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许川——写在许川逝世二十周年
缅怀许川——写在许川逝世二十周年
我和许川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七年半，从1983—1991年上半年。
一
1983年初，我和许川一起调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这之前，许川在四川日报社任副社长（实际上是总编辑），我在四川省出版局任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当时，全省（包括重庆）只有一家出版社。据说，宣传部这一次是调了几位“内行”去担任领导。
许川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管全面工作。我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和新闻出版。开初半年多，另一位常委黄启璪分管文艺工作，以后黄启璪工作变动，文艺工作就由许川直接负责。
许川曾经说过，文艺和理论是宣传部最难管的两项工作。“文革”前的许多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刀，“文革”后也有几次不是运动的“运动”。许多人不愿接触文艺这个“雷区”。有个笑话：亚公（李亚群）在“文革”前主管文艺工作，吃尽苦头；当马老（马识途）接替亚公主管文艺工作时，亚公向马老又鞠躬又作揖，说他找到“替身”了。当我主管文艺工作后，马老也对我说他找到“替身”了，只是没有对我又鞠躬又作揖。
许川与李致
我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也就干了。记得我和许川第一次讨论到文艺工作时，达成一个共识：以表扬为主；遇到问题，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搞神经紧张，不“整”人。我和许川长期合作得很好，这是我们之间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曾经经历两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文艺界颇有些紧张气氛。许川及时告诉我：省委常委讨论，认为我们省里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认真搞好学习就行了。这对稳定四川文艺界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一次会上，有同志不指名地批评许川和我，说运动没开始就这样表态，实际是在“包庇”搞“自由化”的人。事隔二十多年，是非自明，不用多说。
那些年，宣传部的确保护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无一不是得到许川的支持。
二
许川是部长，“一把手”，但他从不搞“一把手”说了算。他既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作风又很民主：重大问题，一律由部务会讨论决定；尊重副部长的分工，有关业务放手交副部长处理。如有关厅局负责人向他请示工作，只要涉及文艺或新闻出版的，他一般都请我参与，并先听取我的意见，他再表态。他从不绕开分管部长直接向下面布置工作。
有一次，文艺处要任命一名副处长。我建议任命的人选刚满二十九岁。当时还习惯于论资排辈，人事处有些为难。我表示，只要在岗位上能够胜任，就该安排应有的职位。经过多次讨论，许川同志说：“李致同志分管文艺工作，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吧！”部务会通过了这项任命。事实证明，这个任命并没有错。
正因为如此，宣传部的领导班子很团结，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宣传部分管的各厅局协会，许川一直不用“领导”二字。凡听见说“在宣传部领导下”，他总是说：“只能说在省委领导下。宣传部是省委的职能部门，起‘联系’的作用。”
许川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工作中有问题，他总是心平气和地与大家讨论，我没看见过他发脾气、训斥过任何人。在他的任期内，每到阴历除夕，他都邀我和他一起到宣传部宿舍，每家每户去拜年。春节后第一天上班，他总是约我和他到每一个办公室去走走，问问大家年过得好不好。哪怕时间不长，握握手，寒暄几句，都使同志们感到很亲切。正是这样，多数人都愿意接近他，敞开心扉和他谈话。
我曾住在出版局桂花巷宿舍六楼。许川为了与我交换意见，多次登上六楼，累得不断喘气。我的老伴则以香茗或咖啡款待他。
三
省委和省政府在1982年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
宣传部作为职能部门坚决执行，做了许多工作。我们都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邓小平、贺龙和陈毅等对川剧的关怀，也懂得如果川剧枯萎了，我们这一代人上愧祖宗，下负子孙。许川曾在一次会议上讲：“作为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如果不看川剧，能不能算合格的宣传部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许川是江苏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到宣传部以前很少看川剧。从参与领导振兴川剧工作起，他认真看川剧，并动员他的夫人周天相和子女一起去看。他说：“慢慢就看出味道了。”他是身体力行的人。
振兴川剧的方针是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在抢救、继承的同时，必须改革、发展。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必须探索。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议论纷纷是必然的现象。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改革步子迈得很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文化厅把《潘金莲》调成都演出，有同志反对。许川支持调成都演出，表示“可以争论，但要允许探索”。有人想把“自由化”的帽子扣在剧作家魏明伦的头上，许川是坚决保护魏明伦的。
许川积极参与振兴川剧的活动，我有专文描述。我多次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个江苏人，把名字取好了：许川许川，你真是许配给四川了！”
四
我和许川互相信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3年至一九八四年，部务会常开到晚十一时或十一时半。为节约用车，减少对司机同志的麻烦，许川邀我坐他的车，“亲自”把我送到盐道街出版社宿舍后，他再回家。
1991年，为祝许川、李致六十岁，李致夫妇与许川夫妇合影
省委曾考虑调动我的工作。1985年，许川告诉我，拟调我到另一个部门去做负责人。我一直喜爱文艺工作，表示不愿因为“进步”而离开宣传部。许川支持了我的想法。
我曾受到诬告。一位外籍华人送陈书舫（川剧表演艺术家）和我各一个条形的液晶屏电子钟。此事被告到有关部门，说我们收了金条。我向许川说明情况，并分析说川剧出国演出有很多困难，是我们求别人，别人绝不会因为求川剧出国演出，用金条来“贿赂”我。如果真有此事，我一定很高兴，这说明川剧在国外很有市场了。许川信任我，要我写四个字：绝无此事！我按许川的意见办了。
1988年，省委组织部拟推举我为省政协第六届秘书长候选人。我仍不愿离开宣传部。许川为此先向省委书记杨汝岱反映，我也直接向汝岱同志表明态度。几经反复，汝岱同志同意我身兼两职。许川和我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我万万没有想到：一贯举止有度的许川，竟高兴得把我抱起来，在他的办公室里转了一圈。
我大许川半岁。我俩满六十岁那年，我和老伴去许川家，与许川和夫人周天相合影留念。
五
谁知就在1991年，许川竟英年早逝，留给我无尽的思念。如果他健在，他还会做很多有益的事。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2011年9月27日
我和许川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七年半，从1983—1991年上半年。
一
1983年初，我和许川一起调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这之前，许川在四川日报社任副社长（实际上是总编辑），我在四川省出版局任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当时，全省（包括重庆）只有一家出版社。据说，宣传部这一次是调了几位“内行”去担任领导。
许川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管全面工作。我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和新闻出版。开初半年多，另一位常委黄启璪分管文艺工作，以后黄启璪工作变动，文艺工作就由许川直接负责。
许川曾经说过，文艺和理论是宣传部最难管的两项工作。“文革”前的许多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刀，“文革”后也有几次不是运动的“运动”。许多人不愿接触文艺这个“雷区”。有个笑话：亚公（李亚群）在“文革”前主管文艺工作，吃尽苦头；当马老（马识途）接替亚公主管文艺工作时，亚公向马老又鞠躬又作揖，说他找到“替身”了。当我主管文艺工作后，马老也对我说他找到“替身”了，只是没有对我又鞠躬又作揖。
许川与李致
我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也就干了。记得我和许川第一次讨论到文艺工作时，达成一个共识：以表扬为主；遇到问题，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搞神经紧张，不“整”人。我和许川长期合作得很好，这是我们之间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曾经经历两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文艺界颇有些紧张气氛。许川及时告诉我：省委常委讨论，认为我们省里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认真搞好学习就行了。这对稳定四川文艺界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一次会上，有同志不指名地批评许川和我，说运动没开始就这样表态，实际是在“包庇”搞“自由化”的人。事隔二十多年，是非自明，不用多说。
那些年，宣传部的确保护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无一不是得到许川的支持。
二
许川是部长，“一把手”，但他从不搞“一把手”说了算。他既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作风又很民主：重大问题，一律由部务会讨论决定；尊重副部长的分工，有关业务放手交副部长处理。如有关厅局负责人向他请示工作，只要涉及文艺或新闻出版的，他一般都请我参与，并先听取我的意见，他再表态。他从不绕开分管部长直接向下面布置工作。
有一次，文艺处要任命一名副处长。我建议任命的人选刚满二十九岁。当时还习惯于论资排辈，人事处有些为难。我表示，只要在岗位上能够胜任，就该安排应有的职位。经过多次讨论，许川同志说：“李致同志分管文艺工作，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吧！”部务会通过了这项任命。事实证明，这个任命并没有错。
正因为如此，宣传部的领导班子很团结，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宣传部分管的各厅局协会，许川一直不用“领导”二字。凡听见说“在宣传部领导下”，他总是说：“只能说在省委领导下。宣传部是省委的职能部门，起‘联系’的作用。”
许川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工作中有问题，他总是心平气和地与大家讨论，我没看见过他发脾气、训斥过任何人。在他的任期内，每到阴历除夕，他都邀我和他一起到宣传部宿舍，每家每户去拜年。春节后第一天上班，他总是约我和他到每一个办公室去走走，问问大家年过得好不好。哪怕时间不长，握握手，寒暄几句，都使同志们感到很亲切。正是这样，多数人都愿意接近他，敞开心扉和他谈话。
我曾住在出版局桂花巷宿舍六楼。许川为了与我交换意见，多次登上六楼，累得不断喘气。我的老伴则以香茗或咖啡款待他。
三
省委和省政府在1982年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
宣传部作为职能部门坚决执行，做了许多工作。我们都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周总理、邓小平、贺龙和陈毅等对川剧的关怀，也懂得如果川剧枯萎了，我们这一代人上愧祖宗，下负子孙。许川曾在一次会议上讲：“作为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如果不看川剧，能不能算合格的宣传部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许川是江苏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到宣传部以前很少看川剧。从参与领导振兴川剧工作起，他认真看川剧，并动员他的夫人周天相和子女一起去看。他说：“慢慢就看出味道了。”他是身体力行的人。
振兴川剧的方针是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在抢救、继承的同时，必须改革、发展。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必须探索。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议论纷纷是必然的现象。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改革步子迈得很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文化厅把《潘金莲》调成都演出，有同志反对。许川支持调成都演出，表示“可以争论，但要允许探索”。有人想把“自由化”的帽子扣在剧作家魏明伦的头上，许川是坚决保护魏明伦的。
许川积极参与振兴川剧的活动，我有专文描述。我多次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个江苏人，把名字取好了：许川许川，你真是许配给四川了！”
四
我和许川互相信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3年至一九八四年，部务会常开到晚十一时或十一时半。为节约用车，减少对司机同志的麻烦，许川邀我坐他的车，“亲自”把我送到盐道街出版社宿舍后，他再回家。
1991年，为祝许川、李致六十岁，李致夫妇与许川夫妇合影
省委曾考虑调动我的工作。1985年，许川告诉我，拟调我到另一个部门去做负责人。我一直喜爱文艺工作，表示不愿因为“进步”而离开宣传部。许川支持了我的想法。
我曾受到诬告。一位外籍华人送陈书舫（川剧表演艺术家）和我各一个条形的液晶屏电子钟。此事被告到有关部门，说我们收了金条。我向许川说明情况，并分析说川剧出国演出有很多困难，是我们求别人，别人绝不会因为求川剧出国演出，用金条来“贿赂”我。如果真有此事，我一定很高兴，这说明川剧在国外很有市场了。许川信任我，要我写四个字：绝无此事！我按许川的意见办了。
1988年，省委组织部拟推举我为省政协第六届秘书长候选人。我仍不愿离开宣传部。许川为此先向省委书记杨汝岱反映，我也直接向汝岱同志表明态度。几经反复，汝岱同志同意我身兼两职。许川和我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我万万没有想到：一贯举止有度的许川，竟高兴得把我抱起来，在他的办公室里转了一圈。
我大许川半岁。我俩满六十岁那年，我和老伴去许川家，与许川和夫人周天相合影留念。
五
谁知就在1991年，许川竟英年早逝，留给我无尽的思念。如果他健在，他还会做很多有益的事。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2011年9月27日