大川要反对的形式几乎成了大川正在恢复的形式，事情离结束也就不会太远。形式的优势毕竟有限，不构成胜败因素的全部。轰轰烈烈的学潮外观，一开始就掩盖着参与者们的诸多内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说目标日渐多样和散乱，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争取多读书还是少读书？是要改选学生会还是干脆不要学生会？是要恢复革命的民主还是要推行宪政的民主？要参加这个政府还是要推翻这个政府？是要倡导利己主义还是要指责官员们那里的利己主义？……这种乌合之态当然严重限制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学生以及市民不过是来共享一次形式的怀旧（中国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欧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诗歌、狂欢节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过足了瘾，一旦没有更新的节目出现，事情似乎就只会有两种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学生要去拦截火车并且抢夺枪弹，这被大川愤怒地反对；既然如此，学生们那就只好向旧的形式回归，离开街头和广场，回到校园里去，回到课本、食堂、运动场等等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种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适和轻松的生活。
大多数参与者很快选择了后者，在狂热和浪漫够了以后陆续还俗。他们重新算计自己的成绩、学位以及即将逼近的毕业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与官员的人际关系，对学生头的后事如何并不特别关心。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敲着饭盆评头品足，说说领袖们的无能和弱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摘出来，徒劳无功的学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实惠，还可以像不久前狂热地叛逆一样，转过来狂热地效忠和媚上，颇繁出入校领导办公楼，抹着鼻涕大举揭发同学的劣迹，其薄情寡义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预料。他们面临着另一些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有机会把他们一个多月来的领袖描述成一个野心家，一个狂人，从不接受劝说和批评，从来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别人打伞，抽烟要别人点火，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人为他提包……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揭发，校方当时被中央调查组批评得自顾不暇，还不至于发现大川的诸多把柄，不至于取消他的入党对象资格和扣下他的学位。
大川住进医院的时候，没有多少同学去看他，倒是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走道里观察着来访者。我默默地坐在床头，发现大川已经人瘦毛长，听他激动地大声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他们怎么都成了犹大？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都给狗吃了吗？好吧，走着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们总有一天要为今天的背叛感到耻辱！”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他坐起来，让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