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名字
找回名字
若干年来，许多同志以官衔称我。我很想找回自己的名字。
我当然有名字，正名叫李国煇，“煇”字在汉字简化时已被作为异体字归并为“辉”。这是父亲按李家的名序为我取的。曾祖父辈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定了辈分名序：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我祖父叫李道河，我父亲叫李尧枚，我就叫李国煇。从小到读高中，这个名字用了十七年。
我还有字和号。号叫耀庭，光耀门庭之意。原来的大家庭已衰落，父亲为我取这个号反映了他的愿望。字叫芝荪。芝，是灵芝，瑞草也；荪，亦古书上的香草。大概是希望成为瑞草、香草，才可能光耀门庭。我很小时父亲就逝世，只有我母亲知道我的字和号；因为没有人使用，似乎与我没有关系。
我小时很淘气，蛮不讲理，人称“五横牛”。
我还有个贱名，曾困扰我一段时期。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我是否有出息，当时很难说。但母亲生四个女儿，好不容易才生了我这个儿子；物以稀为贵，当然要倍加保护，包括取贱名了。如果像鲁迅的师父那样给他取个法名叫“长庚”，或是像一般百姓家那样取个“狗娃”之类的名字，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不知是哪一位长辈，异想天开，居然给我取了“五丫头”这个贱名，害得我遭到小伙伴的嘲笑。要是当时就知道男女平等，妇女是“半边天”的理论，也就无所谓了，但我不知道。我十分反感、坚决抵制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不管谁这样叫我，一律不答应。人世间总有许多事料想不到：有一次成都市检阅童子军，我们学校的队伍排列整齐，举校旗，敲洋鼓、吹洋号，神气十足地在大街上走“齐步”。没想到我被一位爱看热闹的叔祖母发现，她兴高采烈地指着我大喊：“五丫头！”同学们莫名其妙，不知是在叫谁。我一看大事不好，强作镇静，挺胸昂头，目中无人，才逃避了这场灾难，没有被同学发现。这时我已经上初中了。
也是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在课堂上胡乱给我取歪名，引起同学哄堂大笑。我认为这是人身侮辱，绝不能容忍，挥拳示意要“武力解决”，他也表示应战。课间休息，我们来到邻近的空地。同学中不但没有“维和部队”，反而都是像阿q似的看客，怂恿我们决一雌雄。我俩高矮相差不多，势均力敌；但我拥有维护自己人格的正义，打得非常勇猛，直到上课铃响才住手。我被打出鼻血，他的头上肿起了包。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正规“武斗”，至今还记得其中的细节。
我还有一个洋名，叫peter，是我的四爸巴金给我取的。一般人都没有用这个洋名叫我，只有一个年轻的姑姑，她讲时髦（当时叫摩登），喜欢打扮，走“电影路”（类似时装模特儿的猫步），常在大庭广众之中，用四川话高声大叫：“彼得！”但我很少答应。直到半个世纪过去，重读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发现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叫peter，才意识到巴老给我取这个名字的含意，他希望我长大以后，能成关心劳苦大众的革命者。
由正名还派生出另一个谐名，叫李国飞。我十二岁时四爸回成都，住在家中，他目睹我每天放学之后，总在外面玩，不肯回家，便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干脆叫李国飞吧！”我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过，当时我不知道四爸这是在批评我，反而认为如果真的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以上，都是长辈给我取的名字，不算少吧。
十五岁起我开始学习写作，在成都、重庆、自贡等地的报刊上发表。我信手拈来，为自己取了不少笔名。诸如屈侬、横牛、下迹、夏吸、柏西、李河、冯钦之类，有十几、二十个吧。这些随意取的笔名，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却害得我在“肃胡”和“文革”中交待不清。我十分后悔不该附庸风雅，摩仿文人学士，自投罗网。然而悔之晚矣。
读中学期间我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5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破晓社。正如社歌里的两句话：“我们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当时我们的梦想可多了！我们向往着一个“光明世界”，没有剥削和压迫，所有的人亲如一家。因为崇拜屈原，破晓社成员一律姓屈，我取名屈侬（后改为屈致）。这体现了我们当时的纯真，在后来的实际斗争中，破晓社绝大部分成员先后加入地下社和地下党，至今没有一个人堕落或变质。目前所有成员都已离退休，经常互相鼓励保持晚节，注意身体健康。
1946年底，我因为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又被学校暗中开除。客观条件迫使我改名。另取一个什么名字呢？经过反思，我感到自己经常感情用事，不懂斗争策略，脱离群众，需要理智。用其谐音，改名为李致。我喜欢这个名字，它将伴我终身。
1949年初，老张（实为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在重庆市沙坪坝找到我，指定我为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沙磁区工作组成员。为避免敌人破坏，实行易名单线联系，党内称我为小陈。
解放后到“文革”前，我一直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在耀邦同志的影响下，共青团保持一个好传统：同志之间不用官称，一律直呼其名。如表尊重，便在名字后加“同志”二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出版社工作，称呼也比较随意。我和出版社同事的一批孩子的关系很好。有一天他们自办学校玩，有学生有老师，但没有校长。正好我路过，他们一致“拥戴”我当“校长”，而且不管我是否接受，就叫我校长；甚至一些父母也跟着孩子叫校长。不少人感到奇怪，问我究竟是哪一个学校的校长？我觉得很亲切也很有趣。可是以后到了政府部门，便被官称了，我常常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在叫我。但政府部门允许官称，我也没有办法。再以后到了党委部门。中央早发过通知：党内一律称同志，不以职务官称。我为此感到高兴。可是除了我主管的处室以外，仍不能摆脱官称。我不断作出解释，别人却以为我在谦虚，还有人误以为我对他有意见。打电话也遇到困难。我自报名字，对方常不认识。有一次有急事要与一位书记通话，说名字总机不转。无可奈何之际，只好自报官衔，才把事办成。这时一身发热，我相信一定从脸红到脚心。收信也常出差错，李致被写为李智、李治、李贽、李志、李直等，既当过唐朝皇帝，又做过古代文人。究其原因，皆为平常被官称所致。年过花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被一个群众团体选为主席。我想，这一下可以彻底摆脱官称了。谁知仍有人官称，位高竟至主席。局长、部长也就算了，主席是能随便当的么？显然忘掉“文革”的惨痛教训了。这些同志对我出自尊敬，我也尊敬他们。但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感情。
都是常人，直呼其名最好。
1998年10月16日
附记
我七十岁时，不少人称我为李老。比我大15岁马识途老人，认535为我这个在他心目中的“手舞足蹈”的少年，不能被称李老；为表尊重，可叫致公。从此，马老和文艺界一些朋友，称我为致公。
我离休后，曾居住在金杏苑小区。邻居对我的称谓五花八门：知道我过去职务的，冠以官称、或称李老师；保安叫我老革命；婆婆们和打工的叫我李爷爷；淸洁工“三朵金花”称我为老太爷；有些幼儿起初叫我爷爷，我宣布已有重孙后，他们又改叫祖祖。我认为，作为普通公民，叫个大爷，就很好了！
2017年6月28日
若干年来，许多同志以官衔称我。我很想找回自己的名字。
我当然有名字，正名叫李国煇，“煇”字在汉字简化时已被作为异体字归并为“辉”。这是父亲按李家的名序为我取的。曾祖父辈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定了辈分名序：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我祖父叫李道河，我父亲叫李尧枚，我就叫李国煇。从小到读高中，这个名字用了十七年。
我还有字和号。号叫耀庭，光耀门庭之意。原来的大家庭已衰落，父亲为我取这个号反映了他的愿望。字叫芝荪。芝，是灵芝，瑞草也；荪，亦古书上的香草。大概是希望成为瑞草、香草，才可能光耀门庭。我很小时父亲就逝世，只有我母亲知道我的字和号；因为没有人使用，似乎与我没有关系。
我小时很淘气，蛮不讲理，人称“五横牛”。
我还有个贱名，曾困扰我一段时期。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我是否有出息，当时很难说。但母亲生四个女儿，好不容易才生了我这个儿子；物以稀为贵，当然要倍加保护，包括取贱名了。如果像鲁迅的师父那样给他取个法名叫“长庚”，或是像一般百姓家那样取个“狗娃”之类的名字，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不知是哪一位长辈，异想天开，居然给我取了“五丫头”这个贱名，害得我遭到小伙伴的嘲笑。要是当时就知道男女平等，妇女是“半边天”的理论，也就无所谓了，但我不知道。我十分反感、坚决抵制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不管谁这样叫我，一律不答应。人世间总有许多事料想不到：有一次成都市检阅童子军，我们学校的队伍排列整齐，举校旗，敲洋鼓、吹洋号，神气十足地在大街上走“齐步”。没想到我被一位爱看热闹的叔祖母发现，她兴高采烈地指着我大喊：“五丫头！”同学们莫名其妙，不知是在叫谁。我一看大事不好，强作镇静，挺胸昂头，目中无人，才逃避了这场灾难，没有被同学发现。这时我已经上初中了。
也是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在课堂上胡乱给我取歪名，引起同学哄堂大笑。我认为这是人身侮辱，绝不能容忍，挥拳示意要“武力解决”，他也表示应战。课间休息，我们来到邻近的空地。同学中不但没有“维和部队”，反而都是像阿q似的看客，怂恿我们决一雌雄。我俩高矮相差不多，势均力敌；但我拥有维护自己人格的正义，打得非常勇猛，直到上课铃响才住手。我被打出鼻血，他的头上肿起了包。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正规“武斗”，至今还记得其中的细节。
我还有一个洋名，叫peter，是我的四爸巴金给我取的。一般人都没有用这个洋名叫我，只有一个年轻的姑姑，她讲时髦（当时叫摩登），喜欢打扮，走“电影路”（类似时装模特儿的猫步），常在大庭广众之中，用四川话高声大叫：“彼得！”但我很少答应。直到半个世纪过去，重读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发现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叫peter，才意识到巴老给我取这个名字的含意，他希望我长大以后，能成关心劳苦大众的革命者。
由正名还派生出另一个谐名，叫李国飞。我十二岁时四爸回成都，住在家中，他目睹我每天放学之后，总在外面玩，不肯回家，便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干脆叫李国飞吧！”我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过，当时我不知道四爸这是在批评我，反而认为如果真的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以上，都是长辈给我取的名字，不算少吧。
十五岁起我开始学习写作，在成都、重庆、自贡等地的报刊上发表。我信手拈来，为自己取了不少笔名。诸如屈侬、横牛、下迹、夏吸、柏西、李河、冯钦之类，有十几、二十个吧。这些随意取的笔名，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却害得我在“肃胡”和“文革”中交待不清。我十分后悔不该附庸风雅，摩仿文人学士，自投罗网。然而悔之晚矣。
读中学期间我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5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破晓社。正如社歌里的两句话：“我们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当时我们的梦想可多了！我们向往着一个“光明世界”，没有剥削和压迫，所有的人亲如一家。因为崇拜屈原，破晓社成员一律姓屈，我取名屈侬（后改为屈致）。这体现了我们当时的纯真，在后来的实际斗争中，破晓社绝大部分成员先后加入地下社和地下党，至今没有一个人堕落或变质。目前所有成员都已离退休，经常互相鼓励保持晚节，注意身体健康。
1946年底，我因为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又被学校暗中开除。客观条件迫使我改名。另取一个什么名字呢？经过反思，我感到自己经常感情用事，不懂斗争策略，脱离群众，需要理智。用其谐音，改名为李致。我喜欢这个名字，它将伴我终身。
1949年初，老张（实为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在重庆市沙坪坝找到我，指定我为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沙磁区工作组成员。为避免敌人破坏，实行易名单线联系，党内称我为小陈。
解放后到“文革”前，我一直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在耀邦同志的影响下，共青团保持一个好传统：同志之间不用官称，一律直呼其名。如表尊重，便在名字后加“同志”二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出版社工作，称呼也比较随意。我和出版社同事的一批孩子的关系很好。有一天他们自办学校玩，有学生有老师，但没有校长。正好我路过，他们一致“拥戴”我当“校长”，而且不管我是否接受，就叫我校长；甚至一些父母也跟着孩子叫校长。不少人感到奇怪，问我究竟是哪一个学校的校长？我觉得很亲切也很有趣。可是以后到了政府部门，便被官称了，我常常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在叫我。但政府部门允许官称，我也没有办法。再以后到了党委部门。中央早发过通知：党内一律称同志，不以职务官称。我为此感到高兴。可是除了我主管的处室以外，仍不能摆脱官称。我不断作出解释，别人却以为我在谦虚，还有人误以为我对他有意见。打电话也遇到困难。我自报名字，对方常不认识。有一次有急事要与一位书记通话，说名字总机不转。无可奈何之际，只好自报官衔，才把事办成。这时一身发热，我相信一定从脸红到脚心。收信也常出差错，李致被写为李智、李治、李贽、李志、李直等，既当过唐朝皇帝，又做过古代文人。究其原因，皆为平常被官称所致。年过花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被一个群众团体选为主席。我想，这一下可以彻底摆脱官称了。谁知仍有人官称，位高竟至主席。局长、部长也就算了，主席是能随便当的么？显然忘掉“文革”的惨痛教训了。这些同志对我出自尊敬，我也尊敬他们。但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感情。
都是常人，直呼其名最好。
1998年10月16日
附记
我七十岁时，不少人称我为李老。比我大15岁马识途老人，认535为我这个在他心目中的“手舞足蹈”的少年，不能被称李老；为表尊重，可叫致公。从此，马老和文艺界一些朋友，称我为致公。
我离休后，曾居住在金杏苑小区。邻居对我的称谓五花八门：知道我过去职务的，冠以官称、或称李老师；保安叫我老革命；婆婆们和打工的叫我李爷爷；淸洁工“三朵金花”称我为老太爷；有些幼儿起初叫我爷爷，我宣布已有重孙后，他们又改叫祖祖。我认为，作为普通公民，叫个大爷，就很好了！
201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