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言
我对太平墟的口语有如下印象：
词缀很多：人们不单说“黑”，总是说“墨黑”；不单说“白”，总是说“雪白”；不单说“重”，总是说“锭重”，不单说“轻”，总是说“絡轻”；不单说“胖”，总是说“垒胖”，不单说“瘦”，总是说“刮瘦”；不单说“直”，总是说“笔直”，不单说“弯”，总是说“蜡弯”；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黑”、“白”、“重”、“轻”、“胖”、“瘦”、“直”、“弯”这一类形容词过于抽象，不容易被人感受以及理解，必须分别搭配更为具象化的词缀，才能合成起码的表达。
尽量减少抽象词汇：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说“农民”，只会说“泥脚杆子”；不会说“秋天时节”，只会说“打禾的时节”；不会说“来了十几个客人”，只会说来了“来了两桌客人”；不会说“事情保密”，只会说“话都烂在肚子里”；不会说“这人土到了家”，只会说“放屁都是红薯气”。如果描述吝啬，就说“蚊子过身也要拔一根毛下来。”如果谴责懒惰，就说“敬三根香打九个屁，菩萨不怪自己也不过意吧？”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任何抽象概念难以给人留下鲜明印象，也就缺乏足够的信息，不换个说法万万不可。
叙事时中多细节描绘：我发现他们在情况急迫的时候说事，在心情气愤和烦恼的时候说事，在向上级汇报或者大会报告中说事，总之在一切应该言语简洁的时候，也不忘描述有关场景、装束、神情、形态、气氛的细节特征，一点也不觉得这是罗嗦，或者会搅乱主题。比方坐牢就是坐牢，农民会说成“坐牢吃小钵子饭”；当官就是当官，农民会说成“当官坐皮椅子”。我还看见一个男人在盛怒之下骂老婆：“我一嘴巴（耳光）煽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这句话在我听来怎么也是幽默，但言者脸色铁青，咬牙切齿，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觉得描绘一下甚至夸张一下挨打者的具体形象，是说话的应有之规，是不能不这样骂的。
借用间接的具象化手段：某些歇后语的运用，常常是比喻的附会和强加，与语义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依谐音的关联借取具象，以增声色趣味。比如“腊月里的萝卜——冻（动）了心。”“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对着窗户吹喇叭——鸣（名）声在外。”这些语言需要谐音的交流默契，否则便让人摸不着头脑，表现出一种宁可失“义”也不能无“象”的偏激言语态度。
常用衬字：乡村歌谣中经常夹杂很多无意谓的“呵”、“啦”、“喂”、“咧”、“咿吱”、“呀嘞”一类，似是有义无字时的随口吟咏，如同幼儿的咿呀之语，是文字和逻辑的胚胎状态。汉代辞赋中多用“兮”字，汉以前的文学中也多发语助词，大概也是早期汉语的现象，是很多难言心绪的暂用和未定符号。
可能还有其它特点。
少数民族为“夷”，下层贫民为“野”，都是文治薄弱之地，文字稀缺之地，为纸张和印刷术渗延不足的地方，因此语言的抽象化程度较低，语言中留下了具象的丰富遗迹，或者说保留了人们对语言具象化的依赖与追求，应该说没有什么奇怪。如果我们绘出一张文字发育的地图，又绘出一张政统和道统扩展的地图，可以发现这两张地图有大致的吻合。这当然证明“文以载道”的认定，甚至可以证明“夷”和“野”天然的反礼教和反文治倾向。
活在特有的口语世界里，乡野之人离生活实象近而离文字规限远，多了一份原真和自然，雅驯温良、君臣有序、重农轻商、男女大防等森严纲纪，一旦从上层移入下层，从都市移入乡村，总是出现涣散和松懈。我曾亲眼看见几个乡村妇女追得一个后生满山跑，戏谑地定要脱光他的裤子；也曾亲眼看到一群乡村农民追得一个干部满山跑，气愤地定要把霸道的家伙捆绑起来。这种无法无天的狂野之态，一定能震惊很多都市里的读书人。他们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大反传统礼教，显得十分自由和勇敢，就其大部分内容来说，其实并不比乡下农民做得更多和做得更早。
我对太平墟的口语有如下印象：
词缀很多：人们不单说“黑”，总是说“墨黑”；不单说“白”，总是说“雪白”；不单说“重”，总是说“锭重”，不单说“轻”，总是说“絡轻”；不单说“胖”，总是说“垒胖”，不单说“瘦”，总是说“刮瘦”；不单说“直”，总是说“笔直”，不单说“弯”，总是说“蜡弯”；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黑”、“白”、“重”、“轻”、“胖”、“瘦”、“直”、“弯”这一类形容词过于抽象，不容易被人感受以及理解，必须分别搭配更为具象化的词缀，才能合成起码的表达。
尽量减少抽象词汇：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说“农民”，只会说“泥脚杆子”；不会说“秋天时节”，只会说“打禾的时节”；不会说“来了十几个客人”，只会说来了“来了两桌客人”；不会说“事情保密”，只会说“话都烂在肚子里”；不会说“这人土到了家”，只会说“放屁都是红薯气”。如果描述吝啬，就说“蚊子过身也要拔一根毛下来。”如果谴责懒惰，就说“敬三根香打九个屁，菩萨不怪自己也不过意吧？”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任何抽象概念难以给人留下鲜明印象，也就缺乏足够的信息，不换个说法万万不可。
叙事时中多细节描绘：我发现他们在情况急迫的时候说事，在心情气愤和烦恼的时候说事，在向上级汇报或者大会报告中说事，总之在一切应该言语简洁的时候，也不忘描述有关场景、装束、神情、形态、气氛的细节特征，一点也不觉得这是罗嗦，或者会搅乱主题。比方坐牢就是坐牢，农民会说成“坐牢吃小钵子饭”；当官就是当官，农民会说成“当官坐皮椅子”。我还看见一个男人在盛怒之下骂老婆：“我一嘴巴（耳光）煽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这句话在我听来怎么也是幽默，但言者脸色铁青，咬牙切齿，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觉得描绘一下甚至夸张一下挨打者的具体形象，是说话的应有之规，是不能不这样骂的。
借用间接的具象化手段：某些歇后语的运用，常常是比喻的附会和强加，与语义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依谐音的关联借取具象，以增声色趣味。比如“腊月里的萝卜——冻（动）了心。”“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对着窗户吹喇叭——鸣（名）声在外。”这些语言需要谐音的交流默契，否则便让人摸不着头脑，表现出一种宁可失“义”也不能无“象”的偏激言语态度。
常用衬字：乡村歌谣中经常夹杂很多无意谓的“呵”、“啦”、“喂”、“咧”、“咿吱”、“呀嘞”一类，似是有义无字时的随口吟咏，如同幼儿的咿呀之语，是文字和逻辑的胚胎状态。汉代辞赋中多用“兮”字，汉以前的文学中也多发语助词，大概也是早期汉语的现象，是很多难言心绪的暂用和未定符号。
可能还有其它特点。
少数民族为“夷”，下层贫民为“野”，都是文治薄弱之地，文字稀缺之地，为纸张和印刷术渗延不足的地方，因此语言的抽象化程度较低，语言中留下了具象的丰富遗迹，或者说保留了人们对语言具象化的依赖与追求，应该说没有什么奇怪。如果我们绘出一张文字发育的地图，又绘出一张政统和道统扩展的地图，可以发现这两张地图有大致的吻合。这当然证明“文以载道”的认定，甚至可以证明“夷”和“野”天然的反礼教和反文治倾向。
活在特有的口语世界里，乡野之人离生活实象近而离文字规限远，多了一份原真和自然，雅驯温良、君臣有序、重农轻商、男女大防等森严纲纪，一旦从上层移入下层，从都市移入乡村，总是出现涣散和松懈。我曾亲眼看见几个乡村妇女追得一个后生满山跑，戏谑地定要脱光他的裤子；也曾亲眼看到一群乡村农民追得一个干部满山跑，气愤地定要把霸道的家伙捆绑起来。这种无法无天的狂野之态，一定能震惊很多都市里的读书人。他们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大反传统礼教，显得十分自由和勇敢，就其大部分内容来说，其实并不比乡下农民做得更多和做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