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评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评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
李治修
李致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也是一位有胆识的出版家。他一面为刼后文化艺术做抢救、发掘、发现的出版或扶持工作，一面执着地用那支不肆雕琢的笔，为我们捧出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分别为《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的“三卷本”。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总序中他说，“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这方面的探索。”这是他在创作路上“向巴老学习，把心交给读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特别是在文化圈浮躁风气日盛中，他始终气定神闲地走自己的路，遵从着四爸巴金的教导“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的人生信条，真诚地收录、体现在他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既是他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他在执着坚守中的收获。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于我们认识大紊乱、大动荡、大变革这一特殊时段，都有反思价值和启迪意义。尤其是《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的《四爸巴金》，记录了这位被称作“中国的良心”的知名作家许多往事，以及在“文革”中遭到的不尽磨难和无情迫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于研究巴金，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在阅读这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之前，笔者已从作者出版的零星单行本中“经历”了好些“往事”。如今翻开三卷本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尽管有的文章已经读过，但再读时兴味仍旧不减。举凡有阅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有的作品经得初读，经不得再读，更耐不得多读；但李致的随笔却是个例外。这说明他的作品具有直抵读者内心深处的强大穿透力。这种穿透力也佐证了巴金一句名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当然，巴金对此有明确的阐释：“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窃以为巴金这段话，更宜于规范崇尚真情、真话的散文随笔。同时巴金所说的“无技巧”并非否定技巧，而是让技巧达到“最高境界”（真情、真话）：虽有若无，不留斧凿的至境。为技巧而技巧的玩弄技巧，反倒会留下败笔。如作家杨朔虽写了不少美文，但有时也过于雕琢，留下斧凿。如他的名篇《荔枝蜜》，在称颂蜜蜂之后，结尾处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作为巴老的侄儿李致，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对巴金的“两真”主张，更是恪守不渝，躬行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其作品在“人文一致、言行一致”中，不刻意追逐技巧，蕴含着圆熟技巧，因而才具有穿透读者心灵的力量。概括起来，这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具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朴实自然中的幽默，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惜墨与泼墨的融合”。现就此谈谈个人的浅见，并以此求证于大腕方家：
朴实自然中的幽默：李致作品素以朴实无华著称，也为读者所公认。有时在阅读中，行文的过分朴实也难免陷入沉闷和单调，个中所长所短易见。李致在写作中力避不足，在竭力节省笔墨，不作浪费的铺叙，不随意添加形容词的同时，也因其个性使然，在作文中自然流露出幽默和风趣，从而也成就了李致作品中的一个突出优势：朴实自然中的幽默。
这样的幽默，以简洁的文笔表达出来，使行文活泼诙谐，既轻松流畅又格调明朗，时不时会令人莞尔一笑。
记得英国诗人、评论家柯勒律治（即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说过，“缺乏幽默感的人不能算是很完善的人”。其实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也是对生活、人生充满自信和情趣的体现。文学作品中不能缺少了幽默，正如生活中不能缺少幽默一样。有了幽默感的作品——无论它表现的内容如何——就有了生活的润滑剂：或消减沉重，添加情味；或在困顿中透过气来，得到自我解脱；或从幽默中悟出人生哲理。
比如《干校三事》中的一节，标题为“翻脸不认狗”，描写“干校”下令“屠狗”，作者以充满幽默的文笔，揭露人的愚蠢、可笑和悲哀。在《找回名字》中，作者以名字为由头，从顽皮童年、学校念书、投稿笔名，同事称呼等往事中，以“名字”贯穿全篇，犹如红线穿珠，将许多生活趣事片段，剪接连缀成篇，而且行文朴实，流畅自然，充满幽默感。
单就构思来说，《找回名字》既写得有生活情趣，同时在叙写中又极其自然，更不乏供人思考的寓意，堪称独具李致特色的佳构。在《焦某“文革”轶事》中，更模仿《聊斋》手法，在语言上适当进行“白话”处理，让“幽默”升级。文中刻画出焦某既“玩世不恭”又善于玩出噱头，应付“五七”干校的支差，烘托出一个俏皮的焦某，在笑谑中对所谓的“脱胎换骨”进行嘈弄和反抗。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致作品中的幽默，不是相声中通过“逗、哏”挤出来的；不是相声中通过“抖包袱”抖出来的。这幽默同上述的“有意为之”大不相同：好像一个与生俱来有幽默天赋的人，纵然那一本正经的言谈举止，在别人眼里都会忍俊不禁。当“听众”、“观众”都笑得前仰后合，本人却表现出“无动于中”的淡然。这是卓别林式的幽默，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幽默属于“冷幽默”。冷幽默往往产生热效应。李致的幽默就属于这一类。他在行文中，不经意间“幽他一默”。这样自自然然的幽默，比之有意为之的搞笑，更出彩，更增色，更有情味。
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李致的散文以白描见长，但其白描更有独到之处。这就是“平淡”的飞白同传神的白描融为一体。
飞白原是书法绘画一种表现手法。在书法中系指笔画丝丝露白，润燥相生，笔迹虽断往往由沙笔相连，形成千丝万缕联系，别有一番韵味和笔意，显现出苍劲浑朴、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在绘画中的飞白，故意留下空白，使运墨有致，气韵空灵，飘逸潇洒，平添欣赏情趣。飞白艺术也应用在语言文学之中。作为文学艺术的“飞白”，可分为语音、词语、语法、逻辑、文字等类别。在描绘刻画事、物、人时应用“飞白”手法，能够起到和增加刻画、表达的修辞效果。可见飞白是书、画、文三者的艺术通衢。在论及李致作品时所指的“飞白”，则是相对于“白描”而言；其含义特指以“平淡”（飞白）方式陪衬“白描”，增强文字表达、刻画中的艺术效果。将李致散文特点之一归纳为“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旨在分析强调说明李致的“白描”，自有其应用中的独到之处。李致散文看是“平淡”的地方，其实是虚实相生，排兵布阵，主次协调的手法。那“平淡”不是赘笔，更不是败笔，而是巧笔。
有了行文中的平淡（飞白），在白描时更能收到传神、传情效果。这就是白描与飞白兼容所形成的优势。试以《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一朵白色花》为例：
《一朵白色花》系作者纪念大姐的回忆文章，因为整篇都“平淡”，显然经不得浅薄的眼光扫描。其实这“平淡”类似书画中的“飞白”。书画为了更见艺术效果，采用“飞白”，以虚显实，虚实相生，别有审美意蕴。书画、散文同理：在《一朵白色花》中，若缺少了这些“平淡”为依托，难以用白描勾勒、凸显出长姐神形——面对父亲的突然自杀，在巨大悲恸中“用手去扒父亲的眼睛”。这一举动在几十年后展示出来，情景历历在目，读来让人心灵震撼。这是个强力刺激镜头，是爆发型的；继后作者又通过长姐记日记，表达对父亲遗恨悠悠的思念。这突发的与漫长的对比情景，含泪泣血地再现了长姐的父女深情，也说明作者长于白描与飞白艺术的兼容。那些“平淡”（相当于书画中的飞白）恰好给“白描”提供了艺术空间，否则成功的白描又从何生根？！再如在“平淡”的叙写中，作者写到童年与长姐的一段往事，那童稚天真、善良心理，通过白描也十分真切动人：“……我以为是自己把姐姐气病的，十分不安。姐姐病好回家，我不敢去见她，偷偷地站在屋外的小凳子上，从窗缝里看她在做什么。姐姐发现了我，亲切地对我招手：‘小五，快来吃广柑！’我立即跑到她身边，接过广柑，如释重负。”若无此前的“误会交代”，这些“平淡”的叙写，这些传神之笔，动人之处，何以表达出来？！
在《一朵白色花》中，作为“飞白”的那些“平淡”，实则在全篇起到了引渡、铺垫、烘托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这篇回忆纪念长姐的文字，读来既显得亲切自然，又具有娓娓道来的从容不迫，而且其中有了起伏跌宕，把握了整篇行文的节奏，更增添了逶迤有致的韵味。
由此可见，若无这样的“平淡”作铺垫，白描如何在“飞白”中“飞”起来？！这必要的“平淡”其实在全文中突出了“亮点”，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作文也如一支交响曲，若无平实的铺排，哪来闻之令人神采飞扬的华彩乐？！作文也似“看山”，若无丘陵的拱卫环绕，何来雄峙高踞的主峰，让我们看到那无限风光呢？！从这里也可见作者借助书画的“飞白”手法，才使得作品中的白描，应用起来更加得手应心，娴熟圆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也就是飞白的疏离与凝练的白描之间的辩证统一。
同样在《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中，这种白描中的“飞白”，把“直似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的耀邦同志，不为小人所容的真正共产党人气度、形象，浮雕似地再现在我们面前，而且熠熠闪光。
胡耀邦曾是我党的总书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然是大人物，但作者笔下切入的角度，不是风云跌宕的大事，而是大人物处于顺境和逆境中的往事，以小见大。这样的叙述读起来“水波不兴”，但确乎是“水清见底”。通过作者笔下的“涓涓细流”，让人看到了一个十分真实的胡耀邦。比如耀邦在“蒙难”中，因痔疮得提前起床洗浴，由于小心过度，反让脸盆“哐当”落地，惊醒了同室的同伴，遭到个别人严厉斥责，他却如小孩犯错误般地惶恐窘迫；又如作者在主持出版了《最后年月》一书，莫名其妙地发行受阻，只好去求耀邦同志。作者抓住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亮点，用极其精简利落的白描手法，凸显出耀邦同志独具性格特征的人格魔力：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由此想见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不能不对他的“狡黠”中的智慧，面对难题的灵活处理，充满人情味的平易近人，倍感亲切和敬仰。正是有了耀邦同志示意出版社，绕过“正规”发行渠道的高招，才使《最后的岁月》以后得以内部发行。
作者以极其精练简洁的文字，活脱脱再现了耀邦同志的机智、风趣，同时也让人看到这位共青团总书记身上始终保持着青春气息和活力！读到这儿怎能不令人解颐一笑？也让人对被党内外一致称赞为“素有仁德之心”，一贯光明磊落的耀邦同志的敬意油然而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篇幅颇长的文字中，同样可以让人领会到作者借助“飞白”，促使行文中的白描更有了聚焦似的表现力；同时作者有选择地跳跃到往事的几个片段中，把耀邦同志与作者之间的情谊自然灵活地衔接起来，那幽默风趣的文字，也使全篇避免了记“流水账”式的冗长与粘滞。
文章中作者还内疚地写出一段“文革”往事：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地贴耀邦的“大字报”以示划清界限。虽然事过几十年，作者也抓住自己不放：仍感到十分歉疚和痛心，忏悔真诚而强烈：
在大批判高潮中，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胡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种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
从这段文字看，作者是一个严于律已，严肃反思的人。在那是非混淆，人人自危，不表态划清界限，就难免会招来无妄之灾的年代，写一张“揭发”大字报，更是应付和无奈。从大字报的提法看，也是应付和敷衍，并未给对方带来实质性的危害。即便如此，几十年后重新回忆“往事”，作者仍然觉得是“人品污点的暴露”，感到“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由此也让人联想到巴金的《随想录》。
以上文字放在全篇，好像是一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让《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的“往事”，在做人、作文中得到一以贯之的体现。
《学唱歌》是一则生活小插曲，但即使是这样的“小文章”，也能看到“大手笔”。
这篇文章以受到几个姐姐影响爱唱歌，而且巧妙地把唱歌纳入了“运动背景”，如在“干校”一人放牛时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省文联迎春会上唱《可爱的玫瑰花》，得到省音协副秘书长金桂娟的称赞，这儿已“暗藏”着幽默的玄机。接着作者以“有自知之明”导入唱歌活动，轻松揶揄地写出偶尔参与机关组织的大合唱，“自己为自己订立的座右铭是：‘张大口，声音小，头尾轻。’绝不突出个人，以免损害集体荣誉”。这些言辞足可录入“幽默段子”。继之，作者写到在联欢会上表演前的一番说词，更是幽默得令人爆笑。并由此说到“我一度想学唱歌”，到处拜师学艺遭到的“打击”，发出感叹道，“过去各种政治运动，我常被批评为右，唯有唱歌是‘左’。无可奈何，学阿q安慰自己：呜呼！无名师教诲，只有走‘自学成才’之路矣。”文字既简洁又精彩，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活泼生动的文字，不是形容词堆砌出来的；而是以白描手法，在“飞白”中，恰到好处地“白描”出来的。因而情景才能如此栩栩地再现，才能在行文中，表现得如此风趣和潇洒。全文不过1200字，把各个唱歌情景写得呼之欲出，写得如此精湛简洁，实是难得。
惜墨与泼墨的融合：契诃夫曾经说过，“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但简洁也并非只是字数削减，其实也涵盖了结构、叙述、描写等多个层面。单就字数而论，也是当增则增当减则减；从作品的美学原则出发，从表达的需要出发。
李致的文风历来以简洁著称，从不拖泥带水，随意放一个多余的形容词；也从不搞作秀的渲染和铺陈。不过作者也同时注意到了惜墨与泼墨；在惜墨如金的行文中，也能在必要时用墨如泼，把握“惜墨与泼墨”的分寸，因而惜墨与泼墨相辅相成，融汇为一体，取得了传情达意的艺术效果。
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散文，容易散漫无羁。作家冯骥才关于散文的一段话值得咀嚼。他说“散文，就是写平常生活中那些最值得写下来的东西。不使劲，不刻意，不娇情，不营造，更无须‘绞尽脑汁’。散文最终只是写一点感觉、一点情境、一点滋味罢了。当然这‘一点’往往令人深切难忘。……我喜欢这样说散文：它是悟出来的。”其实“悟出来的散文”比“做”出来的散文往往更有感染力。因为更有真意和内含，才能使散文意蕴隽永、情韵悠长、理趣沛然，耐得咀嚼。
概言之，李致的散文，笔出于心，情出于真，在表述中注重“惜墨”，在必要时不吝“泼墨”，这样也成就了他的独特文风和创作个性。且看《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一文。作者将惜墨与泼墨应用得恰到好处，也是一篇非常能打动、感染人的佳作。
文章开头以徐开垒《巴金传（续篇）》“患难中见真情”一节为楔子：用“真情”贯穿全篇，由小到大，由远而近，由内而外地写出骨肉真情、深情，让人读之含泪动容。
作者从“文革”惶惑重压氛围下读小说《家》切入，读到丫鬟鸣风跳湖自杀、瑞珏因避“血光之灾”死去，联系到当前处境而悲从中来；继之以“五七”干校夜间看坝坝电影，看到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影片却抹去了原作者巴金的名字！面对这样的荒诞无稽，从而也激起不可名状的难受；继后写到在“牛棚”中对四爸巴金的担心；写到长期不通音耗，给堂妹试探去信，在惴惴不安中好不容易盼来家书。写到最动情处，出于表达的需要，作者更是用墨如泼：详尽录出1972年10月30日与巴金通信的全文；其中隐含的压抑情绪，“欲说还休”的痛楚，读着也令人感到窒息，似乎空气也凝固了！特别是读到“妈妈逝世（指翻译家萧珊去世——笔者），你当然最难受。我本来应当立即写信安慰你。可是，我能向你说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就是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流。”看到这段回忆文字，真令人不忍卒读！紧接着作者用下一段文字加以对照：“1964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上海。这是我解放后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我开始喜欢她。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在屋外乘凉，萧姐也在场。我向你要《收获》复刊第一期，你答应了。妈妈立刻说你‘偏心’，说她向你要过几次，你都没有给她。当时，我多么愉快啊！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天伦之乐’吧！然而，这样的聚会，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了。”此情此景恍若隔世。不仅是强烈对比，更是抚今追昔咏叹，具有浓郁的抒情意蕴。局外人读到这封家书，也会有“家书抵万金”的感觉！这封家书有多少难言之隐，难解之痛含蕴在字里行间！
当作者写到春节一家好容易才有短暂的相聚，却放心不下四爸全家，利用几天宝贵时间秘密同妻子一起策划到上海探望四爸。前后细心的安排和防范，经历的全过程，让人感到作者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当年的“地下斗争”状态。其间插叙到四爸早年信仰过安拉其主义，竟放在几十年后的背景下加以清算，居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死敌”的“弥天大罪”！接着作者写到在四爸家中目睹的狼籍黯然景象，以及亲人的木然神情，简约中更是画龙点睛：
“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子，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九姑妈和十二孃也不像过去那样爱说话。没有人来串门。”
通过惜墨简约的“冷处理”，通过亲人性格的变化，遥想到六年来，亲人在无情摧残中，受到了多少折磨和惊吓！即使六年后的相逢，“这次和四爸会面，也不敢深谈。”一句“不敢深谈”，其间隐含了多少“潜台词”。这样的“惜墨如金”，更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压抑隐忍状态下，令人自然想到南朝·宋鲍照在《拟行路难》中的吟叹：“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当然，不敢言并不等于不敢想。身处逆境，作为文人，相反会想到很多，想得更透，甚至想得更横！
不过，人总是在希望中活着。作者企盼着四爸得到解脱：“我深切地期望他能摆脱这样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作者虽然是“吞声踯躅不敢言”，但最后也冲破禁锢，豁出去了：对未来作了最坏的打算。“我和四爸在二楼走道上谈话，我讲了准备要求调回成都的想法。想到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终于冒出一句心里话：‘如果你的问题解决得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这段压抑着极端悲愤的话，使《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一文，读来不能不令人动情含泪。末尾在作者情感起伏中，又掀起了一波揪心的呼应：
“我在上海只呆三天，第四天一大早就得离开。不想离开时惊动四爸，但他和九姑妈几乎和我同时起床，不凑巧，天下着雨……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的‘五七干校’？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这“相见难时别亦难”的情景，特别是其中“岂敢”二字，又容纳了多么委曲、沉重、复杂的心情！同时也是惜墨如金的高度压缩，读者心弦也不能不为之强烈震颤！文章随即生出强大张力，也让读者在泪眼朦胧中，看到一个滂沱大雨里挣扎离去的背影……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约7600字，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大多精短的篇幅中更显出相当的份量。像这样凭借泼墨与惜墨的巧妙融合，取得艺术效果的文章，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更不乏其例。如《大妈，我的母亲》，“泼墨”与“惜墨”把握有度，母亲的舐犊情深，儿子的娱亲之孝，不仅表现得生动有趣，也让读者心中漾起陶陶之波。
这儿不防录两段妙趣横生跃然纸上的文字：
我那一段时间处在男娃娃最调皮的阶段，不听话，惹人讨厌，被称为“五横牛”，大妈耐心教育我，我每天晚上“悔过”，第二天又依然故我。胖舅舅挖苦说：“我都听厌了。”有一次调皮过分（什么事我忘了），引起公愤，大姐和她的好友萧姐，二姐、三姐总动员：两个按我的手，两个按我的脚，让大妈打我的屁股。我大哭大闹，用当时的流行语言骂：“哪个再打我挨炸弹！”当然，到了晚上我又向大妈“忏悔”。
（因为大妈耳聋）我一去，总是先在纸上给大妈写：“你好不好？我这几天很忙。李斧来看过你没有？”大妈对我简单的谈话很不满意。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最好刻一个图章。”我不理解大妈的意思，申明我已有图章。她说：“你每次来，只有这几句话，不如刻一个图章，来了一盖就行，省得每次都写。”我这才知道大妈在“挖苦”我。大妈还经常告诫我，要多去看她，否则将来她“没”了，我要后悔。又有一次，我听说大妈病了，淋着大雨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为了“报复”，写了四句话：“大雨探母亲，其心何虔诚，还说儿不好，打起灯笼找”，大妈看见纸条，哈哈大笑。
此外，出于工作关系，作者在组稿、约稿中接触到的老作家，如茅盾、叶圣陶、曹禺、李健吾、艾芜、沙汀，建国后成长的刘绍棠，以及接触到的一些川剧艺人，外国人士等等，经作者用一支富于特色的笔，以朴实自然中的幽默，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惜墨与泼墨的融合，也让人感知领悟到那些作家、艺术家们的风范，品德，更同籍籍乎名利之徒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目无尘下形成鲜明对照。
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佳作迭出，有不少写得感情真挚，简洁生动，传神传情之作，叵耐笔者不善深文周纳，难免走眼遗珠，挂一漏万。但统括论述，值得强调的是：李致的创作特色，是一种整合，三者呈现，无法形而上地加以分割，这倒是赏读中值得加以注意的。平心而论，《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亦有待精练之处。虽白璧微瑕，但瑕不掩瑜，也许是笔者的过分挑剔吧！
2015年4月24日完稿
2015年7月16日修改
李治修
李致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也是一位有胆识的出版家。他一面为刼后文化艺术做抢救、发掘、发现的出版或扶持工作，一面执着地用那支不肆雕琢的笔，为我们捧出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分别为《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的“三卷本”。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总序中他说，“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这方面的探索。”这是他在创作路上“向巴老学习，把心交给读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特别是在文化圈浮躁风气日盛中，他始终气定神闲地走自己的路，遵从着四爸巴金的教导“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的人生信条，真诚地收录、体现在他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既是他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他在执着坚守中的收获。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于我们认识大紊乱、大动荡、大变革这一特殊时段，都有反思价值和启迪意义。尤其是《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的《四爸巴金》，记录了这位被称作“中国的良心”的知名作家许多往事，以及在“文革”中遭到的不尽磨难和无情迫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于研究巴金，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在阅读这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之前，笔者已从作者出版的零星单行本中“经历”了好些“往事”。如今翻开三卷本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尽管有的文章已经读过，但再读时兴味仍旧不减。举凡有阅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有的作品经得初读，经不得再读，更耐不得多读；但李致的随笔却是个例外。这说明他的作品具有直抵读者内心深处的强大穿透力。这种穿透力也佐证了巴金一句名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当然，巴金对此有明确的阐释：“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窃以为巴金这段话，更宜于规范崇尚真情、真话的散文随笔。同时巴金所说的“无技巧”并非否定技巧，而是让技巧达到“最高境界”（真情、真话）：虽有若无，不留斧凿的至境。为技巧而技巧的玩弄技巧，反倒会留下败笔。如作家杨朔虽写了不少美文，但有时也过于雕琢，留下斧凿。如他的名篇《荔枝蜜》，在称颂蜜蜂之后，结尾处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作为巴老的侄儿李致，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对巴金的“两真”主张，更是恪守不渝，躬行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其作品在“人文一致、言行一致”中，不刻意追逐技巧，蕴含着圆熟技巧，因而才具有穿透读者心灵的力量。概括起来，这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具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朴实自然中的幽默，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惜墨与泼墨的融合”。现就此谈谈个人的浅见，并以此求证于大腕方家：
朴实自然中的幽默：李致作品素以朴实无华著称，也为读者所公认。有时在阅读中，行文的过分朴实也难免陷入沉闷和单调，个中所长所短易见。李致在写作中力避不足，在竭力节省笔墨，不作浪费的铺叙，不随意添加形容词的同时，也因其个性使然，在作文中自然流露出幽默和风趣，从而也成就了李致作品中的一个突出优势：朴实自然中的幽默。
这样的幽默，以简洁的文笔表达出来，使行文活泼诙谐，既轻松流畅又格调明朗，时不时会令人莞尔一笑。
记得英国诗人、评论家柯勒律治（即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说过，“缺乏幽默感的人不能算是很完善的人”。其实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也是对生活、人生充满自信和情趣的体现。文学作品中不能缺少了幽默，正如生活中不能缺少幽默一样。有了幽默感的作品——无论它表现的内容如何——就有了生活的润滑剂：或消减沉重，添加情味；或在困顿中透过气来，得到自我解脱；或从幽默中悟出人生哲理。
比如《干校三事》中的一节，标题为“翻脸不认狗”，描写“干校”下令“屠狗”，作者以充满幽默的文笔，揭露人的愚蠢、可笑和悲哀。在《找回名字》中，作者以名字为由头，从顽皮童年、学校念书、投稿笔名，同事称呼等往事中，以“名字”贯穿全篇，犹如红线穿珠，将许多生活趣事片段，剪接连缀成篇，而且行文朴实，流畅自然，充满幽默感。
单就构思来说，《找回名字》既写得有生活情趣，同时在叙写中又极其自然，更不乏供人思考的寓意，堪称独具李致特色的佳构。在《焦某“文革”轶事》中，更模仿《聊斋》手法，在语言上适当进行“白话”处理，让“幽默”升级。文中刻画出焦某既“玩世不恭”又善于玩出噱头，应付“五七”干校的支差，烘托出一个俏皮的焦某，在笑谑中对所谓的“脱胎换骨”进行嘈弄和反抗。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致作品中的幽默，不是相声中通过“逗、哏”挤出来的；不是相声中通过“抖包袱”抖出来的。这幽默同上述的“有意为之”大不相同：好像一个与生俱来有幽默天赋的人，纵然那一本正经的言谈举止，在别人眼里都会忍俊不禁。当“听众”、“观众”都笑得前仰后合，本人却表现出“无动于中”的淡然。这是卓别林式的幽默，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幽默属于“冷幽默”。冷幽默往往产生热效应。李致的幽默就属于这一类。他在行文中，不经意间“幽他一默”。这样自自然然的幽默，比之有意为之的搞笑，更出彩，更增色，更有情味。
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李致的散文以白描见长，但其白描更有独到之处。这就是“平淡”的飞白同传神的白描融为一体。
飞白原是书法绘画一种表现手法。在书法中系指笔画丝丝露白，润燥相生，笔迹虽断往往由沙笔相连，形成千丝万缕联系，别有一番韵味和笔意，显现出苍劲浑朴、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在绘画中的飞白，故意留下空白，使运墨有致，气韵空灵，飘逸潇洒，平添欣赏情趣。飞白艺术也应用在语言文学之中。作为文学艺术的“飞白”，可分为语音、词语、语法、逻辑、文字等类别。在描绘刻画事、物、人时应用“飞白”手法，能够起到和增加刻画、表达的修辞效果。可见飞白是书、画、文三者的艺术通衢。在论及李致作品时所指的“飞白”，则是相对于“白描”而言；其含义特指以“平淡”（飞白）方式陪衬“白描”，增强文字表达、刻画中的艺术效果。将李致散文特点之一归纳为“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旨在分析强调说明李致的“白描”，自有其应用中的独到之处。李致散文看是“平淡”的地方，其实是虚实相生，排兵布阵，主次协调的手法。那“平淡”不是赘笔，更不是败笔，而是巧笔。
有了行文中的平淡（飞白），在白描时更能收到传神、传情效果。这就是白描与飞白兼容所形成的优势。试以《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一朵白色花》为例：
《一朵白色花》系作者纪念大姐的回忆文章，因为整篇都“平淡”，显然经不得浅薄的眼光扫描。其实这“平淡”类似书画中的“飞白”。书画为了更见艺术效果，采用“飞白”，以虚显实，虚实相生，别有审美意蕴。书画、散文同理：在《一朵白色花》中，若缺少了这些“平淡”为依托，难以用白描勾勒、凸显出长姐神形——面对父亲的突然自杀，在巨大悲恸中“用手去扒父亲的眼睛”。这一举动在几十年后展示出来，情景历历在目，读来让人心灵震撼。这是个强力刺激镜头，是爆发型的；继后作者又通过长姐记日记，表达对父亲遗恨悠悠的思念。这突发的与漫长的对比情景，含泪泣血地再现了长姐的父女深情，也说明作者长于白描与飞白艺术的兼容。那些“平淡”（相当于书画中的飞白）恰好给“白描”提供了艺术空间，否则成功的白描又从何生根？！再如在“平淡”的叙写中，作者写到童年与长姐的一段往事，那童稚天真、善良心理，通过白描也十分真切动人：“……我以为是自己把姐姐气病的，十分不安。姐姐病好回家，我不敢去见她，偷偷地站在屋外的小凳子上，从窗缝里看她在做什么。姐姐发现了我，亲切地对我招手：‘小五，快来吃广柑！’我立即跑到她身边，接过广柑，如释重负。”若无此前的“误会交代”，这些“平淡”的叙写，这些传神之笔，动人之处，何以表达出来？！
在《一朵白色花》中，作为“飞白”的那些“平淡”，实则在全篇起到了引渡、铺垫、烘托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这篇回忆纪念长姐的文字，读来既显得亲切自然，又具有娓娓道来的从容不迫，而且其中有了起伏跌宕，把握了整篇行文的节奏，更增添了逶迤有致的韵味。
由此可见，若无这样的“平淡”作铺垫，白描如何在“飞白”中“飞”起来？！这必要的“平淡”其实在全文中突出了“亮点”，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作文也如一支交响曲，若无平实的铺排，哪来闻之令人神采飞扬的华彩乐？！作文也似“看山”，若无丘陵的拱卫环绕，何来雄峙高踞的主峰，让我们看到那无限风光呢？！从这里也可见作者借助书画的“飞白”手法，才使得作品中的白描，应用起来更加得手应心，娴熟圆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也就是飞白的疏离与凝练的白描之间的辩证统一。
同样在《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中，这种白描中的“飞白”，把“直似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的耀邦同志，不为小人所容的真正共产党人气度、形象，浮雕似地再现在我们面前，而且熠熠闪光。
胡耀邦曾是我党的总书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然是大人物，但作者笔下切入的角度，不是风云跌宕的大事，而是大人物处于顺境和逆境中的往事，以小见大。这样的叙述读起来“水波不兴”，但确乎是“水清见底”。通过作者笔下的“涓涓细流”，让人看到了一个十分真实的胡耀邦。比如耀邦在“蒙难”中，因痔疮得提前起床洗浴，由于小心过度，反让脸盆“哐当”落地，惊醒了同室的同伴，遭到个别人严厉斥责，他却如小孩犯错误般地惶恐窘迫；又如作者在主持出版了《最后年月》一书，莫名其妙地发行受阻，只好去求耀邦同志。作者抓住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亮点，用极其精简利落的白描手法，凸显出耀邦同志独具性格特征的人格魔力：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由此想见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不能不对他的“狡黠”中的智慧，面对难题的灵活处理，充满人情味的平易近人，倍感亲切和敬仰。正是有了耀邦同志示意出版社，绕过“正规”发行渠道的高招，才使《最后的岁月》以后得以内部发行。
作者以极其精练简洁的文字，活脱脱再现了耀邦同志的机智、风趣，同时也让人看到这位共青团总书记身上始终保持着青春气息和活力！读到这儿怎能不令人解颐一笑？也让人对被党内外一致称赞为“素有仁德之心”，一贯光明磊落的耀邦同志的敬意油然而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篇幅颇长的文字中，同样可以让人领会到作者借助“飞白”，促使行文中的白描更有了聚焦似的表现力；同时作者有选择地跳跃到往事的几个片段中，把耀邦同志与作者之间的情谊自然灵活地衔接起来，那幽默风趣的文字，也使全篇避免了记“流水账”式的冗长与粘滞。
文章中作者还内疚地写出一段“文革”往事：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地贴耀邦的“大字报”以示划清界限。虽然事过几十年，作者也抓住自己不放：仍感到十分歉疚和痛心，忏悔真诚而强烈：
在大批判高潮中，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胡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种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
从这段文字看，作者是一个严于律已，严肃反思的人。在那是非混淆，人人自危，不表态划清界限，就难免会招来无妄之灾的年代，写一张“揭发”大字报，更是应付和无奈。从大字报的提法看，也是应付和敷衍，并未给对方带来实质性的危害。即便如此，几十年后重新回忆“往事”，作者仍然觉得是“人品污点的暴露”，感到“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由此也让人联想到巴金的《随想录》。
以上文字放在全篇，好像是一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让《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的“往事”，在做人、作文中得到一以贯之的体现。
《学唱歌》是一则生活小插曲，但即使是这样的“小文章”，也能看到“大手笔”。
这篇文章以受到几个姐姐影响爱唱歌，而且巧妙地把唱歌纳入了“运动背景”，如在“干校”一人放牛时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省文联迎春会上唱《可爱的玫瑰花》，得到省音协副秘书长金桂娟的称赞，这儿已“暗藏”着幽默的玄机。接着作者以“有自知之明”导入唱歌活动，轻松揶揄地写出偶尔参与机关组织的大合唱，“自己为自己订立的座右铭是：‘张大口，声音小，头尾轻。’绝不突出个人，以免损害集体荣誉”。这些言辞足可录入“幽默段子”。继之，作者写到在联欢会上表演前的一番说词，更是幽默得令人爆笑。并由此说到“我一度想学唱歌”，到处拜师学艺遭到的“打击”，发出感叹道，“过去各种政治运动，我常被批评为右，唯有唱歌是‘左’。无可奈何，学阿q安慰自己：呜呼！无名师教诲，只有走‘自学成才’之路矣。”文字既简洁又精彩，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活泼生动的文字，不是形容词堆砌出来的；而是以白描手法，在“飞白”中，恰到好处地“白描”出来的。因而情景才能如此栩栩地再现，才能在行文中，表现得如此风趣和潇洒。全文不过1200字，把各个唱歌情景写得呼之欲出，写得如此精湛简洁，实是难得。
惜墨与泼墨的融合：契诃夫曾经说过，“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但简洁也并非只是字数削减，其实也涵盖了结构、叙述、描写等多个层面。单就字数而论，也是当增则增当减则减；从作品的美学原则出发，从表达的需要出发。
李致的文风历来以简洁著称，从不拖泥带水，随意放一个多余的形容词；也从不搞作秀的渲染和铺陈。不过作者也同时注意到了惜墨与泼墨；在惜墨如金的行文中，也能在必要时用墨如泼，把握“惜墨与泼墨”的分寸，因而惜墨与泼墨相辅相成，融汇为一体，取得了传情达意的艺术效果。
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散文，容易散漫无羁。作家冯骥才关于散文的一段话值得咀嚼。他说“散文，就是写平常生活中那些最值得写下来的东西。不使劲，不刻意，不娇情，不营造，更无须‘绞尽脑汁’。散文最终只是写一点感觉、一点情境、一点滋味罢了。当然这‘一点’往往令人深切难忘。……我喜欢这样说散文：它是悟出来的。”其实“悟出来的散文”比“做”出来的散文往往更有感染力。因为更有真意和内含，才能使散文意蕴隽永、情韵悠长、理趣沛然，耐得咀嚼。
概言之，李致的散文，笔出于心，情出于真，在表述中注重“惜墨”，在必要时不吝“泼墨”，这样也成就了他的独特文风和创作个性。且看《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一文。作者将惜墨与泼墨应用得恰到好处，也是一篇非常能打动、感染人的佳作。
文章开头以徐开垒《巴金传（续篇）》“患难中见真情”一节为楔子：用“真情”贯穿全篇，由小到大，由远而近，由内而外地写出骨肉真情、深情，让人读之含泪动容。
作者从“文革”惶惑重压氛围下读小说《家》切入，读到丫鬟鸣风跳湖自杀、瑞珏因避“血光之灾”死去，联系到当前处境而悲从中来；继之以“五七”干校夜间看坝坝电影，看到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影片却抹去了原作者巴金的名字！面对这样的荒诞无稽，从而也激起不可名状的难受；继后写到在“牛棚”中对四爸巴金的担心；写到长期不通音耗，给堂妹试探去信，在惴惴不安中好不容易盼来家书。写到最动情处，出于表达的需要，作者更是用墨如泼：详尽录出1972年10月30日与巴金通信的全文；其中隐含的压抑情绪，“欲说还休”的痛楚，读着也令人感到窒息，似乎空气也凝固了！特别是读到“妈妈逝世（指翻译家萧珊去世——笔者），你当然最难受。我本来应当立即写信安慰你。可是，我能向你说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就是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流。”看到这段回忆文字，真令人不忍卒读！紧接着作者用下一段文字加以对照：“1964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上海。这是我解放后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我开始喜欢她。记得那天晚上，大家在屋外乘凉，萧姐也在场。我向你要《收获》复刊第一期，你答应了。妈妈立刻说你‘偏心’，说她向你要过几次，你都没有给她。当时，我多么愉快啊！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天伦之乐’吧！然而，这样的聚会，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了。”此情此景恍若隔世。不仅是强烈对比，更是抚今追昔咏叹，具有浓郁的抒情意蕴。局外人读到这封家书，也会有“家书抵万金”的感觉！这封家书有多少难言之隐，难解之痛含蕴在字里行间！
当作者写到春节一家好容易才有短暂的相聚，却放心不下四爸全家，利用几天宝贵时间秘密同妻子一起策划到上海探望四爸。前后细心的安排和防范，经历的全过程，让人感到作者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当年的“地下斗争”状态。其间插叙到四爸早年信仰过安拉其主义，竟放在几十年后的背景下加以清算，居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死敌”的“弥天大罪”！接着作者写到在四爸家中目睹的狼籍黯然景象，以及亲人的木然神情，简约中更是画龙点睛：
“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子，全家被赶到楼下居住……九姑妈和十二孃也不像过去那样爱说话。没有人来串门。”
通过惜墨简约的“冷处理”，通过亲人性格的变化，遥想到六年来，亲人在无情摧残中，受到了多少折磨和惊吓！即使六年后的相逢，“这次和四爸会面，也不敢深谈。”一句“不敢深谈”，其间隐含了多少“潜台词”。这样的“惜墨如金”，更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压抑隐忍状态下，令人自然想到南朝·宋鲍照在《拟行路难》中的吟叹：“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当然，不敢言并不等于不敢想。身处逆境，作为文人，相反会想到很多，想得更透，甚至想得更横！
不过，人总是在希望中活着。作者企盼着四爸得到解脱：“我深切地期望他能摆脱这样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作者虽然是“吞声踯躅不敢言”，但最后也冲破禁锢，豁出去了：对未来作了最坏的打算。“我和四爸在二楼走道上谈话，我讲了准备要求调回成都的想法。想到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终于冒出一句心里话：‘如果你的问题解决得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这段压抑着极端悲愤的话，使《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一文，读来不能不令人动情含泪。末尾在作者情感起伏中，又掀起了一波揪心的呼应：
“我在上海只呆三天，第四天一大早就得离开。不想离开时惊动四爸，但他和九姑妈几乎和我同时起床，不凑巧，天下着雨……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的‘五七干校’？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这“相见难时别亦难”的情景，特别是其中“岂敢”二字，又容纳了多么委曲、沉重、复杂的心情！同时也是惜墨如金的高度压缩，读者心弦也不能不为之强烈震颤！文章随即生出强大张力，也让读者在泪眼朦胧中，看到一个滂沱大雨里挣扎离去的背影……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约7600字，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大多精短的篇幅中更显出相当的份量。像这样凭借泼墨与惜墨的巧妙融合，取得艺术效果的文章，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更不乏其例。如《大妈，我的母亲》，“泼墨”与“惜墨”把握有度，母亲的舐犊情深，儿子的娱亲之孝，不仅表现得生动有趣，也让读者心中漾起陶陶之波。
这儿不防录两段妙趣横生跃然纸上的文字：
我那一段时间处在男娃娃最调皮的阶段，不听话，惹人讨厌，被称为“五横牛”，大妈耐心教育我，我每天晚上“悔过”，第二天又依然故我。胖舅舅挖苦说：“我都听厌了。”有一次调皮过分（什么事我忘了），引起公愤，大姐和她的好友萧姐，二姐、三姐总动员：两个按我的手，两个按我的脚，让大妈打我的屁股。我大哭大闹，用当时的流行语言骂：“哪个再打我挨炸弹！”当然，到了晚上我又向大妈“忏悔”。
（因为大妈耳聋）我一去，总是先在纸上给大妈写：“你好不好？我这几天很忙。李斧来看过你没有？”大妈对我简单的谈话很不满意。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最好刻一个图章。”我不理解大妈的意思，申明我已有图章。她说：“你每次来，只有这几句话，不如刻一个图章，来了一盖就行，省得每次都写。”我这才知道大妈在“挖苦”我。大妈还经常告诫我，要多去看她，否则将来她“没”了，我要后悔。又有一次，我听说大妈病了，淋着大雨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为了“报复”，写了四句话：“大雨探母亲，其心何虔诚，还说儿不好，打起灯笼找”，大妈看见纸条，哈哈大笑。
此外，出于工作关系，作者在组稿、约稿中接触到的老作家，如茅盾、叶圣陶、曹禺、李健吾、艾芜、沙汀，建国后成长的刘绍棠，以及接触到的一些川剧艺人，外国人士等等，经作者用一支富于特色的笔，以朴实自然中的幽默，白描与飞白的兼容，惜墨与泼墨的融合，也让人感知领悟到那些作家、艺术家们的风范，品德，更同籍籍乎名利之徒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目无尘下形成鲜明对照。
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佳作迭出，有不少写得感情真挚，简洁生动，传神传情之作，叵耐笔者不善深文周纳，难免走眼遗珠，挂一漏万。但统括论述，值得强调的是：李致的创作特色，是一种整合，三者呈现，无法形而上地加以分割，这倒是赏读中值得加以注意的。平心而论，《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亦有待精练之处。虽白璧微瑕，但瑕不掩瑜，也许是笔者的过分挑剔吧！
2015年4月24日完稿
2015年7月1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